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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20    黄灿然  


问：我知道你从俄国小说大师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当代中国作家也同样向那些作者学艺。但是，我觉得，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相对而言水平不均匀，而你的作品，无论是诗歌、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质量不仅很稳定，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愈来愈好。我的猜想是，虽然你成为作家之前读过很多俄国作家，但是他们对你的影响，是灵感上的。而不是实践上的；而你在美国大学创作班的学徒期训练，也许在你的技艺中起到更大作用。如果我的猜想没错，你能否谈谈你是怎样掌握写作艺术的？
　　
    哈金：你说得对，俄国作家对我写作的影响，是灵感上的。他们使我懂得生命的悲剧意识、悲悯和同情心。我在布兰戴斯读书时，师从诗人法兰克•比达特（Frank Bidart）多年，从他那里学到很多诗艺。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耐性。对一个作家来说，耐性就是一切。通常，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作家与没能力的作家之间的分野。除了跟随法兰克•比达特外，我还两次参加波士顿大学写作班。第一次是旁听，第二次是以正式学生身份。在波士顿大学，我跟莱斯利•爱泼斯坦（Leslie Esptein）、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和琼•西尔珀（Joan Silber）学习写小说。这两年对我帮助很大，缩短我的学徒期。除了老师之外，同学也很有帮助。但是，仅仅靠写作班是不够的，我还自修很多写作教科书。由于我一直在教写作课，多年来我对写作的理解，也在发展。老师很重要。我经常被告知，我有写作才能，但我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开始得比较晚，我有一种无望感，哪怕成为失败者，我也能接受。写作渐渐成为我可以做的事情。
　　
　　问：我很同意，对一个作家，耐性就是一切。事实上，任何人想有所作为，都必须有耐性。赵毅衡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等待》是一部关于中国人“过分的忍耐”的小说。我想，他是指等待孔林与她结婚的曼娜，以及等待其元配淑玉与他离婚的孔林。但我想到淑玉。我觉得，她也是在等待甚么。她是在等待孔林找到他自己，找到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无意义，这也是小说的主旨。在这个意义上，淑玉的耐性可能是最过分的，同时也获得很好的回报。她向孔林揭示生命的意义，后者在小说结尾终于获得救赎。同样地，我想，你在学徒期的刻苦，也获得很好的回报，事实上《等待》出版后，获得很多文学奖，就很能说明这点。王瑞芸告诉我，她翻译你的短篇小说，获益良多，因为它们“无可挑剔”，这也是我的印象。作为读者，我也对你怀有很大信心。当然，一个人对自己的写作，往往没信心，这也许是好兆头。奥登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如果过了三十岁，还对自己写的东西太有把握，并不是好事。你能否谈谈你在学徒期所读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作家和书，并简单介绍一下？
　　
    哈金：事实上，我写这部小说时，淑玉这个人物也很感动我。在文学里，她属于俄罗斯传统的“神圣的愚人”，但她是完全建基于中国现实的。早年，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对我很重要，至今也仍然很重要。《圣经》（NIV，即新国际版）；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队》；契诃夫，尤其是他最后十年的作品；果戈里的《死魂灵》和他的怪诞小说。《圣经》风格雄健，文体诚实而庄重。契诃夫充满悲悯、生命的悲剧意识，果戈里则好玩和滑稽。但是，果戈里在本质上是悲剧作家。有很多伟大作家是我喜欢的，例如福楼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V.S.奈保尔、索尔•贝娄、近藤周作。他们都很贴近我的心灵。
　　
　　问：能否再谈谈新国际版《圣经》。这个版本很好读——明晰、简朴、准确、快速。我觉得你处理英语的手法，很接近新国际版的风格。
　　
    哈金：一九九三年，我在波士顿大学上以色列作家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的小说写作班。他只用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新耶路撒冷版），并把这个班称为“圣经的诗学”。我的同学，大部分不喜欢这个班，但我很喜欢，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就是这样开始读《圣经》的。后来，我买到新国际版，它对我来说更当代、更流畅。很多英语作家在语言上受益于《圣经》。我喜欢《圣经》刚强而诚实的风格。每个句子都很实在。文体本身也很高雅和庄重。
　　
　　问：谈到《等待》，尤其是淑玉，我觉得你的写作已到达这样一个程度，也即俄国作家的影响已不只是灵感上的，而且是抱负上的（not only inspirational but also aspirational）。我是说，在这部小说中，你的抱负变“大”了，不仅因为它是一本三百余页的书，而且因为它比你以前的小说都要来得复杂。还有，它大胆诘问生命的意义，探询自我深处的骚动。我发现，当我读到大致是小说最后五十页之前，我觉得这是一本挺好的小说；但是，最后五十页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一切都很发人深省，小说的质量足足增加了一倍。于是我觉得，这不仅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而且是一本我喜爱的小说。一切都在这最后五十页汇合：淑玉的充满生机、女儿孔华的前途、孔林的自我质疑、曼娜的痛苦。并且，一切都很富于启迪。这就像一棵树，在最后五十页之前，故事像树干，最后五十页却像繁茂的枝叶，像树盖，迎风招展。我很想多了解俄国作家对你的写作抱负的影响，以及你如何发展《等待》最后一部分。
　　
    哈金：有两本书对《等待》影响很大，这就是《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它们帮助我作出风格上的选择，帮助我结构这部小说。关于最后五十页，我主要是做自己的份内事，因为我的任务是揭示这些人物的复杂心理，尤其是孔林。我所知道的小说，都没有用我所想象的那种方式写过。我所做的，就是挖入这些人物的生命，找到他们灵魂深处的搏动。我得承认，最后五十页很难写。我一改再改，尤其是孔林在倒数第二章的独白。诚实地说，我感不到任何抱负。我只是努力去完成这材料，写好这故事。我完全想不到这会成为一本重要的书。写成后。手稿在我书架上搁了九个月，因为我不知道有谁愿意出版它。是以，在写作过程中，谈不上抱负。主要是苦活。
　　
　　问：你能否谈谈你怎样学英语，以及有甚么特别的经验？
　　
    哈金：我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的一年间，跟着电台的英语节目学。我就是靠这个，在一九七七年被黑龙江大学的英语系录取。在大学第一二年，我并不是很喜欢英语。后来，我听人说起海明威和福克纳，便决定攻读美国文学研究生。所以，英语渐渐成为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当我开始用英语写小说，我不得不重学英语，因为我必须懂得写对话和性格化的语言。
　　
　　问：我从一个采访得知，你决定用英语写作，是因为你没有其它谋生手段。这使我想起布罗茨基。他说一个作家用有别于母语的语言写作，往往是出于必要，例如康拉德；或出于野心，例如纳博科夫；或作家想求得一种疏离感，例如贝克特。但他自己的情况很不一样：他用英语写作，是为了取悦一个影子一一W.H.奥登，因为他希望通过写英语，来进一步接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现在，你给这群人增添新元素：你用英语写，是因为你要生存。能否谈谈你的生存之道？

    哈金：就我而言。没有单一的动机。当然，必要是关键，因为我必须生存，却没有其它学位。但我也得承认，野心也是原因之一。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刚才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无紊地工作。疏离感，也对。在中国大陆，文学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国家控制资源的分配，从而可以窒息一个作家，甚至创造一个作家。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用英语写作，使我孤零零，我得在没有文学同胞的条件下孤独地写。换句话说，我得接受我作为一个放逐者的身份。但是另一方面，作家在这种条件下，也并非总是消极的。一个国家可以流放一个人，但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也可以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我只是把中国当成一个题材来处理。

    问：文学的历史，也是流放和迁徙的历史。就连语言本身也处于流放中。我把文学翻译视为语言的迁徙。同样地，作家的历史，也是孤独的历史。你是一个移民，通过你的写作，你不但把中国人，而且把中国翻译到英语里去。我感到你的作品弥漫一种孤独，充满沉默。你能否谈谈你所置身的环境？
　　
    哈金：我的写作，没有任何成功感。只有失败。伟大的书都已被写出来了，我们只能写些次一等的书。孤独和隔绝已成为我的工作环境。事实上，我喜欢独处，这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受诅咒的状态。我们甚至没有孤独（solitude）这种讲法，对吗？我应更沉默，让我的作品说话。
　　
　　问：如果说胜利者一所无得，则失败者亦一无所失。这也许是一个良好的起点。这个态度，加上孤独，似乎是很西方人的，而不是中国人的方式。你在给我的信中，曾提到中国聪明人很多，有才智的人却很少（many Chinese are clever, but few are intelligent)，这点我很同意。阅读西方文学尤其是读英语写英语，如何改变你看事物的方式和处世的方式，使我很感兴趣。
　　
    哈金：研读英语文学和翻译成英语的文学，改变了我的思考方式：使我不感伤滥情，使我可以直视真相。更重要的是，使我懂得怀疑，怀疑自己和怀疑自己所学的东西。它拓宽我的心灵，使我认识到人类的极限。
　　
　　问：我感到弥漫在你作品中的另一个元素，就是语调。你已获得自己的语调，而这要比建立自己的风格更重要。你自己是一个诗人，而我想，你小说中的语调，受到诗歌的影响，因为诗人对语调的关注，往往胜于其它类型的作家，还因为语调与我们如何处理文字密切相关。我想多了解诗歌对你的小说写作的影响。
　　
    哈金：诗歌是关键，因为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备某种诗歌精神，使它有文学性。写诗还使我更注意文字和语调。但是，最重要的是，写诗使我更有耐性。很难想象用诗的方式写小说。那种工作量会要你的命。诗歌滋养了我的小说。
问：你是一个中年人。又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两者之间完成的。我还注意到，你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与家人团圆之后完成的。你能否在这里扮演一个第三者角色，分析这两者的关系，以及这两者与第三者也即作家哈金互相协调？
　　
    哈金：既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又要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是很困难的。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尽管我已努力使自己更称职些。在我的成长中，缺乏可以称职地做人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使我对妻子和儿子更体贴些。更多地为他们着想。至少我可以说，研读真正的文学，可使一个人活得更有人性。我非常幸运，妻子和儿子从未要求我空出更多时间陪他们。这也可以解释为甚么我近年来可以写出这些书。
　　
　　问：就我所知，美国对“写作班”写作的利弊，也即大学各种写作计划的利弊，有很多争议。你来自写作班，也给写作计划上课，你对这个趋势怎么想？
　　
    哈金：写作班所教，不能使一个人成为作家，但可缩短一个作家的学徒期。仅仅是跟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作家磨肩擦踵，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进过的写作班，都使我获益匪浅。通常，我们可以从不同老师学到不同的东西。现在。编辑为一本书所做的功夫愈来愈少，一个有能力的作家，尤其是一个诗人，必须在自己的手稿上做大部分编辑工作。这方面，写作班也有帮助。
　　
　　问：我们已笼统地谈过诗歌和小说，现在让我们讨论得更详尽些。我总是觉得，短篇小说更接近诗歌，而不是更接近长篇小说，我总是把短篇小说当成诗歌来读。长篇小说好像是另一种类型的写作。我们通常看到一个作家既写诗又写短篇小说，或既写短篇小说又写长篇小说，但是很少长篇小说家写诗，也很少诗人写长篇小说。同时写诗、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似乎需要某种“综合能力”。而你属于这种罕见的现象。你怎样看？
　　
    哈金：我想，这主要与创作的推动力有关。诗歌和短篇小说有相同的推动力。把一首诗变成一个短篇小说，并不困难，相反亦然。但是，长篇小说很不一样。除了要维持叙述势头。还得有一个庞大结构和一大批人物。长篇小说家必须做好持久写作的准备，才能消化材料。我曾听说过，有些批评家认为一个人不能同时成为长篇小说家和诗人，因为这两种体裁需要两副头脑。但是，在文学史上，还是有一些写诗的长篇小说家，例如罗伯特•潘•沃伦、乔伊斯、贝克特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份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问：你是一个父亲、丈夫、作家和教师，你是持续不断地写作，还是主要利用大学假期来写作？
　　
    哈金：在暑假和寒假，我写很多草稿，这样，开学后，我就可以编辑和修改。教书时，很难写大部头作品，因为我无法专注。可以写短篇小说和诗，但是写长篇或中篇小说就不行了。
　　
　　问：你的诗集《于无声处》这个书名，是引用鲁迅的名句。鲁迅到现在还有很大争议，你如何看他？
　　
    哈金：在文革期间，可以读到的真正文学家，只有鲁迅。可以说，我们那一代在大陆，都是鲁迅养育的。不受他影响是不可能的。由于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具有神一样的地位，我们很容易忘记他也是人。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杂文家，但不是伟大的小说家。他混淆了文学与民族政治，他想用他的高瞻远瞩来医治中国人的灵魂，这未免太一厢情愿了。中国人的灵魂并没有因为他的《阿Q正传》而有所改善。他夸大了文学的功能，而实际上文学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是一个伟人，可也做傻事。
　　
　　问：你在一首诗中，讲到一条已选择的道路，如果不是倒过来写弗洛斯特《未选择的道路》，至少也是指涉这首诗。弗洛斯特有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你？你还欣赏哪些美国诗人？
　　
    哈金：我一直喜欢弗洛斯特，肯定多少受了他的影响。当代美国诗人中，我喜欢露易丝•格卢克(Louise Gluck)，我觉得她诗歌的原创性一点不逊于伊丽莎白•毕晓普。我还喜欢法兰克•比达特、马克•斯特兰德、安德里安•里奇、罗伯特•克里利。
　　
　　问：到目前为止，你小说的题材都是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但你的诗中，却有一些抒写当下经验，而不仅仅是中国经验。你是否觉得这个新方向也会把你的小说创作引导到更远的领域，例如写你当下的美国经验？
　　
    哈金：是的。我开始写作时，以为我只会写中国。但是随着写作的进展，我发现我的题材必须改变。中国对我来说，已逐渐生疏起来了，因此剩下的就是美国经验。
　　
　　问：我想再回到《等待》，谈谈你处理语言的另一个方面，也跟上面谈到的语调有一定关系。这就是你的叙述中的语速。例如曼娜被孔林的朋友强奸的那个场面，叙述速度很可怕，令读者喘不过气来。在孔林的独白中，那种语速也令人难忘，非常紧张。我想多听你谈谈，尽管我知道，语速这东西很难说得清楚。
　　
    哈金：我想，这种紧张感来自于故事本身。至于叙述速度，《等待》是一本慢书，但某些时刻确实很紧张。在这些时刻，语言自动获得紧张和速度。这速度不是预先计划的。它必须是故事的有机部分。
　　
　　问：顺便一提，孔林的独白是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我们称这为“内心独白”，但是，那个声音事实上是一个“外部声音”，让我想起荷马史诗中，那些前来跟英雄们交谈的诸神。孔林独白时，好像是他遭到某种陌生力量的“侵袭”。这技巧刚好用来找到孔林灵魂深处的博动，你是如何发明这技巧的？
　　
    哈金：你说得对，他的独白比一般内心独白来得理性。那声音仿佛来自某种超自然力量。我写他的独白时，曾有所犹豫。接着，我觉得人类是有能力获得这种启迪的。于是我为他创造了这种启迪的声音，以强化他的内心冲突。
　　
　　问：淑玉的小脚，曾是北大教授刘意青攻击的细节之一。在小说中，这个小脚女人非常勤劳，赢得孔林父母的欢心。我的祖母和外祖母也都是小脚女人，她们也像淑玉一样勤劳和宽容。对我来说，淑玉很“真实”。请问她是不是根据你见到或听到的真实人物塑造的？
　　
    哈金：“淑玉”根据的是真实人物。我岳父母认识她。他们仍然居住在同一个城市。她是小说中最坚强的人物，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曾多次为她流泪。
　　
　　问：顺便一提，刘意青似乎没看过这部小说。就发表那篇导致《等待》大陆版腰斩的野蛮文章。令我感到悲哀的，与其说是小说腰斩，不如说是堂堂中国第一学府，竟然有这种无知的教授。你如何看这件事？
　　
    哈金：我开始用英文写作，就预期有一些中国人会把我看成卖国贼，就像康拉德被一些波兰人称为卖国贼那样。但是，事情真的发生时，我还是受到伤害。仿佛一扇门当看我的脸砰地关上。至于刘意青，她只是充当当局的工具。很多中国人相信我是在玩弄美国人。但他们似乎不知道，《等待》是我的第六本书。在此之前，所有五本书都是由小出版社出版的，根本赚不到钱。还有，在《等待》之前，我在美国已经以短篇小说家获得一定声誉。我的作品，已经获得一些选集和文学奖的承认。简言之，我是通过自己诚实的劳作，获得承认的。
　　
　　问：这个访问就到此为止，很感谢你花这么多时间。在此代表《素叶文学》和读者感谢你。
　　
    哈金：不用客气。
　　
　　（本专访透过电子邮件进行，时间是二○○○年八月廿二日至九月二日。原文为英文，再由访问者译成中文，并经哈金本人过目。原载《素叶文学》6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