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不是楼市也不是经济
暂时无派 (转载自:http://bbs.sjtu.edu.cn/bbstcon?board=economics&reid=1226878940)
中国现在有一个字很热，这个字就是“救”。从股市到楼市，从美国到中国，“救”，成了一个中心话题。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挑战，也有人反对，说怎么是挑战呢，那明明是机遇吗。当然，中庸一点的也有，认为中国现在面对的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挑战也好，机遇也罢，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眼下绝不是什么“和谐盛世”。和谐盛世是不需要“救”的，只有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救”。 如果我说今天的中国到了崩溃的边缘，肯定有人会跳起来的：这是否定改革！接着还会愤怒地质问：你想回到过去吗？按照“不争论”的原则，我们姑且认为中国的经济现在仍然处在还没有崩溃的边缘。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国际收支和就业形势等支撑经济的四大因素都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良好的。苏东坡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秋江水冷先知道的大概也是鸭。尽管中央政府的态度看起来很乐观，但是乐观“难出中南海”，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却比较焦虑，而最让他们焦虑的，就是房地产。已经有人将救楼市提高到了救银行、救经济的高度了。当然，为了表现出他们好象真的是“执政为民”，最后还要挂一句“就是救百姓”。其实，就是表面乐观的中央政府，心里也不见得真就那么踏实，否则，他们不会同意地方政府举债运行，也不会增加出口退税率了。 是不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可以不争论，但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都是由“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一般地认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有“三驾马车”：基本建设、内需和出口，其中的出口已经明显放慢，内需也很疲软。而放慢和疲软的原因就是“生产相对过剩”。这也是地方政府焦虑不安和中央政府仅仅将经济限定在“基本面”良好的原因。而目前最令人“揪心”的房地产业，则不仅属于消费的范畴，也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它在中国相当多的地方，已经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这就难怪许多地方将“救楼市”抬到了救经济的高度。 房地产该不该救？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回答是见仁见智的。我个人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泡沫太大，在一定意义上，它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恶性肿瘤”。不消除这个肿瘤，中国的经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它拖死。同样的道理，中国这些年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既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群众的生活水平、抑制了内需，又会在中国产品进口国出现金融问题时，造成外向型经济企业的产品过剩而陷入困境。因此，现在救楼市是继续养大肿瘤，而用政策进一步刺激出口，则等于是饮鸩止渴。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过度“化疗”有可能在杀死肿瘤前，先将机体摧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采用治标不治本的“姑息疗法”是必要的。 问题是，在经济出现困难需要救助的时候，政府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在哪里？是继续坚持“让一部分人”富下去，始终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还是将“以人为本”的“人”由过去的中国人口的5%扩大到95%？勿须讳言，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无论是被认为是“庸俗”的还是自我标榜为“科学”的，其成果都和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的关系不大。如果说“改革开放”真的有什么“伟大成绩”的话，那就是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培育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这个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最贪婪、最残忍和最无耻的利益集团，在经济表现好的时候，它都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普通群众的利益，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指望这个利益集团作出一点牺牲、让出一点利益，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所谓的“救经济”，不可能在普通群众中引起任何共鸣，那种“万众一心、共渡难关”的局面也就根本就不会出现。仅仅由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和那些帮闲“经济学家”们参与的“救经济”，与其说是“救”，不如说是灾难来临时更疯狂的掠夺。其结果，必然是更深的危机。 应该承认，三十年来，中国也产生了一小批物质生活还过得去的所谓“中产阶级”。但是，在官僚资产阶级领导的殖民地社会里，不会有真正的中产阶级。目前，这批人在中国已经在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企业倒闭和股市狂跌中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而另一部分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因为房地产的崩溃被打回原型，甚至成为“负产阶级”。即使有一小部分侥幸逃过这一劫，他们的前景也很难说乐观。这些年，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自我感觉是颇为良好的。他们大概认为，能进得起价格昂贵的酒楼，自己就真的成了“人物”了；别人管他们叫一句“新阶层”，他们就真的上了一个层次了。事实上呢？在自己的女儿被别人欺侮后，想和人家要个说法，人家的回答不过是句“你们算个屁呀！”。一个“屁”能什么分量？在灾难来临时，这些人的命运也只能是被当成个屁放了而已。 常听到这样恶狠狠的话：真有了经济危机，最先倒霉的也是穷人，有钱人再怎么样也比穷人能抗。这话并不错，但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他们就不倒霉了？利益集团在兴高采烈地瓜分国有资产的时候，不正是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时候吗？如果除了锁链基本上什么都没了，他们还怕失去什么呢？谁又能说一场大的经济危机不会唤起他们的抗争意识，砸碎身上的锁链呢？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希望是共产党，最大的问题也出在共产党；最先进的人群在共产党内，最腐败的群体也在共产党内。”现在看来，这句话需要“与时俱进”地这样修改：最先进的人共产党内不能说没有，但最腐败的群体肯定在共产党内，尤其是在各级掌握权力的人群内。这些人是中国人民今天最凶恶的敌人。 面对经济危机，我们是应该救，但是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不是楼市，甚至也不是经济；最需要救的，是执政党的灵魂。这种救，不是将它救成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将它救成比较廉洁的一般执政党，甚至不是将它救成私心较重的“也是人”的小人群体。不是的，那些要求太高了，它们不适合今天中国社会的执政者们。几天前，我发过一篇短文《你们不能连畜生都不如！》。有人说我“骂得痛快”，有人甚至给了这篇短文以“千古绝骂”的“美称”。面对这样的“赞誉”，我只有苦笑。我那怎么是骂，我那是希望！我真诚地希望：那些掌握各级权力的“共产党员”中的绝大部分，能够自我拯救或接受老百姓的挽救，将自己的“觉悟”提高到畜生的水平，这样，中国就还有希望。但是，我对此已经不抱希望，他们已经不可救药。他们不可救药了，中国面对的经济大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中国的前途大概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我从前说的：在血雨腥风中，以破坏性的方式，进入中国历史的下一个周期。（2008-11-7）
附：危险恰在危机后
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在引发中国的经济危机。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也是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但在具有强烈殖民地经济色彩的中国，生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出口产品滞销。中国的国内消费，在过去的十多年内，基本上从来就没有旺盛过。今天人们谈论的，大多是中国如何应对和渡过这次危机的办法。而我担忧的，却是这次经济危机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在我看来，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危险，不在这次经济危机本身，而恰恰是在危机之后。今天的经济危机，只是更大的危险的开始。 在出口萎靡不振的情况下，为了“撬动”内需，中央政府决定投放四万亿人民币，并制定了十大措施。那么，这个被人民日报评论员说成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的措施，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GDP的增长呢？会的。会不会启动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呢？不大可能。会不会消除或减少我所担忧的危机后的危险呢？完全不会；不仅不会，甚至将加大这个危险。 我的这个判断，显然不符合“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加紧落实”的评论员要求。我如此唱反调的根据是什么呢？让我试试，看能不能说清楚。 通俗地说，所谓生产相对过剩，是指社会产品多到少数有钱的人消费不了，而大多数有消费需要的人又没钱去买。应对这种假“过剩”，历来不过两个招数：一是人为地制造短缺，二是让人们在短时间内手里的钱增多。前者就是将牛奶倒进海里，后者就是通货膨胀。中国的“精英”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件很简单易懂的事情，故意说得很神秘。今天中国这个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及时而必要、果敢而科学，总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计划，不过是一次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和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应用。 我不认为凯恩斯理论是完整的经济理论，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揭示，完全不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日而语。但我也认为，它相对于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的核心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借此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费和投资。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在财政政策方面，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主张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投资和消费；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主张增税、减少财政支出，以减少投资和消费。在货币政策方面，在萧条时期主张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在高涨时期主张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以限制投资。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有效需求又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前者是由后者决定的。那么，中国的所谓“内需不足”是投资需求不足还是消费需求不足？显而易见，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前，不仅没有表现出不足，反而表现出膨胀。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同时又投资膨胀，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经济是一个特征极为明显的殖民地经济。它的“发展”，主要的不是为了国内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而是寄生虫国家的国民消费需要。而一旦寄生虫国家的金融出现问题，消费能力下降，中国就立刻表现出生产过剩，进而出现经济危机。因此，顺理成章地，要想有效地启动内需，必须从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上入手。可是，反观这次出台的“十项措施”，除了第八项以外，基本上完全是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会不会最终拉动整体消费水平呢？不会。我这样说的理由是，这次紧急出台的措施的根本出发点，既不是为了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不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经济的长远规划，而是为了弥补外向型经济走低造成的经济放缓的应急办法。它所能容纳的就业，大体上不过是那些外向型经济企业剩余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价值（工资水平），也不会明显高于原来的水平。换句话说，这些投资带动的消费充其量不过是原来可能下降那一部分的补偿。与此相反的是，由这些投资创造的利润，却要落入原来就很富裕的人的腰包。其总的结果是，普通劳动者的表面工资没有多少增加，而社会总的流动货币却大大增加，结果是实际工资水平不升反降，通货膨胀的代价将完全由原来就是低收入的群体承担。这样一来，两极分化不仅不能缓解，反而会加剧；社会的有效消费需求不仅不会因为这些措施被刺激起来，反而会进一步萎缩；生产过剩将不仅会发生在外向类产品上，而且会蔓延到内销类产品上。 那么，将这四万亿全部用于消费（如有人说的按人头发钱）行不行呢？也不行。这四万亿的相当部分是债务（增发的货币）。将它们立刻投放到消费流通领域，一方面可能触发物价飞涨，另一方面会以储蓄的形式沉淀下去，不能形成有效消费。不要忘了，凯恩斯理论是建立在主观的心理分析基础之上的，它的核心之一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简单地说，越是到了货币最后收入单位，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少。人们拿到手里的钱并不会全部马上用于消费，而是会根据对未来的判断决定当前的消费量；越是临时性的收入增加，越会变成储蓄。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水平极低的当今中国，穷人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钱口袋捂得更紧。我认为，最合理的安排是，将这四万亿的一半，完全用于社会保障如退休基金、低保补助和医疗费用的国家投入上。只有在“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希望重新建立起来以后，扩大消费才谈得上可能。不久前，中国政府有两个主要领导人不约而同地说了“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话。如果他们所说的“信心”，也包括普通中国老百姓的信心，他们就应该把这次刺激内需的过程当成一次恢复全民信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保增长”的过程。现在的事实是，政府一边试图刺激经济，一边又放风说要延迟退休年龄，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除了延续一贯的劫贫济富政策，没有其它解释。 中国有句成语：温故而知新。对于这次被有些人大肆鼓吹的“大手笔”，其实本不需要做任何分析。我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说了四句话，其中的后两句被编辑给“脱敏”了，我希望这次能保留。这四句话是：改革还是那个改革，方向还是那个方向；人还是那伙人，谎还是那个谎。只要执政党的路线还是与从前一样：始终朝向“让一部分人”富下去的目标，始终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始终坚持以5%的人被本，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人们都不必报任何希望，也不要费任何心思去猜它的结局。结果只能是一个：更大的两极分化。 两年前，中国有一个政府领导人在国外对媒体说，他每天都为普通群众住不上房子愁得睡不着觉，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到了今天，普通群众住房问题依然如旧。如果真象他说的那样，连续两、三年的夜不能寐，他应该早就身心憔悴了。但事实上呢？他对生冷偏涩的古诗词的记忆力丝毫也没有减退(注：这不是wjb“首相”吗
）；在谈论“普世价值”时的思路一点不显得紊乱。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人要么是个不需要睡觉的“超人”，要么是个善于撒谎作秀的低级政客。这样的人，你能相信吗？ 我为什么说更大的危险在危机后？这次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是明显的，它对企业的冲击，尤其是外向型经济企业非常大。中国的财富在大量缩水后将更加向少数人集中，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将更趋贫困。我在《美国下一次“扩张”的可能方向与中国应采取的对策》中有一个估计：美国将在六到十二个月的时间理顺它的金融混乱。一旦美国金融界的业务开始恢复正常，它就会立刻开始它的下一轮经济扩张。我给这次扩张起的名字是“虚拟制造业”，即在国内以第三产业为主，在国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大力发展属于美国企业的制造业。一场大规模收购中国企业的新的资本输出即将开始。这不是我在异想天开，只要我们回头看看最近十年美国除了在玩“虚拟”经济以外还干了什么，就不会奇怪我为什么这么说了。左大培也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金融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的在华企业不回国救援反而开始收购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却呼吁中国去救？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投资美国的金融领域，不能收购他们的实体经济？答案就是：美国在用房地产泡沫经济完成过去十年的过渡的同时，也做好了“虚拟制造业”的准备。而中国这次所谓的“保增长”，不仅不可能调整经济、做好应对美国扩张的准备，反而会是饮鸠止渴，使中国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进一步为美国的大肆收购提供便利。 有人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宣告了它在世界政治和经济领域霸主地位的动摇。我不这样看。我反复说过，从历史大势上看，帝国主义终究是要灭亡的，但它一定不会在殖民地灭亡之前灭亡。我敢肯定：作为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一定又是第一个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国家。这除了它本身在能源、粮食和军事上的控制地位以外，还因为它处在一个有利于它的世界环境。这个有利的环境，不是欧洲的不团结和软弱，也不是日本的衰落和无所作为，而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在世界的东方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美国经济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就是中国。只要中国继续在今天发展的方向上不动摇，美国这个寄生虫就可以继续舒舒服服地靠在中国这个寄主身上统治世界，直到将中国彻底榨干。 尽管美国从来就没有将中国作为一个盟国，但今天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却总是一厢情愿地向美国靠拢，在各项关键的国内外政策上，表现出唯美国马首为瞻。唯一能解释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美国虽然没有将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当成“自己人”，但它却很乐于接受这群人作为它在中国的代理人，因为这是一个鼠目寸光，为了自己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对内凶残无比、对外卑躬屈膝的最下贱、最无耻的群体。和今天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相比，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社会的“四大家族”也会自觉相形见绌。我在几天前发了一篇文章《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不是楼市也不是经济》。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是执政党的灵魂，但我对此是没有信心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人已经不可救药，我们是不是就看着他们将中国拖入深渊？
只有思想平庸而乏味的人，才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思想包藏在华丽的词藻里—叔本华
任何不接受人民民主监督的组织都属于特权阶级；任何不受群众监督和参与的特权阶级行为，都是对民众财富的掠夺，是对民意的强奸，是对民众人格和智商的污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