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出台政策，都喜欢安上“惠民”的帽子。其实，有些政策是还给公民本应拥有的权利，并不是一种恩惠或优惠。比如社保、养老保险等，本就应该覆盖所有公民。再比如允许农民报考公务员等，也是农民本该拥有的权利。现在，依照法律法规还给公民应有的权利，又怎么能说是恩惠呢？
弄清是惠民还是还权，事关重大。如果把还权视为“惠民”，只是基于经济好转或出于同情，那就意味着将来会因形势的变化而随时停止，公民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回避民权的实质改称惠民，漠视民权的尊重谈亲民，都容易流于虚浮，止于形式，甚至演变成一种“秀”。任何民生问题的求解，惠民举措的实施，若没有民权的互动和呼应，没有民权的问责和监督，都难有圆满的答案。可见，政策是还权，还是惠民，还是弄清楚为妙。
（广东惠州 毛天祥 公务员）
大师为何如此难见
◆回应“越是入门，越需要大师”
（9月18日E30自由谈）
作为本科生，我们平常想见大师一面都难，更遑论聆听大师授课了。
学校里的教授一旦“知名”起来，大都是开奔驰宝马，飞全国各地，难觅其踪。即便有教授给本科生讲课，一般也是在几百人的大阶梯教室，上课照本宣科，下课转眼闪人，学生难得能和教授搭上话。
大学中讲座倒是不少，不过大师和名人的讲座，门票先分配给学校领导、老师，然后给博士、硕士，本科生常常是一票难求。大多数本科生连听大师讲座的机会都少有，参与学术研讨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校方领导和教授眼中，本科生“资质尚浅，基础不够”，把教材弄明白就不错了，因此，本科生的考试内容普遍是对教材的重复再现，考前通宵达旦死记硬背过关成为常态，当然，这也可以美其名曰“打好基础”。
（吉林 马建忠 大学生）
推进民主法治靠制度也靠教育
◆回应“范徐丽泰谈中国改革和香港法治”
（9月4日A4法治）
建设民主与法治是中国人近百年的梦想，以中国之大，实现梦想当然不可急于求成。但是否因此我们就只能耐心等待制度的完善呢？中国的问题不仅在成文法所构成的抽象制度需要完善，也在与法的实现相应的社会环境也需改良。比如香港警察的变化，廉政公署的公共教育与高薪养廉制度所起的作用应该难分轩轾，不然很难解释待遇很高的北洋海军，为什么仍然腐败横行。
民主法治不只是代表某种观念的词，它同时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有技术含量的社会运行模式。我们固然需要有形的制度建设规范它，更需要相应的公民教育使我们主观上愿意遵循它，客观上懂得怎么实行它。如果说制度需待有权机关慢慢建设，公民教育则可放开施行，否则“法律如果不被信仰，将是一纸空文”，我们耐心等来的会不会是空洞的大词呢？
(江苏常州 刘宝 媒体人)
副县长怕管安全和食品？
近日赴一饭局。席间，某副县长慨叹“官不好做”：一是动不动就问责，而且出了问题首先是副职当“替罪羊”；二是，今日问责终于发展到正副职一起问，公平倒是公平了，却让领导们有点人人自危，像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几乎无人愿意去分管，因为安全事故防不胜防，弄不好就要像孟学农、李长江那样引咎辞职，有的地方只好采取“轮流制”，强行委派；三是因为怕出事遭问责，工作中常常小心谨慎，畏首畏尾，多守摊子少创新，尽力回避工作中的风险，给自己留条退路。
分管安全工作的他说：“白天最怕救护车警报声，夜间最怕手机响，整天提心吊胆，就怕安全上出事故、有伤亡。长此以往，即使生产上不出事，心理上也会出问题。同时也失掉了干事业创新的氛围和情绪。”
其实，问责也是权宜之计。解决安全问题，最终还要靠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凭借制度和法制保一方平安。
（南京 林培 媒体人）
教育应以尊重为前提
大学同学A，北大毕业后便整日在家玩网络游戏。找过几次工作，但都很快辞职。有次邀A来我家吃晚饭，她迟到两小时却毫无歉意。我母亲很不喜欢A，常以她作“80后”负面典型。然而A对我说过的一些经历，似能解释其处事方式怎样一步步形成。
A小时候想学小提琴，而父亲却喜欢二胡，只许她学二胡；很爱看小说写小说，父母又担心影响课业而阻碍。高三时A填报复旦日语系的志愿表被老师退回，不改填北大就不让交——学校很在意考上北大的人数，并以此为指针与别校竞争。无奈之下A只得改报北大，考取的专业师长满意自己却毫无兴趣。A曾感慨，到北京后终于离开那令人窒息的环境，现在谁也管不到她，她也不会再理会任何人的约束，否则怎么对得起以前受过的那许多委屈？
当我们指责A逃避现实、不尊重别人的时候，或许也应了解她曾经无可逃避的现实，和不受尊重的愿望。
（infzm.com网友：dansnow）
自愿不自愿都得“自愿”
新学期刚开学，女儿拿回好几张收费公示单，除了义务教育“一费制”规定的那几种之外，还有课后管理费、课后兴趣班费等，不同的是这几种费用之后，都注明“可自愿缴纳”。
既然是自愿，我想那就不缴了，可孩子下午2点放学，我5点下班，根本没时间接她，如果不缴这几项费用，从2点到5点这段时间孩子就根本无处可去，无人管理。花钱买平安，我只得“自愿”地报了两个兴趣班。
第二天，女儿放学后带回一张单子，上书：本着自愿原则，给孩子投保意外伤害险。女儿说：老师极力推荐这个保险，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缴钱了，自己不缴，怕老师不高兴。为了女儿，我只得又“自愿”了一回。
过了几天，学校又让家长给孩子订一套校服，当然又是“自愿”，女儿说：要是同学们都穿了新校服，就我一人穿旧的，多不好意思呀。想想也是，又“自愿”了一把。
就这样，“自愿”缴了许多费用，据说今后还有饮水费、外出参观、看演出等费用在等着我呢。
小学义务教育“一费制”已实行多年了，原以为能省些钱，现在看来还是幻想。学校额外收取的这些费用，表面上一再强调“自愿原则”,实际上则利用学生向家长施压，由于家长和学校地位的不对等，很少有家长敢说“不”。这一“自愿”，学校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坐收“乱收费”之利，家长学生则有苦说不出。这也许就是教育违规收费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