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韦慕庭（Clarence M.Wilbur,1908-1997）近日再版的著作《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被认为“至今仍是最持平的和最全面的孙中山的英文传记”。本书以客观的态度讲述了屡次受挫，却勇往直前，最终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山的人生历程。现摘录绪论部分，为读者展示了解孙中山的一个新视角。
去哪里寻找真正的孙中山
认识“真正的”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困难的。在活着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论及他的一些著作都怀着敌意的偏见。在他逝世以后，一个“神化”的过程又开始了。不同政治派别的作者们论及孙中山的作品成千上万，用中文、日文、俄文和其他欧洲语文论及孙中山的学术性著作非常之多。用中文写作的孙博士选集有23个不同的版本。最近，其中的18种因其集纳的内容不周而受到指责。我所使用的、内容丰富仅居第二位的孙中山著作、演讲、书札和电报的最流行的版本，共有2600页之多。在许多加入孙中山的某些革命组织的中国同志写了关于孙的回忆录的同时，孙本人至少写过六个自传体的材料。在这个浩瀚无涯的资料海洋之中，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孙中山呢？
孙博士的被“神化”，某种程度上已经制造出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和扭曲变形的历史真实。它把孙中山的个人特质弄得模糊不清，并将他的大多数革命同志投入朦胧暗影之中。此外，它使我们对于许多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事件的判断含混难辨，有些时候，它夸大了事件的重要性。
反过来说，“神化”也有某些好处。在国民党内的孙博士的追随者们，已经长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有关他的活动、著作和言论的记录案卷；他们出版了编年体的传记和回忆录文集；同时，从孙中山的事功和嘉言懿训的许多侧面，他们撰写了一些专著和论文。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学者能够自称已经理解了这些大量的文献资料，但是，要把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重新编排组织起来，这些大量的文献资料又是不可或缺的。
不管怎样，已经出版的书刊，决不足以表述孙中山终生事业的全部。大量的通信，特别是写给外国朋友的书札，已经散落遗失了。显然，一部分文件，尤其是牵涉到他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的文件，至今仍被认为有点敏感，不宜发表。只有他的财务记录案卷的片断是有所裨益的。许多重要的资料（无疑，其中某些资料将会令人瞠目结舌），也许还保存在档案馆、个人文稿、名气不大的刊物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银行和警局的记录当中。无论所有这些出版物已经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就，严谨的传记作者仍有大量的研究和发掘工作须待进行，以便揭示孙中山其人：他的私人的和奥秘的侧面。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而这样的判断和结论，势将被那些不了解史事的评论家据此而挑起争议。我们正在尝试着认识一个具有不同文化教养的人，此人诞生于一个多世纪以前，1925年就去世了。我们从资料中拼凑到一起的片断内容，只能展现出其人、其时的表面图景。
在人们眼中他是个梦想家
在论述孙博士的尝试中，人们沿着一个需要谨慎行事的领域―――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充满激情的忠诚―――前行。一个局外人来议论品评如此一位尊贵的人物，中国的读者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僭越放肆之举。何况，对于斯时、斯人的研究还有待继续进行呢。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的照片十分频繁地出现。孙中山青年时代的照片显示了他瘦弱的骨骼和洁净的衣着，似乎是自炫于人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八字胡须，他的黑发精致地向左边分开，涂着发油，向后卷起一个轻微的波浪。他的脸部肤色多少有些黧黑，但正是他的“赏心悦目的容貌”和“矮小的身材”打动了一位记者。当孙中山1896年从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获得戏剧性的释放的时候，这位记者正巧在场。摄影师在孙中山40过半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拍的照片中，孙博士的形象是：坦率的面容，友善的笑意，目光炯炯。在集体摄影中，他经常坐在前排的中心位置，挺身直立，有时穿军装，比他的大多数中国同事们略矮一些。随着年事渐长，孙中山开始发胖，稍后的照片显示，他的后脑部分脱落的头发下有着一张慈祥和蔼但又饱经忧患的脸庞。
很多人都曾尝试要描述他的个性禀赋。
在顾维钧博士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于1909年在哥伦比亚学院见到了孙博士。虽说60年一晃就过去了，但他仍然能够把这次会晤的情景生动地回忆起来：
“我立刻为他的诚挚谦和、和蔼可亲而深受感动。他是自古迄今迥异于其他领袖的人物……当他和你交谈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意识到，你和他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他平等待人，一如他是你们中间的一员。他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会发问：‘对于我的计划，您有些什么想法’等等。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表示任何姿态。他从不摆架子，装腔作势。我揣想，这就是他团结吸引其他同志的伟大品格之一。”
孙中山在香港时期的老师、1896年在伦敦援救过他的人、尔后又是他挚友的詹姆士·康德黎博士，把孙中山看作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物”。在25年友谊的基础上，他作出了如下的描述：
“和字面真实意义相符的博爱，这就是孙中山突出的品格。口是心非，为非作歹，对于孙中山的品格来说，确实是冰炭不容的……他的成功的秘密在于无私：他只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不断追求探索，并非为了一己的飞黄腾达……当祖国的利益将有所保障的时候，他准备和渴求引退……”
孙中山的秘书李禄超回忆他时说：
“……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个口才敏捷、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有着鼓励听众的才具，而且能够一口气不停顿地讲上几个小时……他的演词是益人心智，启人灵感，振奋人心的……孙博士是个梦想家。他梦想乌托邦，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由于他有着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又极难变为现实的梦，所以他被广东人取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即空想的和不现实的人。”
他曾多次被宣告失败，可又常在另一场合胜利
有关孙博士的政治活动的记载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他是这样一种人：他本人的想象力和他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在他的主观愿望和屡次挫败他的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构造问题，而这种个性构造，驱使着孙中山去追求一种难于实现的目标。
人们对实质和形式的大相径庭感受极深，而这种实质表明了孙中山许多行动的特征。举例来说，1921年，他自称为中国的非常大总统并且控驭了西南六省―――其实，这纯粹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他断言，他的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来说都是中国的政府。就这样，他去寻求国际上的承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他任命了数以百计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到职视事。他发行了自然无法兑现的债券。当他还是一个亡命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就向外国列强奉献条约，而且，有好几次，他派遣全副装备的军队出征，这些军队只好远离乡井，但他们对国家的大事又毫无实效。这种情况似乎是，孙中山坚信，他的主张和实际是一致的。
也许另有一种解释，作为一个流亡的革命者，为了策划推翻清王朝，孙博士在国外度过了16个年头。然后，突然地，在毫无政府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他被安排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这个高位上，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即使在政务上没有实际建树，而适当的形式肯定是重要的。在大约三个月之后，孙中山辞卸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避政界而趋实业，立刻转回头去进行谋划和设计。在他生命的最后８年中，他有过三次较短暂的时期力争控驭广州，要么就是自封的大元帅（他从未受过军事训练），或者就是自称的大总统。在没有实际行政经验体会的情况下，孙中山常常进入政界的巅峰。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只会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孙中山是否经常为一种想成为领袖人物的不可抗拒的心理冲动所驱使呢？
有些时候，他的行动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们的观点常常是局外人的观点，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孙中山的灵魂，以便琢磨鉴别他所接触理解的特殊环境。
在追求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孙博士做了一些似乎有欠谨慎的事情。但，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能以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呢？归根结底，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多次被宣告为失败者，可是，他又常在另一场合取得了胜利。
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
成熟了的孙中山有可能被人们作为一个边际人物来加以描述。他运用自如地十分谙熟三种类型的文化：中国的、日本的和英美的。他从一个低贱寒微的农民家庭出身，进入到国际性的通商港口世界，实现了不同凡响的转变。在他所生活的这个国际世界当中，和其他政治领袖人物相比，孙中山并没有什么别的优胜之处。而且，他和他抛诸身后的所有事物保持着联系： 广东的农村，海外华侨，香港和澳门，地下秘密会党，英国和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以及日本的浪人会社和政治上的反对派。他的超群出众的思想观点，特别是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的政治学说，但是，它们又明晰地打上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烙印。
孙中山的改良主义，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似乎都反映着当时激进的中国知识界中广为流行的观念，简单地说，他吸收和普及这些观念，胜过了实际的创新改革工作。孙中山所主张的这些观念：可恶的清王朝必须推翻，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国家的自然资源必须迅速地开发，它的财货必须公平合理地为全民享用。所有这些，就是孙中山的主要资本。虽然他通过观念的政治和宣传鼓动工作来扩大影响，但是，仍然一直地被包括军事的和财政的实际政治权力所挫败。尽管如此，在他的事业的末期，他毕竟明确地表述了关于中国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的一个有系统的计划和管理方法的蓝图。
用历史术语来说，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他反映了日薄西山的传统的封建帝国到工业化的、国家主义化的社会的伟大中国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他起了政治上的作用，他帮助带来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并且阻止了君主政体的复辟。
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有那么点“狡诈”
在国际事务中，孙中山的所作所为似乎是狡诈的。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都难以不带着对于外国列强的良好愿望（或者至少是宽宏大量的襟怀）而从事活动。他反复地呼吁对于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同情、财政资助和国际上的承认。他经常关心他在国外的形象和影响。在不同的时期，他可能宣称他和大不列颠、日本或合众国亲密无间；而在另一时期，他又和这些国家不共戴天，声讨谴责。因为他被某些外国政府和个人所挫败甚至所侮辱，人们自然可以理解他在某些场合的激情爆发。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世界主义者的中国人，他为外国对他的祖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而痛苦伤神。他相信，外国投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而且，为了交换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他愿意加强外国控制的租界和特许权。直到他的晚年，他甚至还寻求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干涉，借以实现祖国的统一。他明白地翘首海外，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
孙博士耗掷了他的壮年韶华，尝试着按照他的特别的构想来改造他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还拟定了一些富于想象力的计划。这些计划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些计划预示着帮助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的未来设想。对穷苦群众和受压迫者，他还表示了极富同情心的关切，虽然他为了改善这些人们的处境而提出来的设想，与其说是社会革命者的，还不如说主要是属于改良主义者的。甚至在俄国顾问影响下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表现主动精神并明确其政治主张的时候，孙中山仍然保持着这种改良主义者的立场。
是什么驱使着他矢志不渝
对于孙博士来说，有一件事是非常实际的：积累和控制金钱。就他本人的计划而言，资金是头等重要的；而且，他尽力之所及，防止金钱落入敌人之手。孙博士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积攒金钱。他需要资金来支持他的代理人，给秘密会党头领以报酬，购买和私运军火，招募军队和收买军官，支持报纸杂志，支持议员以及类似的其他各种目的。他吸引招徕馈赠、借款和投资的计划，可以说是足智多谋的。虽说他的多数较大的集资计划都落空了，但他毕竟积累和掌握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他很早就了解到，他必须控制资金，这种资金应该以他个人的名义、或者以他所领导的组织的名义积累起来。他的财务出纳人员通常就是那些和他最亲近的人们。很明显，他积攒了多少，就花销了多少，这样，他就经常很快地陷入拮据竭蹶、捉襟见肘的困境。
我从我对于孙博士生平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唯一事业―――他的祖国的政治改良的人。改良是他终其一生的抱负，是他采取不同手段用以达到的目的，其中有些极不现实，有些很不可靠。不管他的巨大的受挫和迭次的失败，在其为事业而奋斗的全过程中，他只是偶尔动摇而已。在既从其目的、也从其不同的方式中，他传播其确认为正确的意见。诚然，他也曾似乎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坚定的信念所掌握，这种信念，只有他独自认为是正确无误的，也必须由他独自指引这个政治改革的航程到达指定的终点。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美]韦慕庭著 杨慎之译 新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