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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汉

我最近拜读了《新华文摘》转载诸葛忆兵所撰《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原刊《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一文，折服其就范氏发起“庆历新政”的内容、失败原因的剖析与王氏“熙宁变法”之比较的总结性说法：“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新政比较，触及的是封建社会的皮毛，所以，能够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得以持续，且获得一定的成效。触及体制根本性问题，最终会导致体制的崩溃，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必然失败；触及皮毛枝节问题，一定的修正变更有利于维护现行体制，反而能够得以实施。北宋的诸多政治或经济变革如此，中国封建时代其他的政治或经济变革亦如此。”

诚哉斯言！在掩卷之余，诸葛君的上述精辟见解仍余音在耳，并引起自己对古代专制社会吏治问题的系列联想，又经一番有的放矢思量，遂作了如题的一项基本看法。

封建社会的吏治，是皇权统治的重要内容，它反映天子驾御群臣的治术，直接体现当朝皇帝执政掌权的管理思想，具体担负皇家“江山社稷”与“治民”、“役民”的政治大任，故为封建时期历代最高统治者倾心所务，亦是奔走仕途的人们争相竞逐的一个热门事业，而后世的史家也以治理的绩效作为评判各朝皇帝是否“明君”、“圣主”的不可或缺法码。

中国古代干部问题的关键就是吏治，也就是选用什么样的人才为皇权政治服务和如何管理他们以及怎样实现最高统治的思想，兹事体既然是如此要害，就难免被打上了鲜明的“今圣上”的个性色彩，也就在至少从秦皇以来的漫漫历史画卷上刻下了无数歌也罢泣也罢一般的吏治故事，而其中又充溢着多少个中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甚至牵涉“大统”的更异或朝代的兴衰与生灭了？！

面对几千年的吏治史与有关重大事件的记载，我等今人抚之追之，不论其有关领衔者彼时的成败利钝和身后的荣辱声名，可以窥破一个并不玄妙的秘密：

专制政权的吏治是皇帝统御天下百姓、土地的政治需要和组织体现，它作为一种“人治”的管理手段，永远脱离不了为“家天下”驯服奴才的本质，绝对不能与民主时代的公务员制度或法治条件下的文官体制相媲美。

如再透视那些影响过吏治的著名人物的活动轨迹，尚可发现：他们皆为皇室的亲信仆从，领命、行令皆莫过于“替天（圣主）行道”的动机，所作所为不出于维护专制、独裁的根本利益之束缚，因而如判之或功或罪，则难免与王朝的厉害攸关，不足为普天之下人士尽相以同口褒扬或齐声贬抑，就是迄于当代也仅仅多了一个“有否推动历史发展”的说法而已！

而今，依据史学界颇为丰富的成果，我们可以自信如是宣称：通观清朝以前的全部吏制史，不管其曾在逝去的岁月里演绎了几多风流几多辉煌，也难褪去“人亡政息”的宿命，由此不妨结论是：难理的古代吏治，本为专制社会的政治通病，而且决无根治的疗方！

何以谓“古代吏治的难解是专制政权的死结？”

实际上，对此一问题，历史已经作过无数事实证明了，很多贤哲也先先后后留下来诸多的宏议博论，而本人斗胆陈之的解答是：

首先，吏治的属性是皇权之下政治奴才的管理之术，服务皇权是其命运使然，就走不进“长治久安”的自由天地，其命运必然多难。

封建社会的政治核心是皇权，“朕即天下”换言之就是天下人口、牲畜、山川林木及一切土地、矿藏皆为皇帝一人所据有，也为皇室集团成员适当分享之，而服务于皇权统治的官僚队伍则可以“论功行赏”、“论绩封爵”而取得各自的利禄。

皇帝就是国家本身，官员均以“食皇禄”、“沐皇恩”为人生价值取向；皇权代表至高无上的人间极权，任何时候官僚们的所有权力都是“君授”，除了对皇帝负责就别无选择。因为皇帝之下的一切官员都是效命于天子的政治奴才，不管其出自于开国的功勋、世族的推举，还是科考的取士、寒门的擢拔，概由圣命选任、指派、考评、监测、奖惩与罢免。官僚们的生杀予夺、沉浮荣辱与进退去留，有谁拗得过皇权这只尘世的“如来”佛手心呢？

在皇帝独裁统治的条件下，吏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自然是服务于皇权不贷，其立制如是，其改良也如是，而日常活动也肯定“万变不离其宗”也如是。任何背离皇权统治根本利益的吏治皆为大不道，必被“天下共诛之”。

历史上改变吏治的举措，既出于巩固皇帝的专制与独裁，又止于维护皇室集团中心利益即“朕即天下”的需要，而当时的毁誉与事后的功罪也都系于王朝的命脉之中，必然因难解的矛盾、无法调节的利益，而难有顺畅运作之际遇，更有无不一一分别衰败并相随朝代更替而埋在故纸堆了事的纪录。

其次，“皇权至上”使吏治充满“人治”的先天病灶。

皇帝的统治是奉行“君权至上”的，它就必然要求官僚队伍绝对遵从皇权所蕴含和代表的利益、意志与愿望，其“人治”的特点因之遍布吏治的各个方面、各层次和各环节，也自然使吏治带有惟上、单极、封闭的特点，不可能渗进民主、法治的元素而体现公平、正义于社会众生，甚至连皇室集团成员的利益也难以统筹兼顾，所以总是处在“初兴不健全、日久必发病、改之仅减缓、终至必覆亡”的怪圈，生动地注解了吏治的结局是：封建王朝的殉葬品，必然在“周期率”里徘徊并臻于死亡。

再次，吏治不可能改变独裁体制而匮乏根本的治理之道。

既然是服务于皇权统治的吏治，就不可能摆脱俯仰于“圣上”的局限，也就势所难免地只有在独裁体制内作些不动摇“君权”“永垂”的文章，最终表现为仅是“朕即天下”的工具命运，任你任何智慧、任何贤才在专制社会里都逃不脱为皇室“作嫁衣裳”的处境，更难敌血腥的暴力和愚弄的文化这柄专制社会双刃剑的“规范”！

原来吏治的死结就在于专制社会本身，盖源自于皇帝的独裁又归于封闭的皇权专制政治，其吏本为皇家之公用私仆，而治其之术又岂可为天下正道？当然了，吏治不可有违专制、独裁，则难治就是其先天所赋之病根，而所谓疗救之药那堪在现实可觅可用，它原来是子虚无有的啊！

最后，惟民主制度的现代文官管理体制，才有改变吏治无解命运的可能！

封建社会的吏治是为封建的皇权统治服务的，其存续时期的任何记载都昭示了它的难解之治，提示了我们必须寻求革命的方法以适应现代国家与社会的管理需要，而世界上业已方兴未艾的现代文官管理体制，因有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和法治的“自净”机制，肇兴了新型的公权力思想与体制表现，就为人类社会展示了一种光明的良治前景。

所以，我们期待在民主与法治条件下，推行优于并超越古代吏治的公共权力的治理之道，即建立阳光化的为全社会成员服务的文官体制，是一项并非梦寐的明智选择！

（2008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