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
2008-04-14 光明日报 http://www.gmw.cn/01gmrb/2008-04/14/content_760884.htm
编者按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学界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著名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四书被与科举考试牢牢绑在一起,四书中的一些观念也被封建统治者变成控制社会思想的意识形态。今天,卸下历史给予四书的种种负累,回到四书的原典,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古人的智慧,用它来营养我们的思想。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就四书是否应该走进中学课堂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九十高龄的老教育家任继愈先生最近在为新华出版社引进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孟子大学中庸卷》写的序言中指出:“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他又说:“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任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四书”进中学的课堂,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四书可以提供基本的价值理念。它教导我们以孔仁孟义、气节人格来滋润生命,面对现实,立身行世。
“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书”里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讲,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化文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人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是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实际上,一个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再严密的法律,也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而“四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包括“四书”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陶冶现代人的性情,治疗现代人的心理疾病。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接触本国的经典。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诵读一些中国经典。
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
几十年以来,我们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不容忽视。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谐社会的建构,对长治久安,对人的全面发展,百年树人的大业与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应当有法律条文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
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谓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儒家教育不仅不排斥技艺,而恰好正是寓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之中的。儒家的教育方法,绝不是今天的满堂灌,而是以启发式为主,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以意逆志,深造自得。儒家讲的教育,是全面的、广义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识教育、技术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艺术教育、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的各方面,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各层次。《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功能的两个方面: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道德风尚与人文环境。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交叉整合的。
中国人很重视家风、家教。著名学者、中外哲学与佛学研究专家汤用彤先生在讲述自己的学养时,首先讲四个字:“幼承庭训”。这就是幼儿时代所接受的家教,启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即开蒙的时候一定要端正。国文与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主要依赖于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与社会教育。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棋琴书画,对幼儿、少年、青年乃至成年人的性情的养育都有益处。现代公民社会需要博雅教育、心性修养教育与君子人格的培养。让儿童与少年愉快地适当地背诵一点蒙学读物、古代诗词与《论语》等,很有好处,终身受益无穷。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数学家华罗庚院士、李国平院士,生物学家吴熙载教授等,都擅长诗词书法。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
“四书”的教育,贯穿、渗透到社会、家庭的各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培养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这正是“四书”进中学课堂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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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兴私塾走向通识教育
文/王达三
《中国文化报》2008年3月29日
《中国文化报》2008年3月29日
近年来红红火火的私塾复兴运动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颇为惹人争议的话题，比如“孟母堂事件”以及今年广东省中山市出现的“联合家教式私塾”（《广州日报》3月3日）等皆引来议论纷纷。抛开复兴私塾是不是“复古倒退”的老套争论不说，焦点问题还有两个：其一，孩子进私塾是不是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其二，接受私塾教育的孩子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要求？
对于前一问题，教育部的答复是私塾作为民间办学经合法审批后可以开办，但全日制私塾招收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违法。很显然，教育部是希望社会上把私塾办成节假日的特长班之类的学校。该答复的模棱两可还在于，义务教育法只是规定家长必须送孩子进入合法学校接受教育，并没有规定不允许送孩子进入合法的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对于后一个问题，家长的担心最多，因为这涉及到孩子的小升初、初升高以及未来的文凭和就业等一系列人生大事。尽管我们常说“英雄不论出身”，但正如现在有些人认为“洋博士”比“土博士”更高明一样，也会有人认为从私塾走出来的“游击队”远没有公立学校毕业的“正规军”利害——民办高校的学生焉能和清华北大的学生相提并论？
就笔者意见而言，首先应肯定私塾运动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它摈弃了徐复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虐症”，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旗，重视价值、美德和心灵的教育，是对以“应试教育”和“岗前培训”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教育的一个合理叛逆。但是，世与时异，现代社会非传统社会之比，私塾之忧恐怕并不在于前及的问题，而在于人们根本不敢也无法打破“现代性”怪物的牢笼。试问，把孩子送入或想送入全日制私塾的家长又能有几人呢？即使送进去又能坚持多久呢？居里夫人就曾因不满现代教育而和朋友们开设家庭学堂，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以把孩子们送入学校告终。高明者如居里夫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
问题由此而来，私塾运动一方面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又步履维艰，而现代教育又存在诸多弊端。那么，如何在避免私塾运动未老先衰甚至是无疾而终的同时，又能对现代教育的弊端有所纠正呢？山重水复之际当见柳暗花明之处。把私塾的教育内容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打造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或许正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曾有个以修习“七艺”（文法、逻辑、修辞，几何、天文、算术、音乐）为主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这很类似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传统。现代社会发轫以来，“七艺”课程逐渐被分别纳入现代学科体制而分别教授，导致学生人文素质的急剧下降。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一些大学首先兴起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核心就是教授西方的人文经典。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纷纷效仿美国的“通识教育”，而尤以台湾为明显。在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各大学都开设了包括必修课、选修课、讲座课在内的门类齐全的通识课，课程内容涉及中外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不同的人文学科，其中“国学课”在各大学基本上都是必修课。
目前的“通识教育”一般都开在大学，历史课和经典课是其重中之重，所以香港学者甘阳曾把“通识教育”称之为“美国的经史传统”。这和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经史传统”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大学生们是把经史课当作公共必修课而不是专业课而已。遗憾的是中国现代教育中的“经史传统”已经是殆尽无遗。按照甘阳的说法：“史是讲一个文明的盛衰变化，经则是这个文明最基本的智慧结晶。”经史所蕴含的正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是一个民族屹立不倒、长久不衰的基石。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国人基本共识的当下，中国的大学亟需重建自己的“经史传统”，探索和开设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现在的问题是，也应考虑把“通识教育”开进中小学——台湾就有些中学出现了类似的选修课和讲座课。当然，中小学的“通识教育”肯定和大学的有所不同，可考虑如下几个内容：一是“经典课”，以《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等适合背诵或理解的经典为主；二是“习礼课”，以研读和演习中国传统的礼仪为主；三是“艺文课”，以诵读诗词古文和琴棋书画等游艺性内容为主——日本人曾自豪地说：未来的书法艺术在日本，因为几乎每个日本儿童都练习书法！我们知道，目前开办私塾，其要也不过是讲授这些内容。而把这些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既能避免私塾运动的尴尬，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弊端的一种纠正。更为主要的是，“通识教育”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普及于所有的孩子，而不仅仅是那些进私塾的孩子。
当然，这只是一点笔者个人的思考和建议，至于中小学“通识教育”的内容、教材、课时、师资等问题都可以集思广益。但笔者相信，即使一周只开一次这样的课，孩子们在12年的中小学生涯中也能接受五、六百个课时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是完全可以在孩子们的心中种植下中国文化的种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