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2

直言了

  
   经济大萧条爆发后，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媒体用美国应付危机的措施当借口，对他们定义的“自由经济”搞起了舆论轰炸，然后，把轰炸矛头转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政策，--- 说到底，那做法还是为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瞎折腾。不做全面评论，就最近媒体发表的中国社科院杨斌副研究员的几个典型言论，拿事实对比、来看看他们搞的忽悠。


杨斌副研究员说：当前美国的金融体系面临很大困难，即使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执政，也毫不犹豫地实行政府干预和国有化政策，这同美国每逢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之时、便逼迫这些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对自己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却主张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银行私有化，要求他们大幅度放宽外资持有国有银行股权比例的限制，强迫推行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是要以此来实现控制这些国家经济金融命脉的目的。


[1] 事实：在美国，开始执政的奥巴马当局是民主党，其一大特点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跟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相对。这是二百多年的历史事实。被大陆一些媒体称为“右翼”的共和党根本不是“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显然，杨斌跟着媒体起哄而搞了个张冠李戴、连美国历史和现状的基本事实都会搞错。

[2] 事实：亚洲金融风暴中，美国政府、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世界银行都没有强迫任何涉猎国家实行任何“主义”，而是要求他们纠正导致危机的以家族权势和官员意志干预国家金融政策而破坏了银行信用规则的做法，要求他们依照已公布的本国和国际社会的规则办事、实行公开透明的国家财政金融管理。当时，中国政府不但投票完全赞同那些措施，且拿出10亿美元、以实际行动参与了那些援助措施。换句话说，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不管哪一方，根本就没涉及“主义”问题、也没有涉及私有或国有的问题。

事实说明，杨斌的所谓“每逢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之时、便逼迫这些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纯属编造伪造。照他的说法，当时，中国政府的投票赞同和10亿美元援助，也是“逼迫这些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了？哈！伪造和瞎扯淡。新闻法不许虚假信息，学术行为管理法规不许伪造证据。这些国家法规，在那些宣传媒体和社科院那里就全都无效了，嘿嘿。


[3] 支持私有经济和民营企业，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成立以来就一直奉行的原则政策。缘故很明确：复兴经济和社会发展，私有经济和民营企业是最主要力量、也是创造就业的最大机会之一；而在国有化实体面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化实体面前，私有民营处于劣势或弱势的地位；因而，作为提供援助性而非商业性的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援助，就要对私有民营予以特别关注和支持，并实行商业银行极少实行的低利长期贷款。

中国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是投票赞同那些原则和政策的。自恢复联合席位后的40多年时间里，中国自己也享受了许多那类贷款。照杨斌的说法，中国不但逼迫别国、且也强迫自己实行“自由主义经济”了，哈！自打耳光。


[4] 应对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并没有实行杨斌所说的“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而是在严重涉及到社会信用和金融安全的公共公司（譬如花旗和保险）方面实行“注血”和“分解”措施，以此保障民众存款安全、防治垄断和维护自由竞争。因此，在这次危机中，绝大多数银行根本就没有得到政府的援助资金。那类保护社会信用的紧急措施和企业分解，在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就采用过；难道，从那至今以来的80年时间里，美国银行都是“国有化”的？哈！搞什么笑？

说话结论要有证据。请杨斌说说，在美国，除了FDIC系统之外，哪个美国银行是“国有化”的？媒体报道说杨斌“曾长期留学日本和美国，研修国际关系学、经济学及工商管理”，赫赫，可他的文章说明他连一点点美国经济和工商管理的常识事实都不知道。他那是怎么留学毕业的？拿的是真文凭吗？


[5] 在美国，别说国家科学院研究员了，就是合格的中学毕业生，也都知道个起码常识：经济学领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跟国有化和私有化无关，两者不过是经济学“供需关系”的政策侧重不同而已。

譬如，共和党以实行“保守主义”著称，其经济政策侧重“供应”一面，因而时常表现为对企业实行减税，增加税收就被看作是违背了政党原则。相反，民主党奉行“自由主义”，其经济政策侧重“需求”一面，因而时常表现为对企业加税，通过国家财政政策扶助消费需求和弱势实体（譬如少数民族、女性发展和中小企业）。

正因为如此，老布什竞选时候说的一句话成了共和党的标志：“Read my lips, no more tax!”（我说话算数，不再加税！）。也正因为如此，奥巴马竞选时候说到为刺激经济要实行企业减税，他就要给那个主张贴上民主党的标签，为此费了不少口舌做解释。

作为国家级社科院的研究员，且有西方国家学习研究经历，居然连这些常识东西也不知道？搞笑。


[6] 要求中国实行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私有化、让外资可在中国包括银行在内的企业参与入股、实行汇率市场化，这些并非是经济萧条或金融危机的产物。

早在中美为恢复外交关系而开展高层次对话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摆在桌面上了。在那之前，毛泽东借美国记者斯诺采访的机会，明确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向美国学习；为此，中国要实行分权，即毛对斯诺说的：“要学习你们（美国）把权力分到五十个州的做法。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两个积极性，说了几十年了，就是没人听。”很明显，毛泽东那么说、也是对党内一些膘着苏联集权模式的人的批评。--- 中美双方都同意那么做的道理忒简单：彼此开放，平等竞争，在竞争中寻求合作。

对此发展主张，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原则上和实践上都是支持的。从1973-1975年开始，他们就委托荣毅仁等筹备股份公司等相应事宜，为全国决策做些案例探索。因“四人帮”文革极左做法的干扰破坏，当时没能开展起来。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荣毅仁等人终于落实了筹备工作，建立了国际信托公司（CITIC），其经营特征之一就是股份制和私有化。

顺便说说：包括私有化在内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全国和北京）、刘少奇（华北）、邓小平（华中和华南）、陈云（东北）、陈毅和谷牧（上海和华东）、李富春、薄一波和姚依林（中央和地方工业、地方经济）等等领导人早就在1949-1953年就成功实行过的、并由毛周邓在1975年又重新开始的政策。

而一些官员、媒体及其同伙文人“专家”们呢，看势头是搞股份制和鼓励民营私有的，他们要借机会大捞一把，他们就利用媒体工作之便造舆论说“股份制”和分权等等是因为他们的主张才开始实行的，为捞钱而搞起了盗名忽悠。而看着风向是搞文革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拒绝国家审计查办腐败，他们又出来诅咒股份制、市场经济、私有民营和分权了。哈哈哈哈哈！为自己私人利益而随时随地地出尔反尔和自打耳光，这就是他们的行为模式。但这不是本文主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就此打住。

事实说明，杨斌所谓美国利用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而要求中国“放宽外资持有国有银行股权比例的限制，强迫推行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是要以此来实现控制这些国家经济金融命脉的目的”，纯属编造伪造。至少说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薄一波、陈毅、谷牧、李富春、薄一波和姚依林等国家领导人就是中国实行包括私有化的多种多样“股份制”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是谁在编造伪造政治意识形态故事而拼命反对和干扰破坏那个政策？一是前苏联及其追随者，二是文革“四人帮”及其余党。


[7] 知道了以上基本事实，就不难理解经济政策领域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了。

1960-1970年代，正是美国国内民权运动兴盛、国际上新独立和发展中国家兴起之际，许多特点方面之一，就是弱势企业发展需要经济政策扶持。于是，在“供应派”兴起之时，来了个新主张：为消费需求也实行减税。这就等于是把供应方面的保守经济理论搬到了需求方面的自由经济理论，为此还提出了一套核算预算理论方法。因此，这个理论叫作“新自由主义”。

世界银行开始实行“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贷款政策后，直接受惠者就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亚洲的例子是“四小龙”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姣姣者；拉丁美洲的例子是巴西和墨西哥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力量；1970年代直到本世纪开始，中国也从该经济政策中受惠，农业、水利、交通和中小企业享用到许多世界银行贷款（和类似贷款）而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就是个明显例子。1980年代，里根当局把该经济学理论方法用到美国国内，不同于以往的共和党保守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带有革命性的“供应派”（supply-side economy）经济政策。

当前的金融危机，并非是一些宣传媒体及其邀请的“专家”“学者”们所说的，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成的，相反，是违背自由经济政策原则造成的。譬如，自由经济政策主张之一是：由市场供需调整价格（包括货币价格利率）和价格反过来能调整供需的自我调解功能发挥作用；在市场发出警报之时，政府再通过利率或税务手段等强行恢复供需关系平衡。然而，过去数年，美国政府当局却以积极干预利率的手段干预市场，严重影响了市场供需调整价格的功能发挥，结果使供需关系严重失调、终于爆发危机。

危机开始的时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记者编辑匆忙表态，拿“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不同而大做文章。过后没多久，特别是奥巴马赢得大选和他的当局出笼恢复经济规划后，那些记者编辑发现自己全搞错了：危机问题根本不是“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相同或不同，而是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大改组和大调整的“挤泡沫”。于是，那些新闻媒体记者停止了原先的议论，而更多关注“挤泡沫”过程中的竞争幸存或不幸淘汰等类新闻事件了。

简而言之，经济政策领域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跟政治意识形态无关，跟某国家或某地区的国有化还是私有化也是无关，而纯属是任何国家地区都可使用的、是侧重供应或是侧重需求的一套经济决策所使用的理论方法。


[8]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些媒体和“专家”要把经济政策领域的事情搞成政治意识形态化呢？很简单的事实：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话说，他们背后有利益。

照搬前苏联体制，造就了一批国有化名义下的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把国家企业搞成了家族或小集团的私人企业，实行国家政权下的利益垄断。十七大决议要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政企分家和市场经济的政策，使更多的民众也能享受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效益，鼓励民营私营的竞争力量的发展。这就妨碍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

在行为方面，他们不便直接与十七大决策对抗和直接向民众民营私营开刀，于是，他们就利用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的机会，篡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拿篡改的东西对市场经济和私营民营搞妖魔化，转而大力鼓吹他们的在“国有化”名义下搞家族小集团的实际上是私有化的一套东西，进而抵制改革开放、政企分家和分权改革的政策落实，以达到他们在“国有化”名义下继续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维护他们的特权。

这就是他们最近拿“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大搞篡改伪造、大搞舆论轰炸、煽动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搞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折腾的本质和目的。由此，这里不妨复习一下一个历史事实：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都是实行国有化为主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就是奔驰那样的超级私人民营公司、也得按照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的“计划经济”办事。----连这点中学历史课堂就讲过的常识都不知道吗？别继续扯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