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人原来可以如此无耻
一
笔者曾经养过两条鱼，一条名之曰：“骄奢淫逸”，另一条曰：“好逸恶劳”，未及一月，这两条鱼不约而同地死掉了，笔者于伤感之外，也有一丝丝的成就感：这两条鱼的死不正是证明“八荣八耻”的正确性的有力证据吗？鱼或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两条鱼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的，因而，较之于那些能够在江海中自由驰骋的鱼儿，他们的生命更有价值。
这两条鱼带给我的不仅是思想的洗礼，更多的还是让我认识了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即只需随便给鱼儿起个名字，然后再让其“正常死亡”，那么你的批判也就成功了。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一种得“道”之后的“游刃有余”。
也许你会觉得，这种推理根本就是荒谬的。然而，在乱扣“帽子” “革命年代”死鱼的定理被许多无数狂热的人士或有意或无意地奉为金科玉律。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革命时代的旧事在岁月的洗礼中化为了一个个简单的符号，甚至为人所遗忘。新的时代，那曾经被革命的热情吞噬的“人”的主题是否真的像许多人说的那样，被重新确立起来了呢？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认真反思的问题。我真的希望人们遗忘的仅仅是那些陈年琐事。
值得欣慰的是，而今，“人性化”的大旗已经被高高树立起来了，而且还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奋力响应。于丹教授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她为中小学校长研修班的讲话，仿佛一股清泉缓缓地流进了人们的心田。那清泉流淌的声音，仿佛是一曲华美的乐章，有好事者名之曰：“和谐”。有诗为证：
幸有于丹识主义，和谐社会唱和谐。
二
众所周知，于丹一直在借助媒体鼓吹其快乐教育——把教学生怎么玩挂在嘴儿边。实践证明，于丹成功了，她的学生学会了玩命。学生的自杀不能完全开罪于于丹，但作为导师应该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聪明如于丹，她对此作了认真且巧妙的反思。她在给中小学校长研修班讲课时，指出传授知识并非学校教育的第一要务，他认为小学生还应该接受公益教育，中学生还应该接受挫折教育，而大学生则应该接受职业教育。她格外感慨，现在的小孩子比较脆弱，动不动就要轻生，却不知道活着才有希望。她又格外强调孩子从小生长在“坛子”里，等长大了，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她）已经长成一个坛子了。作为大学老师，面对这样一群已经定型的孩子，于丹又表示出很多的无奈。显而易见，于丹把学生自杀的原因完全归结在其中小学教育上了，一句堂而皇之的“无奈”就巧妙将其责任敷衍得干干净净。那一刻，我真的折服于于丹乾坤大挪移的神功了。
诚然，于丹难得一见的无奈戳穿其快乐教育的谎言。然而，我想，这或许正是于丹高明的地方，因为快乐教育虽然终结了，还会有挫折教育取而代之，挫折教育夭折了，仍然还会无穷无尽的教育形式。最终胜者永远于丹本人。因为，于丹可以把任何教育形式说成是“两条死鱼”，自会年年有“鱼”。
三
永远以胜利者自居，以救世主自比，或许这才是于丹本色。于丹是在用生命为我们在诠释一个“人”的主题。依稀记得于丹发言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牧师正在准备讲道的稿子，他的小儿子却在一边吵闹不休。
牧师无可奈何，随便拿起一本旧杂志，把色彩鲜艳的插图—一幅世界的图，撕成碎片，丢在地上，说道：“约翰，如果你能拼好这张地图，我就给你2角5分钱。”
牧师以为这样会使约翰花费整整一上午的时间，自己就可以静下心思考问题了。
但是没过十分钟，儿子就敲开了他的房门，手中拿着那份拼的完完整整的地图。牧师对约翰如此之快地拼好了一幅世界地图感到十分惊奇，他问道：“孩子，你怎么这么快就拼好了地图？”
“啊，”小约翰说，“这么容易。在另一面有一个人的照片，我就把这个人的照片拼在一起，然后把它翻过来。我想如果这个人是正确，那么，这个世界地图也就是正确的。”
牧师微笑起来，给了他的儿子2角5分钱，他说：“谢谢你！你替我准备了明天讲道的题目—如果一个人是正确的，他的世界就会是正确的。”
这是我从网上搜到的一个故事，于丹讲述的与之略有不同，她是把故事中的牧师给换成了哲学家。于丹的高明之处是将故事的寓意：“如果一个人是正确的，他的世界就会是正确的”引申为：“教育的真谛在于让孩子发现破碎的图片后面的那个人。”用于丹的话说，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于丹的引申很巧妙，只是我非常想请教于丹教授一个问题：假如那破碎的图像后面是一头猪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所谓的于丹的模式，一个定理加上故事的模式。定理是大都公认的，故事往往也是耳熟能详的。就其本质而言，还是“死鱼理论”的再次翻版。当然，仅靠这些还不足以使之成为所谓的“学术超女”。那么，于丹“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她已经将“死鱼理论”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浅而言之，于丹这个人抓住了听众与读者的心理，并且十分巧妙地借助了“国学”的外衣。比方说，于丹讲到每个社区都有那种爱挑刺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是自取其辱。她的话一点错都没有，正是在前不久十博士之首的徐晋如因为痛批于丹，而遭受读者的冷遇，所谓自取其辱。于丹表示她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尖酸刻薄的人，在她看来，这正好应验了《论语》中的“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乍一听，于丹讲得很有道理。可实际上，在于丹的那里，《论语》已经成了她的观点的注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实际是在借尸还魂，根本名不副实。乱扣“帽子”的手法——“死鱼定理”，在于丹的讲座中终于重放异彩。
深而言之，于丹的成功在于其有意识地断章取义。诚如上文所言，于丹倡议大家要有宽和的心态，而不能总挑剔、抱怨。爱讲故事的于丹再一次以故事的形式给我们作出了含蓄却又明晰的解释。她说，有这么一个人，有感于自己的村子里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于是就跑到另一个村里，见到村长，说明原委，并且提出希望得到收留的要求，然而却遭到村长的拒绝。村长的理由是这个村和那个人住的那个村是一样的。
于丹指出，如果那个人这样说：他们村里的人亲如兄弟姐妹，可是他们那里发生灾难，请求村长收留。那结果可能不尽相同。于丹还特别强调那个村可以等同于一个社会。
遵循于丹的原则，一定可以明哲保身，甚至还可以平步青云。但明哲保身、平步青云一定就是好事吗？
的确，当个好好先生，可能无往而不利。但在笔者看来，明哲保身，平步青云，若是以良知为代价，恐怕人与禽兽从此将泾渭不分。说的干脆一点，一个教师也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心。不能只有利害观，而没有是非观。这在《论语》也能找到依据：“乡原，德之贼也。”遗憾的是，于丹对《论语》中“恭而不侮”、“宽则得众”大肆渲染，而偏偏去冷落“乡原，德之贼也”。 显然，于丹是在有意地断章取义。
于丹也毫不隐讳地说，我们做传媒工作的人，关键是弄清楚哪些信息才是被人期待的，我们要唤起听众的期待。
如果说，于丹借国学以为己用，只是达到“死鱼定理”的技术层面，而其有意识地断章取义则已经将“死鱼定理”运用了艺术的境界。
四
有人或许要问于丹为何要有意无意地歪曲《论语》。理解这一点说难也不难。于丹在给校长研修班作报告时，对《论语》中的“惠则足以使人”大书特书。她强调作为领导不必整天去研究所谓的厚黑学，要切记将物质利益慷慨地分给你的属下。这样看来，“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在于丹那里，也只不过是句口号而已。
关于是否要施予属下小恩小惠的问题，《资治通鉴》里也有所涉及：
汉大赦，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祎但顾谢，踧踖而已。
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
陈寿评曰：“诸葛亮为政，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五 魏纪七）
按《资治通鉴》的说法，连大赦天下都只是小恩小惠，乃偏枯植物。诸葛亮“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为人称道。而若刘景升、季玉岁岁行此非常之恩，又何益于治？为政之道如此，作官之道亦可作如是观。故作官者总给属下以小恩小惠，此举亦乃偏枯之物。可于丹教授却将此偏枯之物视作做官的法宝。真不知是于丹错了，还是《资治通鉴》错了呢？
可能还会有人认同于丹的话，在他们看来，小恩小惠对做官确实有百利而无一害，比方说汉代的那个开国皇帝刘邦就特别善于给他的属下施以小恩小惠，使得刘邦集团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最终坐拥天下。但请不要忘记，刘邦也因此而留下了“无赖”的盛名。一个无赖能够腾达，必定有能够使他发荣滋长的土壤。那个时代，有那样的土壤，而现在因为我们党的正确领导，那罪恶的土壤必定早已不复存在了……可以这么说，于丹的这种理论也只适用那些无赖的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至今还是不大愿意相信，于丹是在有意地断章取义。记得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到：
学术明星于丹教授，自称四岁开读《论语》，在读硕士期间更是“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但一开口就谬误频出，以至引起学界愤怒。有人说她是有意曲解，我倒宁愿相信她是“水平问题”。因为“曲解”是道德的败坏，是良心的丧失，一个总是带着甜甜笑意的女士会如此下作吗？
又想起王先生的诗，“于丹丑类何足论，风物长宜放眼量” ，觉得自己写这么多，多少有点多余，但思量之后，以为这多余还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