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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历史科学的尊严

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历史科学的尊严






李昌玉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右派,为捍卫历史真相,不顾年高体衰,风烛残年,握管挥毫,走进了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领域。这是值得庆幸的事。这里我漫谈一下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基本观点。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至高无上的学术尊严。那么,历史学的学术尊严是什么呢?就是捍卫真相。如果历史学丧失了真相,不是追求真相,揭示真相,而是想方设法地屏蔽真相,掩盖真相,禁绝真相,使历史学成为御用的奴婢,权力的工具,那么这样的历史只能叫伪史,这样的历史学实在是学术的耻辱。

半个世纪前,中国历史学界展开过一场大批判,批判历史研究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这种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主张研究历史要以史为据,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也就是认为历史研究要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必要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可是,根据毛泽东认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蛮横地认为,研究历史要以论带史,根据观点去寻找历史材料,结论必须符合既定的观点,符合某种设定的观点,如果材料不足不够甚至没有,甚至相反,都可以随意剪裁,嫁接,改造,编造,而且还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要符合共产党的主观利益。

这种因为垄断了一切部门而取得的独家话语权,主宰了中国历史教学、科研、出版的一切领域,其流毒遍及国中,祸延子孙。

毛泽东亲自主持写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一个按照主观需要铸造历史的样板,在一些关键历史事实方面充满了伪造的谎言。这方面,早年参加革命,经历了延安整风的何方先生,他写下了洋洋大观的著作《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做了翔实而详尽的披露。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的史又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如果许多历史问题不准谈,遍设禁区,严守舆论一律,那样编出来的史就不但无法‘为鉴’,而且也不成其为史了。试想,如果在建国后的党史、国史和领导人的传记中,去掉(淡化或一笔带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那还有什么历史,还谈什么接受经验教训?然而在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宣传教育中,这却是主流现象,几十年来就一直盛行造神造假运动,至今不衰,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还有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的趋势。”(《沉重的反思——写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出版之际》)这话是四年前说,现在的情况是证明了他的预见,舆论禁令有过之而无不及之。

其实,求真写实正是中国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优良传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写作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种以“实录”的精神当作写作历史的指南,在当今已经变成了人们难以企及的理想,或者说,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从来就存在着求真、事核和虚美、隐恶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斗争。一切拥有专制权力的权势者胜利者总是采取虚美、隐恶的手段来粉饰自己的历史,以骗取统治的合法性。林彪有句经典名言,叫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历史事实究其实是谎言,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各种小说、电视剧、红色旅游,反复重复,于是大家都深信不疑了。谁也不会反问:难道这样的事实竟然是谎言吗?

我们熟知,正是在延安整风当中,毛泽东大声疾呼,提倡实事求是的党风学风,但是,在反实事求是方面,他却是身体力行,树立了极为恶劣的样板和先例。从肃反、抢救运动到最后亲自主持写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了反实事求是的经典文本,中共党史研究和写作的圭臬。例如几十年来,中共的党史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就是一个最著名的谎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个经过七大正式通过的历史文件,在七大通过之后,甚至于全国解放之后,毛泽东还可以按照个人的需要,对这个文件作出某些修改。在毛泽东手里,历史事实成了泥人张手里的泥巴,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弄。

前有车,后有辙。自命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也效法毛泽东,主持写定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例如把毛泽东发动、他忠实执行的反右历史,认定为正确的必要的,步毛泽东的后尘,为自己文过饰非,肆意篡改历史,为他的继任人定下了调子,使他们不敢否定自己的历史错误。

毛泽东最害怕的是死后被鞭尸,清算他的罪恶。邓小平自命为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主持写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也要避免死后受到清算。

在延安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篡改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把遵义会议选出的总书记张闻天一笔抹杀,使毛泽东提前四年成了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人。海涅说:“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这是诗人的呓语,毛泽东正是因为亲自动手改写历史,他确实是不断地“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依靠谎言欺骗党员和臣民,所以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到无人可以制衡他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祸国殃民。

有意思的是,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用不着再重提遵义会议的历史,可是在讨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历史,并且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为了维护这两者的历史地位,陈云提出加写建国前“历史的回顾”一章。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说干得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取得了胜利,“以长补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而且维护毛泽东,说到底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陈云同志讲,一定要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这样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几乎是画蛇添足地加写了一章,再次重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问题在于邓小平和陈云都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他们不但不站出来澄请历史的事实,而且继续坚持谎言。

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即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如果属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是多么地不可靠。

既然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于理于法都显得缺乏根据,那改为“实际上”确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应该说“实际上”也并未确立。

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共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但还不能说洛川会义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毛泽东被奉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连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样具有关键性的历史事件都可以造假,那么还有什么历史不可以随心所欲地篡改呢?这样的党史学还有什么尊严可以夸耀呢?

中共的历史是一部真伪混合、是非颠倒的历史。

日月不居,天地轮回。我们这些受到上帝保佑,幸存至今的七老八十的老右派,竟然也有幸来写作自己亲见亲历的历史。广义地说,追求真相是历史科学的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是历史研究的尊严和荣誉,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职业操守和良心。这些准则完全符合当今总书记胡锦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当然要以科学历史观为前提,例如“以人为本”正是导源于毛泽东反人权反人性反人本的错误理论,因此科学历史观当然要以追求历史真相为最崇高的境界。但是,不幸的是,当今“真理部”,也就是中宣部却在言论界出版界新闻界封杀中共执政的历史,凡言说土改史,镇反史,反右史,大跃进史,文革史以及中共真实历史的文章、书籍、影视作品,一律开红灯,封死禁绝。与之相对,大力推行所谓“红色旅游”,红色影视作品,以图解真相的生动形式,来灌输伪造的历史,给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洗脑”,培养形形色色的“愤青”和愚民愚官。篡改历史伪造历史成了中共得心应手的技能,炉火纯青的手段,厚颜无耻的本性。

因此,写出我们经历的见证的历史,成了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先生在他的回忆录《狱里狱外》的自序中说:“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一位在四川沙坪农场劳改、亲手掩埋过百余名难友的林宪君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这批当年20多岁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翁,何况我们说真话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不是吗?我们这些幸存者有责任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一位不该被遗忘的预言家——于勉》)

这是我们这些曾经有幸身入右林的老人的共同心声。1957年反右时候,据官方公布,55万人落难,年龄最大的右派是上海的文史界耆宿冒广生,86岁,最小的只有15岁,健在于世的还有多人,但他们也六十多岁了。江山催人老,岁月添华发,想想我们的许多难友,应当是55万中的多数人,带着永远的遗憾,早已就木,只是不知道在不分阶级的阴曹地府里,毛先生是否还能够对他们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还有幸苟活于世的老右,不少人可以尽情享受天伦合欢、含饴弄孙的乐趣。当风清月明、夜深人静之时,我们经历过见证过一页页一章章的历史,我们亲身感受过的毛氏阶级斗争疾风骤雨的伟大勋绩,我们难以释怀的历历往事,是否还会暮然回首,涌上心头泥?这时,请把你所记忆的历史真相记录下来,条分缕析,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深处遥远遥远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子孙和后来者:我们是沿着一条怎样的“改造大道”走出了那22年的苦难的历程。

著名的电影导演谢晋日前逝世。他拍摄了中国仅有的三部描写右派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因此我们要致以深深的敬意。虽然这三部电影远远不足以反映反右运动的历史和右派的悲惨命运,但是随后连这样的影视作品也成了拍摄的禁区。

几十年来,中共党史不断修改,但目的不是要修改成为一部“信史”,而是修罅补漏,使谎言圆满成真。

今天中国执政党的贪赃腐败,社会的道德沦丧,都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包括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其来有自,就是一党专制的政体。这是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是毛泽东遗留的政治遗产。我们追溯历史真相,就是为了全面认识中国社会,以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前进。

捍卫中共党史的真相,捍卫中国历史的真相,维护历史科学的尊严,在中国,在中国的现在,需要写作者具有人格的尊严,需要有良知,需要有不怕打击,不怕迫害,不怕上黑名单,不怕监控的勇气。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有很大一批知识分子,包括老右派在写作自己经历过见证过的历史,揭示历史真相,反思历史教训,把真相留给后代,作为我们对历史的回报,作为我们对人生的奉献。

(08/10/21于山东大学附中)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 October 2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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