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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还是有一批明白人。这个说法很严重。政府不诚信，何以令社会诚信？！

 

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评论近期假虎照事件和瓮安事件。文章认为，以上事件充分暴露了相关机关和公务人员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责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可以说是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在公众的质疑声中，政府信用严重受伤，直接威胁整个社会信用，威胁执政者与民众关系的存续。

　　文章称，喧嚣一时的陕西假虎照事件终于有了官方结论。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伪照突破了三级部门、13名官员的把关，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可谓大矣。其间，所涉部门无不言之凿凿，胸脯拍得山响；更有厅级官员以“乌纱帽”作保，为“纸老虎”的登堂入室推波助澜。

　　贵州瓮安的一个简单事件导致严重的打砸抢烧风波，亦出人意表。起先是家属对女孩死因鉴定结论持有异议，继而是所涉人员系官员子弟、死者亲属被打致死等流言盛传，终致引发严重冲突。贵州省委书记直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后有“深层次原因”。除却幕后黑手的操弄，在流言传播的过程中，民众对政府信任的稀缺，成为情绪发酵的温床。而近些年类似的一些案件，之所以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民声鼎沸，调查几经反复却不见信于公众，足见在某些地方，政府信用已被透支。

　　文章称，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石。政府实际上是执政者与民众订约的产物。政府信用是决定这种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一旦出现信任危机，将直接威胁这一关系的存续。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明确表示，各级政府名称中一定要加上“人民”二字，可谓是对现代政治制度中这种关系和信用责任最直接的注解。

　　政府信用缺失，其职能的实现就必然受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也就不足为怪。政府行为得不到社会和公众的支持与配合，严重时还会引起公众与政府的对抗。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在行政过程中，信用意识依然淡薄，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依旧存在。这些地方，或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或随意行政，朝令夕改；或违法行政，执法犯法；或权力寻租，贪污腐化，已伤及公众对政府的基本信任。

　　因此，切实加强政府信用意识和行政伦理的教育，已相当重要。逐步建立起政府和公务员信用档案，加大对信用缺失行为的惩戒力度，亦是当下可供选择的现实路径。全面系统的政府信用体系建设，亦应尽快列入各级决策者的日程，作为政府信用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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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重的信用缺失现象，国人大多表现为极度的困惑。其实，当前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并不是莫名其妙就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面对严重的信用缺失现象，国人大多表现为极度的困惑。其实，当前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并不是莫明其妙就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1．信用缺失产生的文化根源
信用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具有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也产生于那种围绕土地形成的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小家最终构成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家庭的放大就是宗族，宗族的放大就是国家。这种文化背景下，家庭成员片面地依赖并服从家长，家族成员还是片面地依赖并服从族长，而广大臣民也是片面地依赖并服从国君。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呈现出一种整体扼杀组成整体的个体的现象。并且，它强调的个体服从整体，并不是服从自我，而是服从他人，服从是以奉献或者说自我牺牲为前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当人们强调整体时，这个整体并不是真正代表组成整体的个体的。个体必然被淹没在整体的海洋里，个体较少受到重视。这与西方文化强调和重视个体、宣称人是目的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西方，人们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由契约关系才组成社会，政府和社会这些整体必须体现个体的思想与意志。而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必然是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所讲求的诚实信用并没有受到成文典章律法的约束，因而人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受道德的教化和宗法力量的约束。这也是我们民族缺乏法治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传统，就是十分重视个体的修身养性，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何也”，统治我国二千多年的儒家学说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修身养性之本。这本无错。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人人都在修身养性，讲究的是内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脆弱的道德防线，极易被利益撕破。再加上民众的趋同心理，极易培养出一种冷漠的社会情绪，这一点，已经为事实所证实。鲁迅先生当年抨击的国民的劣根性，并没有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后就自行消失。曾几何时被国人视如生命的“面子”，如今在许多人那里，已经变得一钱不值。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将逐步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随之纷纷涌现，如果我们再用弱性的道德来约束，这样的机制就显得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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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用缺失产生的政治根源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的。此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发展成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特征的信用体系本身就发育不全。加上社会战乱不断，盗匪当道，何谈信用体系的建立。
在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由于实行严厉的计划经济体制，信用体系的建立变得不再重要起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完全由政府包揽，个人和企业都是政府大棋盘上的一粒粒棋子，只有服从，没有什么主体意志，而民间只存在简单的交易行为，它在经济生活中的分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已变得微不足道。
10年动乱对人们信仰的摧残，也是导致改革开放后脆弱的信用体系濒临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动乱造成的信仰缺失，使公众无所适从；从长期的禁锢下走出的人们，面对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也感到一种茫然无措。在这思想的荒漠上，劣质的种子正好得以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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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用缺失产生的制度根源
首先，与我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背景有关。文革结束后，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路子。改革初期，政府采取了渐进的方式，逐步解决涉及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实行“双轨制”，就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双轨制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与机制，这对改革的成功是有益的。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些负面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所谓“体制内”躺在国家提供的暖床上，高枕无忧。企业领导人的主要精力是在大大小小的上级部门中进行所谓“运作”，以取得上级无偿划拨的资金和生产资料。大量珍贵的资源被用于重复建设，长官意志和无知也造成大量浪费，同时产生了寻租行为。另一方面，在体制外运行的民营企业、个体公司及大量财务不健全的皮包公司为了在“公有制”这块肥肉上能分得一点利益，也无孔不入，从而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相当数量的国家公务人员借机寻租，这个时期也产生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批暴富阶层。这一时期改革的后果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使我国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社会道德体系遭受致命打击。同时，改革到了此时，也遭遇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国有企业领导人面对从银行和财政取得的资金以及国有企业之间互相拖欠的货款，他们并不在意，因为这些都是“公家”的，因而，就不存在归还的问题。而这正是企业产生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次是缺乏催生信用机制的制度与机制。市场的形成是以信用为前提的。自我履约是依靠私人机制履行合约的履约形式，是建立信用的关键与基础。自我履约和自我约束的前提是重复博弈以及由此派生的声誉机制。在一次性博弈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信守承诺的激励，只有当交易的双方目前进行的交易是未来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双方才有可能采取相互合作的态度。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信用的主体很难做成交易，失信的交易主体在长期中不可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随着我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间合作的选择集扩大，企业间再次相遇的可能性下降，对重复博弈的需求也下降了。由于目前我国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企业建立和维持信誉的动力普遍不足。如果企业欺骗了一个消费者，而这一信息要很长时间才为所有消费者获知，企业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就是继续欺骗其他消费者，谋求因为信息优势带来的收益。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企业经营行为存在着极其明显的短期化特点，只做“一锤子买卖”，不愿维持声誉和积累商誉这样的无形资产，根本就没有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路。
此外，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是产生信用危机的源头之一。在改革开放进行过程中，市场机制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机制，中央政府主要从事宏观调控，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少，但地方政府出于对政绩的追求，依旧热衷于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种现象还存在，那么，寻租行为就不会停止。所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已经变得十分急迫。
当社会风气一天天变得不尽如人意时，有些人一味地对西方的影响大加指责，却忽视了自身制度因素的不足，这未免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