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怎么去追问三鹿奶粉肾结石事件
俗话说:黄鼠狼专咬病鸡,这话再次得到了验证。几年前伪劣婴儿奶粉造成农民的孩子死亡的伤痛记忆犹新,又冒出来个让农民的孩子患肾结石的受三聚氰胺污染的三鹿婴幼儿奶粉。据称,这些病儿绝大多数来自甘肃等地农村。这件事的一切一切麻烦自会有人处理,我只想沉重地问一句: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民?
据相关报道,这种袋装的三鹿牌配方奶粉,价格相对较低廉,是厂家专门针对农村地区推出的产品,每400克一般为18元左右,几乎是当地农村新生儿父母的首选。“价格低廉,专供农村”,这似乎是个直接的原因。问题是:价格低廉、专供农村的奶粉就可以被污染吗?
下面就对此做个简单的逻辑分析问题: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在卖往农村市场之前,三鹿公司知不知道这批奶粉已经污染的事实?答案有两种:知道、不知道;
首先,按照与人为善的态度,假定生产商不知道(按道理说,作为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严格的管理制度和5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内奶业巨头之一,对这样的重大事故不应该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把被污染的奶粉卖给了农民的孩子吃,似乎责任就小了不少。那么现在既然事出了,就要考证一下“为什么不知道”的问题。“时间就是金钱,质量就是生命”这句商业格言连个体户都奉为圣典,作为三鹿这样的大公司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在质量上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他们认为卖给农民的产品质量不是“生命”,而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只要抓紧时间多生产换回更多的金钱就足够了?其实有这种心态的何止一家,把农村消费市场作为“消废市场”,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农村市场不正是许许多多这样商家大发黑心财的得意之作吗?
其次,三鹿知道。这样的话就有些情理难容了。既然在卖出这批奶粉给农民前已经知道污染的事实,还要卖给农民,这商家的心也太黑了点,胆子也太大了点。他们所以选择会这样做,无非是出于以下的考虑:第一、农民的孩子只配吃这样的奶粉;第二、农民的孩子泼辣,吃点这样的奶粉也不会咋样;第三、农民的孩子就算是吃出毛病来又能咋的?你是弱势群体你能把我堂堂大公司怎么样?
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终于回到了这里——正处于“肾结石事件”风暴眼的中心。她对本报记者做出了事件爆发后的独家回应。在记者的追问下,田承认:“我们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已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过汇报。”但是,对于在内部检测之后为什么没有采取紧急的补救召回措施,田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
一语道破天机。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三鹿集团奶粉事业部一位员工终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全行业的一个‘脓包’,这次很不幸,被我们三鹿给挤破了。” 也就是说,牛奶行业的种种乱象早已显现,只不过一直没有被揭开,如今终于惊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爆发。对于行业内的知情人来说,是个时间早迟问题和后果轻重问题。综观事件的最新报道,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权利的对三鹿奶粉事件提出质问?
其一;惊诧于三鹿董事长承认在此次事件之前,已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过汇报。内部检测已发现问题不是推卸企业责任的藉口,而应成为问责的重要切口。食品安全,人命关天,既然事件之前已检验发现问题,为什么不采取应急举措,减轻损害,减少损失?有关部门究竟是哪些部门?为什么在事先没有什么预警讯息和相应措施?
其二;惊诧于“奶霸”成为供应奶源的一大渠道。三鹿有部分奶源来自奶农。这部分奶源有的直接由奶农交送三鹿,有的经由“奶霸”转交厂家——奶源质量无法控制的正是经由“奶霸”转交的部分。值得关注的是,“奶霸”这个专指“奶贩子”的名字就是企业给起的,因为他们经常强行收购奶农奶源,再添加各种水、添加剂,造假,于是称作“奶霸”再合适不过。就是说,三鹿早就发现奶源中有一部分可能被“奶霸”掺假。那么,为什么事先不就此事专门向相关部门报告?难道是对此已司空见惯,发一只眼闭一只眼,与“奶霸”共享利润,相安无事?
其三;惊诧于三聚氰胺曾在“毒粮”事件中现身。一位食品安全专家痛心地说:“‘毒粮’事件后,他就隐约感觉食品要出问题,但没想到这么快!”去年上半年,在出口国外的宠物饲料中,检出三聚氰胺,并初步认定为导致宠物中毒死亡的原因,有关企业负责人受到了刑究。作为食品加工企业,三鹿为什么没能从“毒粮”事件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难道检测“比较难”能成为委责于人的客观原因吗?
更令人担心的是,除了三鹿,奶业其他厂家是否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只不过“脓头”从三鹿这里被挤破?透过三鹿“肾结石事件”所暴露的是乳制品行业在急功近利中,整个产业链利益的畸形分配——跑马圈地的粗放扩张;不计成本的奶源争夺;企业和“奶霸”的“握手言欢”,质量把关的形同虚设,更凸显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缺失,一次次的恶性事件都在验证同一个质疑,为什么职能部门不能将食品监管的触角前移?为什么总是在充当“事后诸葛亮”?期待在“肾结石事件”的最终查处结果中,不仅直接掺毒者,而且部门和企业的责任人也能受到严肃问责,为食品安全法草案的讨论提供一个鲜活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