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共产党当时发动农民的武装起义,他是深恶痛绝的,认为那是“杀人放火”和“制造仇恨”:“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索、筹款,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户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同时他痛斥共产党破坏中国的家庭和伦理道德:“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产党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他再次又将中共与苏俄连在一起说:“中共党徒对民众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于俄共不只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其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了。”(19) 据其子蒋纬国回忆说:“我父亲跟我说,共产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人性。”(20)
在一次演讲中,他痛斥共产党所领导的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恨为动机的”,是绝对不适合中国的:“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21)
他认为共产革命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观、民族性相反的:“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22)
而且他也反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认为中国社会不能搞阶级斗争:“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23)
在他看来,共产党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革命只不过是以民众为工具而已:“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24)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其后的宁汉合流,使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南昌各地起义,建立根据地,并在江西建立苏维埃。蒋介石自奠定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原大战后,也腾出手来进行“剿匪”,他在1930年10月10日,于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文》,指出“肃清匪共”为当前要务之一,开始了先后的五次“剿匪”。
在他看来,这一小股共产党比盘锯在关外的日本强敌对中国前途威胁更大, 似乎由共产党统治的话中国人民就会陷入比被日本占领更甚的水深火热之中,他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他更将“剿匪成败”和“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我们晓得历史,无论那一个朝代差不多都有土匪,尤其是每当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即国家正要由乱而治的时候,土匪格外要扰乱得凶,历史上每遇到这种局势,国家的治乱兴亡,全系于剿匪的成败,如果当时的政府能将匪寇剿灭,国家便可安定稳固下来,而能生存发展于无极,如果政府不能将匪剿清,国家便日益陷于危乱贫困而转趋衰弱,以至于灭亡,我们现在所处之环境,正是如此”(25)
注:
(15)-(19)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20)见日本PBS纪录片,《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China:A century of revolution》),蒋纬国口述
(21)-(24)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讲演《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见中国黄埔军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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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蒋介石全集之《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