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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年大六  



针对一位网友对上海闸北袭警事件的评论，我提出：社会伦理规范体系的紊乱和解体才是我们社会失范的最根本的问题 。伦理规范有效性程度高的社会，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只针对极端不道德的情况，当然有效性程度高。

伦理体系紊乱和解体的根本观念表现，是17大仍然没有从理论上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能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价值定向表现在法理上就是公民权利本位，而非国家权力本位。用中国古典哲学的方式说，核心价值只能表达为“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而非任何“国本”主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爱国主义”或者集体主义成了核心价值意味着什么？国家无非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整合或者统合的文化和制度模式，而社会关系的主体是归根结底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不以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前提的集体是马克思说的“虚假集体”，不是“自由人联合体 ”意义上的“真实集体”。

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执政者“牧民”、“恩养”等统治关系意识根深蒂固 ——不是以公民社会交往理性（真实的民意聚合）为社会规范性基础，而是以权力操纵、控制社会（首先是意识操纵技术控制公论、舆论）为管理前提——这是“方向、路线”上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上纲上线”）。

恕我直言：遗憾的是，决策层似乎对这样的问题至少缺乏明确的、统一的认识，所谓“人本”“民本”停留在主观意愿或者标语口号层次，连理论上有效论证都达不到——似乎在领导人中，温总理的论证还是在理论上逻辑自洽的。 继续如此，决策层以己昏昏，何以使人昭昭？！上面说的不一定都对。然千夫诺诺，何如一士谔谔！

不是都讲“以人为本”吗？究竟秉持什么样的人性信念或者思考人性的范式、范型（对人性的想像、解释或推理原型）当然不是无足轻重的学究气的问题。我的看法：本体论视角的人性，就其现实性或者“此在”性而言，就是作为生物行动者、文化行动者和社会能动者“三位一体”关系自我表现型的总和（深化、扩展了马克思“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观）。

人性特有的逻辑模式是叠加在人类物种生物进化模式上的文化进化逻辑——社会规范性的复杂性自组织逻辑，比如语言和符号互动逻辑。文化发生和文化变迁的深层机制的社会生物学诠释视角至少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的终极本源：进化选择、发育选择和体细胞选择模式的叠加或嵌套。

可见，人类不可能通过任何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或宗教信仰模式一元化地、一劳永逸地安排人性进化之路。

神经科学、生命科学不可能被任何信仰化知识体系所取代；即使对某些宗教教条或者意识形态教条的盲信预先决定了一些人自我遮蔽人性自我澄清的可能性路向。

即使如此，作为人性生物基础的遗传进化的结果也不是任何一种无论如何强大的文化-政治力量所能确定或规范的。

而且，人性的进化和解放归根到底要通过每一个人自我发展和完善才能“落实”为“此在”的人性现实。

自由是在自我力量与环境力量相互作用中建构和实现着的主体能动状态。自由总是涉身性、情境性的——也就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自由——比如任何自由行为不可能逾越人性的生物极限，否则自由就会变成自戕、自杀的同义语。所谓思想自由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作为生命漫长进化过程产物的大脑生理结构这样的“天性”复杂性自组织系统实现或者表现。

科学理性对人类伦理和文化进步的作用是建立在人类社会行动复杂性自组织互动秩序生成和扩展基础上，并最终受后者检验和制约的。

当然，关于人性生物本质的的经验知识和科学理论，使我们有可能在相互冲突的价值标准之间作出最佳选择，因此可能达到文化和政治选择倾向合理性较高水平。

所谓自由社会也就是文化合理性含量较大的社会规范体系（法治体系）有效调节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的社会。自由社会也意味着基于自由个性本位的伦理和文化系统复杂性匹配值较高的人际有序互动状态。问题也在于任何生命系统的有序性都是以无序性或者混沌性、隐缠性为结构前提的。

比如，目前大陆社会性伦理失范、性文化解体的价值崩溃局面意味着：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将不得不面临着，我们希望在自己的此在模式（生活方式）中保留多少真实的人性，因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基因遗传给我们的种种本能-情感倾向之间作出选择。

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从以生物学性质（本能性）为基础的自发性控制，转型为以生物学知识为基础的文化合理性秩序建构意义上的精确定向、定势。比如对性文化重建而言，对人类性欲、情欲或爱欲乃至对人类性爱、情爱和色情行为的“生物学事实”的科学研究，目前就有了“明心见性”、使人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论语》）这样的文化启蒙和社会规范建构的现实意义。

可惜我们社会许多知识人士对人性的思考缺乏相关科学知识——比如生命科学常识、首先是神经科学常识的支撑。知识结构的落伍是理论思维能力薄弱的基本主观原因之一。这方面的教育简直可以说很不像话，以体现所谓“国家意志”为名教科书哲学教条的统治成了深层文化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的障碍机制之一。这种哲学教条无非一种改头换面、而且相当粗鄙的经院哲学或者僵化“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