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舆
应该知道辽沈战役中有一个“长春围困战”吧？这一仗早在辽沈战役之前就打响了。我们对于一场战争的了解，往往就是凭借几个数字，如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歼敌和缴获武器的数字等等。看了军旅作家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也许会知道战争的另外一个侧面，比如平民百姓在战争中付出怎样的代价。
那时守长春的是郑洞国的10万人马，郑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都是威名赫赫的抗战名将。长春显然是一块硬骨头，四野要想强攻，肯定要付出巨大代价。这样的事，共军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干的，于是就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自然，共军也有本钱这样做。那时四野主力都南下打锦州、沈阳了，围攻长春的共军基本上都是地方部队和民兵，但论人数却是长春守军的2、3倍，老郑因此也不敢贸然突围。于是，在长春形成了僵持局面。
围城也就罢了，但共军的做法却是罕见的——不准一个老百姓出城。目的很明显，就是迫使百姓把城内粮食耗光，使长春守军粮尽而降。于是，长春遭受了整整五个月的围困。围困前，居民有50万，解围后只剩了17万。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老百姓被饿死了15万，这个数字显然是缩水的。即使如此。王震王胡子听说这个姓张的小子把长春之战的真相曝了光，还是气得雷霆震怒。而国民党战犯段克文在《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老百姓65万，这个数字又有些夸大其辞。显然，应该在30万左右。
长春被围初期，老郑还心存幻想，没有估计到南线战事一败涂地，还想打持久战，提出了“人人种地，日日练兵”的口号。但长春城内即使都种上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收上粮食，但7月底就断粮了。50万张嘴，成了守军的沉重负担。7月下旬，蒋介石电令郑洞国，让他疏散长春的老百姓。
但出城的老百姓怎么也没想到，共军拒绝他们出城。事实上，早在6月28日，四野第一兵团政委萧华就下令“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9月9日，四野四巨头“林罗刘谭”给毛发电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
出城的饥民成群地跪共军面前央求放行，但共军坚决不答应。许多人有的还把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拿根绳子就在共军岗哨前上吊自杀。有的战士见此惨状心肠软了，也跪倒在地陪饥民一起痛哭，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
由于共军严禁老百姓出城，早已断粮的长春，变成一座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送到口中。再没有别的吃的，就是等死，或者人吃人了。段克文在《战犯回忆》说，一天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蜂拥抢购。段克文带人去查看，卖的竟然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去毙了。但杀了一个杀不了俩，人吃人还再蔓延。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他回忆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人，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退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回忆说∶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狗已经被人吃光了。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积极分子想入党，于是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倒地而死。但也有人只是被饿昏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但上哪找这样的米汤呢？国军的粮食也吃完了。国军能够做的，也仅仅是组织收尸队，24小时在马路上捡尸首。一边把尸体往车上扔，一边说“喂狗”。那时狗都吃人，长得膘肥体壮，而人再吃狗。
死人最多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都是十室九空。炕上，地下，门口，路边，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骨头架子。时值盛夏，到处都是黑压压的绿头蝇，蛆虫也是成片成片的。城外的共军说，最怕刮风，一刮风，臭味十里、八里都熏得人头昏脑涨。
长春解围后，熟人见面总要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人？”就象唐山大地震以后熟人见面都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一样。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饿死人的。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第二年春天，凡是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对于这样的历史，我们不想多说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祈愿我中华，永世不要再遭遇这样的灾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