【作者按：我在《阳谋下的人生》书中第20页里提到一位“精神领袖”，最近自费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风雨峥嵘76年——一个在建国前就和人民持相同政见者的命运，献给建国60周年》。他征求我的意见。我不习惯于阿谀奉承，说好话。于是写了此信给他。 】
XX兄：
你的书收到好几天了，终于看完。
先说说我对于书籍分类处理的原则：凡是公家发的书，根本就没有资格摆上我的书架，也从来就不看，而是随便堆放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攒够一定数量就作为废纸卖给收破烂的小贩（那些花费公款大量印刷出来的文字垃圾只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有位作家说过：“过去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许人民受教育，不许读书。今天再这样做显然不可能了。今天的愚民政策是只允许人民接受某一种教育，读他们所允许的书”知道了这个，所以我就反其道而行：你要求我读的书我偏不读，什么新闻联播，什么党报，统统不看。你有主旋律，我有遥控器。
对于朋友送的书，则分别情况，或认真读，或随便翻阅。最认真读的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书，或向图书馆、阅览室借的书。不但认真读，而且要做笔记，或录入电脑，长期保存，以便经常阅读、体味。
再说对于你的书（我就不必客气说什么'大作'了）大体上全部看完。总的感觉是：我的书是强调和当局的'异'，而你的书则反之，极力强调和当局的'同'。为此，你甚至隐瞒（或者说'忽略'吧！）你的父亲的死。在很多地方，你强调你受到祖先良好的遗传基因（爱国、革新等等）如果是不明白具体情况的外人，一定要产生疑问：作者的父亲是什么人？难道就没有给予作者'遗传基因'吗？如果要研究遗传基因的话，最直接的遗传基因应该是来自父亲和母亲啊！父亲的遗传基因占1/2，而祖父的遗传基因仅占1/4，至于先祖的遗传基因那就更少，是若干分之一，微不足道，几乎为0，可以不计。因此，对于令尊大人决不应该回避，也回避不了。
你在以前电话里说过一句非常轻松的话'划清了界限'。 '划清界限'是在毛氏王朝人整人时代特定背景下的语言，是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段[应改为'借口']。在你的血管里仍然流淌着你父亲的血液，在你的头脑里仍然存在你父亲供养时所获得的知识。你划得清吗？在你的书名中有'76年'三个字，可是其中就有18~19年是在你父亲的经济资助下[学习和成长]生活，时间占4分之1，总不能删去吧？
再说，用得着划清什么界线吗？他是恶霸[土匪]吗？他有血债吗？没有！据我的印象：他就是一个当地的著名律师。从前我经常去你家里，多次见到这位老伯，给我的印象是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而这样老实巴交的老人，竟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杀害。罪恶的源头在哪里？完全是毛泽东这个屠夫残酷屠杀政策所造成的乱杀无辜。根据著名学者杨奎松的研究，当时杀人是有指标的，而这个指标又一再被毛泽东加码。例如上海本来上报计划杀300个，毛泽东说不行，上海这么复杂的大城市，应该杀1000！就这样，错杀了多少无辜？无法统计。这个账应该记在毛泽东的头上。你为什么不敢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都是不共戴天的。你岂能忘？是真忘记，还是假忘记？如果真忘记，就违反天伦、有逆人性！如果是假忘记，那是虚伪。 [虚伪的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 ]
也许你害怕，不得不违心地说假话。在过去的毛统治下的黑暗年代，情有可原。人都是怕死的嘛！我也说了不少的违心话。没有说过一句违心话的人恐怕活不到今天。但是，请你放眼看看今天的世界潮流和当前的现实，你还怕什么？这也难怪。你不会上网，不了解外面的新情况、新事物。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我写那本书之前，就看了北京大学的才子陈奉孝的《梦断未名湖》（境外朋友寄来的），还有王书瑶的《燕园风雨铸人生》，作者也是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 （请阅拙书最后那页，都有介绍）。还有《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内容是揭露三年人为灾难中各地死亡人口的具体情况，十分感人、催人泪下；全书80万字。可称传世巨著）一书在香港出版前，当局曾再三劝说他停止运作，彻回书稿。被拒绝。他在序言里说：“如果我为这部书而遭受不测之祸，也算是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献身”。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也是在香港出版，一时间风行海内外、万人争相传阅，真是'洛阳纸贵'。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局把他们怎么啦？现在不是都好好的吗？他们还照样积极参加许多有益于民主事业的工作（如61个人的签名、筹备6/4血案20周年活动等）可以这样说：如果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恐怕还要再建100座监狱。当局为什么不抓？这是当局的明智选择。不久以前，抓了一个刘晓波，就引起国际朋友纷纷写信给最高领导人，内容不详，但肯定不会是颂扬的吧？胡、温他们不能不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今天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不再是'流氓加政客'毛式痞子，而是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和世界潮流感召和教育的政治家。政治家应该具有政治家的智慧、世界眼光、现代思潮，还应该有顺应潮流的睿智决断和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不可能再做自毁形象、自我封闭、自绝于世界潮流的蠢事。他们更要考虑自己的身后名声、后人评价、历史地位等等。他们没有老毛那样的资本，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们只能、也只应该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善待并认真倾听不同声音的雅量来确立自己的执政业绩、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其次，再来说你所谓的“第二种忠诚”大可不必。一个曾经把上百万精英人士（包括你、我和我们的许多战友在内）打入社会最底层受尽磨难，大部分被迫害至死的所谓'民主国家'，一个在没有战争和天灾的和平环境下竟然饿死几千万饥民的国家，一个把上亿老百姓卷入空前浩劫、无辜死亡2000多万人的所谓'共和国'，一个把枪口瞄准手无寸铁的学生、硬是敢于[可改为'悍然']开枪，杀死几百个热血青年，血洗天安门的所谓'共和国'，一个把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都集中在极少数权贵手中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值得你这个曾经英勇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动政权而冒死参加地下民盟的老革命去“效忠”吗？ [有位作家说过：当你无法改变什么的时候，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对待这些事物的态度。说得太好了。 ]
你的书名副题是《献给建国60周年》请问：这60年中是否包括1957年？ 1958~1961年？ 1966~1976年？ 1989年？如果不能包括这四个令人诅咒的年份，那还是完整的60年吗？如果包括的话，那好：这四个令人诅咒的年份，你也要'献给'吗？最近当局在大力宣传“辉煌的60年”评功摆好。网上就有人发帖子质疑：难道其中1957、1958~1961、1966~1967、1989年等也算'辉煌'吗？那可就贻笑大方、令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要笑掉大牙啰！
你的书所一再表达的“忠诚”不禁使我想起了《祝福》里的祥林嫂，耗去多年辛苦所得微薄工资，费尽心机去捐门坎，为的是有资格参加鲁四老爷家里除夕的盛典，主人可以让她去端鱼。今天我们看来实在太痴心。那有什么意义吗？况且结果又令她更失望。她一个农村妇女，没有学识，值得原谅并同情。而你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又具世界眼光曾经到过国外学习、交流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也这样做，确实令人感到可悲。恕我不恭：你这是发什么贱呢？
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比如：同样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就始终对当局保持批判的态度，她还有个姐（或妹？）却被招安了，当上了政协委员（那可是全国的啊）。如果章诒和也来个转变立场，那恐怕要比这个回报会更高。可是她不稀罕这个东西。为什么？其父说过：“你最像我”。恐怕将来到阴曹地府，章老也只会承认她这个女儿，那才是真正的'遗传基因'。政协委员是什么？花瓶而已。再请看看李慎之，为抗议6、4事件，毅然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的职务，弃之如撇履。那可是个副部级的官啊！再看赵紫阳，老邓说了，只要写一纸检讨，仍然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后来又降格以求，只要口头认个错，也还可以保留中央委员。可赵紫阳就是不稀罕这些。瞧！什么算英雄？什么叫大视野、大眼光、大胸怀？什么是浩然正气？这就是典型，就是榜样！将来历史必定会为这些人大树丰碑。你不过是个南昌市的政协委员（你有什么权利？敢参政、议政吗？你能选举什么'公仆'吗？）可就在这个小小的政协委员，竟然把我们当年奉为'精神领袖'的你给招安了？价码也太低了。我为你感到可惜，实在不忍心听之任之，特地向你进一点忠告。拳拳之意，尚请鉴察！并恭请批驳。我的那本书，也请批评。我自问没有什么成就，但是从前被压弯的脊梁骨总算是挺直了，用不着再去昧着良心说假话了。图个什么啊？都这一把年纪了，最后的岁月总应该保持一点做人的起码体面和独立人格吧？
我们曾经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又是毛祸时代受到残酷迫害的难友，今天的思想却存在着这么大的分歧，这不奇怪。任何队伍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时时刻刻在变，在分化。当年的大右派、令人尊敬的钱伟长，在1986年却因为检举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等人筹划“反右派30周年学术讨论会”而为老邓赏识，赐给一顶“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帽。但是，将来的历史如何写？后人的议论如何评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应改为“那就很难说了”]。总之，人是在变的，不是变得更高尚，便是变得更卑鄙；[不是变得更坚强，就是变得更软弱]。
战友、难友、诤友：胡显中〔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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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ugust 2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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