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典伟
中国近30年经济取得的卓越成就，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百业凋敝形成对比，更让中国的一些精英狂妄地相信，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不需要再「折腾」什麼。殊不知，经济繁荣并非社会进步的全部……
曾经说过「台湾的总统选举是天大的笑话」、「我风流，但不下流」的香港影坛巨星成龙，很久没有石破天惊的宣示了。但他4月18日於海南省小镇博鰲举行的亚洲论坛上连放几砲，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他说不太确定自由社会是否适合中国，他认为「中国人需要被管」。
在发言引起中港台地区一片譁然之后，儘管成龙声称他的话被媒体「断章取义」，也有人画蛇添足替他解释说，他其实指的只是演艺界诸如陈冠希「艷照门」一类的乱象。但根据香港「苹果日报」较完整地记录他的整段话来看，他讲话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并不太容易被曲解。他的原话是这样：
「回归这10年后，我是在香港长大的，我也不知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正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需要管的，如果不管，一开放，我们就为所欲为。我到新加坡去，为什麼不能吃口香糖？原来不吃口香糖是对的。我给你吃口香糖，那些人就黏在桌子上、摆在椅子上，根本不自爱。很多人不像美国、日本一些地方，会自动地自爱，你不自爱的时候，政府就会管你。我开放，给你为所欲为，到今天，有些人滥用言论自由，滥用文化自由，滥用了人权自由，去滥用了。」
成龙的上述表态，除在现场获得商业领袖们，即富人、精英层的掌声外，在港台一片譁然，不令人意外，即使在中国大陆也几乎无人喝彩。有人甚至要发动10万网民欢送成龙去北韩，让他好好尝尝被「被管」的滋味。
咀嚼起来，成龙的话有几大误区，一是把自由当作乱的根源，觉得给了你自由，你就为所欲为，胡作非为；二是把自由与管治对立起来，他是否觉得大陆有太多自由，并不清楚，但至少觉得港台都太自由，民眾滥用了言论自由、文化自由、人权自由，所以要管；三是觉得中国人不像美国人、日本人那样自爱，活该被管。
误把自由当作乱源
成龙的这番话不由让人想起，约20年前「六四事件」发生后，他是香港艺人中，针对北京採取「断然措施」而站出来说「不」说得最响亮的人之一。而当时北京当局採取措施的理由正是称发生「动乱」其至「暴乱」，正是学生们在「为所欲为」。成龙如今的表态，不知是否他经过20年的观察、思索，觉得今是而昨非？他是否也觉得中国大陆的自由太多了，也被滥用，所以才导致「动乱」的发生？
竟怪老百姓不自爱
不过与时下中国大陆一些所谓主流精英人士的观点相比，成龙的话，对中国人已经很客气。他还只是说中国人因为不自爱，所以要管，比起曾经担任过中国商务副部长的博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的「刁民论」来，他对同胞似乎要抬爱多了。
据广州「羊城晚报」报导，去年6月28日贵州瓮安「打砸烧警局事件」事件发生后，龙永图在一个研讨会上，针对这一事件，义愤填膺地说：「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他的「刁民论」是不假思索地把事件的责任推在「不自爱」的老百姓身上的，却完全漠视「刁官」的存在正是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的事实。
如果当时不幸是龙永图担任贵州省的父母官，此次「瓮安事件」后可能就要对百姓实施专政了。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没有那样做，他不仅誓言「我们绝不能用专政的手段对待民眾」，还含泪向瓮安县的父老乡亲三次鞠躬，并公开道歉，事件就此平息。
成龙的话，比起北大教授孙东东的「精神病说」来，对同胞似乎也抬爱多了，至少他口口声声说的「不自爱」者，是「我们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但孙东东这位顶著中国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大司法鑑定室主任头衔的知名学者，3月23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谈时，竟丝毫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没有提出任何研究报告的情况下，就武断地指斥：「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批上访户精神障碍
此言既出，惹来不少被他归为「精神病患」的老上访户，前往北大门口静坐抗议。不过孙东东的态度倒比成龙诚实和诚恳，他没有把责任推卸给媒体，说是媒体曲解了他，而是在不到半个月就道了歉。连中国公安部信访办副主任李竹红也出来为弱势的上访民眾撑腰，她说，「上访群体80%都是农民，绝大多数都是社会最底层，也是弱势群体……绝大多数上访群眾他们最初反映的诉求是有道理的，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平白无故地就来上访」。
正如任何国家的公民一样，中国人并非不需要管，否则干嘛需要纳税人缴税去供养一个政府存在？但管，不是因为他们不自爱；管，也不是君临天下。况且中国并不缺少管，而是管得太多、太严，而且常常管的不是地方；中国民眾享受的自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朱鎔基还在当上海市长时，有次访问纽约，就对纽约市长说，「你这个市长比我好当多了」，他就认为中国的市长管得太多。
其实管得莫名其妙
因为管得太多，所以该管的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因为管得太严，所以不该管的往往也管了。
前不久，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省灵宝市青年王帅，因在网上发帖反映灵宝市政府违法徵地，灵宝市当局就派出警员，以涉嫌「诽谤」的罪名跨省追捕，到上海把他押解回乡，在看守所裡关了他八天。王帅虽然后来因为得到中央电视台的鼎力相助披露了这一事件，使相关人员受到处分，他还获得了人民币780多元的国家赔偿，但这一案件说明，中国人并不是因为不自爱，也并不是因为滥用自由，但却被「管」得莫名其妙。
「王帅案」被披露后，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件被揭发出来，甚至全国各地每天都有50多通电话向他投诉，向他求助，他无奈地说，他现在成了编外的「信访中心」。近日内蒙古也有一个「王帅案」被披露出来。39岁的男子吴保全因为在网上发帖举报非法占地，在2007年和2008年两次被跨省追捕，上诉的结果竟是刑期由一年改为两年，说不定再上诉，就会加为三年。
此类事件中，最该管的恰恰不是那些屡被侵犯利益的老百姓，而是无视法律为非作歹的官员，因为他们向来都是「以人为『笨』(本)」，老百姓则只有「当家做『猪』」的份。
大陆官方的「人民网」刊出一篇「成龙大哥，你尝过被『管』的滋味吗？」说，「自由了，就乱；中国人，要管——听在中国人敏感的耳朵裡，这两句话的弦外之音，似乎能理出这样的逻辑：中国人非管不可，根本不配有自由，有了就乱。」
评论者指出，成龙估计没有遭遇过「不自由」，也不曾遭遇过被狠狠地「管」，所以，他不明白被「管」的滋味。其实早在有皇帝的那年月，中国人就被管了，管著管著，就把臣民管成了只会口呼万岁的奴才。鲁迅就说过，「中国自古只有两种人：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许多人现在还这样被管著，而且习惯被管著。
臣民早被管成奴才
成龙之所以过去创造了那麼多好作品，就是因为有言论自由，创作自由的空间，如果他也被中宣部要求歌颂主旋律，要服务於「三个代表」，要报喜不报忧，要每部影片都送中宣部审查，那他的许多作品都过不了关。前不久他就有一部「新宿事件」因「有太多暴力镜头」没有过关，被「管」掉了。
他在大陆的许多电影同行的电影作品，也是这样被「管」掉了，大笔投资和辛勤的汗水都付诸东流。对成龙来说，他的作品在大陆被禁，顶多是没有「锦上添花」而已，他还有台湾、香港市场可以赚钱，但大陆同行送审中宣部的电影若通不过，作品就好像被判了死刑，只好喝西北风。无怪乎他的大陆同行会说，这位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在一封致成龙的公开信中，推荐成龙读一本书叫「逃避自由」的书。他说，当一个奴隶获得自由的时候，他觉得自由是一个不堪重负的东西。他只想在他的框架之内做他愿做的事情，只愿享受自由带来的好处，但是不能忍受自由带来的代价，所以要「逃避自由」。
现在中国人谈民主、自由制度的时候，总有一种焦虑，即民主到底是不是适合中国。有人认为中国实行民主就乱了，或者中国民主的教育程度、素质太低了，还不足以确保他能够参与和享受民主制度。
而台湾甚至泰国政坛的「乱」象，正给他们拒绝自由、民主的绝佳的藉口。中国近30年经济取得的卓越成就，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百业凋敝形成对比，更让中国的一些精英狂妄地相信，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殊不知，经济繁荣并非社会进步的全部，中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政经脱节的初级阶段。
── 原载 世界日报
Monday, May 0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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