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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省级和县级政府的权限问题是复杂的，同时也是有成例可以参考的。近十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紊乱的状态。结合目前的事态，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些县级官员的权力越出了制度的边界。

很长时间以来，不少上级官员以及媒体出于对改革的片面认识，把某些县级官员越权和违规的行为当作是锐意进取。于是一些县级官员开始拥有比上级还要大的权力甚至特权，可以随意解释宪法或者无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规模的强制拆迁，离谱的政绩工程以及腐败案件层出不穷。

有人说，滥用权力的官员虽然有错误，但毕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此我要说，如果不考虑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把发展当成零和游戏甚至没有规则的零和游戏，那么有权违规的地区一般会在竞争中获胜。这样的发展不仅没有意义，而且是难以为继的。

还应该警惕一种有害的推论：既然稳定压倒一切，地方的稳定就是稳定的基础。为了保持地方的稳定，就不能批评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如果按照苏联式的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推论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看问题，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即使降低了正义的价值，单纯地从稳定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约束地方官员的行为，最终会破坏社会的稳定。

我主张逐步实现地方自治，用法律来规范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同时应该指出，地方官员的越权行为既不符合集权的原则，也不符合自治的原则。在地方自治实现之前，上级官员有义务监督下级官员的行为，有义务听取地方民众的申诉。眼下一些地方官员的越权和擅权绝不是地方自治，而是上级官员的失职。

必须指出的是，地方官就是地方官，决不可以让地方官员成为国家的化身。县长只是一个管事的人，是可以批评和监督的。县长的意图不可以成为军机大事，也不可以把批评县长与批评国家等同起来。

地方官员的权力的膨胀，是导致最近很多事件的直接原因。鉴于严峻的形势，限制地方官员的权力已经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