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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比中国“先进”的地方
——专访中国前驻越南大使齐建国

2008年07月9日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 章文


越南在哪里？


胡志明红教堂前热闹的街景


胡志明的米铺，由于粮价上张，米袋上的价格标签经常更改

如政治体制改革，就走在中国的前面


方庄紫芳路上的上岛咖啡厅，齐大使背后的那幅画很有味道

       从中国驻越南大使的位子上退下、回京两年多，齐建国还是密切关注着这个亚洲邻国的动态，他在那里前后工作了17年之久，几乎见证了越南革新开放的全过程。

       5月30日，正值越南金融危机传得沸沸扬扬之际，越共总书记农德孟"突然"访华，被不少媒体解读为"农德孟是来寻求帮助的"。

      6月30日，一见面，齐建国就笑着给记者澄清了这个传闻，"据我所知，农德孟访华不是突然的，而是事先就安排好了的"。

      话题由此展开。



      章文：农德孟不是特意来中国寻求帮助的？

      齐建国：农德孟的这个访问其实年初就安排好了，他本来想3月份来，可那时我们两会换届，所以就推到5月底、6月初。他这次不是来求助的，实际上只是提了一下，这个不是主要议题。

       章文：可不少海外媒体都这样猜测，看来是有误会了。您怎么看越南此次金融危机的，有人说，是西方在故意整它？

      齐建国：我不认为是这样的。越南革新开放20多年来，一直很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但这次，我看主要还是经济上的原因。西方那些热钱也是投机主义的，原来看到越南是个新兴市场，2006年越南股市刚开始时才10亿美元的规模，一年之后就是150个亿了，现在一看通胀那么厉害，这些热钱就想着赶紧撤啊，这一撤可不就让危机雪上加霜了么。

      章文：近两年，不少媒体和专家都盛赞越南的革新开放，认为有的方面比中国做的还好。

      齐建国：如果说越南的革新开放超过了中国，那也是不切实际。我们1978年就搞改革开放了，越南是1986年才开始的。比我们晚了8年啊。

      当初我们也称它是"改革开放"。1992年12月，当时的李鹏总理访问越南之前，问我"怎么越南也叫改革开放？"，我解释是"为了方便理解"，其实准确的译法应该是"革新开放"，他于是说，以后就用"革新开放"，和我们有所区别。

      说实话，越南的"革新开放"走的基本上是中国的路子，吸引外资、三来一补、两减两免，甚至它的优惠政策更多。越南的自尊心很强，对外说是"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它的领导人私下讲，其实就是学你们中国。

      但是呢，越南的确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国更大胆一些。例如你想说的政治体制改革。

      章文：有人这样说，越南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

      齐建国：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例如它的国会代表（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是直选出来的，并且还是差额。

      章文：它这个选举过程是怎样的？

     齐建国：就是把全国分成若干个选区，假定一个选区选3个代表，有5个候选人，那么要淘汰2个。

      要成为正式候选人要过三关，第一关是单位全体员工投票，这个好过；第二关就比较难了，要到居住地的居委会那里由这一片的人投票，如果过不了半数，就不能再选了。

      章文：有人被卡住了吗？

      齐建国：当然有啊，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位。原来越南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有人举报他有三栋别墅，还有原越南广播电台台长因为涉嫌支持黑社会，越南高检院的一个副院长因为经济问题，某个省的副书记因为假学历，结果选票都没过半，都被弄下来了。

       章文：这些问题都是谁揭露的？

      齐建国：都是在选举过程中被群众揭露出来的啊，那些人和他们住一个社区，总归还是比较了解的。

       再说第三关，这就有了竞选的味道了。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这些领导一般都必须是国会代表，也得走这个程序）和其他一般的候选人，都必须到自己的选区接触选民一周以上，要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还要接受选民的质询。比如有人就可以问总书记，"你老家怎么又盖了一处新房？"

       在第三关，各个选区的投票率，以及每个候选人的得票率都必须公之于众。一般而言，越南的投票率都很高，99%以上，共产党的国家嘛，领导人的得票率也一般都很高，不过也有例外，曾经有个副总理就只得到57%左右的选票。

       章文：2006年4月份召开的越共十大上，其总书记也是差额选举出来的，这被称之为国际共运史上的破天荒。

       齐建国：越南驻华大使和我讲，这是第一次。越南高层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农德孟当选后像小孩子过年吃糖一样，特别高兴。因为他心里有些嘀咕，当时有三位候选人，其中一位是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呼声很高。不过他内定是做国家主席，农德孟继续当总书记，所以他的投票率就没有农德孟高。这还是可以控制的。

       章文：我看在2007年5月份的越南第十二届国会代表选举过程中，其中中央推荐的165位候选人，有153位当选了。

       齐建国：嗯，只落选了12位，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控制的。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普通老百姓感觉到自己履行了神圣的一票，让他们觉得"我对你总书记也好，总理也好，也可以不相信"。给他们一个出气的渠道，但其实并不影响共产党人的领导。为什么我们不敢这样干，我就不知道啦。

       章文：呵呵，我们可能是怕失控吧？

      齐建国：失控不了的。越南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我有时会感慨。我们这些年和越南方面经常搞一些理论研讨会，执政党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但涉及到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现在还是乡村直选，人家已经是国会直选了。

       越南国会里面的朋友私下和我讲，原来都说我们国会是橡皮图章，现在不是啦。那些领导人都得对我们客气点。

       章文：国会对领导人能有什么制约吗？

       齐建国：有啊，可以进行不信任投票啊。只要20%的国会代表提出议案，或者某个专门委员会，都可以启动不信任投票。随后还要经过常委会的同意。常委会里中央委员过半，如果他们执行党的决议，就会让不信任投票夭折。但是总归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一些国会代表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

        章文：我了解到，除了不信任投票机制外，国会还可以对政府进行质询。

       齐建国：是的，国会有权对总理和各部委进行质询。头几年，政府搞得很狼狈，后来就都认真准备了。国会搜集民意，选择针对意见最多的部委进行质询，被质询的部委不敢有丝毫懈怠，都要做好充分准备，逐条予以认真答复。

       章文：我们上面谈的主要是国会，越南党内民主和反腐败怎样？

       齐建国：这个和我们差不多，他们那边高层有人和我讲，这方面不如中国，说，你们敢动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和陈良宇），我们现在还不敢。

       阮晋勇担任政府总理后，加强了反腐力度。越南曾经搞了一个全国调查，确定"四大危机"（经济滞后、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贪污腐败、和平演变）的排序。当时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建议将"贪污腐败"排在第一位，后来还是排在了第三位。我问他们的最高检察长怎么回事，他说，不能排在第一位啊，那样会让外界觉得我们是一个腐败的党。

      章文：除了党内监督外，越南媒体的监督功能怎么样？自由度如何？

      齐建国：他们媒体没我们这边控制得严。我举一个例子，当年越南要建国家机场，上海的建工集团拿下了总承包。越南媒体反响很大，批露了内幕，说其他几个国家的设计方案都比中国的漂亮，中国之所以到手是因为便宜了300万美金。这些媒体宣扬说，我们的国家机场要建成亚洲第一流的，我们宁可老百姓捐出300万美金，也不让中国公司干。

       我一看，形势不对啊，找到当时越南思想文化部（相当于我们的□□部）的常务副部长，说，怎么现在掀起了反对中国公司的运动？那位老兄回答说，没有运动，运动是要布置的，我们没有这样做，都是媒体的自发行为。

      章文：他们的媒体难道不是国有的么？

       齐建国：他们比较复杂，其中有西方赞助的。总体而言，他们媒体自由度较大，虽然也不会有直接针对领导人的负面言论，但时常会对国家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例如有一份青年报，就经常唱些反调，捅一些内幕，发行量很大。
阮晋勇：越南政坛第三代接受大考

二十余年革新，阮晋勇所面临的问题，与他的革命前辈胡志明、黎笋、阮文灵、武文杰时代已大不一样。

　　越南革新开放二十余年，在将要腾飞之时，却遇到一股寒流。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在战争中受过4次伤的越南总理阮晋勇面临自己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越南第一代领导胡志明和黎笋的目标是要获得民族独立，第二代领导阮文灵和武文杰要改变僵化的经济体制，让经济复苏。第三代领导阮晋勇必须学会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跌倒后再爬起来。

　　今年上半年以来，越南正在经历自1980年代末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2008年5月，越南的CPI高达25.2%，股市楼市一路下挫，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6月27日清晨，河内市还剑湖郡的一家米粉店，人群拥簇。米粉虽然比去年贵了近一倍，但这里却依然热闹。嘈杂声中，电视机在播放着阮晋勇和小布什会谈的消息，很少有人去抬头看电视，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29日上午，一个普通的河内周末。巴亭广场附近排起了几公里的队伍，人们经过一道安检、把相机及电子设备交由工作人员保管后，在队伍中挪动前行，等待瞻仰胡志明遗容。

　　对阮晋勇来说，百姓的现实生活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同样重要。地理条件优越的越南，近现代数百年的历史都被战争书写，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经济建设。阮晋勇必须站在历史的基础上，顾及越南国情。

　　革命前辈胡志明、黎笋、阮文灵、武文杰等铸就了越南过去的路，沿着这条路去追寻，就能找到越南近百年的根，也就能看到越南的未来。

　　政策失误

　　危机显现前，许多人在享受危机前的繁荣。

　　2007年，越南GDP增长8.5%，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合同资金达到203亿美金，同比增长69.3%，外贸出口达484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7.4%。

　　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些数据背后的隐忧。一位从事外贸工作的人士分析说：67.4%说明越南经济十分危险，越南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太大。

　　那时候，在中越商贸网站上，隔几天就有一条越南重大项目投资协议签署或开工的新闻。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CU CHILOI回顾说：“2006年、2007年，两年之内，外国的投资很大，特别是大公司。”这两年间，越南先后加入了APEC(亚太经合组织)和WTO(世界贸易组织)。

　　即使仅分析越南2006年至2008年4月“越南盾/美元”的数据，许多人都能发现，在危机之前是盛宴。“2007年7月后，越南盾兑美元一路上涨，在9、10月间达到最高峰。”信达资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沈洪博分析说。

　　那段时间，上涨的还有楼市及股市，胡志明交易所指数2005年底前一直在300点以下徘徊，2006年全年涨幅达145%，2007年更是创下超过1170点的历史最高纪录。当时，中国一些中介机构还打出广告，吸纳国内人士赴越南炒股。

　　当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通胀的严重性时，越南政府似乎还在享受这一成果。多位越南社会科学院专家均承认越南在治理通胀问题上错过了最佳时机。越南共产党电子报总编陶维括对本刊记者坦承，“政府的措施有点缓慢。”

　　2007年9月，越南通胀率突破8.5%，这种通胀被认为是由于国家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允许越南盾对美元升值被认为是巩固越南盾地位、降低通货膨胀的措施。然而，事与愿违，通货膨胀却以更快速度攀升。

　　2007年下半年，越南CPI首次超过银行存款利率，越南政府依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左大培分析说，在越南有种说法，只要通胀率低于GDP增长率就不是问题。

　　世界银行6月6日发布的越南经济最新分析报告说，“相当大程度上，越南在宏观经济上的困难是自己造成的。”这篇报告分析说：在2007年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况下，政府仍然选择优先考虑经济快速增长。金融主管当局购入大量外币，以防止越南盾升值。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了信贷的快速扩张，这主要是由银行推动的。结果是通货膨胀速度加快，房地产泡沫增加。不断膨胀的消费品进口又增加了本来就已经很大的贸易赤字。经济组织和一般企业在他们的核心业务以外的投资也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今年1月16日，越南开始向经济问题开战，越南国家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银根陡然收紧，进一步促使了市场的恐慌预期，有关部门连发几道“金牌”，越南的通货膨胀却仍加剧。全球经济此时并不平静，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继续攀升，越南贸易逆差进一步拉大。

　　标准普尔于今年5月2日将越南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为“负面”。28日，摩根士丹利公司发布一份报告称，由于越南国家银行在国内通胀率高企和外贸逆差扩大的情况下，仍使越南盾保持坚挺，因此越南正面临一场“货币危机”，这场危机与泰铢1997年时的情况类似。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依然让人心悸，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危机并没有爆发，但“危机”一词却像梦魇一样缠绕越南，越南经济面临危机爆发的可能。

　　80年代困局

　　越南是个年轻的市场经济国家，被称为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也包括中国。越南大规模经济改革起源于1986年越共六大，阮文灵和武文杰被称为标杆性的人物。

　　武和阮是同时代的人，两人曾经都在越南胡志明市工作，对改革有共同的认识。今年6月11日，越南经济处于危局之中，身患高血压的武文杰在新加坡逝世。西方媒体报道称，“他在外国外交官当中享有极高声誉。这些外交官们亲眼目睹武文杰重建跟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越南经济。”

　　武文杰在阮文灵退休后担任越南总理，时间是1991年至1997年，与他搭档的越共总书记是杜梅。退休后，他对越南改革公开发表许多批评意见。

　　去年，他给现任越南总理阮晋勇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是在全球形势发生剧变时上任的，当时的通货膨胀率达三位数。但越南现已摆脱了危机，并真正开始了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他警告阮晋勇不要犯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马来西亚犯的同样的错误。

　　亚洲金融危机时，越南因为经济开放度小，所受影响并不明显。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却让人记忆犹新。“通货膨胀率达到700%，经济几近崩溃，好像印刷厂24小时在印钞票。”越南共产党电子报总编陶维括回顾说。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古小松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越南改革初期从计划经济的泥潭中开始，商品极度短缺，而货币发行过多。”

　　这场危机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正值阮文灵开始革新开放之时。

　　阮文灵1915年出身于越南北方海兴省农民家庭，曾在1930年和1941年的革命斗争中两次被捕入狱，度过了10年牢狱生涯。奠边府战役大捷后的3年，即1957年，他开始担任越南南方局书记，此后在南方领导抗美武装斗争。

　　1986年12月，他从中央书记处书记跃升为总书记。阮文灵担任一届总书记后，因年龄原因，于1991年退出，只担任越共中央顾问。“他的威信很高，虽然是北方人，但南北方都认可他。”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说。

　　在国内，阮文灵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虽然越南国内并不赞同这样的称呼。“你们之所以认为他是邓小平，是因为他在政治生涯中也被打倒过。”1982年，阮文灵因为他的改革政策，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两职，只保留中央委员一职，直至1985年重返政治局。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1985年，越南进行了货币改革，“一千块换一块钱，起初一两个月还可以，后来贬值更厉害。”越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越南两位副总理陈芳和李友被革职。

　　当时采取的政策还有，给工农业生产松绑，促进商品生产；发展与中国的边境贸易，允许中国商品进入越南市场；提高存款利率，吸纳居民存款；鼓励越侨寄钱或物品回国。

　　3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在1993年降到5.3%，经济危机得到有效控制。

　　1992年越共“七大”通过决议，以制定新宪法的方式将革新以来的制度创新加以合法化。重新恢复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的宪法地位；外国投资保障也进入宪法。

　　此时，越南的政治及社会体制改革并没有止步，国内媒体2006年所热炒的“越南政改”的部分内容，如“三驾马车”模式(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理分别由三人担任)在这个年代已经形成传统。

　　这几年，阮晋勇还在地方工作，从1981年到1994年，先后在坚江省(KIEN GIANG)和该省的河仙县(HA TIEN)任职，最高职位是坚江省省委书记。那时在河内政治中心，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位日后的政治新星。

　　改革以前

　　越南改革初期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意识形态领域。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发生激烈震荡，越南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胡志明和黎笋是对越南近代历史影响深远的两位人物。

　　胡志明，越南近现代史上无人能及的民族英雄，这位终身未婚的革命家，把一辈子献给了越南民族解放事业。现在流通的新版越南盾上，不分币值大小，皆有胡志明头像。他的名言“没有什么比民族独立、自由更宝贵”早已刻入越南人心中，成为越南的精神象征。

　　胡志明生前并没有“胡志明思想”，死后相当长时间也没有。越南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胡志明思想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曾经的‘老大哥’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越南必须寻找到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

　　2001年越共九大，越共又系统地阐述了胡志明思想——把马列主义和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胡志明逝世时，越南尚未统一。作为对胡志明的纪念，越南南北统一后，南方最大的城市西贡市，改名为胡志明市。而且，越南共产党不再设立党主席一职。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接任者是黎笋，1960年他任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后改称为总书记，直至1986年他去世，在任26年。黎笋是最早参与越南革命的人士之一，在1928年就参加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此时越南共产党还没有成立。

　　冷战时代，国际形势变化风云诡异，越南成大国争夺的前沿阵地。越南很自然地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是中越关系最亲密的时期，概括一句话是“同志加兄弟”，这时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还正在北京大学念书。

　　60年代中期，中苏矛盾激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裂。中国和苏联都在争取越南的支持。越南倒向苏联，中越关系逐渐恶化。越南入侵柬埔寨后，中越发生军事冲突。

　　阮辉贵说：“中越两国人民是‘同文、同种、同志’关系，但受到外来的影响太大，导致两国关系中阴暗的时期。”两国交恶的历史，至今仍然是个敏感话题，“背景太复杂了。”

　　南北统一后，黎笋在南方推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大二公”、“计划经济”被复制到南方。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古小松说：“黎笋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外交政策跟着苏联跑，跟中国关系倒退了10年。出兵柬埔寨，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二是在南方推行极左路线，西贡在解放之初比曼谷还发达，黎笋执政后，西贡起码倒退20年。”

　　黎笋任总书记的最后几年，允许越南北部广宁省进行农村承包体制改革。在越南国内，对他有不同的看法。越南共产党电子报总编陶维括说：“他从来不是一个保守派。”在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看来，“他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他的功劳就是抗美，当时北方的所有建设，都是为南方解放服务。”

　　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干部，在经济工作中缺少经验。“没有右，也无所谓左。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搞计划经济，越南也不例外，这不能归结为某个领导人的错误。”阮辉贵说。

　　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内外交困中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开始奉行“与世界人民交朋友”的外交政策。

　　越南八月革命以后，法国殖民者重返越南前，阮晋勇在南部金瓯省一个革命烈士后代家庭出生，在家里排行老三，在越南称为 DUNG BA 。12岁生日那天，1961年11月17日，他参加了越南人民军队，成为联络员和医务员。17岁，他加入了越南劳动党(后改名为越南共产党)。23岁时，在军队服役，并任职。

　　2006年，越战结束3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来到河内。总理阮晋勇接受网民提问时说：“像那时许多其他越南公民一样，我憎恨美国政府。但我们不憎恨美国人民。我们现在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

　　阮晋勇面临的挑战

　　阮晋勇是越南政坛的第三代，与他搭配的“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位是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和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西方媒体对他的报道普遍提到他治理经济的经验——1997年曾兼任越南国家银行行长。

　　阮晋勇是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后诞生的首位总理，也是最年轻的总理。1995年，开始进入中央，在内务部(相当于中国的公安部)工作，最高任职副部长。1986年和1991年，他都被选举为越共中央委员。1996年，开始负责部分经济工作。1998年至1999年，短暂担任了越南国家银行行长一职。2002年，被选为副总理。2006年，接替退休的潘文凯，成为越南总理。2007年，获连任。

　　2007年，越南加入WTO，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为期二年的非常任理事国，这被认为是自1945年以来，越南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的地位。

　　阮晋勇在任两届，越南分别加入了APEC和WTO，被认为极大推动了越南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对于他的经济工作能力，内部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他的外贸和经济工作的经验都不足，加入WTO的谈判其实在前任潘文凯时已经打下基础，而且前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武宽也功不可没。

　　2007年5月，他被《世界商务(WORLD BUSINESS)》杂志评为亚洲改革25人之一，排名第五。评语介绍他说，阮晋勇正带领越南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转型为一个积极和成熟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舞台的参与者，他坚定地继承前任的遗产，推进越南的开放和经济自由。

　　在越南政坛，阮晋勇是典型的“本土官员”，相比近几年越南改革落实“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上台的干部，阮晋勇在学历和年龄上都没有什么优势——从年龄上看，越南最年轻的副总理只有44岁；从知识结构上看，有2位副总理分别从德国和美国留学回来。

　　阮晋勇当年曾就读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是该校一名留学生。2005年10月，他参加了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后抵达桂林访问，专程前往母校探望。

　　阮晋勇现在面临两难，一方面必须收紧银根，以阻止通货膨胀加速，但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股市的下跌已经使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如果资金进一步远离越南，越南的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6月26日，越南影响较大的《劳动报》以近整版篇幅报道了胡志明市一家鞋厂工人罢工的新闻，工人抗议物价上涨太快，而工资却像10年前一样，还是140万越南盾(约相当于人民币560元)。越南中央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也坦承，经济波动后，越南的劳资纠纷事件大量增加。

　　越南是粮食出口大国，产粮区集中在南方，出口粮食不仅增加了产粮区农民的收入，还为国家赚取了更多的外汇。但是，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也几乎冲抵了农民粮食收入的增加。

　　今年3月31日，越南《人民报》刊登阮晋勇的署名文章指出，越南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和经济可持续增长。

　　越南的英文报纸《VIETNAM NEWS》几乎每天都有越南政府领导人与国外领导人或组织会谈的新闻。阮晋勇在出访美国后，又会见了亚洲发展银行官员等等。他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巩固投资者对越南经济的信心。

　　6月20日，访问美国前阮晋勇还专门接受了美国《时代》杂志的采访，面对记者反腐败、人权等刁难的问题，他应对自如。当被问到如何稳住投资者的信心时，他回答说：现实情况是，许多投资者仍然有正面的评价，看好越南中期的和长远的发展前景看好。外国直接投资在今年首5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34.1 %，我相信明智的投资者会继续投资于越南。

　　越南的国土呈S型，海岸线长，海上航运便利；北部2万平方公里的红河三角洲和南部约5万平方公里的湄公河三角洲为其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全国8200万人口中，14岁以下的人口占30%，65岁以上人口只占6%，平均年龄只有25岁，识字率达94%。这是上天赐予越南人的宝贵财富。

　　越南这次发生危机，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又与越南国内的经济结构相关，而宏观调控不慎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说：“越南不可能在危机中倒下，但也不会很快恢复，现在能做的是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改善全球的经济环境和越南经济结构，那不是一时能办到的。完全恢复，还要几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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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边的中国资本

孤立、融合与冲突交织的20年


台商杨云悌，丁善理过去的下属


在丁善理（右一）的陪同下，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右二）参观“中经贸开” 图/资料图片

　　“我认识你，记得你年轻时被革命、战火、死亡与污血所玷污的容颜。抛弃那些地缘政治的因素，我更爱你如今年轻、朝气、混乱和充满弹性的肌肤，你鼻翼呼出的气息。

　　“我们亲近又疏远过，我们曾经相似。如今，我们相差几步而各自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

　　——引子

　　“越南王”的悲剧人生

　　2004年9月23日傍晚，台北仁爱路三段芙蓉大楼，一个消瘦而沉重的身躯从15层的高处重重地砸向地面。

　　轻生者是一位65岁男子，名叫丁善理，生前是台湾“中央经济贸易开发公司”(简称“中经贸开”)的董事长。作为最早参与越南投资的外商，他一手创办了越南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加工出口区，及越南最成功的商业住宅区——富美兴，因其在越南拥有显赫的地位，人称“越南王”。

　　丁善理出身一个显赫的家族。其父是老国民党高层，其妻的母亲则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丁善理自小精明强干，年青时以陆官学校第一名毕业考取台湾第一次“国防”公费留美学生，短暂入伍，后弃军从商，在台湾政界和商界都是一位实力派人物。

　　他曾担任过台湾“奥运会副主席”。1976年，他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蒙特利尔奥运时，遭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拒绝入境，代表团黯然返台。

　　1980年代末，丁善理与陈清治家族，合组这家有国民党背景的投资机构“中经贸开”，并出任董事长。1989年，丁把目光投向打开国门的另一个红色国家——彼时刚刚施行“革新开放”的越南。

　　杨云悌是丁善理多年的老部下，自1992年就跟随他开发越南。他回忆，丁善理当时认为，1980年代末开始“革新开放”的越南，很像他八九岁至1960年代的台湾——一块落后、以农业为主但是充满着机遇的土地。

　　另外，还有政治因素，“退出联合国后，世界上很多国家跟我们绝交。在外交上，台湾很窘迫，而越南是个国际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经过越南来做事，就能突破很多”。丁善理也曾公开谈到，他当年一路从东欧到西伯利亚，从非洲到东南亚考察，足足花了三年之久最后选中越南。

　　政治世家出身的丁善理施展“外交”手腕，取得胡志明市南部西贡河的一块河湾的开发权。按当时的规定，“中经贸开”和越南政府成立联营公司，后者以土地入股，台湾方承担所有的开发、管理、规划。

　　杨云悌时任“新顺加工出口开发经营联营公司”总经理，风度、修养极佳，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原来，其父是民国时期在野党——民主社会党领袖张君劢的学生，1949年跟随国民党撤到台湾。

　　对前任董事长，杨云悌充满了感情：丁善理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而且精力充沛，考虑问题事无巨细，大小事务滴水不漏。“当时，我们很多同事见到他就感到心惊胆战——他会对你负责的业务考问得很细，经常答不上来。”丁老爷子喜欢随身带纸条，想到什么就拿笔记录下来，就是游泳的时候也不例外。他的下属常常收到这样的小纸条。

　　丁善理为加工出口区的建立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平均每个月飞越南两次，一呆就是一两周。“我们这16年做得非常辛苦，资金问题、沟通问题”，最大的难题是和越南政府的沟通——说服越南官员，让他们相信“中经贸开”是对越南有好处的。

　　当时胡志明市的基础设施是一片空白，“中经贸开”投入大笔资金建造越南唯一一个100%的外资电厂，从而解决了加工出口区、南西贡开发区及后来的新工业园区的电力，还为胡志明市解决约45%的电力；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中经贸开”修建一条至今都是越南最宽阔的大道，并以有“越南邓小平”之称的越共改革派领导人——阮文灵的名字命名。

　　另一个商业住宅区大项目——“富美兴”，在很长时间里，“中经贸开”都苦于资金不足，苦苦支撑着。2002年随着越南房地产价格一路暴涨，“富美兴”终于成为“中经贸开”的一株摇钱树。

　　浅色的高级公寓和别墅、宽阔的马路、韩国餐厅、西式咖啡馆、外资银行、国际学校。“富美兴”如今成为外商和越南富人阶层聚居的高档住宅区，房价涨到2500美元/平米，而且，“新楼盘开盘时，就是排很长的队都买不到。”当年，杨云悌一手负责“富美兴”的前期规划和项目论证。他坚持认为，相比“中经贸开”在上面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这样的回报并非暴利，而且，“有助缓解西贡市区高企的房价。”

　　新顺加工出口区成为越南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工业园区，1999年还被国外评为“亚太地区加工出口区第一名”，成为越南建设工业园区的一个样板。每年，新顺工业园区为越南政府贡献10亿多美金的外汇收入。越南国家主席、越共总书记等政要每年都会到此参观视察。丁善理成了越南最显赫的“红顶商人”。

　　丁善理经历越南2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越南人评价他是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做出最多贡献的外国人。他和“中经贸开”当然也从中得到了相当大利益。

　　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中经贸开”大股东之间的一场利益纠纷，把处于人生巅峰的丁善理推向了绝地。当时，大股东陈清治把丁善理告上法庭，指控他“挪用资金、财务舞弊”。台湾的检调机关随后对丁善理进行立案调查，查出“中经贸开”有上千万美元被以现金提领方式，流向丁善理和一名神秘人物的相关账户。

　　面对“假投资、真掏空”的舆论指控，回台湾接受警方调查的丁善理羞愤难当。两天后，带着无法言说的秘密，跳楼以证自己的清白，留下了三页字迹潦草的遗书。

　　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丁善理生前和越南政府高层相交甚密，“中经贸开”能从政府手中获得如此大的项目和大片土地、并得到越南银行的贷款支持，正是因为丁善理给了对方莫大的好处。一个坊间的传闻是，当初为了胡志明市造镇计划，丁曾以2500万美元贿赂越南官员。

　　自2000年起，越南已有舆论质疑政府的政策——为何对“中经贸开”的土地开发项目如此厚爱，而且，这几年里，“中经贸开”已偏离当初所承诺的协助“新小区开发”或“农业开发”，开始大发买卖不动产的暴利。一向主张土地国有的越南政府成立特调会，留住汇往台湾的资金，并追查资金的来源，加上公司大股东收缩银根，才会迫使丁善理走上自杀的绝路。

　　正所谓，成也越南，败也越南。丁善理之所以能成就“越南王”，正因为当初抓住了越南改革开放的先机，而他的个人悲剧也在于此。

　　继任“中经贸开”董事长一职的是丁的长子——丁广鋐。自从美国留学回来，丁广鋐就在丁善理安排下到河内参与公司越南业务，随父实习，接受各种培养。

　　公司的资料馆里，并排挂着越南党中央总书记农孟德、国家主席阮明哲新近视察公司与丁广鋐的合影。2006年，越南国家主席向丁广鋐颁布了一等劳动勋章，这是越南第一家、也是迄今为止获此殊荣的唯一一家外商及联营公司。

　　四年前的一切，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风水轮流转

　　6月末某天下午3时，最具有殖民地风情的老西贡一郡的一家工艺品店兼茶馆里，李天柒和几个台商会骨干成员在商量周末在某度假村召开的台商大会的细节。他们戴着大大的翡翠或者金戒指，摸着发福的肚腩，间或嘲笑着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记者对“越南危机”的神经质反应。

　　在越南，像丁善理和“中经贸开”这样有着特殊政治背景的台湾商人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台湾中小企业。据台北世贸中心驻胡志明办事处李建辉提供的数据，越南有1800多家台资企业，占到越南外资投资的七八成，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胡志明市大约有75%。而据《西贡解放日报》记者杨迪生分析，很多台湾商人为了避免麻烦，借用越南人的身份登记，实际台资企业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总商会会长李天柒是木材家具商，1989年到越南，是最早一批到越南淘金的台湾商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台商分为三股向外进行实业和资本扩张：西向到大陆，南进到越南，还有一部分到马来西亚和印尼。

　　李天柒的同行大多到了广州。“我也知道大陆情况会更好，同文同种，培训、教授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个性、思想也会有很多相同。”但是，第一次到了深圳，他却被吓跑了，“盲流很多、治安不好，被抢被砍被杀的事情经常听到。”

　　他调转方向来到越南，“这里穷，但是盲流很少。”1990年代初，最早到越南投资的台商都是做农林渔类资源贸易的。那时本地越南人毫无商品概念，上好的木料任你免费砍——他们还等着耕地种植，海鲜、木材等等收购价全由台湾人说了算。

　　没有市场概念的地方，当然也没有遵循规则带来的保障和安全。收购价混乱，政府、海关毫无经验，经常制定一些让李天柒们哭笑不得、根本无法操作的规矩。最初几年里，李天柒很难赚到钱，“只能过过日子。”

　　投资大陆的同行却一个一个都发了。曾有一阵子，李天柒萌生过转资大陆的想法，最后还是作罢。

　　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台资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2000年开始，大量有关广东地区台资企业转移越南的报道见诸报章。

　　“他们现在的日子惨兮兮的。” 李天柒的口吻里有一点点幸灾乐祸。“如果不是宏观调控，大陆其实还是最多台商想去的地方。越南和马来西亚的人太懒，不像中国人做事那么勤快努力。”

　　如今，台商在越南已形成一股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外资经济力量。1994年，南北越两地台商会“统一”。这是一个联系紧密、灵活有效的组织，在越南各省都有分会，台商们定期联谊，分享经验，互相提携。

　　“我们都是民间的小企业，没有靠山，不像韩国、日本企业那样有官方正式的关系，政府不会在背后做支持。碰到什么问题，政府也没有力量帮你解决。我们只有自己抱团起来形成一股力量。”

　　5月12日四川大地震时，台商会举办了一场 “汶川地震祈福和募捐”活动，规模之大和组织之有序，让好些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大吃一惊。而与之相比，半官方性质的中国商会力量非常微小，会长、秘书长的职位都是由中国银行、中建二局这样驻胡志明市的大型中国国企领导担任。

　　近些年来，越南台资企业的劳资纠纷增多。在一些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罢工事件时常发生，越南工人的维权意识异乎寻常的强烈。

　　2006年和2007年短短两年，台湾的宝成鞋业爆发过四起大罢工。八年前，这家替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派加工鞋的台湾宝元鞋业把工厂从东莞陆续迁移到胡志明市。在东莞，关于这家“血汗工厂”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是鲜有工人对抗资方的激烈行动。

　　开餐馆的江西人彭子豪每天要为胡志明市郊的几家台资工厂送盒饭，他亲眼见证了多次大罢工。罢工发生前一周，几个对薪酬不满的员工在厕所里写下号召大家“下周一罢工”的宣传语。周一清早，几个男性工人就守在工厂门口，拦住一些不想参与罢工的女工，“如果她们还是进去了，下班后就会挨打。”

　　耐人寻味的是，宝元的老板曾在公司内部悬赏举报带头闹事的工人，奖金是一个工人半年的工资。两年过去了，台湾人一无所获。

　　“在他们的意识里他们总是被人欺负，先是法国人，后来是美国人，到最后是中国人。所以面对外国人时，他们就会特别团结。”彭子豪说。在越南的外国公司里，工会是个有一定分量的机构，而政府对罢工行为也抱着默许态度。

　　尽管历史上有过种种纠葛，如今的越南人对美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比较友好。越南中小学的历史课本对于1979年的中越战争也不再提起。但是，很多家庭都亲历了战乱。年轻一代讲实际、爱享受、崇尚西方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骨子里的民族自尊心却很强。

　　在越南记者杨迪生看来，“这一点和中国的年轻人很像。碰到某些时机，民族主义情绪就会爆发。”前一阵子，当中越两国为南沙诸岛的归属问题再次发生争执时，越南年轻人表现得很激愤，冲击了一些中国的店铺和品牌。

　　单兵作战的大陆商人

　　两天前，赵玉星刚刚拒绝了一个越南女工——对方要求公司同时雇佣她的丈夫。他付给工人130万越南盾月薪，折合人民币520元左右，相当于越南工人平均水平薪酬。

　　“这些钱够女人吃饭和养家，如果是一个男人就迟早会感到不满足。统一招女工人，管理上会方便得多。”按越南的劳动法，工厂雇工超过10个时就要成立工会。记者问他怕不怕有人闹罢工，他笑着说，这个很容易搞定——找自己的人当工会头头就可以了。

　　来自大陆的中国商人“发现”越南，是在2000年之后。除了来自广东地区的商人，主要还有浙江人和江西人。相比在越南深耕细作了二十年的台商，他们的数量和实力非常有限。上海一家办理越南签证的旅行社的生意去年一下子火热起来。

　　这些中国商人到了越南，很快就如鱼得水，“适应起来很容易。那些门道，我们十年前就全部掌握了。”赵玉星对这里的业务很有信心。唯一让他担忧的是，这边做事的效率太低，将来的交货时间和周期都是问题。

　　湖南人赵玉星的公司是生产鞋配料和机器的，去年10月来到越南。他们的公司注册地在湖南，但在深圳、东莞两地都有工厂。大约一年前，越南那边来了大量订单向他们要机器，一批接着一批，“总是有市场在，否则不会买这些废铜烂铁”。

　　在越南，中国企业的名声不太好。越南人眼里，中国货几乎是“劣质产品”的同义词。

　　“前面的人把名声做坏了，现在我们要重新打品牌，很吃力。”赵玉星很有些不屑，“其实，这里很多产品还是来自中国。”越南记者杨迪生就很清楚，“中国货这些年质量好多了，关键是你会不会挑。”

　　周三晚上，第五郡华人聚居区的安东市场，金华小陈和几个浙江老乡约了一起吃自助餐。小陈是“浙江人在越南”QQ群的版主，这个社区集聚了一批在越南做生意开公司的浙江人。当晚露面的，有做饮用水设备的宁波人大余、做纺织品的温州人老黄，还有不知道做什么的金华江山人阿薇。

　　这些浙江商人都是早几年单枪匹马地跑到越南来做生意的。网络成为他们连接的工具，谈生意、价格战、笑骂着在越南碰到不顺心的事，商讨米价的涨跌、如何地下转资金、怎么通信更省钱,以及和越南政府机构周旋的办法。大余吞下一片又一片生三文鱼，咀嚼着，嘲笑着，“我就被修理过两次。”

　　三年里，大余凭着凶狠的价格战把竞争对手纷纷挑下马，如今，他的独资公司已经占有越南市场30%的份额。“本地人不懂得怎么做生意，要垄断这个国家的市场很容易。”这支可怕的浙商以单个力量在这个南亚小国迅速打开局面。此外，他们大多低调地遵循着“闷声发大财”的一贯风格。

　　在这个新兴国家的市场里，商机就是一切。尽管笃信“团结就是力量”，老乡们彼此保持着一定的戒心。譬如，老乡们只知道阿薇是到胡志明市大学来学越南语的。而事实上，在越南的几周里，她不动声色地办好各种海关手续、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打点好各路菩萨。她做一桩来路有些神秘的生意，至今，她都不想让其他的老乡们知道。

　　这个1980年出生的娇小女子，年纪不大，经历很复杂，跑过浙江、江西、深圳、香港等不少地方。她把浙江女商人、万事利集团的主席沈爱琴作为她的榜样，“有胸怀，有魄力，有钱”——她如是评价。“现在国内很难找到暴富的机会了。我出生得太晚，股市、楼市这些都轮不到我了。”

　　“这里就是二十年前的中国，机会是很多的。” 她给自己公司的开张选了一个黄道吉日——2008年8月8日，“很巧吧，千载难逢。”

　　目前，来自台湾的和来自大陆的商人，彼此交集不多。

　　张殿生2003年到越南寻求发展，2006年开了自己的公司。现在，他把太太和十岁的女儿都带到了胡志明市。女儿现在富美兴一家台湾人办的小学就读，这也是胡志明市唯一的华语小学。

　　张家客厅的电视机上摆着印有两首咏雨景的繁体五言绝句的字片，意趣稚朴，平仄工整，这可是十岁小朋友张千寻的大作。对台湾学校教育出的扎实国文功底，张殿生很满意，女儿现在会学着写古诗、读千字文，“台湾人传统文化教育比我们国内强多了”。

　　然而，中国两岸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南亚小国家依然延续。女儿在国内已经上过一年学，到越南新学校上学的第一天，一早就自己整整齐齐地穿好衣服、系上红领巾，等着爸爸送她去上学。碰到台北小学里庆祝“国庆节”或是其他一些敏感节日，张殿生会让女儿请假。

　　一次学校里测试，有一道题写着：“下面哪面是中国国旗”，备选的有美国国旗、日本国旗、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旗。张千寻没有选任何一个答案，然后，自己在下面画了一面五星红旗。

　　涌动的中国热钱和一个台湾学生

　　2000年7月20日，胡志明市越南证券交易中心正式对外营业。

　　最先闻到钱味的，是来自千里之外上海的炒家。当时，证券交易中心最靠前的三十个账户几乎全是上海人的。但是，其中有四分之一账户的资金从未进过场。

　　以100点开始的越南股市，一年之后涨到了571点，足足翻了5倍。此时，中国股市正处于漫长熊市之中。这拨来越南股市淘金的，基本是个人，资金量达到几百万美金。

　　上海人的经济头脑、他们对股市的了解和经验，让“西贡证券”的业务部经理阮富强吃惊不已。 “浙江帮帮主”小陈有个上海的朋友，一个公认“很令人佩服”的上海女强人。2002年时，她带着几百万美金来越南开户炒股，阮富强正是为她打理股票的操盘手。因为她在国内的公司急需一批资金，她于2004年抛光所有股票，净赚40万美金。然后，通过特殊的地下通路，把钱经由台湾转移回国内。

　　阮富强在“西贡证券”负责华语地区市场。像这样的中国大陆客户，他手头有40多个，资金多的有几百万美金的资金量。越南的股市也吸引了中国富豪榜上赫赫有名的大鳄。阮富强有一位显赫的客户，每次驾临胡志明市，当地最大的几个台湾大老板都会安排接风和特别的招待。

　　进入证券经纪业六年，阮富强如今把工作重心放在开发法人客户，资金量在十来万美金的个人客户，基本都交给助手管理。但是，他还是会保留一些身份特殊的客户亲自打理，譬如台北驻越南的官员，或是台湾商会某会长的太太等等。

　　2004年，中国沉寂多年的股市情形看好，来自上海的第一拨炒家大多落袋为安，转战国内。之后两年，来自中国的资金数量不多。后来进入股市的主力，则是在越南的台商，还有韩国和日本的资金。

　　越南对外国股市投资者有诸多限制和复杂规定，开户手续来回折腾需要三个月。很多中国人都是借越南本地的“人头”开户炒股票，多数为广东、广西人，他们在越南有亲戚或者娶了越南太太。至于在越南的台商，他们往往借用公司员工的身份。

　　“风险是存在的，但我还没听到这样的纠纷发生——多数越南人不懂股市。”

　　在越南股市上淘走第一桶金的是中国人，但是在越南投资、做贸易的中国内地商人却很少涉足越南股市。“他们还是觉得先做好主业最重要。”

　　阮富强的助手现在清一色都是越南人，也有在中国留学归来的金融硕士。最初几年，他的助手都是华人，因为招不到学金融的越南人。

　　1994年，当阮富强刚从胡志明市经济大学毕业时，他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自己。学校只学共产党党史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老师上课只会照本宣科。他以往的师兄师姐毕业后常常找不到工作，当时的越南几乎没有商贸和经济。

　　似乎是冥冥中注定。当时，第一拨台湾人已经进入越南淘金。有位经营旅馆业的台湾老板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信任、有店面的越南人做“人头”，在第五郡华人的帮助下，他联系上了阮富强的母亲。

　　在酒店业工作了半年后，阮富强去台湾旅行，后来留下来学习中文。“真感觉自己像乡下人进了城。”一切都能吸引他：普通老百姓可以随意批评任何政府官员，信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特别是台大漂亮的校园和足球场，图书馆里有很多他在越南根本接触不到的资料，他常常跑去听课。

　　他想申请台大的研究所。校方看了他过去在大学修的课程，说他得重修本科。他决意要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台大的四年是他这辈子最艰苦的一段日子，语言不通、功课又重又多，但是又很开心。“觉得这些将来都会很有用。”

　　1996年，台湾的股市冲破了一万点大关。阮富强也借了别人的身份开了一个户头，拿着不多的钱边学边玩，“真是很喜欢”。接着，他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毕业回国之前，他抛光所有的股票，“不赚不赔”。

　　回到越南，在台湾企业短暂工作两年后，2002年，他终于投身越南刚刚成立不久的证券行业。在台湾的留学经历给了他新的视野、新的专业知识、对整个社会的新看法。但目前，他在台湾学的东西很多还用不上。“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说难听点，技术面、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这些都用不着，现在的重点还是政策面。”

　　主力还没进入这个市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还没有开始，一切都像二十年前的中国股市。股票交易还是半原始状态，所有的设施都是临时的，液晶大屏幕太贵，公司用投影仪来展示实时股票行情。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是阮富强密切关注的重点。最大的恐慌，是担心越南的股市会不会在暴涨之后经历类似中国那样漫长的熊市。“那就得等太久了。”他对政府的决策和效率持有很多批评。“越南高层的决策权太分散。越南的发展速度赶不上中国，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像朱镕基那样强势的领导。”

　　如今他的愿望是：“一辈子都在这个行业干，等对证券业有更多的理解和经验后，能有机会筹集和管理一个投资越南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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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家：四组普通市民的生活故事


赖建文一家（左到右）：二儿媳、二儿子赖金川、赖建文、杨碧云、孙女、大儿子赖金业


黎氏柳与儿子武公论在家中

　　四组普通市民的生活故事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胡志明市

　　两户水上人家

　　胡志明市大多数人的早晨开始于咖啡杯里冰块消融的声响。这样的冰水混合物充塞了清浊、甜涩与沉浮。

　　6月29日的上午，一如往常，黎氏柳将一杯冰咖啡摆在家中土地爷的神龛前，焚香三炷，祈求一天的好运气。这是胡志明市平盛郡污水边的人家。全家用铁皮围制的一室一厅所占面积不足十平米，一家三口居住于此。铁屋悬于污水之上，距离水面不到两米。污水的腐臭气息能让初到此地者作呕，而黎氏柳已经闻不到任何味道，“已经习惯了”。

　　黎氏柳在这里已经住了近40年。多年前河水不是这样的。在黎氏柳还小时，驻扎附近的美国大兵还能在水中畅游。而现在，连鱼都看不见了。她的邻居武文硕说，污水来自河流上游的橡胶工厂。他记得污水最早流出的时间是1986年。从那个时候起，他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肾和胃都不好。”武文硕说。

　　黎氏柳始终无法松开眉头，她脸上有着淡淡忧愁。她会在每天清晨推着小车到街上售卖米粉和面条。没有营业执照的她得处处小心，因为“现在管得严”。前些日子，粮油价格疯涨使得她不得不提高了粉面价格，但这样一来，客人锐减，每天收入尚不及往日的一半。

　　黎氏柳的丈夫比她出门更早，他是一位搬运工，以出卖力气为生。卖彩票也是黎氏柳一家的一项重要收入。“早上卖粉面，下午卖彩票。”胡志明市的街上随处可看到卖彩票的摊点，花花绿绿的彩票看上去像是印制粗陋的钞票。彩票是她赊来的，必须在当日下午3时前将卖不完的彩票交还彩票机构。

　　忙完米面生意之后，留给她的卖彩票时间已不多了。此时正处欧洲杯期间，熬夜的男人们抓紧中午时间补觉，上街买彩票的人数寥寥，而且，他们更热衷于将钞票投向更刺激的地下赌球，黎氏柳的彩票销售因此而受挫。

　　黎氏柳的小儿子武公伦光着脚，有些茫然地坐在家中的地板上，地上的瓷砖没用水泥粘合，就这么散落一地，走上去便会发出咯咯声响。黎氏柳育有三男一女，除了小儿子还在身边，其他的儿女已外出谋生。这个家庭每月大概只有相当于人民币几百元的收入，交通工具只有脚踏车，这在几乎每家都有摩托车的胡志明市是少有的。小儿子下学期的学费尚无着落，积蓄总是那么艰难，家庭生活称得上幸福的是——儿女们都还活着。

　　同是居于污水之畔，邻居黎氏玉家也有4个儿女。实际上她一共生了12个子女，其中8个相继离世。最近去世的是她的三儿子，在2007年患上脑膜炎而病故。儿子梳着分头的彩色遗像挂在狭小晦暗的堂屋里，相片前燃烧着三支他喜欢的香烟。“我很想念儿子。”黎氏玉站在椰子树下，三米之遥的屋后便是污浊不堪的河水。

　　黎氏玉靠卖河蟹维持家庭生计。她家有一辆产自中国的廉价摩托车，但被贴上了本田的标志。越南人喜欢本田摩托，曾以低价风靡越南的中国摩托车因劣质而失去了市场，并殃及几乎所有中国货的信誉度，“中国制造”并不受越南人欢迎。在黎家用木板隔为两层的小房子里，随处可见SONY、JVC、LG等标志，即使在这样的穷苦人家，他们也倾向于选择日韩产品，即便二手货也是如此。

　　黎氏玉的小儿子能用简单的英语腼腆地与外来者交流。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建筑师，在他看来，这工作收入优渥，还可以寄托他对楼房的向往。就在这条污浊的河流附近，许多楼盘正夜以继日地兴建，一块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上，一位穿着韩国传统服装的美女正对着人们微笑，身旁用英文写着：Now，It's your world(现在，世界属于你了)。

　　污水之畔的人家在等待着他们的新世界，因为有消息说，两年之内，政府会将此地粗陋的“临时”住房拆除，居民们将会获得一笔未知的补贴。从战火未尽的年代始，几代人的家庭已在此“临时”住了几十年，始终没有获得任何产权。一位曾在中国长期居住的越南人介绍，即便如此，从未有人在此喷上类似“拆”的字样，所有迁移都要经过协商。

　　一个华人家庭：从柬埔寨到越南

　　已经七十多岁的赖建文几年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1999年，他在胡志明市第十一郡热闹的白铁市场附近买下了一块地，隔年建起了四层楼房，花去三百多两黄金。越南人喜欢用黄金评估地皮与楼房的价格，贬值迅速的越南盾是不靠谱的。赖建文说，短短几年时间，他这幢楼房已值上千两黄金。

　　赖建文家的房子是长条形的。胡志明市大都是这样长条形的房子，类似中国县城里的民居。但胡志明市的房子更讲究设计，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不像中国只简单地用有色玻璃和瓷砖粗陋地拼凑。“专门花钱找人设计的。”赖建文说。

　　许多房子倾向于法国风格，这是远逝年代的心理遗存，上了年纪的人能在仿造的异国情调里找到自己的过去。胡志明市政府就是一幢古老的法式建筑，这是胡志明市的地标建筑。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每天都有大批游客留影，背景里穿着越南国服的少女提醒你，这是越南，而不是法国。离市政府不远的地方，有一处法式建筑风格的餐厅，这是胡志明市最热闹的餐厅。

　　与中国相仿，胡志明市长条形的民居一楼往往会被作为商铺使用。路过这些商铺，你会看到像赖建文家那样的杂货店，也能惊异地看到诸如宾利、劳斯莱斯这样的高级轿车停在狭小门面里售卖。

　　同样是在几年前，赖建文一家花钱托人找关系才获得了越南户口，领到了人民证。而他们已在越南生活了三十多年。炎热的中午，赖建文喜欢光着膀子坐在家中一楼的堂屋里喝茶，然后向不同的人回忆起他家庭的漫长过去。他已经记不得自己真实的出生年月日了，当初逃至越南时，为了避免被抓壮丁，他将自己的年龄虚报了将近十岁。

　　“我在柬埔寨的时候……”赖建文喜欢以这样的句式开头。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生于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潮汕籍华人家庭。当时他家做制作包箱的生意，家境殷实，“算是小康之家”。但父亲与继母把持的家庭让他没有幸福感，“我像是被遗忘的人。”他看到身边的一些同学去中国留学，自己也起了这样的念想。

　　在同学们的七拼八凑下，他获得一笔盘缠。告别柬埔寨，去往中国广州，在广州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去到更遥远的杭州读中学。那是陌生的故乡，但他感到了自由。那时他是个年轻的帅哥，杭州三中学生证照片中的他看上去像是电影明星。

　　在中国的许多陈年往事他仍在追怀，恋人、同学、老师……还有一些特殊的记忆，比如在土制高炉前熬夜苦等钢水出炉的日子。“几年前我回去过一次，找到以前的同学老师，真是高兴。”赖建文展示他回中国拍摄的照片。中国是他希望不断回去的地方，特别是杭州，因为在中国的熟人多在此地。老家汕头他也回去过，但“那里的亲人几十年才联系一次，生疏得很”。离越南更近的柬埔寨，他几乎不愿意再去，直到2007年，他才匆匆回了一次。在金边的老街上，他看到了自己家当年的老房子，他不伤感，只有些忿恨，那幢建筑早已不属于他家。

　　在中国求学几年之后，高中毕业，对工科更感兴趣的赖建文不甘心被农学院录取，决定回到柬埔寨。他很快就餐感受到了红色高棉对有钱人的不友好。当他骑着机动车上街时，警察甚至会因为他的机动车牌照溅有污泥而罚款。“想整你，什么理由都可以。”赖建文回忆中仍有余怒。

　　1975年的某一天，红色高棉突然通知他们必须离开金边，理由是“美国飞机将对这座城市进行轰炸”。赖建文离开后，他们的住所就已不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被迫随着浩荡熙攘的逃难队伍在柬埔寨潮湿多雨的旷野里行进，没有方向，没有水和食物。下雨了，他们就躲到乡间农舍的猪牛圈里，在臭气熏绕下等待雨停。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被农民们驱赶。“他们会对我们狠狠地说：你们这些中国人！”在柬埔寨，擅于经营的华人拥有很多财富，这让传统的当地民众心怀嫉恨。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从牛打过滚的污水坑中饮上几口。钞票被宣布无效，他们不得不用身上的什物换取粮食。大儿子曾为一顿久违的白米饭而大喊：“今天有米饭吃了！” 对这声叫喊，赖建文刻骨铭心。

　　“黑色布料可以换得更多的粮食。”赖建文的妻子杨碧云说。柬埔寨农民喜欢黑色布料，他们认为这样布料做出的衣服更耐脏。而珍贵的宝石却被认为是不值钱的玻璃碎渣，换不了任何东西。

　　许多人在路上死去。赖建文曾在路上看到皮肉无存的人骨架。许多人失踪不是因为饥馑和疾病，杨碧云的姐姐是有产者，他们的家人被红色高棉叫去“开会”，再也没回来。在那时，“开会”含有恐怖的语义，许多人因为是有产者而失去生命。杨碧云的许多亲人就这样从人间蒸发了。

　　1975年5月，在柬越边境，赖建文一家用仅有的金条从守军枪口下潜入越南。他们来到西贡，住在一间寺庙里。如今，那间寺庙已被辟作供奉骨灰的佛堂。赖建文的儿子赖金业偶尔还会回去烧上几炷香，还有上了年纪的人能认出他来。

　　在胡志明市，赖家举目无亲，而孩子们需要食物。赖建文希望从一位老板那里拿一些日用品贩售，以维持生计。这位老板吃完饭正在河边散步时，他看准机会走过去，刚开口说自己是难民，老板转头就走。那时柬埔寨难民意味着乞讨、麻烦和一无所有。赖建文赶紧抢上去，说自己只是想从他那里要点货，这才得以继续商谈。“想想都让人心酸。”赖建文说。

　　于是，赖建文一家开始靠卖塑料桶谋生。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过上多久，1979年夏天，他们这些从柬埔寨来的难民又被逼住进了难民营。

　　那又是一次不得已的迁徙。在难民营里，一家人一待就是七八年。每个月有固定配给，但并不充足。春节是短暂的欢乐时光，但他们不得不按照越南历过年，他们被告知，若是按中国农历过新年，那么就回中国得了。那一年，中国和越南交战。“我们偷偷地听普通话广播，若是被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杨碧云说。

　　1986年，持续多年的难民营封闭生活让赖建文一家无法忍受。赖建文借口说他的腿疾严重，需要去难民营外进行治疗，带着大儿子赖金业离开了难民营。他们没有再回去。父子俩在胡志明市的路边摆起了中草药小摊点。那一年，越南开始准备转变，搞“革新开放”。2008年的6月29日，赖金业和本刊记者再次来到此地时，当年小摊所在的位置已成了一间网吧。当年卖草药的木桌现在还摆在他家现在的堂屋里。“我会永远保留着。”杨碧云说。

　　过了两年，赖建文将卖草药赚得的钱交与一些熟悉难民营情况的“能人”，终于，自己的妻子和另外四个儿女在夜色掩护下从难民营中脱逃。

　　一家人终于团聚。卖草药的同时，他们开始悄悄地替别人卖一些海产。这是“好日子”的肇始。他们的海产生意越做越大。在海边悬崖上生长的名贵燕窝由国家管理，但他们能通过政府的熟人和摘燕窝的工人获得一些货源。这些上等燕窝能卖到四千多美元一公斤。

　　赖建文认为自己受惠于对外开放。“外国人不进来，哪有这么多人买我的燕窝呢？”燕窝的最大买家是台湾商人，1986年后，他们最早大规模来越南投资。有时一个考察团可以带走十几公斤。而越南也开始出现了暴发户，一位经营高尔夫球场的越南老板曾一次买走十几公斤最好的燕窝，“只是自己饭后吃吃”。

　　赖建文认为自己的燕窝确实是好，还有就是老老实实做生意，不骗人。他认为这是他能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原因。曾有一位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太太买燕窝，由于不识货，多次上当受骗。当他到赖家买了一公斤燕窝后，不友好地说了一句：要是骗我，你要考虑后果。等他第二次再来买时，已是一脸悦色。

　　如今，赖建文夫妇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三个女儿分别远嫁奥地利、德国、法国，所嫁之人皆为华人，且都是潮汕籍。小儿子已于两年前娶妻，妻子为越南潮汕籍华人。今年已四十岁的大儿子赖金业至今未婚，父母通过媒人介绍的女孩皆为潮汕人，但赖金业喜欢一个越南女孩。他的恋爱受到了父母的阻挠。

　　两个儿子与父母的话并不多，讲话时也带着尊敬和怯懦。这个历经苦难的潮汕家庭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严格家教。已经三四十岁的子女还必须在晚上十点钟之前回家睡觉。在赖家，每个房间的布置几乎一模一样。儿子们的生活井井有条，仿佛是严格遵守纪律的学生。“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楼顶上做早操，然后散步半小时。”即便如此勤于锻炼，赖金业看上去还是那么孱弱。他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仿佛脱离于这个时代，一些新鲜的词汇他无法理解。父亲的办公室有一台电脑，那是妹妹去法国前留下的，电脑被透明塑料布包了起来，兄弟俩从未敢解开这块塑料布。

　　赖金业的一项工作是给人做翻译，在没有翻译工作时，他经常坐在自家一楼的杂货店里和弟弟赖金川一起发呆。海产生意仍由父母严格控制。小儿子只负责杂货店，一天往往仅有几十万越南盾进账。“杂货店没生意没关系，主要是海产赚钱，杂货店的税收少，如果是以海产店缴税会非常高。”杨碧云说。

　　“没生意，好愁苦。”赖金川有点麻木地说。哥哥赖金业想尽快赚些钱，搬出去住，尽管家里已经足够宽敞。他厌倦了鸟笼一样的生活。“还是有希望的。”这是四十岁的赖金业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家庭不炒股票。赖建文说，那是他们不懂的领域，他们只坚守着最传统的买卖。他不断强调，无论是在柬埔寨还是越南，他都是中国人。四川大地震，他和妻子通过当地的《西贡解放日报》向红十字会捐了100万越南盾。

　　一个主编、记者和女大学生

　　《西贡解放日报》办公地点离赖家不远。这是当地惟一出版中文版的越南报纸。主编阮中部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

　　在1978年进入河内师范大学前，阮中部是名越南军人。他的工作是拉大炮，所在部队曾打落过美国飞机。“中国支援了我们，我当时穿的军服是用苏州织造的布缝制的。”而当说到1979年中国和越南开战时，熟悉历史的阮中部笑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阮中部大学毕业后和大学女同学结了婚。最初都在同一所中学教书。“一个月工资只有100越南盾。”生活很紧张，但也无计可施。那时即使有钱也没什么用，商店里没什么东西可买。

　　几年后，阮中部成了胡志明市第十一郡的一名公务员。到1996年，阮中部当上了第十一郡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教体。此时，越南革新开放已有10年。“以前第十一郡哪有这么多酒吧和歌舞厅。”阮中部说。

　　酒吧与咖啡馆是越南重要的建筑，杜拉斯笔下飘渺的湄公河畔是许多外国人远到而来的原因。胡志明市也有一条西街，许多外国人聚集在那里，感受他们所理解的西贡。阑珊的灯火里会有女人暧昧的笑脸浮现，扫视路过此地的男人们。

　　如今，100元面值的越南盾已经很难在市面上看到。阮中部家的日子也好了起来，搬进了三层楼房。在广阔的第十一郡，许多以前种菜放牛羊的空地如今已被林立的楼房覆盖。

　　2006年，阮中部成了《西贡解放日报》中文版的主编。他认为自己的报纸向来是敢于说话的。“报纸可以批评政府，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占据报纸头版的多为党政新闻。这是越共胡志明市党部的机关报。

　　阮中部说，现在越南正在进行“向胡伯伯(胡志明)学习”的活动，胡志明思想对他们还是很有指导作用的。在胡志明市的龙社，胡志明当年以厨师身份从此地登船去法国。如今，仍然有人到龙社给胡志明烧香，祈求发财或平安。

　　《西贡解放日报》的记者杨迪生曾在中国的广西大学进修两年，还经常来中国采访。他觉得，中国人和越南人都爱国，“这是好事也是危险的事。”他谈到了西沙群岛。凤凰卫视的新闻是他所喜爱的。

　　在杨迪生看来，越南从未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越南人在很多问题上更务实，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在胡志明市出生的杨迪生和许多这里的市民一样，还是喜欢用“西贡”这个老名字。“‘西贡’的名称在世界上更有名，政治味也没那么强，简称也更方便，如果把‘胡志明市’简称为‘胡市’多不好听！”

　　杨迪生生于1978年，但他更愿意把自己归为“X80”，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80后”。他喜欢香港文化，就在这些天的《西贡解放日报》上，仍在登载《射雕英雄传》。

　　喜欢香港影片和武侠小说的还有生于1986年的张清黄诗。她是胡志明市一所大学的大三学生。“李连杰、周润发、刘德华……”她列举她喜欢的香港明星。当然，她也喜欢韩剧。而越南各大电视台正越来越多地播放韩剧。

　　张清黄诗正在一家高档的越南餐厅实习，来这里的消费者每人至少要消费二十多美金。她穿着粉红色的越南国服站在那里，引人注目。就在6月与7月之间，2008年环球小姐大赛在越南举办。这是张清黄诗关注的事情。

　　张清黄诗有着年轻女孩对于未来的曼妙向往，但也已经嗅到迎面而来的压力。家在外地的她正通过实习获得工作经验，她希望和男朋友在胡志明市扎根。而动辄数千美金一平米的房价是这两个年轻人需要面对的现实。与已经工作的男友不同，张清黄诗更喜欢笑着说话。

　　张清黄诗来自于越南西宁省，这是靠近胡志明市的地方。她在向别人介绍自己家乡时，经常会提到1926年发源于西宁省鹅坚县的高台教。高台教糅合了佛、道、儒、基督教的教义。在高台教庙宇的供桌上，最高一层居中的是释迦牟尼，左右两侧分别是老子与孔子；第二层的中间位置是观音，左右分别为太白和关公；第三层则是耶稣；第四层有着许多东西方人物，比如姜太公。

　　高台教仿佛是越南众多宗教信仰的缩影，对神灵和祖先的尊奉是越南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胡志明的街头，随处可见售卖香烛的商贩，逢初一和十五烧香的习惯与中国类似。

　　在胡志明市，更多的人还是信奉佛教，所有佛教场所都不收门票，并免费提供香火，所有投往功德箱里的捐助均是自愿。“在越南，寺庙是非常重要的慈善机构，许多捐赠由寺庙主持。”杨迪生说。

　　一个证券公司高管

　　如今在西贡证券公司工作的阮富强从小便对宗教怀有强烈兴趣，这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父母在年轻时都曾出家。

　　阮富强1971年出生在胡志明市，他父亲是越南中部的广义省人，是个孤儿，从小就出家当和尚，后来被美军抓去当兵，受伤之后退伍。母亲则是地主家的女儿，家境富裕。母亲小时候很叛逆，与家里不和，也出了家。命运安排这两个年轻人在胡志明市相遇，组成家庭，开了一家桌球店维持营生。越南南部在1975年被北方统一后，他们家所有的资产都被没收，包括桌球店。

　　1975年，攻入胡志明市的北方军进行巷战时，年幼的阮富强曾亲眼目睹士兵被流弹击中倒在血泊中。他认为，他这一代人个性都不很开朗。“我想这与童年经历过战争有关。”阮富强说。

　　阮富强的家庭有经商传统。1975年之后，原来各自营生的商人被要求加入合作社和农社。阮富强的爸爸并不喜欢这样，于是跑到越南头顿买地办农场，种咖啡、胡椒等经济作物。

　　1986年之后，越南开始出口咖啡、胡椒，这是越南最早能出口的物品。许多人开始像阮富强父亲那样办种植农场。

　　阮富强的学习一直很好，中学毕业后，他同时考取胡志明市经济大学和胡志明市建筑大学，均获得了奖学金。最后，因尊重辛苦种植咖啡而满手发黑的父亲，他选择学习经济学。

　　1995年，阮富强大学毕业时，越南和美国建交。阮富强与同学们为此欢欣鼓舞，还举行了庆祝，他们认为这是越南的转机。此时的越南，已有许多台商来此投资，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阮富强打算跟着这些台商去台湾看看。

　　阮富强决定留在台湾学习。他最终进入台湾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在图书馆看了很多书，另外，球艺精湛的他还进入了台大校足球队。

　　在台湾，阮富强为台湾中小企业的崛起而着迷。“我觉得越南应该走这样的道路”，于是，他选修了很多关于中小企业如何发展的课程。

　　吸引阮富强的还有台湾的民主政治。李登辉、陈水扁都曾是他热爱的政治人物，他甚至满怀热情地为他们拉票。“当时对政治太陌生，觉得他们有个性就喜欢了。”到了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站在哪一边，“喜欢或者讨厌的人没有了，学会了更理性地看政治。”阮富强笑了笑。

　　2000年，阮富强回到离开多年的胡志明市。他感到越南的前进速度已经很慢了。“看看那些基础建设，连大马路和高架桥都没有。”他觉得越南已经落后于泰国、马来西亚这些邻邦。

　　阮富强本想进入政府机关。希望把台湾的民主政治用到自己的国家。他也通过一个同学的介绍，到某机关拜访过，但通过亲身接触和了解，他觉得自己的想法难以实现，“算了”。

　　彼时，许多私营企业在越南成立。阮富强开始着力于ISO认证方面的事业，他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需要规范。但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在越南，企业花钱就可以买到ISO认证。

　　越南股市开张后，阮富强进入西贡证券公司工作，他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到退休。“越南的发展是必然的，没有回头路可走。”阮富强说。

　　这段时间，熬夜看欧洲杯球赛的阮富强眼圈是黑的。这些天越南股市飘绿，大多股票以跌停收盘。阮富强强打精神不断接听打进来询问的电话，他并不认为这就是很好的转机。

　　6月30日凌晨，欧洲杯决赛当夜，在胡志明市青年宫的路边竖起了宽大的投影屏幕，许多人把摩托车停到路边甚至马路上，坐在摩托车上看这场远在欧洲的比赛。青年宫附近就是胡志明市的红教堂，此时的红教堂前已人影稀疏，数分钟都没车辆经过，出租车司机都把车停在青年宫看球。一位卖米粉的女人坐在教堂旁昏黄的路灯下，睡着了。

　　阮富强在家中看完了西班牙和德国的决赛，早上起来时，他松了一口气，不需要再熬夜了。

　　与此同时，在这个欧洲杯决赛结束的早上，平盛郡的污水边，黎氏柳喝完供奉于土地爷面前的那杯咖啡，如常地出门卖粉面去了。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这几十年都没有变化，“革新开放”是什么她并不知道，与头一天相比，也许惟一的变化就是欧洲杯决赛已经结束，那些时差倒乱的男人们能回到彩票摊前买几张彩票，她的收入能略微增加，这样，儿子新学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