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到安徽凤阳一带采访,在一个生产队看到10户人家4户没有门,3户没桌子,68人中40人没棉裤……据当年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全国有1.12亿农民每天只挣1角1分钱,1.9亿农民挣1角3分钱,2.7亿农民挣1角4分钱.”（我下乡的生产队一天挣1角8分钱）
“1978年中国有三分之二农民生活不如50年代, 有三分之一农民生活不如30年代.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那么这种贫穷怎么来的呢?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全国一部大机器,操纵机器的是毛泽东.他让你生产什么你就得生产什么,让你怎么生产你就得怎么生产,什么国务院、什么计委、什么农业部这个部那个部,他不听你的.他说人民公社好,你就得人民公社.他说多少多少年赶超英美,你就得全民大炼钢铁.
这种几亿中国人在人民领袖的操纵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好吗?开始是好,轰轰烈烈、地动山摇,然后就不好了.就三年大饥荒了.
搞经济是有规律的,不是愚公移山一人发你一把锄头,几年就赶上美国了.高度计划经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你就不计划经济不行吗?不行.计划经济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你号称马克思主义政党经济上市场经济,那能行吗?坚决不行.
让我们重新学习一下《共产党宣言》吧.多少年不看这个东西了吧?但不看不行呀!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这些产生毛泽东最高指示的“最高指示”说的还不够具体,马克思又告诉你: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这回应该知道斯大林使劲儿剥夺农民是怎么来的了,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怎么来的了,知道波尔布特的“超大跃进”是怎么回事儿了.
那么,无产阶级内部有人反对这些作法怎么办?这些马克思还真没说.他只说对统治阶级既资产阶级要“必须摧毁”。但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有办法.你反对这么做就不是无产阶级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就资产阶级了,这多好办!而一资产阶级了,消灭你不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一掌权后都搞大清洗.
这些也就是改革开放前22年贫穷的真正原因.一是无休止的经济折腾,二是无休止的政治折腾.以至周恩来1975年5月10日对邓颖超说: "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10月3日说："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邓颖超日记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
尽管现在确认不了是否有这个日记, 周恩来是否会临终忏悔,但日记中的观点是不错的,足以令人深思了.
现在该回到标题上来了, 改革开放前的贫穷是谁留下的?杨继绳先生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是毛泽东留下的.仅仅是毛泽东留下的吗?
2008.10.18
文革时荒唐至极的对外关系
文革的很多作法,讲给今天的年轻人听,有如天方夜谈.一些事儿说起来真是让人涕笑皆非.
一 莫斯科红场事件
当年这件事轰动挺大,全国报纸上大肆宜传,中国人恨苏修恨得是咬牙切齿.但那会儿是党怎么说你就怎么听,你根本不知道事件的真实原因.
“1967年1月，一批中国在法国和芬兰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途经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批准和支持下，他们在列宁墓前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赞颂斯大林。这种做法既是对苏联的公开挑衅，也违反了在红场列宁墓不得大声喧哗的规定。苏联警察因此强行将中国留学生带离红场，送往飞机场和火车站，驱逐出境。”
这里的“强行带离”,中国人不陌生吧? 被“强行带离”的留学生们后来每人胸前获一朵大使馆为他们送来的大红花，称赞他们是反修英雄。火车站上这些留学生还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苏联领导人的口号。
那么对这样一件事,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的周恩来是怎么做的呢?周恩来发电报慰问了这些留学生，并且通过中国外交部向苏联表示强烈抗议，说“苏联人民一定会起来造修正主义头子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粉碎修正主义的统治。” （李肃《回首文革：超越国界的文革》）
不用仔细分析,莫斯科红场事件中的中国人的做法是非常没道理的.那时,人家在你的天安门广场高声呼喊反对文化大革命, 赞颂刘少奇,高呼打倒你的伟大领袖,你的红卫兵会礼貌的站在一边维护秩序吗?你在中国怎么喊口号,怎么打砸抢烧是你的内政,但你在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这么做,不知是什么行为吗?既使留学生们有些糊涂,周恩来也不明白吗?也许是没办法吧?
二 西哈努克驱逐中国专家
西哈努克和红色中国的关系世人皆知.但文革时中国人的一些作法,他也受不了了. 我跟你是不错,但你的外援专家在我这鼓动“造反”这太过了吧?于是,例来对中国笑眯眯的西哈努克也驱逐了两个中国专家，并限制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禁止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的像章。
你说缅甸奈温军人政权反动,对中国不友好,你西哈努克怎么也这样!于是,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问中国，要求中国不在柬埔寨宣传文革。但是周恩来却要求西哈努克“允许柬埔寨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西哈努克表示，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
于是,中柬关系迅速降温,西哈努克曾气的要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周恩来再三做了解释以后，他才没有这样做。西哈努克对中国从来都是含情脉脉,他的小眼睛瞪起来,哪得气成啥样儿!
三 毛主席语录让周恩来尴尬
中巴关系始终不错,因为两国有一个共同的对手——印度.文革时,巴基斯坦两家报纸在报导台湾消息时把台湾称为国家。中国立即不干了,并进一步上纲，把“巴基斯坦报刊反华”说成是“巴基斯坦反华”，而且对巴基斯坦提出“强烈抗议”。人家外长解释说，那是报纸的说法，政府无法控制，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但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傲慢地拒绝接受他的解释。于是，人家总统指示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中国总理周恩来。
这就有故事了,你绝对想不到人家的大使见到周恩来后会怎么说.这位大使见到周之后，马上拿出一本文革时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当着周的面读了一段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然后对周恩来说，印度攻击巴基斯坦的对华政策，中国应该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读一问弄得事先并不知情的周恩来十分尴尬。
你说这位巴基斯坦大使多有才!周恩来在外交场合从来是彬彬有礼而又咄咄逼人,能让他尴尬哪得啥水平?
文革时对外关系中荒唐的故事太多了,大都是在人家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暴力革命.弄得一些友好国家和你也不友好了.当时中国援建非洲的坦赞铁路是大人孩子妇孺皆知,可了不得了.但没人知道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68年亲自到北京要毛泽东、周恩来解释为什么中方专家在坦鼓动“造反有理”.
你说这中国人不是傻吗?你穷成那样还去援建人家就好好援建吧,你一边往外掏钱一边在人家那鼓捣造反,你怎么回事儿嘛?用现在小品中的话说:是不是撞树上了?
文革期间,中国人宣传毛泽东鼓动“造反有理”,怎么宣传到世界各地去了?一纸告示内外有别,不会出这么多事儿.那会儿周恩来主抓外交没强调有关精神吗? 强调了,摘录如下: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的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2008.10.17
作者：大山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