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推动政改的正反两方面压力
意欲推动一个独裁社会的政治改革，必须具有足够的内外压力，特别是来自民间的足够压力，否则的话，期待独裁者主动放弃权力，期待权贵阶层主动出让特权利益，无异于痴人说梦。相反，如果国内民间和国际社会施加以足够的压力，再顽固的独裁权力也无法长期阻止政治改革的发生。在民间空间逐步扩张和对外开放日益加深的当下中国，能够推动独裁政权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分为正反两个方面，反面压力只有在正面压力的作用下，才能化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
正面压力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内的压力，包括体制内的改良运动和体制外的民间反对运动，体制内的改良运动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反对运动的压力是否足够大、持续时间是否足够长。民间的反对运动，包括经济上的产权改革运动和争取再分配公正的运动，政治上的反对派运动和知识界的宪政运动，社会上的人权运动（包括言论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免于恐怖的权利、免于不公正对待的权利），还有少数民族争取自治权利的运动，在某些条件下也包括民族主义运动等。
一 中国改革的两种逻辑
国内精英和西方舆论向来习惯于把中共政权看作改革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最关注的往往是中南海的动向。而在我看来，这样理解中国改革，既远离事实，也不公正。因为，现实中的中国改革始终循着两条相互较力的逻辑发展着：一条是执政党的显在逻辑，即为了保住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发动并坚持“做大蛋糕式”（效益优先）的跛足改革，用满足被统治者的温饱来换取民众对现行制度的认可。但是，官方的改革逻辑潜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1. 市场经济与垄断管制的矛盾。旨在维持经济高增长的经济改革，已经使市场化和私有化变成民间自发追求的目标，这种民间目标天然地抗拒政府的垄断式管制，即要求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民间经济，必然要求垄断式管制和行政权撤出市场。
2. 私有化及效率优先与社会公正的矛盾。在公共权力分配极为不平等的前提下，也就是在官权畸形强大而民权畸形弱小的前提下，做大蛋糕、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再分配政策，实质上变成了权贵私有化对全民财富的掠夺，而旨在克服社会公正危机的财富再分配，天然地拒绝“强盗式资本主义”。
3. 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官权腐败，而反腐败反剥夺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民间的最大诉求。这种官民对立使政权主导的跛足改革越来越丧失合法性。
另一条改革逻辑是民间的潜在逻辑，由市场制度和民间自利意识的自发动力构成，它不满足于官方固守的跛足改革，而主张政治和经济、私有化与社会公正相平衡的整体改革。在根本上，当下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绝非资源匮乏和人口太多的限制所致，也并非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是源于官权的富足和民权的贫困的制度性不公，没有政治权利的公平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利益的公平再分配。所以，民间的自发动力所支持的经济改革是指向自由而公平的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所反对的是垄断制度下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进而要求指向政治权利再分配的政治改革——民权的不断扩张和官权的不断收缩。换言之，民间逻辑（私有化及其个人权利意识）乃根植于人性的内在，一旦觉醒就难以逆转，自发地拓展自己的资源范围和社会基础，并以争取民权的诉求对官方逻辑构成挑战和压力。
两种改革逻辑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显然是官方逻辑主导改革，所谓“邓小平模式”、“江朱模式”、“胡温体制”等表述，就显示着对官方主导的无条件承认。而实际上，民间逻辑才是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比如：邓复出得力于“四五运动”的民意支持；最早开始的农村改革来自农民的自发行动；1992年邓南巡发动第二次改革，显然是为了弥补六四屠杀给政权合法性和他本人的声誉带来的巨大损失……）。民间的自发力量推动着改革，官方对改革的推动或阻碍取决于是否顺应民间压力。改革有所进展，是官方为了自保而顺应民间压力、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结果；改革受阻，是官方逆民意而动的结果。每一项改革都能进一步唤醒和释放民间力量，民间力量一旦觉醒便不可阻挡，政府的角色也就变得越来越被动，即，中共政权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进，大都是民间的自发压力累积到某个局部临界点的结果。也正因为现在的中共政权变得更实用、更机会主义，它才能对不断加大的民间压力做出灵活的政策调整，也才能在六四后维持住十五年的稳定。
然而，在中国的现行体制和官方奉行的跛足改革之下，稳定第一和权贵利益优先的改革策略，必然导致对中心城市和精英阶层的优惠收买，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以边缘地区的日益落伍为代价的，经济高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摧毁伦理为代价的，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和践踏社会公正为代价的。
二 “宏观稳定而微观动荡”的局势
必须看到，强权控制下的宏观稳定并不等于社会灰色区域不断扩张下的微观稳定，局部繁荣并不等于整体繁荣。事实上，对中国现状的相对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宏观稳定而微观动荡”：也就是说，在中共的强权控制之下，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民间反抗还难以发生，但全国各地的局部反抗却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平台，民间维权的表达空间和组织能力正在得到了飞速提升：
1. 农民、失业者等弱势群体要求公平的权利和分配的维权活动，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广东和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不例外，甚至在政治中心的北京也时有发生。民众的请愿、游行、上访，发动万人签名信，要求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冲击基层政府，最激进的维权方式是来天安门自焚。三年前，发生在东北辽阳、大庆等地的工运，累积参加人数高达10万人，持续时间将近一个月。现在，许多知识精英和法律界人士加入农民维权，他们为农民提供文字、物质和法律服务，帮助农民公布维权诉求，向外界透露地方政府对农民维权的打压、对维权代表的迫害。比如，律师俞梅荪、李柏光，记者赵岩，学者张耀杰等人，一直在帮助福建农民和河北农民进行维权活动。最近，四川万源区所发生的官民冲突，便是最好的例证：仅仅因为一件偶发的公务员殴打民工的事件，就酿成几万名民众围攻区政府的大规模群体抗争。可见，民众对官权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2. 六四后，中国民间的反对运动和人道救助运动，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其发言和行动已经完全公开化。以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六四难属，她们见证真相和寻求正义的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被誉为“天安门母亲”；更广泛的为六四正名、抗议文字狱和要求政治改革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也一直没有中断，甚至曾一度出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签名请愿运动和1998年的民间组党运动等民间反对运动的小高潮。这些纯民间的政治反对动运，尽管遭到现政权的长期压制，但十五年来从未中断过。每年的6月4日，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软肋和心病，令其头痛不已。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便捷的信息平台，民间议政和网络维权表现出持续高涨的趋势，已经成为中共难以有效控制的一块民间园地。
3. 法轮功学员和地下基督徒反对宗教迫害、要求信仰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民间宗教运动，也在全国各地持续存在。而且，法轮功问题已经国际化，全球起诉江泽民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其他高官的活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基督教的地下教会及其信徒在官方的打压下，非但毫无减少，反而持续增加，据估计地下教徒已经高达7000万左右。传道人坐牢的人数和时间，比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要多得多，同时，教徒们对民间宗教信仰的坚守和对官方教会的拒绝，即他们对宗教自由的追求，甚至比民运对民主的追求更为坚定。
4. 知识分子要求言论自由的运动的此起彼伏、不断高涨。首先是新闻人本身在推动新闻自由和媒体民间化的运动，使许多官方媒体日趋民间化和开明化，比如广东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报系》和半月刊《南风窗》，构成中国最开放的媒体群；北京的《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新闻周刊》、《财经半月刊》和《三联周刊》等，也已经进入偏向民间价值取向的一边。其次是知识分子对中共打压言论自由和制造文字狱的反抗，在抗议中共的互联网管制条例、刘荻案、杜导斌案、蒋彦永案等文字狱上发动了规模可观的网络维权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新闻界和知识界对“南都案”的广泛关注，导致广东地方当局不得不在二审时改判，分别把一审时喻华峰的12年和李民英的11年的量刑减至8年和6年，而且最终释放了该报主编程益中。没有民间的强大压力，如此大的减刑幅度和无罪释放是不可能的。另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敢于公开挑战中共的言论管制，北京大学新闻系教授焦国标公开发表批判中宣部的长篇檄文，青年干部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公开致信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为“南都案”鸣不平，《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卢跃刚写出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亲历的历史揭开了中共管制媒体的黑幕，批评他对中青报的蛮横打压。北大教授贺卫方公开抗议官方对“一塌糊涂”网站的查封。
5. 中共体制内的异见不断出现。党内的开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始于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不同于李鹏、江泽民，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甚至新上台的胡温与前任江朱的不同也很明显。同样的省部级高官，鲍彤、李慎之、李锐、朱厚泽、杜润生、江平、胡绩伟等老先生，无论是在朝在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公开言论，与中共的主旋律完全不同，特别是六四之后，他们的异见已经变成了民间政见的一部分；同样的广东省委，前几届省委书记和现任省委书记对本省的开明报刊的态度就完全不同；同样的团中央书记，前几任书记与现任的赵勇对中青报的态度就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在1999年，李慎之先生率先打破沉默，发表了引起巨大反响《风雨苍黄五十年》，标志着六四后沉默十年的体制内异见的重新崛起。进入2004年，民间维权运动的一种令人欣慰的进展，就是体制内的著名知识人接连向中共的言论管制发出尖锐的挑战。身为党员和军级军医的蒋彦永大夫，先后在SARS危机期间和六四15周年前夕，发表了全球关注的体制内异见，由此被誉为民族良心和真话英雄。身为社科院退休研究员的茅于轼先生，多次参与民间的政治性维权活动，公开支持六四难属和声援文字狱的受害者。而两位老先生不过是体制内异见的代表。其他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和周其仁先生，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和徐友渔先生，历史学者秦晖先生和朱学勤先生，农民问题专家党国英先生、于建嵘先生和张英红先生，法学家贺卫方先生、萧瀚先生，律师张思之、莫少平、许志永、浦志强等先生，新闻学教授焦国标先生和展江先生，新闻记者卢跃刚先生……等等，都经常发出不同于体制要求的异见。
6. 民间经济的不断壮大和国有经济的不断萎缩，催生出私营业主阶层对市场公正和私产权保障的诉求。一方面是民间为捍卫私产的自发抗争：私有权意识的觉醒和保卫个人财产，已经成为民众自发反抗权贵私有化的主要动力，无论是持续不断的上访风潮，还是各地频发的围绕着强制拆迁和土地开发形成的官民冲突，核心问题是保卫私产和掠夺私产之间的较力。另一方面是民间推动保障私产权的立法进程：民众通过向各级政府提出产权诉讼，通过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呼吁，通过越来越倾向于民营经济的工商联，更通过进入各级人大和政协的代表，不断要求从立法上保障私产，从政策上废除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几乎每年的中共两会（指人大和政协），皆有来自工商联和代表呼吁保护私产入宪的提案。也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中共在修宪和立法中，不断加强对私产权的保护，减少对民营经济的歧视。2004年的修宪、《行政许可法》的生效和《物权法》的即将出台，可以被视为中国私营经济和民间维权运动的初步胜利。
7. 民间维权对国民的社会性权利的关注。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社会各界便不断通过舆论呼吁展开民间维权，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受损给予关注。1997年，十几名著名知识分子为河南一位被冤判死刑的青年农民曹海鑫大声疾呼；2001年上半年，国内各媒体曾广泛关注“割舌事件”，即山西省岚县公安局为了封人之口，用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嫉恶如仇的青年农民李绿松。之后，又接连出现了“延安黄碟案”、“乙肝歧视案”、“李思怡案”、“黄静案”“孙大午案”、“宝马案”、“吕淮民案”等民间维权活动。最著名的维权案当然是“孙志刚案”：惨死于广东收容遣送站的大学生孙志刚，在民间的广泛而强烈的关注下，终于导致实施了几十年的恶法“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还有以高耀杰、万延海和胡佳等人为代表的民间对爱滋病防治、对爱滋病人及其孩子的人权的长期关注，终于逼迫中共政权在艾滋病问题上转变立场，由隐瞒、打压转向公开承认和积极防治。
同时，“宏观稳定和微观动荡”的局面，也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上，胡温体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对“执政能力”的强调，从另一个侧面凸现了执政党的内在危机。在现行体制下，这种内部危机起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 愈演愈烈的腐败难以遏制。尽管此次全会抛出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来作“反腐秀”，但涉嫌赖昌星走私案的贾庆林、涉嫌周正毅金融案的黄菊，即便不以腐败嫌疑进行调查，起码也该负有领导失职的责任。然而，贾、黄二人仍然坐在四中全会会场的最前排。当下的中共反腐败，既没有司法独立的“特权式反腐”，即只有中共政治局及其中纪委才有查处高官腐败案的权力，也没有透明监督的“黑箱反腐”，即对于高官腐败案，独裁寡头们决不会轻易地让某一高官身败名裂，无论此人的公众形象多么臭名昭著，此人的家族成员多么腐败，也会安然地逍遥于舆论监督和司法查处之外。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鹏，如果他能提前出局，他的家族腐败得到公开曝光和司法追究，绝对有利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重建。而李鹏之所以一直到十六大才“圆满”结束任期，他的涉嫌“新国大集资案”的儿子之所以至今逍遥法外，就在于中途“倒李”将危及整个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只要不破除特权化黑箱化的反腐潜规则，不从独立于党权的制度反腐入手，腐败就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2. 政令不畅和权威效力的层层递减的局面难以改观。当改革唤起了国人的自利意识之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获得了畸形膨胀，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利益至上”，国人也越来越变成疯狂的金钱拜物教的信徒。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上级利益与下级利益、中共政权利益与官员个人利益之间的分化、冲突也日趋激烈，加之金字塔式垂直权力结构的代理链条过长，中央的每一政令在向下贯彻的过程中，必然遭到地方利益集团的层层稀释，也必然被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官扭曲。当一个政令从中央到达乡镇之后，其政令已经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其效力也已经消失于无形的稀释之中。官方媒体经常抨击“三令五申却全不见效”的现象，即便贵为总理的温家宝，也要为解决一个小地方的个案连续下达三次指令。
3. 中共的官员和党员的信念丧失、忠诚度下降的局面难以改变。现在的中共政权已经全无道义凝聚力，官员对政权、下级对上级的“效忠”，早已不再是对信念及从政道德的坚守，而仅仅是基于乌纱帽及其既得利益的有无和多寡。看看那些身陷囹圄的贪官们的临终自白，在讲到自己堕落的原因时，大都要讲到如何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而丧失了为官的信念和道德。这种主要靠利益交换维系的政权与雇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必定沦为“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于是，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不足，只能靠政绩来弥补，经济高增长变成最大的政治，变成维持独裁政权和权贵利益的核心手段；中央及其高官的权威不足，只能靠利益收买和乌纱帽要挟来弥补，官员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变成了主要的从政激励，也变成了维系“官场忠诚”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跛足改革导致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局面已经形成，政权利益分化为无数权贵集团的利益，集团利益最终要量化为权贵家族及其个人的利益。所以，现政权抓住垄断权力不放，大小官员拼命向上爬，再也不是为了任何道义的理想，而仅仅是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毫无政治信念和从政道德的刚性利益集团面前，“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誓言，不过是吐向铜墙铁壁的口水而已。
如果胡温没有超越邓模式的改革魄力和政治智慧，他也将像其前任的江一样，无法收拾跛足改革留下的危机重重的残局；如果中共的执政不逐渐走向法治化的“民权扩张和官员收缩”的话，加强执政能力的结果，也不过是操控民意和盘剥民间的能力的强化而已。其结果，将是更腐败的官场、更贪婪的掠夺、更蛮横的“恶法治国”和更激烈的民意反弹。
也就是说，社会的各阶层共同要求反腐败反歧视反迫害和争公正争民权争民主的运动，最终都将指向反独裁而争宪政的政治改革。由此引发的个人性和群体性的民间维权运动，每天都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自六四以来，即便在官方最需要稳定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激进的民间维权行动的多发地，多起自焚事件昭示出强权下的稳定是多么脆弱。
── 原载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Tuesday, July 2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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