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
2009的3月19日，章诒和于《南方周末》发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原来当年聂绀弩的一帮好朋友（包括吴祖光）都是告密者，是他们合力将脊梁突出的聂绀弩送进监狱。不过，务请今人注意，告密当年不叫告密而叫“忠诚”。同一行为，两种称呼，性质似乎就有了差异，这就是当年的大气候大背景。
4月30日，又从《观察》读到旅美老同学曹长青的《从我四次被“告密”谈起》，读得我思绪再飞，叹息不已，不免想到自己也曾“享有”的待遇。
本人与曹长青乃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同窗，低他一届的七八级。虽然当年与他走得甚近，“大路社”诗歌组长接班人，但毕竟没有他树大招风，没有引来官方“重点关注”。说实在，此前本人钻了八年山沟——大兴安岭筑路小力工，从文史常识到概念逻辑，满脑一水儿赤左装备，进得黑大，一时不辨东南西北，只有体力没有智力，只有青春没有思维，只有大愚若智的木讷，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野心”（当年绝对视为非分的“不谦虚”）。尤其对政治，无论家人戚友还是个人经验都告诉我：必须远离，沾碰不得。且以“不关心政治”为遗世独立的仙风道骨。
但我终究脑有反骨，不甘随大溜，尤其思想与文件差距相大，实在不甘心当“螺丝钉”。大学毕业后，分入浙江省政协机关。最令我苦恼与拎心的是每周学习，必须发言，挨个来。本人既不愿说谎话又不能说真话，因此只能说套话，每次发言都像上断头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学习对机关干部必不可少，至少是思想空间的一种占领，厉害呵！
我经历密抄是在“六•四”后。其时，本人岁入三旬，读史有年，国事渐明，反骨日凸，麻烦也就跟着来了。那会儿，本人供职浙江一所高校。这所高校“动乱”期间在杭州中心广场颇有作为，“平暴”后理所当然受到重点关注，上峰特派要员出任党委书记，重点查找“动乱源头”。由于本人曾在广场上演讲（被公安录音），又参与广播站审稿（其实奉校领导之命，防止过激言论），自然而然陷进去，平时言语又多出格，乃是本校教师第一“出头椽子”。“六•四”刚过，巿公安局就想找我“谈话”，此时的校党委书记根据历史经验，力保部属，说我至多只是思想激进，决无反党，尤其没有参与“组织”之嫌。如此这般，本人滑过“六•四”后的清算。
但是，不久党委书记换人，新任书记一来，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一则“反和平演变”烈焰正炽，上峰督查甚严；二则新任书记衔命而来，必须以政绩示身价；三则此人年近六旬，退休在即，欲求延聘，必须“立功”。总之，他是带着“立功”之心就职，必然有所动作。因此，作为“第一椽子”，本人这次难再滑脱。此外，本人有一致命缺陷：只是从书本上、从长辈处摸知反右，自诩观史通今，毕竟实践经验尚欠，仍不知“沉默是金”，不知如何自我保护。
一天，忽接教务处通知：停课检查。理由为二：课上攻击获奖电视连续剧《渴望》女主角刘慧芳；二、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一代枭雄”。两条罪状，后者为本人原创；前者不过是转引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司徒慧敏之子）语录，他不久来来杭讲学，说他一点都不喜欢逆来顺受的刘慧芳，如果他有这样的老婆，一定将他从窗口塞出去（讲课地点为九楼）。我当然明白新任书记在拿我祭刀，“欲加之罪”而已。但我不明白新书记何处得知本人这些语录？一调查，原来此人不耻下听，那日潜入课堂，伏于一高个学生之后，且本人一向坐着讲课，一般不抬头观堂，“阶级斗争警惕性”很弱，被他觑空偷听一节课。按规矩，领导听课，就算不事先通气，进课堂前总得打一个招呼，他轻轻地来，悄悄地去，自然“意在沛公”。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本人以待罪之身等待发落。
新任书记运用组织力量动员与我有接触的师生，要求他们揭发我的“反动言论”，大有要我好看之势。岂料，星移斗转，时代不同了，革命群众觉悟有了大提高，居然没有一人向他提供一条“有价值材料”。其实，以我平日的放言无忌，以我毫无防人之心，只要有人愿意，绝对能够提供十条以上的“反动言论”。估计新书记也是这样预计的。可偏偏让他失望了。然而，新书记既已捉虎，自然不愿轻易放虎。他仍向省高校工委打报告要求处分我，无奈仅凭他密抄的两条言论与我那点“六四”老账，实在难以定案，无法扣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只得“放”我，但还是逼我在系里做检讨。两位有反右经验的前辈嘱我：千万不要自扣屎盆！我当然不愿做检讨，便以做报告的气势（如撑按桌面、举目巡视）读检查，新书记很不满意，但也只能就此下坡，让我回到“光荣的讲台”。
不久，我竟窥得新书记的深层内心，明白原来江河有源呵！正巧，我系主任换人，新系主任第一次当官，无有经验，新书记便向他秘授官诀：当领导一定得下面有眼线，且得别人不知道他是你的人，不予提防，这样他才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领导才能得知下面的“一举一动”，才能有威信。这位1950年代“过来人”被新书记教育得毛骨悚然，低声对我说：“真没想到，当领导原来要这样！真是听他一席话，胜读一生书！”
这位新书记学出复旦新闻系，当时在学校就是反右积极分子，毕业后分配至浙江省委宣传部（当然是得重用）。看来，积力多年，很有些经验了。只是，他这会儿有点不逢其时，难演反右故事，对我这根“出头椽子”只能虎头蛇尾。一年多后，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发表，风向有变，“反和平演变”不得不停止，“新书记”一下子蔫了，“失业”了，我以为熬出头了。然而，寒冬虽过不等于暖春来临。此人任上，本人被定“六四分子”，系主任三次打报告要求提我为副系主任，他一句“裴毅然嘛，学术上发展”，断了我的仕途。此人退休后，接任书记倒挺欣赏我，数次想提我，人事处长仍以“六四分子”力阻，接任书记只能实告：“裴毅然，你走吧，调个单位吧，不要在这儿浪费大好光阴了。”我这才发愤向学，43岁入复旦攻博，46岁调沪，实现“学术上发展”。
如今，我还真有点从心里“感谢”那位书记，如果不是他“阶级立场”坚定，不是他定我“六四分子”，我怕还不会如此清晰看清自己的前途，不会如此坚定“学术上发展”，不会因亲身感受“左”而发愿研究“左”，不会真正“把一切献给党”。
本文之所以不列校名不称人姓，一则本人身处寰内，有所不便；二则恕道待人，能恕则恕吧。有什么办法呢，赤左烈祸，本人不过受点“余绪”，本文不过留点记忆在人间，只是想告诉后人：曾有这样的左人！曾有这样得到指令的左行！曾有这样不可告人的“官诀”！
无论如何，告密成为文化，成为文化人的一种常态现象，必须予以剖析，既要算历史的大账，也要算每个人的小账；既要见林，也要见木；毕竟，宏观历史是由微观个体组成，没有细胞，哪来整体？没有一个个具体的告密者，哪来巨、浊浪翻腾的告密文化？就“聂绀弩友人告密”而言，让后人看到真实一幕，不对历史藏拙掖丑，至少有利于他们认清当时之实况，让他们看到“告密”变“忠诚”的可怕，荒谬只有被凸现，才能成为长鸣之警钟。当然，所有算账都只在道义层面，也只能在道义层面，难道我们还会去找那些告密者的灵魂算账么？难道我们会像他们一样低层次么？但是，道义清算是必须的。很简单，如果我们连直面道义的勇气都没有，还能得到道义么？天下苦秦久矣，寰内苦无道义久矣！所谓潜规则大行，成为公认的“第一力量”，道义还能不四处躲藏么？
2009-5-1于沪•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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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0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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