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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饿殍千万,还出口粮食!

三年大饥荒,饿殍千万,还出口粮食!

1959~1962年饿死3775万人的惨剧[1],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人们长期以来认为饥荒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缺粮和国际封锁。其实,当时中国大陆并非没有粮食:
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不但把大批粮食、物资运给阿尔巴尼亚,同样也运给朝鲜、越南......[2]
雷 兹·于迈尔·马利列60年代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据其《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披露:1962年,在阿方的要求下,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 国的小麦轮船,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3]


时 任驻阿大使耿飚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 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 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4]


据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59年,中国征购粮食674万吨,出口粮食高达415.75万吨。1960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510万吨,出口粮食272.04万吨!


要说自然灾害,中国哪一年没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再次提出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


时 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 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 ○年。"[6]


至于苏联逼债更是无稽之谈。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7]


1961 年4月中苏在莫斯科举行贸易会谈,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 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 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8]


秉持人道主义的国际社会从未施行粮食禁运,美国甚至主动提出愿向中共出口粮食。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中共都得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根据国家历年预算决算报告,1959~1963年对外援助支出高达23.62亿元。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9]


由于缺乏新闻自由,饿死3775万人的真相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浮出水面。惨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大跃进"、"反瞒产私分、高征购"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和专制独裁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想当国际共运老大,不顾全国人民死活,疯狂援外等等人祸所酿成。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毛泽东得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难过得把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都给戒了。事实上,毛泽东的骄奢淫逸、浪费无度,堪比帝王:


1956 年~1966年,毛泽东是杭州饭店、中南海等舞会上的常客。一个女演员回忆:"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 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夜宵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每顿饭只买半 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10]


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 治局常委)大造别墅,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 6月回韶山时,毛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 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


毛六十年代初一度喜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 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喜吃色虾,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 彩: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 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12]


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列出了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13]


工 作人员考虑到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 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 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14]


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各具特色风味: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15]


人相食、饿浮遍野的年代,毛泽东却依旧酒池肉林、夜夜笙歌!不是选票选出来的领导人,不对民众负责,又怎能真切地感受民间的疾苦?!


饿 死那么多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锁消息、严禁民众逃荒。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厉制 止农民进城,由交通部门严格检查,民政部门负责遣返"盲流",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向"盲流" 供应粮食;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 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还要将"盲目流入"城 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有了严厉管制"盲流"的尚方宝剑,中共各地大小官员有恃无恐,以饿死上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为例: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16]


中 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 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 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 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17]


河 南省当时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即使在信阳,在大量 饿死人的时候,当地的粮库里就存有粮食。信阳的饥民看着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国家千方百 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18]


瞧,饿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讨都没门,黑洞洞的枪口和暗无天日的收容站等着你。粮食倒是有,但不给老百姓吃!


大饥荒的真相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决策者毛泽东的草菅人命,缺少良心、不顾人民死活。宁肯大量无偿援外,收买外国,以充当世界领袖。


 


注释:


[1]《"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档案解密死亡原始数据3755万》,《争鸣》,2005.11。


[2]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炎黄春秋》,2008.10。


[3]星星索《令人欲哭无泪的报导》,天益社区,2001.4.26。


[4]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1.1。


[5]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6。


[6][7]《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2。


[8]人民日报《中苏贸易会谈公报》,1961.4.9。


[9]周恩来《196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12.31。


[10]徐宝凤《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华夏》,1998.11。


[11][12][13][14][15]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11。


[16]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隧道》,sd9710c。


[17]杨继绳《墓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5。


[18]柴子文《专访:〈炎黄春秋〉副社长、大饥荒研究者杨继绳》,亚洲周刊(二十二卷 二十九期),200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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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原河南省商城县公安局局长王志刚在监狱中

王志剛,男,38歲,貧農、農民出身,原籍河北省威縣寺莊村人,家有祖母、三個弟弟,二個妹妹,一個弟媳,一個佷子,愛人,四個小孩共14口人,愛人郝忠蓮,現在商城城關糧管所工作,共產黨員。


 個 人簡歷︰1923年3月28日生,1930年至1931年上小學,1931年至38年在家種地,1938年至1939年初在威縣大隊任通訊員,1940年 5月至1942年3月在廣崇縣大隊任通訊員(因負傷回家)在家養病,1942年6月至42年?月在本區隊任副班長,後被開除,1942年9月賣壯丁到威縣 偽警察局任警士至1944年元月止(已有結論)。1944年4月參加四分區補充營後部二縱五旅十五團團部任通訊員,1946年任通訊員副班長班 長,1947年調到旅部教導隊學習,1948年任商城指揮部通訊排長1949年任商城縣公安隊長,1950年任商城縣公安局城關派出所所長,1952年任 商城縣公安局治安股長,1955年4月商城縣公安局局長,1960 年7月調信陽平橋鋼鐵廠任保衛科長,至1960年12月12號。1946年6月入黨。


一年多来在党和领导的教育下,特别是在党的政策宽大的感召下,经过学习、反省深深地认识到,我在1959年冬、60年春采取了一切毒辣手段来残害人民,给党造下了不可挽救的严重损失,自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其具体事实交待如下︰
一、扩大了敌我矛盾
由 于我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估计了当时情况,而又积极的执行张念中(原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原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的错误指示,就把一些 没有饭吃,在快要饿死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持自己的生命杀牛吃,偷点东西的基本群众,说成是敌人破坏或一贯偷盗给以扣押、逮捕。从1959年冬到60年春共扣押所谓杀牛犯、破坏尸体犯、小偷小盗等800多名(详数记不清),仅杀牛一项我亲自批准扣押的有70多人,195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20余天内在双铺管理区就亲自批准扣押40多人,特别严重的是在双铺管理区一次叫民警解回8人(吃人肉的4人,杀牛的4人),走在路上就死了二人,对小偷小盗我亲自批准扣押的更不计其数了(详数我记不清楚)。
  1959年11月下旬叫民警到双铺管理区带所谓破坏尸体犯、杀牛犯时,民警给我说过河要每人2角钱,我说你们走时他要再给你们要钱,你们就把他带走罚他,如不要就算了,结果将撑船的代(带——编者)到县扣押几天才放回去。
二、监狱犯人大量死亡


由于我采取了乱捕乱押造成了狱内大量死人。自1959年冬至60年5月止,统计共死285名,又经过清案死了400多人(详数不清)。我在张念中的错误指示下,降低了犯人的吃粮标准,即已决犯吃33斤降到28斤,未决犯吃28斤降到22斤(从59年10月份起)。另一方面就是没有采取对病人给以大力治疗,并给吴家声说快要死的人不给他好药吃了,吃了也浪费,把好药给轻病号吃。其三为了隐瞒死人问题就采取了三不算。即拘留的死了不算,正常死亡的不算,保外就医死在监狱外的不算。隐瞒不报欺骗上级。我到公安处开会已死了890人了,公安处问我监狱死了多少人,我只报死了30多人,仍继续隐瞒,由于我采取了上述毒辣的残害人民的措施,才造成了监内大量死人,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三、破坏尸体和张国喜吃人肉问题
1959年11月下旬张念中教我跟他一块到原上石桥乡双铺管理区去工作,主要是破所谓吃人肉案件。我并带领汪平凡、梁祁祖、张世均、何治国、黄体修等人进行对吃人肉的人进行侦察,我共亲自侦察吃人肉的事件4起,扣押4人,其4人都死在狱内。严重的造成了他们的家庭破产人口死亡。特别是在1959年11月下旬张畈大队社员张国喜(30多岁中农成分)将他佷子的心肝挖回家煮煮吃了,大队给张念中报告后张要我去进行侦察。我即带领汪平凡前去张畈了解。
经 了解,张国喜确实在埋他佷子时带一口菜刀将心、肝割下来拿回家吃了。回管理区给张念中汇报,当汇报到张国喜确实把他佷子的心、肝吃了,张自己也承认吃了 时,张念中问我你相信否,我说确实是吃了,别人也看见吃了。张念中说人肉根本就不能吃,我说能吃(因我见过吃人肉的)。张念中说就你这种思想,能侦破破坏 尸体案了?我说我向你汇报的是真实情况。张念中说我就不相信你的真实情况,你什么真实情况,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我就不相信人肉能吃,亘古以来也没有听说 过人肉能吃,这完全是阶级敌人破坏,他说人肉能吃,你去监督他吃不吃,非弄清楚不可。我说他要是吃了怎么办呢?张念中说,吃人肉就是破坏,法办他。你去找 块人肉看着他吃。就这样我又和汪平凡回到张畈大队,找到张国喜,问他人肉能吃吧,他说人肉能吃,我说人肉能吃,叫我看着你吃,张说我不吃了。我说你不吃不 行,你先前吃的不是人肉,说吃人肉你是有意造谣破坏,叫我们看着吃才是真的。张仍然不吃。我说你不吃不行,法办你也得吃。后张说我哪有人肉呢?我说不用你管,到你家拿把菜刀来,张拿了一把菜刀给汪平凡,我二人带着张到了他佷子埋的地方,把坟扒开一点,扒出一条腿(有五六天了),将腿肚子割了一块(有5、6两), 在河里洗了洗,拿回他家,由汪平凡跟着他炒熟(我在大队部等着),张国喜拿到大队部吃的。吃了不到半小时,张叫唤说不好受要吐,当时我说人肉能吃为什么吃 了吐呢,你以前吃的不是人肉吧,故意造谣破坏吧。张说以前也是人肉,我不是破坏,我要吐。我说不准你吐,吐了也得吃了,结果张就吐了,躺在地上叫唤不好 受。我就让人把他架回他家。我和汪平凡回管理区给张念中将上述情况汇报了。张念中说怎么样,我说人肉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为什么吃了说不好受呢?说人肉能 吃,这完全是破坏,非法办他不可,将他带来了没有?我说他病了不能来,张念中说病了也不行,把他弄来。我就给朱德田(县工会主席)打电话说,叫他第二天将 张国喜带管理区,第三天就送县监狱了,一个月后死在监狱。由于张国喜的被捕也造成了他的父母因无吃的想儿子,先后自杀和饿死,其妻、女儿也流离失所,造成 了他们的家破人亡。这是严重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也我给人民造下的重大罪恶。
四、 大办劳动教养
我积极的坚决的执行了王汉卿、张念中的错误指示,大办了所谓劳动教养。1959年11月30号召开的南司县常委扩大会议,责成公安局对五类份子集中改造。12月1号 张念中回双铺管理区,张给我说,县常委决定责成公安局对五类份子集中改造,我看上石桥大搞他一下,把五类份子杀牛的小偷小盗,集中在上石桥,由你负责,白 天叫他们劳动,夜晚学习。当时我不同意以乡为单位,我说人太多,不好管等等,我说以管理区为单位好。张念中说,你去给阮书记(即阮坐)研究吧,阮也同意以 管理区为单位好。12月3、4号之际,我回城开了政法党组会,专门研究了大办劳动教养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焦希明、李象贤、陶敬恒等人。研究的结果是上石桥乡、中铺乡公路以北,丰集乡公路以北都办劳动教养,以管理区为单位。中铺公路以南丰集乡公路以南达权店,杨桥、长竹园、余集等乡不办劳动教 养,可以评查。以双铺管理区为重点由我负责,我回管理区后,将政法党分组意见给张念中汇报了,张也同意,以双铺管理区为重点由我负责,后跟阮坐商议五类份 子名单,住的地点应带的东西(如劳动工具口粮等等)抽调具体负责人员、看管人员等,由阮坐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电话会议,将上述问题写了报告和报到的时间 等。全管理区应报到五类份子200多名,除有病外还应报到120名,超过规定报到期的三天才报到了40多名,我就做了报告,下午我就回县到信阳公安处开会去了,以后我始终也在没有到双铺去了,当时交给侯振干、双铺大队团支书艾青山二人负责。
由于我采取了这种毒辣的措施,不管他们的死活硬集中,结果,在集中报到的第二天就死了1人,第三天死了二人,以后集中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和在办劳动教养期间的违法乱纪等,我就不详细了,总之是我积极的执行了王汉卿、张念中的错误指示,给党和人民造下了这样惨重的损失,我也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五、我积极的坚决的执行了公安处错误的布置所谓大收盲流人口的指示
1959年12月3、4号我回县开会,5、6号 听了公安处的电话报告,向公安处长汇报了盲流人口工作状况,当时批评商城行动的不好,没有引起领导重视等,又布置了下步的工作。他要求在三天内将盲流人口 收光收净,保证做到本地不外流,外地不过往,来一个收一个的要求,措施是向群众进行外流害处的教育,严格控制五类份子的破坏,对交通要道,边沿结合部,复 杂集镇,常发生问题的地区饭店等,要专门设立岗卡。并做到四就。四就即就地收容,就地审查,就地劳动,就地处理。各县要成立专门组织,确定专人负责,县成 立收容所,乡成立收容站,收容人口吃粮每人每天6两, 由县报销,最后说这是地委书记的指示,要马上给书记汇报,马上布置,我第二天就给王汉卿将上述报告进行了汇报,王汉卿说当前还有很多人口在外边流浪着。这 些人大部分是五类份子,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对社会、生产都影响很大,根据地委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天内一定要把盲流人口收光收净,对收容人员要严格审 查,从中发现敌人给以打击。对收容人员吃粮问题按每人每天6两实报实销,由县解决。你按照地委、公安处的指示马上布置各乡立即行动。我当天夜里召开了各乡政法部长、政法干部电话会议,将地、县委的指示进行了贯彻,我又积极的坚决的作了强调,我说各乡政法部长要切实做好这一工作,各乡对各大队要指定专员负责,坚决在三天内收光收净,如果发现哪个乡大队有盲流人口一定要追究责任,保证做到本地不外流,外地不过往,收容人员每人每天6两粮食,由县解决等,布置后各乡大队都立即行动了。从1959年12月上旬到60年3月止,全县共收容3000多人。更严重的是布置后的第二天我到派出所去,看到街上人很多,城关没有行动,我回公安局给城关镇委副书记戴云霞打电话说,你们有些右倾,如不解决,你们怎能搞好这一工作,你们不要怕,就是把进城买卖东西的收起来审查后可以再放吗,比你们怕也强的多吗,不然就达不到收光收净。我布置后城关都行动了,仅三天的时间收容了2300人,以致造成了乡里的群众不敢进城买卖东西,街断人稀的悲惨局面。特别严重的是造成了被收容的群众死亡。仅城关收容所就死了20多人,其它乡有的更为严重(因我没有统计,究竟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可按原统计和档案材料为准)总之,由于我积极的采取了这一残害人民的措施,给人民造下的苦难、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以上我所交代的罪恶事实我是要完全负责的,不过对各种数字交待是不具体的,因为我事前事后都没有统计,所以也很难交待详细数字。无论是在逮捕、扣押、集训、收盲流等有多少人,其中的冤狱、死亡、错案等数字的统计,可以依据我亲自批准和档案材料为准,我决不推托责任。
六、我在过去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享乐腐化思想给党给人民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57年某月城关粮管所被盗800多元,虽在案发时自己没在家,没有参加现场勘查,确定案情,事后由杨振昌,牛保印掌握侦察,可是在牛保印调县委会后即交给我掌握侦察,由于自己存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没有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偏听偏信侦查人员的汇报,又没有证据,主观臆断的将营业员易林霞逮捕法办,结果问题也没有弄清,使易被扣押二年之久,后不得不释放,于1960年8月才放出,给党造下了严重的损失。同时在侦察易的过程中又怀疑其保姆余陈氏有问题,又将余陈氏拘留年余,这都是我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给党给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
1958年2月跟公安局办事员胡香的爱人王毕化发生了两性关系共6次,直至1960年3月为止共保持关系达二年之久。具体实施已有系统检查。
由于我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在工作上也是存在着严重的浮夸作风,欺上压下。1959年在4月、5月,开展安全运动和十天运动以来,是报喜不报忧,争红旗争名誉,如60年元月份发生13起火灾,只叫报6起,其它7起以没有造成损失或损失不大为由不叫上报。又如上石桥乡财政所被盗公债200多元,因无现场为理由不承认是案件。监狱大量死人不报也是为了显示成绩,我的浮夸虚报是极为严重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总之有利于自己事情的就多说多报,不利自己的就少报不报、少说不说,采取这样无耻的手段骗上级的信任,其结果给党造下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
在多吃多占方面和铺张浪费方面︰
  1959年过年买劳改股犯人的猪肉3斤半,油5斤,粉条2斤,羊油3斤,碎米20斤磨成面没给粮票,钱都给了。
 给刘先华要粮票45斤,其中给王毕化15斤,其余自己家中用了,我又给占中利要粮票40斤自己用了,临调走时要20斤。
 在浪费方面,1960年6月份批准民警队买球衣300元,成立政法业余剧团买衣服、制旗200多元,买照相器材等共浪费1000余元。
总 之,从上述我所给党给人民造下了严重的灾难,我已经成了人民的罪人,我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根本就谈不上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所作的事, 也是我个人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的结果。前冬去春群众无吃无穿、在快要饿死的时候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而杀牛吃,偷点东西吃,更惨痛的是发现普遍的吃人肉,自己也知道,也看见过,不仅不同情,向上级反映,反而还附和张念中、王汉卿的所谓杀牛就是破坏、吃人肉就是有特务活动,而自己又更积极的采取一切手段残害人民,(此处不清——编者)让人民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造成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断了烟火,剩下老弱无人照管,这种局面是多么的悲惨,令人难忍。我所给人民给党造成的这样重大的罪恶也是不能容忍的,这也完全证明我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已经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党为了挽救我给党造成的损失依法逮捕我也是正确的,要求党还应当给我最严厉的惩处,以便彻底地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检查人王志刚
                              1962年元月7日兵团战友3PYi$s2x1b
 
 注:在“信阳事件”的商城惨案中,全商城县死亡96,250人,占总人口425,000人的21.7% ,死绝村庄453个。王志刚1960年12月被逮捕,1962年5月释放,留党察看一年,工资从17级降为1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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