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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打不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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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朋友能上新世纪网，可下载并用word编排后，在基地上传以供大家分享。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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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
          ----推薦餘傑作品《中國影帝溫家寶》
                 鮑 彤

中國的公民之所以關注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是因爲每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領導手裏。千家萬戶對領導都有所求──請求領導過問拖欠的工錢，請求領導制止官商勾結的暴力拆遷，請求領導把自己黨內的腐敗“領導”好，請求領導別再“領導”老百姓的事，別再管老百姓聽什麽歌，看什麽戲，什麽書報不准出，哪些網路必須封，等等。
作家余傑寫作和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無非是批評領導，無非是對領導抱有希望，無非是想知道領導人到底有沒有正視而不回避擺在他們面前的、非解決不可的重大社會問題。有沒有決心從善如流，實施憲法，使中國在建設成爲名副其實的共和國方面獲得實質性、制度性的進步？如果對領導絕望，還會浪費筆墨嗎？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批評。這些批評的言論，反映了一種普遍存在的情緒和要求。我看這種情緒和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真正能夠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積極因素。
到底是共產黨爲實現理想而建立，還是理想爲解釋共產黨的領導權而存在？虛幻與現實，誰爲了誰，這個根本問題，到了西元二○一○年，竟然誰也說不清楚了。但據說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裏面党的領導是“公僕”，所以連史達林也認爲：對自下而上的批評，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確性，就應當歡迎；如果要求批評者百分之百正確，那就沒有自下而上的批評了！
“自下而上的批評”是文明社會的家常便飯，但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中卻是難上加難的大難題。史達林的話對中國顯然沒有約束力。根據中國的國情和特色，主人和公僕的關係與衆不同，即便如此，查來查去，中國的憲法、刑法、民法，都沒有說過公民批評不得党國領導人。
六十年前流行過一句話，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一九五三年出過一個“壓制批評的人是党的死敵”事件：一位曾經爲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産主義者，壓制一位專科學生的批評，中共中央發覺後，給了他留黨察看和撤銷部長職務的處分。此事被立即通報全國，要求全黨高級幹部，務必傾聽來自人民群衆的批評，不可因身居高位而批評不得。
現在流行唱紅打黑。正是毛澤東本人，在七大會場上，請求大會批准，把“批評和自我批評”列爲本党“區別於其他一切政黨”的標誌。須知有無“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區別真共產黨和假共產黨的標誌。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共產黨，是真；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共產黨，是假。
樂意爲《中國影帝溫家寶》作序
《中國影帝溫家寶》不能在大陸出版，準備到香港出，但是作家受到警告，香港也不許出。警方的邏輯是，領導人不是普通人，批評領導人就會成爲很嚴重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像劉曉波那樣判重刑。
警方的邏輯是現實的邏輯，但這是小題大做，起碼是幫倒忙；說得嚴肅一點，是替和諧開倒車；用法律語言來說，這是非法的、違憲的。我希望警方懸崖勒馬，迷途知返──現在還來得及。也許毛澤東當時說“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時候意在表演，但一經成爲中囯共產黨的宣言而載入史冊，受党領導的警方就不應該把它視爲兒戲。文明的進步需要積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說不定就是明天保護人權的具體現實。
對公民的批評，需要党國領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用不著緊張，用不著動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力量來“維穩”。
我很樂意爲《中國影帝溫家寶》作序。因爲中國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言者無罪的虛擬世界，一個是言者有罪的現實世界。領導和被領導，大家都在矛盾中間過日子。爲了解決矛盾，首先需要指出矛盾。二百多年前，安徒生用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衣》向歐洲人指出了矛盾。現在同樣需要有人向中國人指出矛盾。余傑先生作了勇敢的嘗試，這本書也將因此成爲檢驗中國的藥劑。如果從此以後，言者真的無罪，党國領導、省市領導、縣區領導、鄉鎮領導，真的成爲公民有權批評的物件，公民真的有了批評任何官員而免于恐懼的自由，這本書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二零一零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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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如果放棄自由，我將日漸衰弱。那些可以出賣的靈魂是騷動和黑暗的。對任何事都不能撒謊，否則四分之三的真相後便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
——喬治·康拉德

活在真實中，爲真實而寫作
    二零零三年春，我第一次到美國訪問的時候，零距離接觸到美國的電視、廣播、報刊和網路，這才大吃一驚：幾乎九成以上的政治類評論都在尖銳地批評以總統爲代表的行政分支。惡搞總統的漫畫觸目可見，如果僅僅從媒體上瞭解美國總統的話，一定會認定他是一個十惡不赦、窮兇極惡的大壞蛋。我曾經讀過旅美作家林達寫的一本名爲《總統是靠不住的》的書，看來，大部分美國人不僅認爲總統是靠不住的，甚至認爲總統是各種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儘管這個總統是他們自己用選票選舉出來的），正如自己亦貴爲總統的雷根的那句名言：“政府解決不了問題，政府就是問題的所在。”而同樣也是大家批評甚至惡搞的物件的小布希，也在一次演講中如是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爲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
    在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裏，批評政府、批評國家元首和行政首長，是公民及知識份子的權利與天職。接受公衆的批評甚至“謾駡”，也是所有的從政者首先需要修煉的一項“基本功”——如果沒有這種心理素質，就不要參加這場遊戲。美國開國元勳傑弗遜說過：“自由的輿論與政府相比更爲重要，寧可沒有政府有自由的報紙，也不能沒有自由的報紙而有政府。”在我看來，這就是兩百多年來美國成爲繁榮而富強的國度，而且從未發生過一次政變的原因之一。一個任由民衆批評的政府，必然是民主而自信的政府，其穩定是不言自明的；反之，一個不能容忍民衆批評的政府，必然是專制而自卑的政府，即便耗費天價的維穩費用，亦無法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
    並不是所有的社會都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都將統治者關進了籠子裏。很不幸，我便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的、不健康的社會當中：盤踞在我頭上的政府，不是我投票選舉出來的政府，而是以武力和謊言強迫大家忍受的政府。在中國，不是統治者被人民關進籠子裏，而是統治者將人民關進籠子裏。重慶一名懷疑自己孩子死于三鹿毒奶粉的家長唐琳，只是在網上發表了幾句泄憤的言論，五月被警方帶走，七月初證實被“勞教”，罪名是“製造恐怖氣氛，危害公共安全”。所謂“公共安全”，其實是殺人者的安全。於是，殺人者獲得高升，被害者繼續受到戕害。那麽，這種慘澹的現實是否意味著，我們只能遠遠地羡慕美國公衆和美國知識份子自由自在地批評政府的權利與自由呢？不，我不接受“某些東西可以言說，某些東西不可以言說”的“潛規則”，也不願意成爲“沈默的大多數”中的一員。作爲一名寫作者，我對自己的最低要求是：活在真實中，爲真實而寫作。
    當年，性情羞怯的劇作家哈維爾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爲一名“政治人物”，卻因爲“活在真實中，爲真實而寫作”的理想與實踐，而受到捷克當局的騷擾、誹謗甚至逮捕。但他努力傳達的資訊絕對與政治無關。哈維爾堅持認爲，重要的不是和當權者爭論，在一個靠著謊言執政的政權下，唯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實中”。他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了捷克脆弱的知識份子反對派的目標和策略。他說，目標應當是無論政府想把什麽強加到你的身上，你都應該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著，“假裝”你真的很自由。
    由此，哈維爾和他的朋友們選擇了“薩米亞特”（samizdat）式的寫作。這個詞語最初來自俄語，意思是未經官方許可的出版物。早在三百多年前，偉大的英國詩人彌爾頓便在《論出版自由》中表示：上帝賦予人類自由意志和選擇善惡的能力，所以根據良心作自由討論是最重要的自由。而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偉大的德國詩人海涅便寫道：“那些思想劊子手們使我們成爲罪犯。因爲作者……經常犯殺嬰罪：作者由於懼怕審查官而變得瘋狂，殺死了自己思想的嬰兒。”爲了捍衛思想的自由和言論的自由，蘇聯和東歐的知識份子們堅守“薩米亞特”式的寫作和傳播方式：複印稿、列印稿、地下印刷品……這是一種“地下”狀態的寫作，寫作者卻保持著“地上”的陽光明媚的心態。在那個科技不發達、互聯網尚未出現的時代裏，他們的文字和思想的傳遞需要克服重重困難——比如，在羅馬尼亞，公民不能自由地購買印表機，購買印表機需要獲得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並由國家統一編號，以便當局調查列印稿是由哪台印表機列印出來的。於是，作家們只能以手稿的形式，傳播那些比較“敏感”的文章。
    今天的中國，雖然有了互聯網，但又出現了防火牆，我的文字都被他們用技術手段阻隔在牆外；中國大陸之外的香港和臺灣有出版自由，我寫的書只能在香港和臺灣出版，自己帶回大陸的時候卻遭到海關的查扣。所以，我的寫作也是一種“薩米亞特”式的寫作。這是一種需要戰勝恐懼的寫作：我“假裝”生活在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在那樣的國家裏，每個公民都可以用最“刻薄”的語言“羞辱”政府和各級官員，而不必擔憂秘密警察夜半敲門；我“假裝”生活在一個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在那樣的國家裏，每個公民都可以依照良心公開地敬拜自己的神，而不必擔心受到政府的干涉與打壓。這種“假裝”不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這種“假裝”有時需要付出沈重代價：比如，你的名字被列入宣傳部的“黑名單”，你的電話和電郵遭到國保警察的竊聽和偷窺，你來往的朋友會變得越來越少，你不能在大學的講座和會議上登臺發言……甚至還有可能像劉曉波那樣，僅僅因爲追求“活在真實中，爲真實而寫作”，就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莫須有的罪名，判處高達十一年的重刑。劉曉波的判決書中被當作犯罪證據的那些文字，在我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段落。也就是說，劉曉波的罪名隨時隨刻都可能安在我的頭上。
胡溫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
    儘管如此，我不會在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方面作任何的退讓和放棄。如果沒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活著，豈不成了行屍走肉？而言論自由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批評的自由，特別是批評統治者的自由。當我面對中國的歷史的時候，既批評皇帝，也批判宰相。在帝制時代，暴君與奸相總是相輔相成的，暴君之暴與奸相之奸，乃是專制制度缺一不可的兩個車輪。歷史學者祝總斌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書中分析說，宰相是中國古代的統治機器中，重要性僅次於君主的一個環節，一般說，它由君主精選，由統治經驗豐富的大臣組成。   “君主握有對一切政務的最後決定權和否決權，但一般不直接統領百官，處理政務；宰相負責直接統領百官，處理政務，然而原則上只能‘助理萬機’，並無最後決定權和否決權。沒有君主，便無法統一封建統治階級不同集團、派別的行動，便不能建立政權，形成國家；而沒有宰相，一般說，統治機器便很難有效地運轉。”換言之，既然宰相是君主親自選擇的，壞君主選擇的必然是壞宰相，壞君主不可能選擇好宰相；反之，壞宰相是壞皇帝實現其暴政的最佳助手，再勤奮的暴君也不可能一個人幹完所有的壞事，那麽壞宰相便顯得尤爲重要了。君相關係是中國政治傳統中最基本的架構。
    用此角度透視中共的權力結構，即可發現：中共雖然言必稱馬列，其統治模式仍然沿襲中國的皇權專制傳統。黨魁即皇帝，党國即皇家，政治局即軍機處，連他們辦公的地方都是昔日皇帝居住的中南海。毛澤東拒絕梁思成的在老北京城的西郊設立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議，而是選擇入駐皇帝的花園，不僅僅是爲了舒適與安全，更是要取得當代帝王的象徵性的身份。由此可見，中共這台統治機器的核心仍然是皇帝和丞相的“合二爲一”。所以，毛澤東與周恩來可以合作至死，毛澤東清洗了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權臣，卻單單讓周恩來成爲“不倒翁”。當年，毛選擇周作助手；今天，胡選擇溫作助手，絕對不是“偶然”，而是“精挑細選”的結果。這是極權主義的必然邏輯：既生毛，必生周；同理，既生胡，必生溫。毛與周之間的合作遠遠多於矛盾，胡與溫之間的關係亦然。故意誇大他們之間的分歧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屬於同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司令部”。毛與胡所幹的每一件壞事，周與溫都不能免除其幫兇的罪責。當代中國人之厄運，在於遭遇了翻天倒海、無惡不作的毛，但如果沒有周之亦步亦趨、周密部署，毛之狂想則難以落實，故而周亦是罪不容赦的兇手。同理，在今天的中國，溫家寶在整個政權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如果沒有溫的配合與支援，胡的獨角戲是唱不下去的。
    對溫家寶的分析與評論，可以放在中國源遠流長的宰相傳統之中，以“大歷史”的視角來審視之。在這一傳統之中，孔明和包拯是中國人心目中賢相的最高境界。中國的士大夫最喜歡的是諸葛亮，“一部西遊全憑大聖翻跟鬥，半場三國多賴孔明用計謀”，經由《三國演義》等歷史小說之渲染，蜀漢政權的丞相諸葛亮成了士大夫心目中智慧與道德的化身，成了歷代爭先恐後地“入君彀中”的“天下英雄”的最高人生目標。諸葛亮的“忠”，使他的聲望甚至蓋過了主人，人們但知有“武侯祠”而不知有劉備墓。諸葛亮的“智”，則開啓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厚黑學的先聲。在人們一味的讚譽中，唯有魯迅看出其“狀多智而近妖”。而中國的老百姓最喜歡的則是包拯，他們喜歡的不是歷史中真實的包拯，而是若干戲曲故事的主人公包青天。這個面黑如漆的包公執掌著一個具有懲惡揚善功能的龍頭鍘，這個龍頭鍘如同封神榜中神仙們的法寶，帶給觀衆現實生活中最爲匱乏的公義，也蘊含著生活在人治社會的人們對法治最熱切的渴望。在戲劇舞臺上，包青天甚至可以找來八賢王手中那只“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金鐧，來一場“打龍袍如打昏君”的行爲藝術。濃得化不開的孔明情結與包拯情結表明，中國的“大傳統”與“小傳統”在此重合在一起了。
    一般來說，中國人對君王的態度是敬而遠之，像德國人那樣全身心地崇拜希特勒的時候並不多（毛時代是一個特例）；但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對賢相充滿美好之憧憬，即便君王再殘暴，只要他旁邊有一個孔明或包拯一樣的賢相，這日子便可以忍受下去（所以，當毛的偶像崇拜破滅許久之後，許多普通人仍然對周不乏好感）。在此意義上，如果說君主是專制體制的大腦，那麽丞相就是專制體制的心臟。丞相不僅使臂使指地指揮各級官僚，而且成爲“屁民”與“暴君”之間的最佳“調和者”——沒有丞相親自出面撫慰，“屁民”哪能如此安於被宰割的悲慘命運呢？賢相情結繼續在主宰著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古有孔明和包拯，今有周恩來和溫家寶，似乎沒有他們，中國人就不能生活得安安穩穩的。今天，溫家寶的良好名聲，除了歸功於他個人出色的演技之外，也表明中國人的孔明情結和包拯情結的“現代轉化”。
    在此意義上，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的當代史又都是歷史。就溫家寶個人而言，他自覺或不自覺地都以孔明和包拯爲自我期許；就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們自覺不自覺地用戲劇和影視中的孔明和包拯的形象來對應現實中的溫家寶。演員和觀衆都入戲了。“是耶，非耶，其信然耶；秦歟，漢歟，將近代歟”，溫家寶下礦井吃餃子、到農村開拖拉機、在災區搬磚頭，都比央視精心製作的“下鄉”的文藝節目“同一首歌”更加“貼近群衆”、“貼近生活”。但是，表演就是表演，表演是當不得真的。思想史家徐複觀指出：“專制政治及抱專制思想的人，在其本質上和知識與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太史公在《史記》中對當時朝廷的提倡儒術，常用一個‘飾’字，即是不過以儒術來作專制的裝飾之用。”以此分析溫家寶的內在人格與外在表現，畫皮畫骨、入木三分。溫家寶執政以來所有的作爲，目標都只有一個，那就是“飾”。他知道中共這架老爺車即將散架了，自己不是一個有魄力和能力刹車或改道的駕駛員，更何況自己只是坐在副駕駛的座位上。於是，他只能像一個木偶人一樣，“飾”得了一時算一時，堅持到曲終人散的那一刻就算是最大的勝利。至於下一場戲該怎麽演，那就跟自己無關了。正是這樣一種定位，使得胡溫之間的搭配，形成了一種“超穩定結構”。胡對溫是絕對信任的。有的時候，胡甚至會允許溫在媒體上搶了自己的風頭，因爲他知道溫的出色表演對“九人團”是有利的，溫不會像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不知好歹地“自掘墳墓”。
    鑒於胡溫如同一枚硬幣之兩面，我對胡與溫的批評，目的都是戳穿這種權力的“超穩定結構”。有朋友好心地勸告我說，不要點名批評胡溫，這樣做風險太大，你不妨只談體制，以免觸怒具體的批評物件。但在我看來，人與制度是一種互動關係，一套壞的制度，是靠一群壞的統治者來維持和推動的。忽略個人的責任，抽象地批判制度的罪惡，沒有任何意義。所以，點名批評胡錦濤、溫家寶和他們的前任、後任，以及他們的同僚、下屬和打手，是我的生活和寫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原則之下，我批評溫家寶，乃至專門結集出版一本批評他的文集，並非我與他之間有什麽私人恩怨，而是他擔任了總理這一職務——我的批評既是針對他個人的，更是針對他所擔任的職務的。我希望的這一批評工作讓越來越多的讀者意識到，原來批評總理並非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本來就該是公民實踐其言論自由的“家常便飯”。
我的“公民議政”不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
    每當我批評溫家寶的時候，便會遇到一種“反批評”。在那些自稱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中，此觀點亦相當普遍：溫家寶畢竟在公共領域中表達了一些對民主的贊同和對民生的關切，即使他說的全都是一些無法實現的空話，也比那些連空話都不說的同僚好一些吧？溫家寶這些支援民主、支援改革、關心弱勢群體的表達，已經顯示出他的政治立場與胡黨魁以及其他幾名政治局常委之間存在明顯差異。職之是故，民間社會對溫不妨多一些鼓勵和嘉許，讓以溫家寶爲代表的黨內改革派感受到來自民間的支援與肯定，從而更有信心地去從事改革事業。或者，我們通過促使溫家寶“向右轉”的計謀，擴大統治階層內部的差異，甚至讓中共高層陷入內部分裂，出現“黨內有派”的格局。這樣，中國的變局才有可能早日到來。職之是故，他們指出，那些批評溫家寶的聲音，堵死了黨內開明派騰挪的空間，甚至從反面加強了中共黨內的團結。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批評溫家寶不利於推動中國的民主化。
    在我看來，此類觀點是那些權謀術與厚黑學讀得太多的人的癔症。首先，溫與其他同僚之間的“分裂”，根本就是一部分“過於善良的中國人”在象牙塔中想像出來的海市蜃樓。溫既不是毫無權力的擺設，也不是中南海裏的異議者，否則他的“仰望星空”和“腳踏實地”的言論，怎麽會被當作全國高考作文的題目呢？否則他怎麽可能在胡黨魁都還沒有獨自出版著作的時刻，自己率先出版一本歌功頌德的訪談錄呢？溫家寶不是一個被架空的、“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總理，而是一個精通權謀、明哲保身的總理。其次，中共統治者從來就不在乎“民意”如何，在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六十年裏，“民意”從來沒有與權力階層達成過“良性互動”。因此，用弱不禁風的“民意”去支援“潛在的改革派”，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自我加冕的“單相思”。而這類觀點的更爲致命之處在於：它將知識份子的寫作與表達，看作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看作是權力運作中的一個棋子。即便是被打壓的異議者，也汲汲於充當一名“地下帝王師”。這是對現代知識份子的獨立身份和存在意義的貶低和蔑視。真正的現代知識份子絕對不會扭曲自己的言論自由去迎合政治權謀的目的。這種觀點的流行只能表明，許多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仍然停留在“資治通鑒”式的中古時代。
    與之相反，我在《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中主要表達如下之觀點：第一，胡溫是一體的，胡溫與其他政治局同僚以及江系人馬之間的合作遠遠多於分歧。黨內各派系都深深地知道，他們的“團結”乃是壟斷權力的前提，“不團結”對大家都沒有好處。因此，他們的內鬥通常會“點到爲止”，而不會“見血封喉”。第二，胡溫絕非改革派，六四屠殺之後，中共體制內部出現改革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堅持“不改革”的理念的人，才有機會成爲“接班人”之候選人。因此，寄希望于中共領袖“自改革”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對於民間社會來說，與其憧憬明君或賢相的出現，不如從自己開始做起，一點一滴地對抗冷漠和恐懼的制度與文化。第三，我們要將批評胡錦濤、溫家寶以及所有的統治者當作一種不言自明的自由與權利，要讓這種批評內化爲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且探索與積累進行批評所需要的知識，如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約翰·亞當斯所說：“記住，無論冒多大的風險都要支援自由。……而自由，如果人們不瞭解它，它也很難被保存下來。人天生有權獲得知識。偉大的造物主沒有白費心血，他賦予他們理解力和求知欲。但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種權利，一種毋庸置疑、不可割讓、不能廢棄、神聖的、瞭解最令人敬畏和嫉妒的知識的權利，我所指的是有關他們統治者的性格和行爲的知識。”我的觀點當然可能有對有錯，但我希望所有讀者都參與到支援批評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事業當中來。
    我的公民“議政”從來不是黑幕後的政治鬥爭的一部分。我對中共內部政治派別的此消彼長以及探究這些大人物的“內心世界”不感興趣，我所追求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用我的筆，寫我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楊憲益先生說得好，“豈有書生能造反，傾城何必怨紅顔”。但是，一個極爲吊詭的事實仍然出現了：對政治最不感興趣的我，居然成了胡溫當局派遣的國保們“貼身保護”的物件，居然被某些人定義爲“搞政治的危險分子”，我這個小時候的“乖乖孩”突然變成了“不可接觸”的“麻煩製造者”——出於真實的危險和想像中的危險，出於外在的恐懼和內心的恐懼，很多人不再敢跟我來往，國保們的孤立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那麽，這樣的代價是否太大了？不，跟林昭、顧准和遇羅克的遭遇相比，這樣的代價是我可以承受的。如果放棄了上帝賦予的言論自由，我豈不成了一具行屍走肉？那將是一個更加可怕的結果。所以，無論冒著多麽大的風險，我仍然要這樣生活、這樣寫作，不是說我有多麽勇敢，而是說這就是我所熱愛的、所選擇的生活方式和寫作方式。
    能夠參與當代中國“薩米亞特”式的寫作，是我的榮幸與異象。在這個意義上，我與劉曉波一起並肩前行。捷克“薩米亞特”寫作的代表人物、作家伊凡·克裏瑪說過：“一個出於其內心的需要，敢於直面權力者，敢冒一切風險的人，只擁有一個小小的希望：通過他的行動，他將提醒那些當權的人，權力來自何處，權力的起源是什麽，他們的職責是什麽，也許他會使他們變得多一些人性。然而，對那些當權的人來說，對那些屈服於權力的人來說，這樣的一個目標好像是愚蠢透頂。可是，對無權者來說，我們的希望就隱藏在那些傻瓜的行爲裏面。”而“七七憲章”的起草者和組織者、並爲之付出生命代價的哲學家揚·帕托切克亦指出：“七七憲章的簽署者們不爲自己謀求政治權力，也不想成爲道德權威委員會或社會‘良心’；他們不把自己淩駕於任何人之上，也不隨意評判別人；他們的努力單單是爲了淨化並加強對一個更高權威存在的意識……今天，行爲的動機可以不再那麽單一，像以前一樣，主要是出於恐懼或個人的利益，而是尊重人內在裏最高的東西，他對義務和共同福祉的理解，對需要承擔責任的理解，哪怕是承受某些不幸、誤解與某種危險。”這正是我從事“公民議政”，致力於“薩米亞特”式的寫作，以及批評作爲總理的溫家寶的原因。
    我寫作，我表達，故我自由，故我存在。是爲序。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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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能上新世纪网时曾下载过一部分，后不知何故却无法上了。
现将已经下载的部分贴上来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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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從來白骨易成精  化作千嬌百媚形

           拒絕政治體制改革，信心與希望便是肥皂泡
                  ——評溫家寶訪談錄《信心與希望》

我談論權利，是因爲只要有了權利，我們就可以離開這種神燈表演。
——卡茲米爾茲·布蘭迪斯

    中國是一個喜歡造神和喜歡編神話的國家。即便是無比平庸的胡錦濤時代，也要造出一個溫家寶神話來撫慰失喪的人心。胡溫剛剛上臺的時候，人們對「胡溫新政」的憧憬簡直比直聳雲霄的迪拜塔還要高。當胡溫的兩屆任期已經過了大半，許多人才不得不承認「鐵馬冰河入夢來」的冷酷與荒寒，中國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如同脫繮的野馬一般飛奔，胡錦濤亦名列世界六大獨裁者的光榮榜，躲在胡錦濤背後的溫家寶暫時「倖免於難」，但他其實是在幕後與胡總分享此一殊榮。
    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將對中共政權最後的善意寄託到溫家寶的身上，認爲溫家寶是一個「人民的好總理」，只是受制於既得利益集團不能大展宏圖罷了，所謂「滾滾江山，只爲大花臉爭權，國老無能終散局」。於是，海外媒體頻頻製造各種關於溫家寶的「假新聞」：比如，溫家寶因紀念胡耀邦成爲中南海中的「異見分子」，溫家寶因倡導「普世價值」而受到保守派和軍方的猛烈攻擊等等。中國人從來都沒有學會避免在一個地方第二次、第三次地跌倒。幾年之前，人們曾經對朱鎔基報以多麽大的期望，如今又將同樣大的期望給予了溫家寶，而神話只能一次接一次地破滅。
溫家寶出版新書《信心與希望》
    中共的領導人都喜歡出書，這是從蘇聯的勃列日涅夫那裏學來的傳統。勃列日涅夫的虛榮心極強，他要證明自己在任何領域中都具備卓越的才華，包括文化領域。他組織了龐大的寫作班子爲其撰寫理論文章、自傳和長篇小說，並大量印刷精裝本，將這些堂皇的巨著發佈到每一個黨小組之中。在中共王朝，從毛太祖到江世宗，也都喜歡顯示自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一面，溫家寶雖然常常裝扮出謹小慎微的姿態來，但這一次還是克制不了個人的虛榮心，下令結集出版《信心與希望：溫家寶總理訪談實錄》一書，一夜之間擺滿全國的大小書店。
    這本書收入了溫家寶兩次與網友聊天和一次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的內容，這是此前的領導人著述中罕有的材料。互聯網在中共營造的鐵幕上撕開一個大口子，中共投資數百億的金盾工程日漸失效，中共當局意識到，除了消極防禦之外，還要主動出擊。於是，大大擴增網路警察的編制，並招募數百萬兼職的「五毛黨」引導網路輿論，甚至胡錦濤、溫家寶親自出馬，上網與網民對話，放低姿態作親民秀，以收買人心。胡錦濤性格沈穩陰冷，更喜歡在幕後發號施令，到台前演戲不是其所長。溫家寶正好補充了胡錦濤的不足，他喜歡下礦井，探農舍，痛哭流涕；也喜歡引經據典，顯示自己博覽群書，上網回答一些經過嚴密篩選的問題，更是其展示與民衆的魚水情的好機會。
    新華出版社的副社長要力石說，溫家寶總理的網聊部分，不同於平日裏的發佈會，更有一種「促膝談心」的感覺。他吹捧說：「除了縱貫國內外的大事，裏面亦有總理個人生活經歷和感想，這也體現出了溫總理平易近人的親民作風。」然而，在我看來，這種親民作風是做出來的，而不是自然的流露。西方的政治家是民衆選舉出來的，他們的政治生命系於民衆的選票，所以親民是他們的本能；而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前任幫主指定或在密室中推舉出來的，民衆無權選舉，所以親民只是他們的表演。
    「擡頭望戲中，忠奸將相時時出；袖手觀臺上，真假包公去去來」，溫家寶的表演頗受民間的歡迎，他就是要在中共失去統治合法性和民意基礎的時刻，給民衆注射一劑春藥，以點燃他們的「信心」與「希望」。而那些享受溫家寶表演的民衆，用學者余世存的話來說，就是一群「類人孩」。所謂「類人孩」，就是心智還沒有成熟的、缺乏理性的人，如餘世存所說，「是站在進化的立場上對某共同體中個體的生存狀態的命名，可以說，前現代社會的個體成員都是類人孩。不過，類人孩更屬於東方社會，更屬於專制國家。」所有的「類人孩」都有濃得化不開的「戀母情結」，除了家庭中的母親之外，溫家寶便成了「黨啊，親愛的母親」的最佳投射。
「王霸結合」、「父母共治」的中共權力模式
    溫家寶在華人世界中頗有人望，汶川大地震之後他率先趕到災區，感動得一名曾經以「恥辱者」自居的文人含著眼淚體貼地說，「他太累了」。還有很多到北京來上訪的老百姓說，溫總理是好人，只是地方官員太壞了，如果溫總理知道了我的冤案，一定會讓我沈冤得雪。那麽，如何才能對溫家寶實現「祛魅」呢？
中共的權力模式用八個字便可概括：「王霸結合」與「父母共治」。學者李劼在分析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時指出，中國的帝王之術有霸道和王道之分，兩者相輔相成；而中國家庭中的父母形象也正好是這兩種角色的互補。由父親施行暴政，由母親主持仁政，前者雷厲風行，後者和風細雨。這種家庭結構與政治行爲的對稱性，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毛澤東－周恩來的政治模式的構成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李劼對周恩來在毛澤東政權中的作用的分析尤其精彩：「周恩來自小養成一種陰柔氣質，以至於在『五四』文明戲時代，他在舞臺上扮演的竟是女角。事實上，周恩來一生所扮演的都是這個角色。每當那個父親將那些不馴順的子民責打一通之後，總由這位『母親』出場作溫存的撫慰。」
    多年之後，毛澤東的猙獰面目全然暴露，毛澤東的僞神崇拜亦灰飛煙滅，而唯有周恩來的牌位依然在中共的「先賢祠」裏屹立不倒，周恩來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還是「東方完人」的道德典範和人格頂點。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比幹、蕭何、諸葛亮、魏征、包拯、劉伯溫、張居正等「賢相」序列的集大成者，中國的廣大農民以及由耕而讀的士大夫，對君王多半深懷敬畏之心，而對賢相則更多的是充滿依偎之情。在這個意義上，周恩來是毛澤東時代的一顆「定海神針」，毛澤東差不多將昔日一起打江山的同僚全部清洗掉，偏偏讓周得以善終，也正是因爲看到了周的這種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毛並不喜歡周，他聽到周去世的消息之後，讓張玉鳳買來鞭炮在中南海中燃放，以泄心頭之恨；但毛又離不開周，因爲沒有周的配合，他獨木難撐，政令難出中南海。
    今天的中共跟毛太祖的時代相比，根本性質和權力模式並未發生大的改變。黨魁學毛，總理學周，並努力形成一種類似于「毛周配」的「超穩定結構」。江澤民時代的前半截，作爲總理的李鵬對一夜之間獲得高升的江並不服氣，兩人貌合神離；江澤民時代的後半截，作爲總理的朱鎔基則過於強勢，與江澤民的配合仍不「和諧」，朱只能任一屆，且當其財經幹將紛紛落馬之後，他本人就只能無所作爲了。江時代的兩個總理都沒有達致對黨魁「亦步亦趨」的程度。而到了胡錦濤時代，「胡溫配」的契合程度，幾乎直追當年的「毛周配」：如果說胡錦濤繼承的是毛澤東的打狗棒，那麽溫家寶繼承的便是周恩來的衣缽。
在一個死嬰被當作垃圾的國家，何處覓尊嚴？
    溫家寶提倡的「尊嚴說」，讓他贏得了不少心悅誠服的掌聲。在《信心與希望》這本書中，溫家寶在回答一名網友提問的時候，如此闡述他將怎樣讓老百姓活得更有尊嚴：第一，每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權利。第二，國家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爲了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第三，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必須以每個人的發展爲前提。
    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回答，溫家寶可以得滿分，這段話簡直可以跟美國總統就職演講中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宣揚相媲美了。然而，正如一位當過右派的北大老教授所說，中共從來都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這八個字是不是可以用來反問溫家寶呢？溫家寶先生，你們的憲法和法律爲什麽不保障劉曉波和譚作人的自由和權利呢？他們是中國的好公民，不是國家的敵人。溫家寶先生，你領導的財政部公佈的財政預算中，爲什麽大幅增加軍費，而削減本來就少得可憐的社會保障和醫療的開支呢？溫家寶先生，那些躲貓貓死、喝水死、自焚死的公民，跟你炫耀的GDP的高速發展之間究竟是什麽樣的關係呢？這三個問題，讓溫家寶的三點回答顯得那麽虛僞和蒼白。
    就在溫家寶的「尊嚴說」凱歌高奏之時，就在那些自以爲「站起來」的中國人搔首弄姿之時，從「和諧號」上傳來了一則駭人聽聞的消息：民衆在山東濟寧市郊發現二十一具嬰兒的遺體。濟甯衛生局方面稱，這些死亡嬰兒，「按法律規定，屬於醫療垃圾」。是的，在這個可詛咒的國家裏，這些孩子的屍體是「醫療垃圾」，是不配享有溫家寶總理賞賜的「尊嚴」的。不僅是他們，那些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孩子，那些死於毒奶粉的孩子，那些死於毒疫苗的孩子，那些死于鉛中毒的孩子，統統都被排除在「尊嚴」之外。連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何來尊嚴之有？結石寶寶的父親趙連海，爲了捍衛死去的孩子的尊嚴，被溫家寶的政府抓進監獄。趙連海的尊嚴與溫家寶的尊嚴，怎麽就相差這麽大呢？
    拒絕政治體制改革，信心與希望便是一串色彩斑斕的肥皂泡，雖然美麗，卻一碰就破。溫家寶在「兩會」的新聞發佈會上引用屈原《離騷》中的「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來明志。可惜的是，當年朱鎔基已經發過了扛著棺材當總理的豪言壯語，溫家寶再用詐死之計已經騙不了人了。這是一個繼續「吃人」的國家，人肉的筵席一直在延伸著。哪一天溫家寶的神話破滅了，哪一天這個人肉的筵席才能被掀翻，哪一天中國人才能真正活得有尊嚴。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日

從蝸居中走出來的總理能讓人民免於蝸居嗎？
       口吐真言，永遠豎立；
       舌說謊話，只存片時。
           --聖經《箴言》十二章十九節
    溫家寶在接受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的聯合專訪時，有網友問，二零零九年房價漲得有些離譜，二零一零年高房價的問題會緩解嗎？
    溫家寶表示，群衆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謂『蝸居』的滋味。因爲我從小學到離開家的時候，全家五口人只有九平方米的住房。當然，時代不同了，我們應當按現在的條件來改善群衆的住房。其實，如果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城鄉居民的住房都有相當的改善，大概是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增長了五倍，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增長了三倍。」
馬屁記者不小心泄漏天機
    既然總理主動憶苦思甜了，下面的宣傳機構立即行動起來。於是，半個月後，《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陳傑撰寫的《溫家寶，從一條小巷走出的大國總理》一文，考據出溫家寶頗爲清貧和艱辛的幼時生活，其中第一部分《小巷裏的舊居》是這樣寫的：
    溫家寶，天津市人。溫家世居今天津市北辰區宜興埠，後遷入城內。
    「你找溫家寶的家？」記者在天津市舊城南開區尋找溫家寶中小學時代居住的房子。狹窄的達摩庵前胡同，拐角雜貨鋪的一位元大嬸指給記者，「那就是，他前幾年回家時，我見過他」。親切的口氣像講鄰居家的大哥。
    達摩庵，「文化大革命」前香火繚繞的尼姑庵。溫家寶曾居住的是達摩庵前胡同九號院，推開年代較遠的院門，面前是十分擁擠的小院，左側翻修後房子就是溫家寶過去的家。房屋的新主人劉志傑大爺、劉玉英大娘老兩口，原住九號院對門，七八年前買下溫家的老房。溫家寶兄妹三人，他爲長子，與父母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方米的兩間平房，上大學前就在這裏成長度過。鄰居們說，溫家寶的父母分別是中小學老師，帶著三個孩子，家境很不寬裕，居室的「洋灰」地面坑坑窪窪，沒有什麽像樣的家具，非常簡樸。老鄰居敬重溫家書香門第，至今稱溫家寶的父親爲「溫先生」。在他們的印象中，溫家寶很聰明，功課很好，做事穩穩當當。人們記得，他與小夥伴一起卸下院門當乒乓球台。母親上班把房門鑰匙留在鄰居家，溫家寶放學去取，「劉娘，我媽把鑰匙放您這了？」言猶在耳。
    溫家寶到中央工作後曾幾次回到這條胡同，看望父母，走訪老鄰長輩，親親熱熱拉家常，在衆人眼中，他還是隔壁的孩子，沒有一點官架子。有時，溫家寶的母親炸好麵醬，托跑運輸的鄰居帶到北京。
    徘徊在這條有些破舊的胡同，站在溫家老屋的原址，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總理就是從這裏走出的，讓人感到與歷史貼得這麽近，「平民情結」一定植根在他的胸中，他時刻惦念像兒時鄰居一樣中國千千萬萬普通的百姓，與他們共同創造幸福生活。
    先不說這篇文章中的種種吹捧和諂媚之詞如何讓人肉麻和噁心，這篇文章最大的價值在於不小心之間揭穿了溫家寶的彌天大謊，就此而言，這名拍馬屁的記者可謂功莫大焉：溫家寶在接受採訪時說，他們全家五口人擠在只有九平方米的住房之中，但在《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篇文章卻透露，溫家寶一家擁有的是兩間共二十一平方米的住房。九平方米與二十一平方米之間，足足相差了兩倍多！即便是總理日理萬機造成記憶有一定的誤差，但也不至於相差到這樣離譜的程度吧？更何況溫家寶是學理工科出身的，講究以「科學發展觀」來治國。科學的原則在於尊重事實、在於一絲不苟，科學不是寫詩，詩人可以將二十一平方米想象成九平方米，但一個科技工作者不能如此篡改資料，一名大國總理更不能如此瞞天過海。
從達摩庵到中南海的路有多長？
    這名妙筆生花的記者竭力營造溫家寶此刻仍然「臨在」達摩庵的幻想。但是，我想說的是，達摩庵的老百姓們，溫家寶早已不是當年的「鄰家少年」了。你們繼續蝸居，他已登堂入室。溫家寶的上位，靠的不是能力，而是演技，是說謊不臉紅的演技。中國政府需要的不是一個大刀闊斧、根植痼疾的良醫式的宰相，而是一個精通魯迅所說的「瞞」和「騙」的技術的首席演員。於是，上行下效，既然一個堂堂的大國總理，連自己少年時代居住過的住房面積都要公開造假，他所領導的政府如何瘋狂地造假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國家統計局才敢於拿出房價只漲了一個百分點的報告來；所以，山西省衛生廳才宣佈不存在有毒疫苗的問題；所以，外交部發言人才敢於斬釘截鐵地說中國只有罪犯而沒有異議分子。溫家寶政府，算不算是一個謊話大王領導一群貪官污吏的政府呢？
    溫家寶的話，常常說出了中國現實的反面。或者說，中國的現實很快就給他剛說出口的話一記響亮的耳光。果然，溫家寶剛剛表白說他對人民群衆蝸居的處境「非常理解」，北京立即就出現了天價地王，房價再度飆升。以北京房價的均價兩萬而論，如果一名普通大學畢業生年收入爲兩萬，一年的收入只能購買一平方米的住房。換言之，如果他購買六十平方米的住房，需要花掉工作六十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但一個人實際的工作時間大致爲四十年，且還需要諸多日常開支、養家餬口，所以一套小小的住房足以壓死一家人。面對此種處境，溫家寶除了安慰性地說幾句「理解」的話，簡直束手無策。這樣的人適合出演言情片，而不適合當大國總理。
    當然，如果抱著「同情之心」去理解溫總理，即便是他們一家當年居住的不是九平方米而是二十一平方米的住宅，也算是蝸居，也足以表明溫家寶的平民出身。但是，無論是昔日的蝸居，還是今日的蝸居，始作俑者究竟是誰呢？是怪中國的老百姓自己不爭氣、自己太懶惰嗎？毛澤東時代全民貧困的局面，是因爲党壟斷一切資源，党控制全民的生活，黨是刀俎，百姓是魚肉，百姓只能任党宰割。在「大公無私」的毛澤東時代，所有的土地和房産都被收歸國有，所有的住房都由政府分配。如同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所說，很多時候，大饑荒的蔓延不是因爲物資的匱乏，而是因爲專制政府對資訊的控制和壟斷；同樣的道理，在中共建政以來的前三十年，中國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包括溫家寶一家）住房條件的惡劣，也是由於毛澤東政權對民間社會的擠壓、對民衆勞動成果的剝奪造成的。毛澤東可以在全國各地擁有數十座超過昔日帝王的奢華的行宮別墅，老百姓卻只能「四代同屋」，看看方方寫的《風景》，就知道那樣的生活有多麽「幸福」了。
溫家寶爲何無法遏制房價的上漲？
    而「毛後」所謂「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僅僅由於當局少作一點惡，少對民衆少作一些束縛，蘊藏在民衆之中的、自發的力量與激情，便如火山岩漿般迸發出來。是民衆自己的努力，讓自己的生活水平（包括住房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而絕對不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們的造福與恩賜。然而，當權者看不得老百姓過上一天好日子。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當局再度以擡高地價的方式，第二次向民衆徵收隱形的重稅，以此達成掠奪民衆手中剛剛捂熱的一點血汗錢的目標。所以，正是政府的「賣地」財政和「房地産」GDP，才讓新一代的中國人深陷于蝸居的漩渦之中。人性都是卑微的，像《蝸居》中的女主人公海藻那樣，不惜出賣愛情、青春和尊嚴，換取「告別蝸居」的生活，遂成爲一種大部分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不知一慣都作道貌岸然狀的溫家寶總理，是否也會「理解」這樣的生活選擇呢？
    溫家寶大肆標榜當年的蝸居生活，是爲了拉近與百姓的距離嗎？可惜，這個距離早已遙不可及：一入中南海，皇宮深如海，中南海裏面的人，又怎麽會跟蝸居裏的人有共同的價值立場與思維方式呢？但我還是想建議溫家寶先生，既然你樂於回顧當年的蝸居生涯，就應當反思毛時代的人民的蝸居狀態是如何形成的，就應當徹底批判毛澤東時代奴役人民、戕害人民的種種罪惡；既然你樂於回顧當年的蝸居生涯，應當對當下普通民衆蝸居的現狀對症下藥，僅僅讓部分央企撤出房地産行業只是杯水車薪，剩下的那批央企仍然佔據著房地産行業九成的份額，各地政府仍然在樂此不疲地通過賣地拉動地方經濟的繁榮，並加劇經濟的泡沫化，你敢於觸動這個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嗎？你當然不敢「壯士斷腕」了，因爲你的弟弟溫家宏便是一個大房地産商，你們的家族也是從猛漲的房價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吃到嘴巴裏的糖你們願意吐出來嗎？
    一個從蝸居中走出來的總理，就能讓人民免於蝸居的處境嗎？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逆向的血統論。其實，無論是太子党還是平民子弟，一旦進入中共一黨壟斷的權力體系之中，都不會有太大的區別。如果說存在差別的話，那就是：像溫家寶這樣平民出身的高官，有一種從底層奮鬥出來的「于連式」的人格模式，知道苦日子是什麽味道，爲了徹底告別苦日子，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包括人格的完整和人性的尊嚴。正因爲目前的飯碗來之不易，這類人比起從小養尊處優的太子党來，更是念茲在茲、戰戰兢兢。溫家寶看到了趙紫陽的「前車之鑒」，遂奮不顧身地投入特權階層，去瓜分屬於自己的份額。所以，寄希望于溫家寶出手遏制房價的上漲，無異於與虎謀皮。中國的老百姓只能繼續蝸居下去，老百姓在蝸居中所付出的代價，正是溫家寶和他的政權存在的前提。


屠童案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麽？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鳳凰衛視《華聞大直播》節目播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受鳳凰衛視記者就近期校園被襲事件採訪的內容。溫家寶說：「政府也高度重視，對於幾起兇殺案，造成的兒童的傷亡，心裏感到非常難過，對於他們家庭出現的這種不幸，心裏也感到非常的難過。我們除了採取強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們還要注意解決造成這些問題的一些深層次的原因，包括處理一些社會矛盾，化解糾紛，加強基層的調解作用，這些工作我們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個和諧、安全的環境，不僅會給孩子們，而且應該給每一個人，我們一定能夠做到這一點。」
    這番話聽上去似乎有幾分誠意，畢竟他是唯一公開表示「心裏難過」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然而，貴爲一國總理，僅僅是對接二連三的慘案表示「重視」、僅僅是對諸多孩子的死難表示「難過」，是不夠的。連禦用文人余秋雨都知道「含淚勸說」，溫家寶不能停留在跟餘秋雨同樣的水平上。否則的話，溫家寶不妨辭去總理的職務，乾脆去當一名「文化大師」算了。或者，如果擔任總理只需要具備言辭絢爛、演技突出、隨時流淚的本領，那麽巧言令色、口蜜腹劍的余秋雨才是總理的最佳人選呢。
    更爲吊詭的是，貴爲政治局第二號人物，溫家寶卻沒有安排影響力比鳳凰衛視大若干倍的央視前來採訪，而是選擇大部分國人都無法收看到的鳳凰衛視來「表露心聲」。國內各大媒體轉載這一消息的時候，只是泛泛稱之爲「接受媒體採訪」，故意隱去鳳凰衛視之名字。究竟是溫家寶無法控制央視、甚至不能通過央視來傳遞自己的觀點，因此不得不將鳳凰衛視作爲一個臨時的「透氣孔」；還是溫家寶嚴格遵循中共內部的宣傳紀律，只有在面對那些國人基本上接觸不到的媒體的時候，才敢說幾句真話呢？
「飛地發展」必然導致暴力泛濫
    在訪談中，溫家寶承認，在若干血腥的屠童案件的背後，還有「深層原因」。然而，溫家寶在這段講話中並未明確指出「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麽，而只是抛出虛幻的承諾「我們一定能夠做到這一點」來。連醫生都知道，必須對症下藥，溫家寶連病根都沒有找到，爲什麽就有藥到病除的把握呢？這些案件充分表明，今天的中國社會遠非「和諧社會」，也根本沒有「以人爲本」。胡溫執政以來，當局腰包越來越鼓，財大氣粗之後，以爲「北京共識」可以取代「華盛頓共識」。殊不知，他們引以爲自豪的「中國模式」，不僅不能拯救世界，甚至也不能將中國帶入繁榮自由的彼岸。中國當下的境況，不是欣欣向榮，而是病入膏肓。
    近期中國的屠童案此起彼伏，其本質與美國時有發生的校園槍擊案完全不同：美國的校園槍擊案多發生在大學和中學，兇手多爲在學校就讀的、青春期情緒波動的青少年，因此並不能推導出美國存在嚴峻的社會問題的結論；而中國的屠殺孩童的案件多發生在幼稚園與小學，兇手多爲從外面闖入的成年人，他們大都未患有精神疾病，之所以精心選擇最弱小的孩童下手，乃是對溫家寶所宣揚的「比太陽還要光輝的公義」絕望之後的瘋狂之舉，這些殘忍的殺戮已然顯然出中國的社會衝突和社會矛盾已經到了火山爆發的前夜，靠擴大警力維穩無異於抱薪救火，必須啓動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治本。
    近期屠童案件密集發生，表明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非公義的模式。波蘭作家卡普欽斯基在剖析蘇俄政權崩潰的傑作《帝國》一書中，用了一個概念來描述蘇俄社會的特徵，即「飛地發展」。他謙虛地說，這是「一個笨拙的術語」，其實這個術語非常形象且極爲準確。卡普欽斯基如此描述說：「在高度發達的歐洲國家，比如說像荷蘭和瑞士，周遭的物質環境多少都以相似的水平發展：房子漆得工整，窗戶上有嵌畫玻璃，路上的柏油平滑，交通動線區分得很好，各處商店均有充足的存貨，餐廳溫暖乾淨，街燈明亮，草坪修剪得整整齊齊。但在飛地發展的國家裏，景象看起來就不同了。一間優雅的銀行矗立在破爛的公寓建築間；一間奢華的旅館被貧民區包圍；一個人從照明光亮的機場走進一個陰森、污穢城市的黑暗之中；在奧迪精品店光輝燦爛的展示櫥窗旁，是當地肮髒、空蕩、沒有開燈的商店；在豪華的私人轎車旁是老舊、發臭、擁擠的城市公交車；首府建構了它芳香和發光的聖堂，發展出這些棒極了的飛地，卻沒有意願，也不想要發展國家的其他部分了。」今天的中國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嗎？從北京奧運場館的中心區步行十分鐘，從上海世博會核心區步行十分鐘，在恢宏亮麗的現代建築的陰影下，就可以發現連綿起伏、破舊不堪的貧民窟，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不計其數的怨憤、絕望的人群--那些喪心病狂的兇手，也許就泯然于這些人群之中。這就是中國的「國際大都市」慘不忍睹的真相。
    昔日的蘇聯因社會不公正而崩潰，今天比之更加不公正的中國如何吸取前車之鑒呢？即便溫家寶權力有限，至少可以將財政收入向醫療和社保方面略微傾斜，至少可以約束自己的家人遠離腐敗、停止化公爲私的「資本運作」。他有沒有這樣做呢？相信我們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唯有自由才能消解暴力
    溫家寶的話音剛落，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次日在公安部的新聞發佈會上立即高調表示：「如果犯罪分子膽敢再採取這種手段，我們將依據刑法的有關規定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槍支的規定，堅決執法，毫不客氣。」言下之意就是，在面對這類特殊情況的時候，警察開槍殺人的權力可以擴張，其口氣中充滿殺氣騰騰的味道。而在相關報道中，橡膠警棍、瓦斯噴射罐、防衛鋼叉等器械已經開始配備給校園保安人員。這種思路，仍然是以暴易暴的。然而，以暴力阻止暴力何時成功過呢？
    武和平又說：「對有可能造成危險的人員，要通過群衆的舉報採取必要的救治和管理措施。」實際上，此前多起屠殺孩童慘案的兇手，並非精神疾病患者，而以武和平爲代表的警方的觀點，則將兇手統統視爲精神疾病患者，這樣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將慘案都歸結爲偶發事件，以消除其社會背景和社會根源。另一方面，也以此爲藉口，展開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性管理，甚至是強制救治和關押。這種只要是具有潛在危險的人員，都可以對其實施「必要的救治」的思路，在目前人心惶惶的情形之下，很可能會得到大部分普通民衆的支援。所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屠童案件反倒成了警方爲所欲爲的藉口，又一批公民的基本人權將遭到粗暴的侵犯和踐踏。
    消除暴力的最佳方法，絕對不是讓民衆生活在更加不自由的境況之中。我想向溫家寶和武和平推薦學者唐逸于二零零二年寫作的一篇論文。這篇題爲《當前中國社會中暴力蔓延的根源》的文章，倘若早被在上掌權者讀到並引以爲鏡鑒，今天就不會有如此多的孩童無辜死難了。然而，「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唐逸的諄諄告誡今天依然發人深省：「極權統治下的人性遭到嚴重扭曲，人的冷漠、猜忌、壓抑、仇恨乃是變形暴力的溫床。如果沒有長期的壓制和扭曲，怎麽會突發文革的普遍暴力呢？」唐逸認爲，總體上，人活得越自在，相互間的仇恨越少，則暴力越少。在此意義上，自由體制化解暴力的可能性較大。弘揚自由的精神，以此構成社會的基礎價值和體制，乃是消解暴力和實現內在理性秩序的必由之路。
    毫無疑問，只有當民衆具備了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的時候，他們才會自覺地抵制犯罪的誘惑。可惜的是，溫家寶和武和平們聞「自由」而色變。這些習慣上佔有權力的人，很難理解自由精神，也很難承認和順應歷史的主流。他們總是以爲人可以馴服於自己的意志或理念，可以壓倒，可以臣服，可以由外來的強力（包括心理暴力如意識形態的複製）來改變。於是，中國的屠童案件愈演愈烈。
我們怎樣才能活得有尊嚴？
    一個人如果感到自己活得沒有尊嚴，比起在他經濟上處於劣勢來，挫敗感會更爲強烈，而採取極端手段改變現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一個經濟學家茅于軾所說的「不講理」的社會，或者說「理」都被權利者所壟斷的社會，必然造成許多人憤懣、焦慮乃至絕望，並將情緒發泄到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這就是校園血案「群發」的「深層原因」。溫家寶此前提出「尊嚴」一詞，確實抓住了中國問題的一個關鍵所在。但是，如何才能讓老百姓活得有尊嚴呢？除了立即和全面啓動政治體制改革之外，別無他法。溫家寶明明知道專制制度無法給予民衆尊嚴，卻緊緊抱著專制制度不放，這就是知行的脫節乃至對立。
    普通民衆有沒有尊嚴感，這是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社會和法國社會的根本差異，也是英國爲何相對平穩地實現了憲政改革，而法國者深陷於大革命的血雨腥風之中的根本原因所在。十五世紀的英國大法官、亨利王子的老師福蒂斯丘在《英格蘭政治法通博評傳》一書中指出，法國屬於絕對君主政體，國王是一切法律的濫觴，人民是國王的臣民；英格蘭卻屬於有限君主政體，建立在人民自願默許的基礎上，國王本人和他的本國同胞一樣，受制於同一批法律。英格蘭是自由人的聯盟，他們是自願決定組成王國的，且最終的目的乃是「獲得前所未有之安全保障，然後得以生息並享受其財産，得免受各種禍患及損失，從而解除內心之憂懼」。所以，英國雖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階級的分野，卻沒有法國那麽嚴重的階級對立。英國社會史家垂威利安在描述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生活時，列出某郡體育代表隊的名單，隊長是下層的皮匠，而隊員中有當地首富的大貴族，在訓練和比賽中融洽相處並一律服從隊長。他評論道，假使十八世紀的法國有類似的社會生活，便不會發生法國大革命。貧富是一回事，而富人對窮人的態度，是否以禮相待與之融洽，是另一回事。真正激怒底層使之暴躁動蕩的，與其是前者，勿寧是後者。
    今天的中國更像當年的法國而非英國。人民普遍活得沒有尊嚴，不僅沒有尊嚴，連中共長期標榜的生存權也成了問題。那些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孩子，那些死於有毒奶粉的孩子，那些死於問題疫苗的孩子，那些被兇手殘殺的孩子，他們的生存權在哪里呢？溫家寶不能繼續用無法落實的承諾來欺騙人民了，溫家寶餘下的任期已經屈指可數，如果他還不在實現民衆的人權和尊嚴上真正有所作爲，他就是這個國家的千古罪人。


一切禍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如何破解溫家寶所說的宏觀調控的「兩難」局面？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上午，溫家寶在長沙主持召開湖北（我發現那個創造了當代成語「鴻忠搶筆」的湖北省省長李鴻忠亦赫然在座）、湖南、廣東三省經濟形勢座談會。溫家寶說，經濟復蘇的曲折性超過了預期，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我們不僅要大力解決那些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又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當前存在的突出的緊迫性問題，這些都必須在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前提下進行。」溫家寶在這裏不得不承認，中央的政策已經是顧此失彼：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地發展，就不能大刀闊斧地處理那些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如權力壟斷造成的腐敗、「低人權優勢」下農民工國民待遇的缺失等）；而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不加以處理，當前存在的突出的緊迫性問題（如「天價維穩」、工潮洶湧等）也就無法徹底根治。此也不是，彼也不是，溫家寶簡直要抓狂了。
    胡溫上臺以來，在政治和經濟上繼續推行「強中央、弱地方」的政策。在經濟上，繼朱鎔基以「兩稅制」改革，將「肥水」全都收歸中央，造成中央財政的空前充裕之後，「國進民退」則成爲胡溫時代經濟發展之大趨勢。國有經濟尤其是央企越強，中央政府的權力便越大。而中央政府的權力增強，政治上便越發剛性與僵化。有禦用學者將一党壟斷政治權力和經濟命脈視之爲有望取代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中國模式」。而中央對地方的指揮棒，一手是GDP，一手是維穩。中央政府一邊躲在幕後悶聲數錢，一邊以「維穩」對地方官員實行「一票否決」。這兩個指揮棒比學生們頂禮膜拜的高考的指揮棒還靈。於是，地方政府爲了提高GDP數位，大興土木，違背經濟自身的發展規律大肆興建基礎設施和樓堂館所，掠奪性和毀滅性地開發各種資源，強行從市民和農民手中低價徵收土地，造成地方政府與民衆之間矛盾激化；而面對愈演愈烈的官民衝突，地方政府從「截訪」到「暴力維穩」，使得政府管制變得愈加暴虐與不義。
國進民退，災禍不止
    以山西的「省治」爲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山西民衆的困苦、環境的惡化、生命的卑微、吏治的敗壞，堪稱整個中國的縮影，而這一切都是中央政府一手造成的。
二零一零年三月，作爲國家和山西省「十一五」規劃重點建設專案的王家嶺煤礦，突如其來發生透水事故，一百五十三名工人被困井下。後來，經過緊張的搶救，一半多被困工人獲救，此一礦難的營救過程被官場大加宣揚，悲劇變成了喜劇。而死難礦工的名字，至今卻仍有相當一部分未被公佈。
此前，山西礦難頻發，中央政府及當局製造的輿論均認爲，這都是小煤窯惹的禍。因爲私人業主急於賺錢，缺乏長遠眼光和安全責任，視人命如草芥。所以，當局決定進行産權改革，將全省大部分私人擁有的小煤窯收歸國有，經過「資源整合」之後，打造一批超級大煤礦。在此「化私爲公」的過程當中，大量私人財産被以極低的價格強行並購。然而，大型國有煤礦真的就可以避免或降低礦難嗎？
    王家嶺煤礦專案投資概算總額近五十二億元。據瞭解，該公司二零一零年「奮鬥目標」是産值六億元，利潤三千萬。事後，安監總局的通報稱，礦井存在「勞動組織管理混亂，爲了趕工期、趕進度，當班安排十四個掘進隊同時作業，作業人員過度集中，且領導幹部帶班制度不落實」等突出問題。事故發生前，井下工作面有多次有關滲水情況的報告，但是未引起重視。工作面出現透水徵兆後，也沒有按照規定及時撤人和採取有效應對措施，最終造成重大透水事故發生。一名工人說，專案部整天催要進度，以前一個月他們最多能幹兩千米，現在提出幹三千米。二十七隊一名工人說：「我們每天開班前會的時候都是要進度，要速度，經理說要上六部鑽，五個人上六部鑽。」在此目標下，公司對於各個施工單位實行「進尺考核制」，掘進多了受獎，少了則會受罰。
    由此可見，國進民退，災禍不止。那麽，地方政府爲何不顧民衆生命財産之安全，瘋狂地進行能源開發呢？這是因爲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的考核與提撥標準，是「惟GDP是舉」，也就是說，誰將GDP搞上去了，誰就可以獲得升遷。地方官員爲了打造政績、發展經濟、提升GDP，便挖煤礦、修電站、建高速、蓋大樓，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圈走農民和市民的土地。地方政府的黑幫化愈演愈烈。所以，經濟問題的核心，還是政治體制問題。
    而地方官員的壞和黑，是中央政府造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政府的敗壞，的根源並不在地方政府自身，而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視GDP，是因爲GDP的增長，是中共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最後的支柱。如果GDP出現大幅滑坡，中共的統治也就危在旦夕了。爲了繼續壟斷權力，就必須保持GDP的持續增長，所謂「保八就是命根子」。而要「保八」，就得默許地方政府的爲所欲爲、殘民以逞。於是，經濟問題又回到了政治問題上。
    其實，民國時代的山西，閻錫山治理下的山西，曾經是一個井井有條、生機勃勃的模範省。經過中共六十年的胡作非爲，山西卻不幸淪爲中國最「黑」（不是煤之黑，乃是人心之黑）的省份之一。如果閻錫山複生，看到此種情形，不知該作何感想？近期，《南方人物周刊》作了一個《「山西王」閻錫山》的專題報道，還原了民國時期閻錫山治理山西的部分真相，有網友評論說：「老閻是山西人，他的祖宗都在山西，他會把環境污染了、把良田都變成工廠的廠房，讓幾十年後倒閉的工廠的地皮上無法種地？他會把煤礦都挖完讓地下成爲一個個大洞？他會以發展經濟的名義把乾淨的水源變成排污口？他會讓山西人賺一塊錢、老外賺一千塊錢？他是地方軍閥，但是有些地方做得比現在的官員們都好……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啊！這地兒給弄糟了，換個地方做官去。」不知溫家寶是否看到了這篇報道，是否願意向閻錫山取經呢？
不能將地方政府當作替罪羊
    同樣是山西，還曾經曝光了黑窯的奴隸童工事件。這一事件同樣折射出溫家寶在宏觀調控上、在經濟與政治之間的「兩難」處境。當時，對於這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童奴事件，全球媒體聚焦，全國民衆聲討。我特別注意到，大多數評論者憤怒譴責黑磚窯的老闆和地方的基層官員，許多人對中央政府的干預和最高領導人的批示表態「堅決支援」。比如，《南方周末》的一位著名時事評論員認爲，奴隸童工事件「是對於國家統一法制的徹底顛覆」，他甚至用「一場叛亂」來定義之。他寫道：「因爲中央政府的強力干預，國家機器終於開始履行自己的職責，解救開始了，調查開始了。既然是叛亂，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動用國家暴力，對所有黑窯如秋風掃落葉予以徹底摧毀！對所有監工、對所有黑窯股東和老闆，予以堅決鎮壓！」
    類似的論點在網路上也層出不窮。有學者甚至認爲此類醜聞的發生，是因爲地方政府權力過大，地方政府爲所欲爲且欺騙中央。他們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壞的，中央只是暫時被蒙蔽了，一旦清醒過來，必然扭轉乾坤，爲老百姓報仇雪恥。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議加強中央的集權能力，中央越強大，政令便越暢通，正義便越彰顯。
    我不同意此種緣木求魚的觀點，也不同意此種察言觀色的批評策略。我認爲，黑磚窯事件並不是一場地方政府的叛亂，而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許甚至鼓勵之下，中央與地方官僚連手對民衆實施搶劫之後的分贓行爲，在此事件中，中央並不是乾淨的。胡溫難道真不知道地方上的種種亂相嗎？我們不能低估中央極權體制的動員能力。比如，以搜集資訊的能力而論，一方面，中共的宣傳系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製造謊言，使得老百姓對中國的實際情況茫然無知；另一方面，中共的各個情治系統，包括新華社的「內參」體系，每天都在將各地的社會、政治、經濟資訊反饋到中樞。胡溫對各地的情況了如指掌，他們不可能被地方官員蒙在鼓裏，除非他們故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那麽，胡溫爲什麽很少主動去懲罰那些貪贓枉法的地方官吏呢？爲什麽往往是在民憤極大的壓力之下，才不得不抛出幾個替罪羊來？許多落馬高官很快便複職了，比如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因「負有領導責任」而引咎辭職的國家質檢總局原局長李長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底高調出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專職副組長。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團派出身的李長江更是被增補爲全國政協委員，並成了十一屆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BBC中文網記者樂安在評論中諷刺說：「李長江擔任質檢總局局長期間，中國食品安全問題頻出，『掃黃打非』至少不直接關乎人命，中央高層的任命決定也算英明。」
    無疑，我們不能寄希望於中央政府來監督和懲罰地方政府，因爲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利益與老百姓的利益是對立的。中共的國家機器從來只會驅使坦克和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民衆的愛國民主運動，而不會開去搗毀成千上萬的黑磚窯及黑煤窯。那種希望國家機器以暴力來「鎮壓」黑窯監工、股東和老闆的呼籲，激情有餘、理性不足，反倒顯示出某些紙上談兵的知識份子法治觀念的薄弱與淡漠。公共知識份子在進行社會批評的時候，一定要避免使用被「党文化」污染的「黨語言」--再壞的壞人也不能不經法庭的審判而遭到「鎮壓」。那些黑窯監工、股東和老闆們，理應接受法律的制裁，理應得到公正的審判，而非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一旦國家暴力機器脫離法律的約束，今天可以「鎮壓」壞人，明天就有可能「鎮壓」好人。
    所以，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隸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屬不必對胡錦濤和溫家寶感恩戴德。同樣的道理，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樹地震中的災民，西南諸省旱災和南方各省水災的災民，也不必對前來體察民情的溫家寶「感恩戴德」。我們應當清楚地意識到：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和中央集權的權力格局，才是中國各種人權災難和環境災難的根源所在。若要切實保障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遏制奴隸童工現象的蔓延，不能靠加強中央集權的政體、不能靠最高統治者的良心發現、更不能相信溫家寶的眼淚。
    在今天的中國，任何一個經濟問題的背後都是政治問題，任何一個地方政府的問題的背後都是中央政府的問題。這就是溫家寶所謂的宏觀調控「兩難」的處境。如何才能一勞永逸地擺脫此「兩難」困局，不是沒有辦法，而是溫家寶有沒有勇氣和魄力採納之、實踐之。答案就是：結束一黨專政、啓動政治民主化進程。更加具體地說，可行的步驟就是：在經濟上實行「國退民進」，打破行業壟斷，實現充分的自由競爭；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以農民工爲主體的勞動者的國民權利，加強地方自治和普及地方選舉，弱化中央政府的遙控之權，讓政府由「大政府」變成「小政府」。溫家寶和他的同僚們願不願意「自廢武功」呢？


謊言說了第二遍就能成爲真理嗎？——冷看溫家寶與網民在線交流

    我們既不像嬰兒那樣毫無遮掩，也不是隨心所欲的百變神通；我們既能說謊，也能誠實；既會辨識謊言，也會懵然無知；既會被騙，也會探知真相。我們可以選擇，這才是我們的本性。——保羅·埃克曼《說謊》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溫家寶在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與網民在線交流。網頁最後顯示的提問近二十四萬條，有評論說，「這完全成了一次全國性的網民集體上訪」。但是，溫家寶所回答的問題，都是經過工作人員整理並提交的，溫家寶並不能看到全部的問題和真相。「誰爲袖手旁觀客，我亦逢場作戲人」，溫家寶早已習慣了這種「被矇騙」的處境，他與欺騙他的下屬之間達成了一種完美的默契。
溫家寶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溫家寶回答的一個最尖銳的問題，是一位名叫「二三四」的網友提出來的：「溫總理您好！一、什麽時候給我們真正的民主權利？二、政府官員的財産何時公佈？三、政府什麽時候才真正接受人民的監督？四、社會的種種不公平政府打算怎麽解決？」
    在推特中文圈上，溫家寶的昵稱是「影帝」。沒有出色的演技，哪能實現從大內總管到太平宰相的飛躍？溫家寶在「運籌帷幄，決策千里」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但演戲的功夫還是一流的，退休之後，雖然不能像自以爲懂經濟的朱鎔基那樣去清華大學當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但到電影學院的表演系當個系主任倒還是綽綽有餘的。溫家寶胸有成竹地回答這個似乎很尖銳的問題，將這場民主秀推向了高潮：「我曾經引用建國前毛澤東主席和黃炎培先生說過的一段話來解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問題，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
    有評論者讚揚說：「作爲中國的總理，直接面對以網民的模糊身份出現的民衆而不是在黨內講話，做出這樣明確的關於民主政治表述，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注意。」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場根本沒有關注價值的廉價的民主秀。與其上網跟網民作象徵性的交流，不如立即拆除中國的網路長城，讓牆內的生活和牆外的生活融爲一體。溫家寶自上臺以來，已經做過了無數次「中看不中用」的秀，從仰望星空到肯定普世價值，從哀歎民生疾苦到支援大學學術自由，但從來沒有一句話落到實處。溫家寶，人如其姓，性格如溫吞水，正是現有體制下絕好的總理入選。
    然而，謊言說了第二遍就能成爲真理嗎？喜歡旁徵博引以顯示有學問的溫家寶，當然不會不知道，毛太祖當年說的這句話，根本就是一個彌天大謊。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六名國民參議會成員應邀訪問延安，希望促成國共合作，避免內戰爆發。正是在這次訪問中，有了黃炎培與毛澤東的這場著名的對話。
    黃炎培說：「餘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其實，就在與黃炎培進行這席所謂「周期率和民主」的談話之前不久，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就已口頭傳達，在打倒了國民黨以後，中共的鬥爭物件就是民主黨派。民主只是暫時的遮羞布和鬥爭策略，一旦取得政權，中共實行的將是遠遠勝過國民黨和歷代帝王的「一黨獨裁」。當與黃炎培同爲民主黨派領袖的儲安平發現「黨天下」的真相的時候，爲時已晚，只落得個「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悲慘結局。
黃炎培的卑躬屈膝與傅斯年的火眼金睛
    在訪問延安的這一行人中，唯一的清醒者是傅斯年。毛澤東陪同傅斯年參觀延安，傅斯年看到禮堂裏密密麻麻地挂滿各地送來的錦旗，便語帶譏諷地說：「堂哉，皇哉。」毛澤東聽出了其中的嘲諷意味，礙於情面沒有出聲。一天晚上，傅斯年與毛澤東兩人上天下地地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的時候，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坊間的各種小說都了如指掌。傅斯年認爲毛澤東是從這些材料裏研究民衆心理，心底認爲毛不過宋江一流，便口無遮攔地挖苦毛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在贈傅斯年的間距中，遂題了首詩回敬道：「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首是唐人章碣的《焚書坑》，詩中毛澤東以「劉項原來不讀書」自比，言下之意就是，雖然我讀書沒有你多，在北大的時候也被你們瞧不起，但現在我手上有槍桿子，天下便是我的了。毛澤東從來不知道什麽是民主，他只迷信實力。
    在那趟行程中，傅斯年不僅對毛不留情面，還痛斥同行的諸人沒有出息：「章伯鈞是由第三党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傅斯年當面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領以歿嗎？」傅斯年的估計相當準確，討好毛澤東的章伯鈞、黃炎培等人，都沒有逃過中共建政之後的若干次政治運動，最後的結局都是不得好死。
    黃炎培身爲民主黨派的首領，對民主之精義並不瞭解。一九四九年三月，黃炎培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輾轉到達北平。當天晚上，剛進北平西郊的毛澤東設宴款待黃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澤東又單獨設晚宴招待黃炎培，兩人暢談時局直到深夜。這是其他人士沒有得到的殊榮，使黃心潮澎湃。到第三天，北平市市長葉劍英在國民大戲院開歡迎會時，黃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號：「人民革命萬歲！中囯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據說，在民主人士中，黃是首先喊出這個肉麻的口號的。一個真正熱愛民主自由的人，怎麽會諂媚地去喊另一個必死的人萬歲呢？
    國民黨時代以不當官自詡的黃炎培，不久即以七十四歲高齡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一九五四年又當上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原來，他不是不想當官，而是嫌國民黨給他的官不夠大。如果在共產黨的治下當上更大的官，哪還管他民主不民主，哪還心思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呢？中國文人之卑賤，由此可見一斑。
    自此，黃炎培目睹了「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彭德懷廬山反黨」、「三年大饑荒」、「社會主義教育」等運動。一九五七年，黃炎培的三兒子，水利專家黃萬里因反對在黃河三門峽修壩建水庫，被打成「右派」。黃炎培爲了自保，竟與兒子斷絕來往，還寫詩表示要學習做「新人」，其無恥程度堪比郭沫若。黃炎培去世於一九六五年，即「文革」前夕，這也許是他的幸運，死得其時；否則，在這場運動中，他這個「前朝餘孽」命運難料。
誰是中國臉皮最厚的人？
    縱觀中共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後半生，堪稱他們的那場著名對話的絕大諷刺。毛太祖成爲讓歷代帝王甘拜下風的大獨裁者，黃炎培不僅沒有當上南書房行走，反倒連家庭的完整的都不能維持。這場對話本該被中共深深地掩埋起來，因爲稍微有點羞恥感的人，都會認爲這場對話對於中共而言，乃是「猴子的屁股」，最好不要去提及。然而，溫家寶偏偏要去提及這場對話，並以之爲自己施政的註腳。真是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真是人若無恥，不可救藥。如果評選「誰是中國臉皮最厚的人」，我想溫影帝一定高票當選。
    溫家寶先生喜歡談民主，談正義，談尊嚴。我想反問溫家寶先生的是：既然你那麽熱愛民主，你爲什麽要將昔日的上司趙紫陽先生囚禁至死呢，他唯一的「不合作」就是不同意鄧小平集團在「六四」時候開槍殺人，他何錯之有呢；既然你那麽熱愛民主，你爲什麽將劉曉波和譚作人抓進監獄呢，他們比你更加熱愛民主並踐行民主，你應該將他們請到中南海來當你的老師才對；既然你那麽熱愛民主，你爲什麽那麽害怕康橋的學生向你扔鞋子呢，你爲什麽不乾脆將那雙扔上來的鞋子穿在腳上，顯示你「有容乃大」胸襟呢；既然你那麽熱愛民主，你爲什麽要派遣國保以及國保雇傭的一群少年，來到我家樓下日夜監視呢，我對你們的「兩會」等活動毫無興趣，如果你們不來騷擾我，我甚至連批評的興趣都沒有。
溫家寶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可能是：民主，吾心向往之，但力不能及耳。但是，搬出毛太祖的名言還能繼續騙人嗎？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看來，溫家寶比戈培爾還要自以爲是，他認爲，謊言只需要重復兩遍就可以成爲真理。當年，毛太祖說過一遍；今天，我溫憨公再說一遍，就能像大魔咒一樣，讓全國百姓安安穩穩地充當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肉。但是，溫家寶忘記了美國總統林肯說過的另一段話：「你可以在某些時間裏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間裏欺騙某些人，但你決不能在所有的時間裏欺騙所有的人。」
    溫家寶的座右銘是：「天下事無非是戲，世間人何必認真？」但是，一場民主秀，真可以將衰世裝扮成盛世嗎？溫家寶喜歡引經據典，不知是否讀過晚清詩人、思想家龔自珍的《乙丙之際箸議第九》一文？龔自珍是最早對辮子王朝發出盛世危言的先知，他說：「履霜之屩，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飄搖；痹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我擔心溫家寶先生讀不懂這段話，還是將其翻譯成白話文吧，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踩著秋霜的人比那正經受著嚴冬堅冰之寒的人更爲恐懼，暴風雨來臨前的鳥兒比正在風雨中飄搖的鳥兒心中更加悲戚，麻痹無知的肢體比身體上的癰瘡更爲可怕，將要凋零的花朵比已經枯槁的枝條更引人傷感。」溫家寶先生有沒有此種如履薄冰的感受呢？願不願意用實際行動來避免即將降臨的災難呢？


溫家寶爲何學不到胡耀邦的真精神？

    當年因胡耀邦逝世引發「六四」事件，導致胡耀邦在此後二十多年裏成爲一個「敏感詞」，雖然胡耀邦的敏感程度不及趙紫陽，但他還是基本上從公共空間和歷史敍述中消失了。儘管如此，與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意願相反，胡耀邦在民間的聲望卻越來越高。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之際，身爲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撰寫題爲《再回興義憶耀邦》的紀念文章，全文三千多字，刊登在人民日報二版頭條的顯著位置。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胡耀邦的忌日發表紀念文章，被外界解讀爲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這篇四平八穩、空洞無物的文章，被某些海外學者「過度闡釋」爲胡溫連手戰勝以江澤民爲代表的保守派、即將啓動政治改革的信號。在我看來，此看法謬之千里。在今日的中共黨內，究竟誰是保守派呢？我認爲，保守派並不是已經衰落的江系，而是掌權的胡溫。比如意識形態上的嚴密控制，比如經濟上的國進民退，比起江澤民時代來都是巨大的倒退。此次溫家寶撰文紀念胡耀邦，無非是想利用胡耀邦的威望挽回日漸衰微的個人形象罷了。溫家寶幻想從胡耀邦身上撈取最後的一點政治資源和民意皈依，跟人們望眼欲穿的政治體制改革毫無關係。
    胡耀邦晚年曾經對妻子說，他絕對不入八寶山，這句話表明他對中共體制完全絕望，這其中也包括對溫家寶的絕望。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免職後，其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保衛待遇都要降低規格。香港《明報》後來報道說：「正是溫家寶代表中共中央向胡耀邦一家宣佈中共高層的有關決定。溫家寶的表情相當冷漠，令胡家人十分反感。」胡耀邦在去世之後，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鄧小平決定低調處理。時任中辦主任的溫家寶，既是胡耀邦治喪辦公室七人小組成員，亦受命起草訃告。溫家寶還到胡家宣佈中央的有關決定，其表情也一如八七年時的冷漠，全無任何同情的表示，胡家人因此覺得他不近人情。由此可見，溫家寶只是一個因循守舊、得過且過的政客。
溫家寶缺乏胡耀邦的求真之心
    這些年來，關於胡耀邦的出版物中，比較有價值的有兩本，一是在中國大陸出版的胡耀邦的女兒滿妹所著之《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另一本是在香港出版的李銳、胡績偉、謝韜等中共改革派元老所著之《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前者描述了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胡耀邦，一改中國的宣傳機構將領導人塑造得「高大全」的傳統，將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胡耀邦呈現在讀者面前。溫家寶離胡耀邦的真精神有多遠呢？
    身居高位的胡耀邦，最讓人敬佩之處就是其求真之心。在如同魯迅所說的中國源遠流長的「瞞和騙」的傳統之中，在中共「報喜不報憂」的情報反饋體制之下，「處宮禁之深」的高層領導人，一般無從瞭解「江湖之遠」。領導者要想獲得真實的、第一手的資訊非常不容易，除非他肯用自己的雙腳去丈量那些「老（老區）、少（少數民主地區）、邊（邊境地區）、貧（貧困地區）」的土地。
胡耀邦是歷屆中共領導人中下基層最多的人。而且，他從來都是輕車簡從，他對身邊的人說：「像我們領導幹部，包括中央領導幹部到下邊去，不要那些前呼後擁、戒備森嚴的做法，也不要組織什麽群衆迎送。」他外出視察總是儘量避免驚動地方官員，常常一兩輛麵包車，幾個工作人員，就悄無聲息地跑上了千里地。
滿妹在書中寫到一個「首長失蹤」的小插曲：一九八五年秋天，胡耀邦在西北視察時，晚上住進一個兵站。大家休息後，秘書來到胡耀邦的房間，發現裏面沒人了。大家四處尋找，仍然不見蹤影。於是，跑到門口問哨兵：「看見總書記出去沒有？」哨兵搖搖頭說：「沒有。」大家繼續再找，還是沒有人，便又去問哨兵：「看見個小老頭出去沒有？」哨兵說：「看見了，一個人往那邊去了。」大家沿著外邊的小路追出去一裏多地，在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子裏，看見總書記正盤腿坐在一戶人家的炕上，跟一群老漢們正聊得興高采烈呢。
    這樣的小插曲是不會發生在溫家寶身上的。溫家寶也自詡爲跑過兩千個縣，並多次引用鄭板橋的「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和白居易的「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凍饑聲」來展示自己愛民如子。然而，溫家寶到過的地方雖然有可能超過胡耀邦，但他看到的大都是類似於「橫店影視基地」那樣的佈景。有網友透露說，溫家寶二次去玉樹時，某災情嚴重的學校，其廢墟本來已經清理，夷爲平地，但爲了讓溫站在廢墟上講話，有震災效果，救援隊又連夜將瓦礫石塊等運回原址。次日，溫家寶做艱難狀爬上廢墟發表講話。由此可見，溫家寶一邊賣力地作這樣的表演，一邊撰文紀念似乎很真誠地胡耀邦，用聖經的話來說，就是「你口任說惡言，你舌編造詭詐」。
將自由還給人民，人民才能活得有尊嚴
    在一批黨內開明派老人眼中，張顯揚認爲將胡耀邦下臺的根本原因在於「人本思想與党文化的分歧」，杜光則認爲胡耀邦是「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滿妹在《思念依然無盡》一書中提供了這樣一個細節，可以支援上面的結論：八十年代初，「父親視察內蒙古錫林郭勒時，有人談到多年來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當地，認爲是『盲流』，主張『清走』。而父親認爲，人口流動是正常現象；隨著農業生産力的不斷提高，農業人口流入城市是其必然，政府要做出相應安排，而人爲地堵是不對的，也是堵不住的；流動有利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發展和城市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有利於中小城鎮的建設和發展。」
    那個時候，當局還在使用「盲流」這個帶有強烈的貶義色彩的詞語來形容「流動人口」，這是毛澤東時代將農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的統治思路的延續，即便在大饑荒的年代裏，毛澤東亦不惜派出軍隊和民兵把守各地村莊，不允許農民外出逃荒，其統治手段之暴虐超過了過去任何一個朝代。遺風所及，即便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因爲中國的憲法中缺乏對公民的遷移自由的保障，官員們仍然將那些背井離鄉尋求活路的農民視爲「不安定因素」。在此背景下，胡耀邦說的雖然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常識，但這種「將自由還給人民」的想法卻相當可貴。不是將自由賜予人民，而是將自由還給人民，因爲自由本身就是人民自己的。
    與之相比，常常將「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名言挂在嘴邊的溫家寶，倡言「讓人民活得尊嚴」的溫家寶，卻始終不明白自由與尊嚴的關係。爲什麽富士康公司連續出現「十三跳」，爲什麽這些背井離鄉尋找更好的生活的農民工會「自願」放棄生存權？這究竟是一家血汗工廠，還是一家設置在血汗國家的工廠？深圳市政府秘書長、政府新聞發言人李平居然舉重若輕地說：「這是轉型期出現的特殊問題。」那麽，爲什麽同樣是在轉型期，太子党可以一夜暴富，農民工只能跳樓慘死？據李平說，多位中央領導對富士康事件作出了批示。那麽，包括溫家寶在內的中央領導人的批示究竟是什麽內容呢？爲什麽不敢將這些批示公諸於衆呢？這些批示又不關乎所謂的「國家安全」。環顧全球，富士康公司「集中營」式的管理模式以及保安所行使的警察權，只有在中國大陸才能暢通無阻。因爲視GDP爲統治合法性來源的溫家寶，在本質上與郭台銘是一樣的：郭台銘控制的不過是服務于富士康等各大工廠的近百萬員工，而胡錦濤和溫家寶控制的則是十三億中國人。中國人即便出得了富士康這個小監獄，卻出不了中國這個大監獄。
    中國人有爭取生存權的權利和自由嗎？高耀潔、萬延海、胡佳三人，並非政治異議人士，只是艾滋病救助人士，卻因爲揭露中國艾滋病泛濫的真相以及地方政府的玩忽職守，而遭到各種形式的打壓與迫害。高耀潔和萬延海先後被迫流亡海外，方能暢所欲言；胡佳被關押在獄中，身患重病而不得保外就醫。盲人維權者陳光誠，因揭露農村婦女被強迫墮胎的血淋淋的個案，亦被投進監獄並遭致虐待，其妻子和家人長期被監視、騷擾和限制自由。這些個案溫家寶不可能不知道，在一次記者會上，有外國記者還向他問及胡佳一案，他虛僞而冷酷地回答說，「此案是依法處理的」。這不是一個愚人國的玩笑嗎？中國人連爭取生存權的權利和自由都被剝奪了，又如何可以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改革之難是不改革的理由嗎？
    溫家寶的雄文發表之後，新加坡《聯合早報》在一篇題爲《改革路漫長，重溫胡耀邦》的社論中說：「無論世人如何評判，胡耀邦早已走入歷史。包括溫家寶在內的人們至今對他尊崇有加，應該與當前改革在一些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停滯不前有一定的關係。人們希望通過胡耀邦喚起中國曾經具有的改革勇氣，但在特殊利益集團無法撼動、改革缺乏共識、舉步維艱的當下，重溫胡耀邦或許能爲改革造些聲勢，要翻起當年胡耀邦推動真理標準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那樣的改革大浪，恐怕就是一個字：難！」這篇社論的著眼點在於一個「難」字上，但是對於一個具有歷史感的政治家來說，政治體制改革即便是「蜀道之難難於上前天」，也要知難而上。因爲越早改革，難度越小；越遲改革，難度越大。
    胡耀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改革者。對於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他立下了兩大功勞：一是發起真理標準大討論，衝破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二是平反大量冤假錯案，開始徹底否定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等政治運動。那時，毛的神話尚未破滅，挑戰毛和「文革」需要極大的勇氣。此後，胡耀邦在一線工作的六年間，大力倡導改革，雖然受到八大元老的干擾而最終功敗垂成，但正如他自己所說：「生氣勃勃地在前進中犯了錯誤的人，比那些實際上躺著不動的人要高出一百倍。」更何況所謂的「錯誤」，乃是八大元老對他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呢？
    毫無疑問，改革會遇到各種阻力和困難，但只有改革才能讓共產黨和中國社會獲得「雙贏」的結果，而不改革共產黨只有死路一條、中國社會亦將陷入長期的動蕩之中。如今，中國的經濟實力有了較大的增長，國際環境也堪稱一個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改革的條件優於胡耀邦擔任總書記的、百廢待興的那些年月。然而，胡錦濤和溫家寶根本無意於重啓八十年代夭折的政治體制改革。所以，無論是幾年前胡錦濤允許中央召開紀念胡耀邦大會，還是如今溫家寶發表追憶胡耀邦的文章，都只是「一個蒼涼的手勢」罷了。記者、作家高瑜在一篇紀念朱厚澤的文章中說：「胡溫接班之後，胡耀邦幾次被高層紀念、被回憶，胡耀邦簡直成爲了資源，多方搶奪，都要爭當胡耀邦的傳人。但是真李逵、假李逵一比武就分出真假來了。」一味作秀、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溫家寶，不就是所謂的「假李逵」之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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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真的「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年輕農民工」嗎？

    據新華社電，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四日，在中華民族傳統佳節端午節來臨之際，溫家寶先後來到北京市兒童福利院、西城區富國裏小區、地鐵六號線平安裏站施工工地，看望孤殘兒童和城市低保戶，瞭解農貿市場蔬菜供應和價格情況，召開新一代農民工座談會。在工地的會議室，溫家寶與在北京建築、製造、安保、餐飲服務等行業工作的五十多名年輕農民工代表進行了「交流」。
農民工的「尊嚴」和「體面」
    在這些有幸見到溫大青天的農民工「代表」當中，定然不會有上海「釣魚執法」的受害者、不得不斷指明志的孫中界，也不會有河南的「矽肺病」患者、不得不開胸驗肺的張海超。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有礙觀瞻」，不能入總理大人的法眼。
    在座談中，溫家寶說，農民工是當代中國産業工人的主力軍，我們的社會財富、高樓大廈都凝聚著你們的辛勤勞動和汗水，你們的勞動是光榮的，應該得到全社會的尊重。要關心農民工、愛護農民工、尊重農民工，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農民工。溫家寶還充滿感情地說了一句：「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都應該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年輕農民工。」這是一出多麽精彩的大戲啊，導演是溫家寶，主演是溫家寶，觀衆也是溫家寶。
    溫家寶的這句話乍一聽溫暖人心，那些基本權利被剝奪和踐踏的農民工們，大概又要山呼萬歲了。但仔細一想，這句話卻暴露出溫家寶潛意識中的「父母官」心態。由於長期浸淫於中國的專制文化傳統之中，溫家寶並未意識到：政府只是一個公民選擇和供養的、爲公民提供服務的機構。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員，包括作爲「首席公務員」的國務院總理在內，都是「人民的公僕」。人民才是政府和政府官員的父母，政府和政府官員不能自作主張的充當人民的父母。將作爲人民的一部分的「年輕農民工」當作「孩子」看待，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狂妄與傲慢。
    就在同一天，中國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在日內瓦國際勞工大會上呼籲，國際社會攜手促進體面就業，共同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王副部長回應溫總理之號召，在溫總理的「尊嚴說」傳遍大江南北之後，又東施效顰地提出「體面說」，並且將此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向外國與會代表作了廣泛介紹。他說，中國政府結合國情落實國際勞工組織《全球就業契約》方面有諸多經驗，比如爲廣大勞動者提供基本保障、關注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推動建立和諧的勞動關係、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等等。
    既然總理都可以無恥，那麽部長的無恥就算不得什麽了。王部長侃侃而談，好像中國是當今勞工權益保障最佳的國度，中國有資格向全世界介紹先進經驗。我只是擔心王部長的話說得太滿，晚上睡覺的時候，富士康公司那些跳樓的農民工們的冤魂上門來找他論理，他還會如此理直氣壯嗎？這些農民工連命都沒有了，哪還有什麽「體面」？「體面」是溫總理和王部長們的特權。
查天賜與溫雲松：一個在地獄，一個在天堂
    我又想給溫家寶先生提建議了，可惜我提的建議都是溫家寶先生不願聽的，所以我當不了南書房行走。我建議溫家寶先生見一見那個名叫查天賜的農民工，查天賜比你的兒子溫雲松更加年輕，你若知道了他那慘絕人寰的遭遇，你會將他當作兒子一樣來愛護嗎？
    查天賜是陝西的一名礦工，在一次煤礦爆炸事故中被炸傷雙腿。開始兩天，他被安置在礦工宿舍裏。到了第三天淩晨，他被一輛人力三輪車拉到公路邊扔掉。他一連好幾天都在公路旁趴著，幸好有附近好心村民幫助，才不至於餓死。一月的渭南是最冷的時候，平均氣溫在零下三度左右，靠著一卷破棉被才沒有被凍死。幾天後，礦主派人來觀看，發現他居然還活著，又讓人將他弄到十公里外的蒲城縣高陽鎮的公路旁邊。
    當查天賜獲救之後，記者來到蒲城縣醫院內三科病房，看到了他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由於幾個月沒有洗澡、刮鬍子，加之傷口散發著惡臭，躺在病床上的查天賜已經失去了人形。他的雙腳外面裹著兩塊破爛的塑膠布，裏面不斷地向外溢出血水和膿水。據醫生介紹，病人被人送來時病情非常嚴重，體內嚴重脫水，兩隻腳也因爲腐爛完全脫落，傷口大面積感染。目前，查天賜雙腳從腳腕部向上十五公分的肢體均已壞死，需要作截肢手術。
    如果溫家寶與查天賜會面，他會想起《金融時報》上那篇題爲《中國私募業的「紅色貴族」》的報道來嗎？那篇報道指出，在中國新興的私募股權行業，「新天域資本」是最具影響力和最爲成功的一家公司。該公司管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擁有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瑞銀以及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等諸多投資方。它位於北京金融街的金寶大廈的辦公室極爲低調，在大堂甚至找不到公司的標識牌，只有到了十二層，才會看到門內有一塊小小的牌子。這家公司並不需要奢華的辦公室，因爲它擁有中國最有價值的資産之一：溫雲松。
    《金融時報》指出，溫雲松和新天域是新一代更爲強勢的「太子党」的領軍人物。這些太子党在中國迅猛發展的私募股權行業佔據著主導地位，「通過重組國有資産和爲私企提供融資賺取鉅額利潤」，將削弱中國金融市場的專業化，「給公衆更爲惡化的中國高層裙帶關係、權力無序的形象」。一位元因話題敏感而要求匿名的業內人士表示：「以前，這些有『背景』的人的最佳選擇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行，但現在經濟實力已發生了轉變。他們跟那些外國人說：『嘿，現在我說了算，手頭什麽單子都有--所以你們把錢給我，我自己來投資，還要分到大頭。』」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史宗翰指出：「這是一種輕而易舉的賺錢之道，人人都願意因爲他們的關係網而支援他們。人人都心甘情願這樣做，以期博得高層領導人的好感。」
    溫家寶似乎有心對查天賜和溫雲松一視同仁。按照他的說法，無論是否有血緣關係，每一個農民工都是他的兒子。然而，爲什麽生活在同樣一個新中國，查天賜如同在地獄之中，而溫雲松如同在天堂之中呢？查天賜是中國公民，溫雲松也是中國公民，爲什麽他們的感受會有如天壤之別呢？原因很簡單：溫雲松是丞相的兒子，查天賜是農民的兒子。
這是一個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代
    日理萬機的溫家寶當然不會知曉查天賜九死一生的遭遇。查天賜只不過是千千萬萬像奴隸一樣的農民工中微不足道的一個，他畢竟從死亡在線掙扎回來，比他遭遇的一切更可怕的農民工還有很多很多。比如，北京西單建築工地上的幾個農民工，就被攪拌機掃入混凝土之中。數天之後，當他們被發現時，屍體已經成爲凝固的混凝土中的「木乃伊」了。溫家寶手下的各級官僚沒有一個因此「引咎辭職」。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遠赴非洲爲黑人服務的史懷哲博士說過：「我們必須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樣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在中國，卻始終未能建立起這種「敬畏生命的倫理學」來。那個黑心礦主下令將被炸斷雙腿的查天賜像垃圾一樣扔掉，他爲何毫無憐憫之心地做這種傷天害理之事？僅僅譴責「這一個」黑心礦主是不夠的，他只是「血煤」利益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在黑心礦主的背後，還有更加黑心的政府。這個政府從來就不尊重人的生命，當然更不尊重人的自由、尊嚴和體面。除了官僚之外，誰能在中國「體面」地「活著」呢？中共在二十多年前在首都動用軍隊屠殺民衆和學生，黑心礦主殘害幾個卑賤的農民工豈不是小巫見大巫？認命吧，查天賜們是不能抱怨一句的，若用名聲卓著的中國科學院何祚庥院士的話來說，原因只有一個--「誰讓你生在中國呢？」
    正如聖經所說：「隱瞞的事，沒有不出來被人知道的。」很多人仍然對溫家寶抱有一線之希望。其實，很容易找到一個驗證溫家寶是否誠實的方法：既然溫家寶如此深情款款地對農民工們說，我和我的政府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你們，那麽，是不是可以讓農民工們也像溫雲松那樣舒舒服服地「活著」？如果說溫家寶在懲罰瀆職的官員上無能爲力，對打破從中央到地方牢牢糾纏的利益集團無從下手，但至少在家裏是說一不二的父親和家長吧？他管理國家力不從心，難道管不好一個家庭嗎？既然他如此親民、如此廉潔、如此真誠，是否可以給溫雲松下一道命令，讓溫雲松將巧取豪奪的國有資産和民脂民膏拿出來，救濟像查天賜、孫中界、張海超這樣的農民工？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溫家寶就啓動了從他一個人開始的「自改革」，即便不能取得全面改革的成功，至少可以證明自己是名副其實的「溫青天」。那麽，溫家寶有沒有這樣做呢？
    溫家寶沒有這樣做。他與其他的掌權者沒有根本性的區別。這是一個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代，這是一個誰的心腸最黑誰就能爬得最高的時代。當媒體上熱衷於報道中國民衆的幸福指數的時候，我不禁要問：這是溫雲松的幸福，還是查天賜的幸福？查天賜的苦難與溫雲松的幸福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當溫家寶和他的下屬們不停地將「尊嚴」和「體面」這些美妙的詞語挂在嘴邊的時候，我不禁要問：這是溫雲松的「尊嚴」和「體面」，還是查天賜的「尊嚴」和「體面」？查天賜的「沒有尊嚴」和「不體面」，甚至失去了「生命權」，與溫家寶、溫雲松們的「尊嚴」和「體面」之間，又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
溫家寶先生，你願意回答我的疑問嗎？


陶興瑤與阿米爾，誰更有尊嚴？

      洪水退去，我們探頭
      這苟活的墓園竟成爲方舟
      從碎裂的鏡中，我重認自己的臉孔
                 ——鴻鴻《加薩走廊》
    阿米爾，一個在暗無天日的夾層中躲藏二十一年僥倖活下來的四十九歲的伊拉克人；陶興堯，一個以自焚來抵抗強制拆遷而被燒至重傷的九十二歲的中國老人。這兩個人，誰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
阿米爾長達二十一年的穴居生活
    據英國媒體報道，薩達姆政權垮臺之後，四十九歲的伊拉克男子賈瓦德·阿米爾終於從躲藏二十一年的一道狹窄黑暗的牆壁夾層中走出來。他的第一句話是：「薩達姆真的下臺了嗎？」薩達姆似乎永遠不會下臺一樣。阿米爾是巴格達的一位居民，二十一年之前，有一次在言語中支援了一名得罪過薩達姆的什葉派牧師，此言行被秘密警察彙報上去後，阿米爾當即被薩達姆下達死刑令。得知風聲的阿米爾迅速逃往父母居住的偏遠的約巴村。
    薩達姆要誰死，誰能活下來呢？一到父母家，阿米爾馬上沒日沒夜地準備避難所，他在父母家兩堵很窄的牆中間建造了一個完全封閉的夾層，僅在牆上留下小小的窺視孔，並在牆頂留僅能容一人出入的活板門。當這道活板門關閉之後，這個不到三四平方米的小空間就立即變得伸手不見五指，只有小窺視孔泄漏進一點微弱的光亮。阿米爾還在其中挖了一口小井，建了一條通往屋外的下水道，在這個小室中儲藏足夠吃上兩個月的乾糧。隨後，他帶上一隻小收音機從牆頂的活板門爬進去，藏在這個狹小的牆壁夾層中。讓他沒想到的是，這一藏就是二十一年。當美英聯軍攻下巴格達時，阿米爾通過收音機得知薩達姆垮臺的消息，但他不敢立即出去。又過了幾個星期，在確知已經安全之後，他決定告別黑暗歲月，回到陽光下。
    骨瘦如柴、臉色蒼白的阿米爾告訴記者，在這個夾層中，他天天靠聽收音機度日。渴了，就喝從井中吊上來的水；餓了，就啃父母爲他準備的乾糧。每隔一段時間，父母就從牆頂的活板門上給他吊下食品。據阿米爾回憶，剛開始躲進牆壁夾層中的那幾個月，是他最提心吊膽的日子。三天兩頭有秘密警察光顧父母的家，藏在夾層中的他連大氣兒都不敢出。有一次，當他從窺視孔中往外看時，突然看到近在咫尺的牆外，一個陌生人的眼睛也正在瞪著他看。他還以爲牆壁的秘密被人發現了，雙腿一軟，差點跌坐在地上。然而那名顯然是秘密警察的陌生訪客，只是嚴厲地盤問了阿米爾的父母幾個問題，隨後就離開了。
    阿米爾突然露面，讓約巴村的鄰居們大爲驚訝。他們怎麽也不敢相信，阿米爾原來竟在父母家牆壁的夾層中度過二十一年，直到親臨現場看到那個窄小的黑暗洞天時，他們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一名鄰居說：「這簡直就是一個阿拉伯神話！我們一直以爲他失蹤了，或已經死了，沒想到他居然還活著，而且就一直住在我們附近！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阿米爾的母親拉姆斯婭·哈迪已經年過七十，在面對記者的採訪時十分健談。她高興地對記者說：「我的兒子重見天日，對我來說這是最大的喜事，因爲這給我的感覺，好像我又重新生了他一次似的。」他們一家感謝美英聯軍的正義行動，如果沒有美英聯軍摧毀薩達姆政權，就沒有阿米爾的重生。儘管大部分伊拉克人都很痛恨薩達姆，但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不可能戰勝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共和國衛隊以及秘密警察，薩達姆永遠都會以「全票」當選。
沒有伊拉克戰爭，就沒有阿米爾的新生
    我真是難以想象一個人可以在黑暗的夾層中生活二十一年。在這個狹小的夾層裏，除了一張小床、一個連著下水道的便桶、一個手電筒、一台老得掉牙的收音機外，就只剩幾張阿米爾年輕時的自畫像了。從這幾張自畫像中可以看出，他曾經是個相貌英俊的小夥子；而當他從牆壁夾層中走出來時，則是一副臉色蒼白、鬍子和頭髮花白的老頭的模樣。
    阿米爾是不幸的，他在夾層中戰戰兢兢地虛度了二十一年生命中最寶貴的青春歲月，沒有愛情，沒有婚姻，沒有正常人理所當然享有的陽光和雨露。他比任何一名在監牢中的囚犯都要過得艱難。然而，阿米爾又是幸運的，他的很多同胞被薩達姆的長子烏代扔進獅子籠，或者被薩達姆的次子庫塞拿槍對準後腦勺擊斃。他畢竟曆盡艱辛活了下來，看到了烏代和庫賽被美軍擊斃的下場，也看到了薩達姆被押上絞刑架的那一幕。如今，一說起薩達姆來，阿米爾就恨得咬牙切齒：「這個獨裁者毀了我的一生！」
    我在電視上看到了阿米爾的笑臉。那笑臉燦爛如陽光。是的，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喜歡生活在夾層之中、喜歡生活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之下、喜歡每天晚上都等待秘密警察來敲門。如果說這也是一種應當「寬容」的「生活方式」，那麽我只能請持這樣觀點的人士親自去體驗。並不是阿米爾自願的選擇，而是一種邪惡的力量，逼迫他不得不生活在如同膠囊一樣的夾層之中。所以，對這種邪惡力量的姑息，就是犯罪。一個阿米爾的受苦，就是所有人的受苦；而一個薩達姆式的暴君的滅亡，就是無數阿米爾式的民衆的解放。
    在伊戰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說：「有一種荒誕的說法：雖然我們愛自由，但別人不愛。認爲我們對自由的依戀是我們文化的産物。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美國價值或西方價值；而阿富汗婦女滿足于塔利班的鞭笞；薩達姆好歹爲他的人民所愛戴；米洛舍維奇是塞爾維亞的救主。」布萊爾所嘲諷的那些看法，正是獨裁者製造出來的精神麻醉劑，千百年來獨裁者用它麻醉了億萬民衆的心靈和肉體。獨裁者們打著「捍衛傳統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幌子，用民族主義對抗自由價值。然而，布萊爾擲地有聲地駁斥說：「我們所擁有的不是西方價值，它都是人類精神的普遍價值。無論在哪里、在什麽時候老百姓擁有機會選擇，選擇都是相同的：自由，而不是暴政；民主，而不是專政；法治，而不是秘密警察控制。」
誰逼一輩子擁護共產黨的陶興瑤老人自焚？
    當我看到阿米爾飽經風霜的臉上又綻放出孩子般的笑容的時候，在中國的報紙上突然看到另一張可怕的臉龐：這是一張如同被風化的泥塑一樣的臉，這張臉上千溝萬壑的皺紋比羅中立的油畫《父親》更讓人心痛。這張臉龐的主人，是九十二歲的連雲港市東海縣黃川鎮村民陶興瑤。爲抵制強拆，老人與兒子陶惠西共同自焚。拆遷人員見死不救，導致兒子死亡、父親重傷。這張老人昏迷中的照片是在雪白的病床上拍攝的，高齡加上重傷，老人醒過來的可能性不容樂觀。無疑，中國的現實總是比任何藝術作品都要震撼人心，中國的現實總是比我們想象得到的醜惡還要醜惡百倍。
    《新京報》記者崔木楊在題爲《九十二歲老人自焚背後護子情》的報道中寫道，自焚事件發生後，官方發佈的消息裏，陶氏父子都是脾氣暴躁的人。鄰居們卻說，老人性情溫和，是那種逢人就能聊上幾句，每天都笑嘻嘻地過日子的人。陶興瑤老人曾參加過淮海、渡江和金門戰役等。老人的小腹上有一巴掌寬的傷疤，是金門戰役時留下來。老人最常講的故事，是肚子上的傷疤由來。他給家人講，攻打金門的戰鬥中，他負傷，腸子被炮彈炸了出來，捂著肚子爬到紅薯地，撿了一條命。後來他成了戰俘，再後來他被交換了回來，可沒過幾年又被打成右派批鬥。
    這個細節讓我不禁感歎歷史的吊詭。陶興瑤這位一輩子追隨共產黨的老兵，回顧自己被共產黨欺騙、利用然後又抛棄的一生，不知當作何感想？共軍攻打金門的戰役失敗了，如果那一場戰役共軍勝了又當如何呢？如果金門乃至臺灣都被中共佔領了，今天的臺灣人，還能享有私有産權、選舉權等基本人權嗎？在中共比國民黨還要暴的暴政之下，臺灣會湧現出無數像陶興瑤、唐福珍那樣爲捍衛私有住宅而不惜以死相拼的民衆嗎？而陶興瑤老人當年如果不接受戰俘交換而選擇留在臺灣，又會如何呢？也許二十多年都不能回到故鄉，但至少不會在九十二歲高齡的時候再承受烈火焚身及痛失愛子的痛苦。而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有誰能比陶興瑤更加安全呢？就連陶興瑤這樣一個青年時代受中共的宣傳蠱惑而爲中共賣命的軍人，到了九十二歲高齡的時候，都還要怒髮衝冠、赤膊上陣，打這人生中最後的一場、也是最悲壯的一場戰爭，其他人又焉能倖免於難呢？
昨天是坦克，今天是鏟車，何處是尊嚴？
    溫家寶的「尊嚴論」贏得了不少掌聲，但在實際生活中，多少中國人連性命都不保，遑論尊嚴？在成都居民唐福珍自焚之後，溫文爾雅的詩人蘇小和出離地憤怒了，他以《看哪，大火燒毀女人，鏟車碾碎了房子》爲題寫了一篇評論。他寫道：「這一時刻，公民的合法財産變得毫無意義，鏟車才是最高裁判，這些巨大的機器像一些怪獸，兇猛碾過我們的家園，像一輛輛野蠻的坦克，如同殺進戰場一樣，摧毀了我們幸福的客廳和廚房，以及牆上的玻璃、衛生間裏潔白的抽水馬桶。」是的，鏟車和坦克是一路貨色。一九八九年的時候，他們就將坦克開上街道，他們就用坦克碾壓活人，今天動用鏟車又算得了什麽呢？這不是他們第一次作惡，也絕對不是最後一次。
    那些鏟車，那些坦克，是奉誰的命令開出營地的？在前線開動鏟車，跟在中南海的辦公室裏簽字，後者的邪惡程度難道低於前者嗎？蘇小和說：「這個國家養了那麽多口口聲聲爲人民服務的高官，事實上他們只要主動糾錯，是可以避免很多悲劇的，爲什麽不去做，難道真的老了麽，難道真的是擔心自己官位稀薄，不得不明哲保身麽。都已經是年近古稀的人了，難道做官比人民的生命和財産受到傷害更重要麽？不是說要仰望星空麽？首先看看你的人民吧！一個仰望星空的人，也要記得低頭憐憫你身邊的每一個人，要像愛自己一樣愛你身邊的每一個人。」誰都知道，蘇小和說的「那個人」是誰，那個逼得溫順如羔羊的公民們一個接一個地自焚的人是誰。溫家寶先生，請不要繼續恬不知恥地使用「尊嚴」這個詞，漢語已經被你糟蹋得不成樣子了。
    這是一個「王八」的天朝（推特上將天朝之「天」字改爲「王八」兩個字上下拼在一起）。天津甯河縣教育局黨委書記劉廣寶在做拆遷戶的「工作」時揚言道：「在英國，你說不拆，任何人不敢拆你的。在中國，你說不拆，肯定把你拆了。我就這一句話，這就是我們爲什麽在全世界牛逼！」是的，你們很牛逼，但你們的牛逼就是百姓的苦難。必須承認，今天中國人的處境比當年薩達姆政權之下的伊拉克人還要糟糕，如果說中國人「站起來了」，那麽就是站起來去自焚的那一刻。倘若伊拉克到處都是像中國這樣的野蠻拆遷的鏟車，假如阿米爾父母的農舍被官府和開發商看中了，那麽阿米爾再心靈手巧、再堅韌頑強，他還能繼續躲藏在牆壁的夾層之中倖免於難嗎？可見，阿米爾已經夠不幸的了，但陶興瑤比他還要不幸。這位年輕時候身經百戰的老人，在病床上忍受著大面積燒傷的鑽心的疼痛，而且還不知道二兒子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只剩下一具燒焦的屍體，這才是「情何以堪」！
    我們的尊嚴，我們的幸福，絕對不是溫家寶先生賜予的。自由、權利、尊嚴和幸福，需要我們自己去爭取和捍衛，從來不會像餡餅一樣從天上掉下來，正如布萊爾所言：「我們是爲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而戰，爲黑人或白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左派或右派，乃至百萬不同的人的自由權利而戰。自由：在愛和希望中養育家庭的自由、生存並由自己努力獲得酬勞的自由、不在恐懼中向任何人下跪的自由、做你自己--在不侵犯別人自由的情況下做你自己的自由。」一個漠視阿米爾和陶興瑤的悲慘境遇的人，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熱愛自由的人；一個任由薩達姆戕害伊拉克人民、任由中共戕害中國人民的世界，不可能是一個充滿公義和慈愛的世界。


拂天變而不畏，恤大亂而不知——看溫家寶在西南旱災災區的言行

    雲南、貴州、重慶、四川、廣西等西南省份大旱，四五千萬民衆無水可喝。就連雲南這樣水資源極爲豐富的省份，就連四川這樣名字中帶有河（川）字的省份，都陷入了滴水貴如油的困境之中。這不是天災，這是人禍，是當局片面追求GDP的增長而造成的自然環境的急劇惡化，中國越來越像非洲了。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遇到水旱、地震等災害，皇帝們會到天壇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祈求上帝賜予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甚至下罪己詔自責。而中共領袖們的分工是井然有序的：作爲黨魁的毛澤東和胡錦濤，一般都躲在中南海裏大筆批示；而作爲在第一線工作的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和溫家寶，則趕赴災區視察，深入民間，瞭解民情。這並不能說明周恩來、溫家寶比毛澤東、胡錦濤好心或親民，而是各司其職：皇帝做皇帝的事情，首輔做首輔的事情。
一個村莊的命運被改變了，整個災區的命運呢？
    此次西南地區旱災，溫家寶三赴災區，災區人民比盼望下雨還要盼這位「人民的好總理」的蒞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王婧從廣西東蘭發回了題爲《廣西：溫總理治旱》的專稿。這篇報道特別描述了溫家寶視察前後東蘭縣巴造村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離溫家寶來東蘭還有十天的時候，當地官員便開始精心準備，所謂的「準備」，也就是營造旱情並不嚴重、官民一體鬥志高之類的假像。三石鎮副鎮長黃遙說：「各級幹部都特別緊張，幾天幾夜沒合眼……你知道領導重視到什麽程度嗎？我們準備了一個向總理彙報用的東蘭縣全縣抗旱示意圖，需要擺放在巴造村村委會門口。在一天之內，就有不同級別的四個領導先後對擺放方式和位置提出了四種不同的意見。」經過如此周密的佈置，溫家寶還能看到什麽真相呢？他當然知道自己看到只是舞臺佈景，但他不會戳破這層窗戶紙，他與基層官員之間早已達成了最大的默契。一旦說破，整個謊言帝國也就崩潰了。
    溫家寶走的是一條金子之路。溫家寶離開之後，巴造村的村民們確實有福了：共三千多米嶄新的輸水管網架在了巴造村，將一裏外的水引到每家每戶。三石鎮辦公室主任陸鋒說：「現在各地都被要求上報專案。我們這個作爲樣板工程，應該是最快批下來的。」根據《東蘭縣抗旱減災工作情況彙報》顯示，總理帶來的實惠還包括，上馬水利專案四批一百五十六個，做到開工竣工率百分之一百、配套資金到位率百分之一百，組織實施總投資達兩千多萬元的庫區基礎設施建設專案。讓其他地方望眼欲穿的一系列好處，可以說是瞬間降臨，難怪人們盼星星盼月亮地巴望總理大人親臨現場--當地村民黃媽秋感激涕零地說：「溫總理是巴造村的貴人，給我們送來了及時雨。」
    看來，總理畢竟不是常人，即便天公仍不下雨，只要總理來了，一切都會改變的。看來，溫家寶並非人們嘲諷的「溫秀秀」，他還是可以做點實事的。當年，毛澤東謙虛地對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說，我並沒有改變世界，我所能改變的也就是北京的幾條街道而已；今天，溫家寶也可以謙虛地對全世界說，我雖然不能讓中國人民全都站起來，但我至少可以讓一個村子裏的居民有水喝。總理屈尊來做村長的工作，這也是一種事必躬親、無微不至的「愛心」，對於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青天大老爺，誰還能忍心批評呢？
    然而，就連《中國新聞周刊》的記者也忍不住在標題下面寫了一句綿裏藏針的評論：「在廣西，一個被溫總理改變了旱情的鄉村頗爲幸運。而它背後是整個自治區的旱情仍在不斷持續、加重。」不僅是廣西，整個西南五省的災民已經接近一億人，其中飲水困難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溫家寶改變了一個巴造村的狀況，如何改變整個西南五省的災情呢？皺幾下眉頭，撿幾塊泥土，訓幾個官僚，少喝一杯茶，多說幾句貼心話，就能拯救日益彌漫的旱情嗎？
中國百姓的青天情結與奴隸人格
    溫家寶在東蘭縣旱區走訪了一天之後，擬了一副對聯：「山清水秀生態美，人傑地靈氣象新」，橫批是「日新月異」。下級官員們領悟，原來總理是讓我們打造「環保縣」啊，真是高瞻遠矚。在災區百姓嗓子乾燥如火的時刻，總理大人居然有心思吟詩作賦，可見其才高八斗。這副對聯讓我想起溫家寶在四川地震災區的小學課堂上親筆寫下的「多難興邦」四個字。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百姓的災難怎麽就成了大人物們勃然興起的代價？我還想起一個深情歌頌「中國站起來」的無恥文人說過，四十萬在奴隸工廠中因工傷而殘疾的農民工，將他們的身體「奉獻」給了中國的崛起。人家又不是自願，憑什麽不由分說地「代表」人家「奉獻」呢？這個自稱「站在底層」的傢夥，爲什麽不將自己的雙腿和雙腳統統奉獻出來呢？溫家寶的這副對聯不知又要感動多少餘秋雨式的幫閒了。但我要反問的是：既然此地山清水秀、人傑地靈，總理大人爲何不將自己的家從中南海般到這裏來呢？面對如此秀美之風景，必定能夠日吟唐詩三百首。
    溫家寶的對聯充其量也就是鄉間秀才的水平，文從字順而已。沒有毛太祖「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霸氣，也沒有周忠肅公「爲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純真。在老百姓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作爲總理，溫家寶最需要做的，並不是寫對聯、留墨寶，而是思考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的大旱究竟是怎樣産生的，又如何才能預防之。正是這些年來地方政府爲了顯示政績，爲了提升GDP，不顧生態平衡與環境保護，大肆修建電站和水庫，才造成了集中中國水資源百分之七十的西南五省居然發生亙古未有之旱災。連湄公河流域的幾個下游國家也紛紛抗議中國以鄰爲壑的做法。所以，此時此刻，溫家寶最需要做的，不是詩興大發，不是滴幾串眼淚（除非他的眼淚流成長江黃河，徹底解決西南五省的旱情），而是深刻檢討當局大建大壩政策的失誤，向民衆道歉，向自然低頭。
    話又說回來，並不是民衆選舉出來的溫家寶，哪里有向民衆道歉的素質呢？任何一場災難，都會成爲他搔首弄姿、展示演技的好機會。《中國新聞周刊》記錄了當地一名七十六歲的居民黃媽秋的一句感歎--「我有福氣啊，這麽大的年齡還能夠見到總理。」黃媽秋一臉幸福，「總理來了以後，好多困難都解決了。」彷佛爲了見到總理一面，不惜自己受災一般，這就是中國人的優良素質嗎？難怪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要代那些死于地震的孩子立言說「縱做鬼，也幸福」了。
在我看來，黃氏的這句話是當下中國人精神狀態最真實的寫照。那些有可能當面質問和批評總理大人的危險人物，早被地方官員「和諧」掉了。當地的官員們在十天前就反復梳理和甄別，凡是忤逆不孝者都趕到戒嚴線之外去，剩下來的那些可能與總理打照面的居民，無不是真心愛戴總理的順民。順民們最大的福氣，不是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乃是見到從北京來的大人物，就好像見到觀音菩薩和財神爺一樣。在此意義上，溫家寶之所以成爲溫家寶，就是有這麽多癡迷于青天大老爺的民衆；共產黨之所以作威作福至今，就是有這麽多「奴在心者」的國人安於被奴役的命運。
總理不喝茶，我們被喝茶
    以表演藝術而論，在中共的歷屆總理中，直追周恩來的，大概就算溫家寶了。自己也沒有想到突然黃袍加身的江澤民，也很喜歡演戲，不過他像是話劇演員，舉手投足都過於矯情，不如溫家寶那種自然樸實的演出風格更受歡迎。新華社在一篇報道中說，溫家寶來到重災區雲南省陸良縣芳華鎮獅子口村的時候，拔起一棵大麥，看到麥穗乾癟，頓時「眉頭緊鎖，神情凝重」。在乾涸見地的水庫，他「彎腰撿起一個蚌殼，沈默良久」。
    更加「催人淚下」的一幕，發生在師宗縣葵山鎮大麥地村：七十四歲的村民王順生在水窖打水，溫家寶親自拎起繩子打上一桶。溫家寶比王順生年輕好幾歲，長期養尊處優，自然比披星戴月的老農民更可老當益壯。在院子裏，王順生的老伴起身給總理倒茶，溫家寶微笑著婉拒：「我們不能喝你們的水，運來一點水不容易。」
    連茶水都不喝一口，自律之嚴，宛如聖人。如此貼心的話兒，億萬「屁民」豈不淚如雨下、永生銘記？我想，這篇報道今後一定會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與周恩來的襯衣、朱德的扁擔和毛澤東在大饑荒年代裏不吃紅燒肉的規定等故事相映生輝，且代代相傳，甚至比鑽石還要恒久遠。但是，溫家寶不喝茶，災區的數千萬民衆難道就有茶喝了嗎？正如毛澤東假惺惺地宣佈不吃紅燒肉，那些被他的暴政餓死的數千萬民衆就能起死回生嗎？
    溫家寶另一番更有意思的話，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他說：「面對旱災，政府的支援固然重要，但群衆的努力更重要。」換言之，當你們交稅的時候，不能忘了對政府的義務；當你們遇到災難的時候，不要寄希望於政府，而要自力更生。那麽，老百姓憑什麽要繳稅給一個不願承擔任何責任、不願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務政府呢？那麽，你這個自稱日理萬機的總理，除了演戲之外，還在做些什麽呢？清末大廈將傾，康有爲在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發出「拂天變而不畏，恤大亂而不知」的警告，這樣的警告同樣適用于今天的溫家寶。
    溫家寶在「不喝茶」這一中的演技，讓奧斯卡獎和金馬獎的影帝們都甘拜下風，他才是實至名歸的世界第一影帝啊。關於喝茶，另一些中國人有迥然不同的體驗：據獨立作家冉雲飛的不完全統計，「兩會」期間「被喝茶」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宗教人士等超過兩百人。美聯社專門作了一篇關於中國的「被喝茶黨」的報道，美國有反對奧巴馬的社會主義政策、捍衛立國之初的基本價值的「茶黨」，中國卻有爲了捍衛公民的基本人權而遭到國寶警察騷擾的「被喝茶黨」。是的，溫家寶可以拒絕老百姓獻給他的那杯粗茶，民間維權人士卻不能拒絕「中國的蓋世太保」邀請共飲的那杯苦茶。
    如果說影帝的尊嚴在於不喝百姓的茶，如同共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那麽，中國的人權捍衛者的尊嚴在哪里呢？在於被迫喝國保警察的茶，如同聖經中所說「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當總理，還是當地質專家？——評溫家寶在江西、湖南水災災區的言行

    哪里有了災情，哪里就會出現總理溫家寶奔波的腳蹤。比起李鵬和朱鎔基兩屆前任來，溫家寶跑基層最勤，在發生自然災害時反應最迅速，看到底層民衆的苦難時表現得最有情感。中國老百姓的性情是最馴良的，他們最能體諒政府的「難處」，官員們尤其是總理大人只要稍稍表現得有幾許人性，吞沒便不吝給予最高的讚美，視爲青天轉世、救星降臨。於是，溫家寶便成爲自周恩來以後名望最高的總理，甚至有人將周溫並列。二零一零年入夏以來，中國各地自然災害頻發，溫家寶風雨兼程的身影又出現在各大媒體的顯要位置。記者們撰寫的新聞特寫一篇比一篇煽情，不僅凸顯政府首腦親自出現在抗災第一線，而且反復渲染溫家寶的「科學家」身份，似乎總理一到，便可雨過天晴、藥到病除，災民頓時獲得新生、從此過上幸福生活。
    在今天的中國，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都不單單是「自然」原因。中共建政以來的許多「天災」，多半有「人禍」的因素。靠「工程師治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靠地質學家的「單向度」思維，最終是抱薪救火、弄巧成拙。此時此刻，溫家寶需要做的，不是「變臉」當地質學家，而是以大國總理的胸襟與智慧，開啓政治體制改革之「窄門」，推進人權、民主與法治的進程。
如今的「自然災害」非地質學家所能解決
    溫家寶在湖南寧鄉縣峨山大壩考察防汛抗洪工作的途中，隨機在一個村子旁邊停下車來，巧遇了當地官員沒有安排會見的一名村民。這個名叫陳凱旋的中年漢子對溫家寶說，前幾天下大雨，他們福泉村附近塌陷出一個大坑。大家都提心吊膽。
    溫家寶說：「你反映的是一個大事情，涉及到群衆的生命安全。」
    其他受災群衆都圍上來反映說：「我們那的學校都塌掉了。」
    溫家寶讓陳凱旋帶他去現場看看。當地官員試圖勸說溫家寶不要去現場，彙報說「已經制定了安置方案，群衆也安全轉移，請總理放心」。然而，當陳凱旋帶溫家寶來到一個直徑近五十米、深三十多米的大陷坑面前的時候，現場卻觸目驚心：大坑邊緣的民房由於塌陷只剩下一半，大坑周圍只是草草地用竹竿圍著。可見當地官員對民衆的生命財産安全漠然處之。溫家寶不顧工作人員的勸阻，跨過竹竿走到坑邊低頭察看。腳下鬆軟的土地隨時都有再次塌陷的可能，大家都十分擔心，但溫家寶並不在意。
    溫家寶不畏危險、身臨其境，本是首席公務員應盡之職責。但與玩忽職守、素餐屍位的下屬官僚一比，「應該做的本分」卻成了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崇高」。記者還寫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
    就要離開時，突然一位婦女在不遠處哭了起來。
    溫家寶：別叫她哭，叫她找我來，沒關係。
    她是一個塌陷重災戶，希望政府能重視理賠問題。她遞給總理一張紙條。溫總理認真地看了起來。
    溫家寶：你這上寫著了：「我們每天日思夜想的，要是中央領導同志親自來看看，那該多好啊！」我不是來了嗎？意思我懂了，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又給他們加上一項任務，我們一定不讓受災的群衆在經濟上再遭受更大的損失。
    看來，溫家寶在民衆心目中就像是一個懸壺濟世的活神仙，當人民對黨和政府絕望的時候，卻對溫家寶抱有一線之希望。但是這種對人的希望，是典型的人治社會的特徵。且不說溫家寶是否真的當得起這番希望，即便他真有青天的質量與能力，法治社會和民主社會的遠景就能由此呼之欲出嗎？對此，就連《新京報》亦發表題爲《不做總理「向導」的陳凱旋能否「凱旋」？》的文章，質疑說：「假如總理不是隨機停車，陳凱旋能有幸面向總理反映情況嗎？假如總理不是平易近人，陳凱旋能有幸當向導直達問題現場嗎？」
    而這個名叫陳凱旋的農民在給溫家寶帶路之後，深夜十二點鎮上的幹部前來敲門，將他的門都砸爛了，他一溜煙從後門跑掉了。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他「以前說話大嗓門，現在說話低三下四，還四下張望」。陳凱旋回憶說，就在他將溫家寶帶往大坑的路上，曾先後兩次有人在背後拽他的衣服。在總理視察坍塌現場時，有一個穿襯衣的中年人低聲對他說，你把總理帶到這裏，今後你沒好日子過。還有一名穿警服的人也湊過來，說了同樣的話。他們是什麽人呢，居然當場威脅恐嚇這個純樸的農民？
    那麽，溫家寶拿出了什麽解決方案來呢？聽了村民們的介紹後，他沈思片刻說：「因爲我多少也是一個內行。幾級領導都在這裏，我們定下幾件事，好嗎？要組成專家組，圈定塌陷區範圍。要迅速轉移塌陷區內群衆，決不能發生人員傷亡，要妥善安排群衆生産生活。這幾件事情必須馬上做。」對於溫家寶的決策，《新京報》上的這篇評論稱讚說：「溫總理的現場辦公決策，既體現了對民衆生命財産的關愛，又體現出科學專業的水平，理所當然贏得了村民的熱烈歡迎。」
我卻無論如何都看不出這幾句話體現出何種「科學專業的水平」。當地地表坍陷的情況，連沒有受過專業的地質教育的普通百姓都知道，與當地官商勾結、瘋狂採煤的行徑有必然的關聯。溫家寶是學地質出身的，常常以「內行」自詡，卻對村民反映的「附近煤礦採煤導致沈陷」的控訴不作回應，反倒是默認當地官員強調的「當地處於地質沈淪區」的解釋，這是科學的態度嗎？以高能耗維持經濟增長，煤礦遂成爲「血煤」；「血煤」吞噬人的生命，卻又爲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如此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乃糾結成一個制度性的死結，若無大的政治智慧，根本無法解決之。
溫家寶的「願意被騙」與「不願被騙」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江西。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江西第二大河撫河的唱凱大堤決口三百多米，咆哮的洪水奔騰而下，撫州市唱凱等四個鄉鎮頓成澤國，十多萬人被水圍困。三天之後，江西省當局宣稱撫河成功實現堵潰，江西省委書記蘇榮召開新聞發佈會高調宣佈：「唱凱堤決口十萬人被困、無一人死亡。」此後，江西當局一直堅稱「無人員傷亡」。就連前往視察的溫家寶亦不禁讚揚地方政府的救災工作「創造了奇迹」。其實，當地民衆都知道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據《星洲日報》報道，《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劉建鋒揭發江西官員集體撒謊，指決堤至少死了三人。劉建鋒在博客中透露，唱凱鎮低洲村村民塗俊峰等逃到一條高速公路，發現身後的低處還有三個人，塗等人奮力救出最近的一位婦女，但眼睜睜看著跑在後面的兩人被沖走了。經查證，被沖走的老漢是低洲張村七十五歲的張根孫，另一婦女則不知其名。張根孫的兒子張新林也證實找到了三具屍體。
當劉建鋒發表《目擊者講述決堤瞬間》一文、暗示有人被沖走後，撫州市官員將他接到當地一家賓館，與宣傳部長、財政局長等共進午餐。餐前，劉得到一個印有「撫州市財政局」、裝有數千元現金的信封。劉當場以手機短訊向上司王克勤彙報，王指示他暫且收下，回報社後上交報社紀委。後來，當劉建鋒繼續揭露真相的事後，王克勤對媒體透露，劉建鋒接到了來自江西的恐嚇電話，聲稱要動用黑社會幹掉他。
    《中國經濟時報》是一份國務院下屬的報紙，也是一份比較敢言的報紙。溫家寶難道對該報記者的發現一無所知嗎？他明知是被騙，爲何還對被騙的處境心安理得呢？他不是喜歡聽真話嗎，在訪問北大的時候不還嘲諷校方的僞飾嗎？可見，溫家寶在某些時候不願被騙，在某些時候卻甘心被騙。他故意戳破一些無關緊要的小謊言，卻默許甚至縱容大的謊言。戳穿一些小謊言，能夠給溫家寶帶來良好的名聲；而容忍大謊言，則表明溫家寶也是體制中人，對於制度性的難題，只能「蕭規曹隨」罷了。
    此次潰堤事件，當局在新聞發佈會上宣稱，純屬「客觀原因」。撫州市副市長黃賽榮理直氣壯地說：「目前還沒有認定垮堤屬於人爲事故。」並大肆宣揚「沒有一人死亡」的「偉大成就」，簡直要將災害當作慶典來辦了。他們說，唱凱堤設計標準僅僅爲抵禦二十年一遇洪水，撫州財政有限，上級調撥的資金也不多，誰能爲無米之炊？至於多處堤岸二十年標準也未達標，那是因爲「資金短缺」嘛。洪水超歷史紀錄，誰能擋得住呢？堤身堤基土質差，這又有什麽辦法呢？堤壩決口處爲迎流頂沖位置，這又誰能改變呢？
    這些很「專業」的解釋，「素質太低」的老百姓無從反駁。在此天災人禍頻繁，天災與人禍糾結的時刻，中國的地質專家、水利專家、環保專家、氣候專家們卻默不作聲，集體缺席。那麽，學地質出身的溫家寶，是否可以給出一個權威的答案來呢？照理說，胡錦濤是學水利的，溫家寶是學地質的，他們從事的這兩個專業正是自然災害的克星，在他們的治理之下，中國的自然災害應當大幅減少才對；而事實上，這些年來自然災害越來越頻繁，因爲中國實行的「不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已經將中國的生態危害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此情形之下，既然溫家寶時常標榜自己專家的身份，且又有「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林則徐式的愛國之心，如果改行當中國政府的「天災人禍」發言人，他是否可以做到「實話實說」呢？



欲練神功，揮刀自宮——溫家寶及歷屆中辦主任的榮辱升黜

    中共中央辦公廳，簡稱中辦，是直屬於中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中央辦公廳的職能範圍，往往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情況而變化，主要負責中央主要領導人的秘書、後勤等工作，理論上沒有直接參與黨和政府高層事務的職權。但由於辦公廳歷來直接負責包括領導人醫療、保安、通信、檔案等日常事務的組織，其實際影響力往往遠遠超過其名義上的範圍。
    中央辦公廳的負責人稱中央辦公廳主任，雖然名義上只掌管秘書後勤等非政治性工作，實際上政治人物在出任此要職之後，由於近距離接觸最高領導人並掌握一系列政黨國家機要，不但是最高領導人的親信，而且往往之後被提升到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員，步入「党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但是，「伴君如伴虎」，這一職位堪稱「高處不勝寒」，非有超凡的政治權謀及平衡能力，不足以應付此職位面臨的種種挑戰。一般而言，擔任過此職務，鋒芒會被磨平，人性會受戕害，此職位上很難誕生有魄力和遠見的改革家。
    表面上看，由中辦主任升遷到最高職務--國家主席的，是楊尚昆。文革前長期擔任中辦主任的楊尚昆，是中共政壇的「常青樹」，文革結束後複出，繼續掌握實權。一九八八年，升任國家主席，成爲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但楊尚昆並非政治局常委，在元老中的影響力亦次於鄧小平、陳雲。所以，真正由中辦主任躍升最高職位的，是現任國務院總理、中國第二號人物溫家寶。溫家寶在一九八六年年四月至一九九三年三月間任中辦主任七年之久，雖然不是任期最長的（從中共建政之後算起，楊尚昆任此職長達十六年，汪東興任此職長達十三年，王剛任此職長達八年，都比溫家寶的任期長），但溫家寶是唯一一位經歷了三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的辦公廳主任。所以，要瞭解溫家寶爲何能夠成爲當代政壇上的「不倒翁」，進而判斷溫家寶是否真的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意願，就必須追溯中辦這一機構的淵源、性質以及歷屆中辦主任的榮辱成敗。
中辦的歷史與首任中辦主任楊尚昆的起起落落
    一九四一年前，中共黨內沒有辦公廳這一機構建制。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決定在中央設立秘書一職，毛澤東爲秘書，羅章龍爲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二六年，在中共四屆三中全會上，決定成立中央秘書處，第一任秘書長爲王若飛。長征時，中央秘書處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會議才決定恢復中央秘書處，直接受中央秘書長張文彬的領導，王首道成爲秘書處的第一任處長。
    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決定由任弼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任弼時提議由楊尚昆接手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的職務。楊尚昆爲留蘇派背景，此前從事共青團和工運方面的工作，此一背景本來難以進入毛共之核心層。但在長征時期，楊出任紅三軍團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力挺毛澤東執掌軍政大權，從此便深受毛之信任。延安時期，楊尚昆除了擔任中辦主任之外，還兼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外事組副組長、中央警衛司令員、中央副秘書長等要職，輔助周恩來處理日常政務，儼然是毛澤東的一員心腹大將。
    一九四九年之後，楊尚昆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副秘書長，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中直機關黨委書記等顯赫職位。雖然他不是政治局委員，但因爲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其權力卻較一般的政治局委員要大。文革前夕，楊尚昆因傾向於以劉少奇爲代表的保守的官僚集團，逐漸失去了毛的信任。毛澤東行事詭秘，對講話記錄一向敏感。而作爲中辦主任的楊尚昆，又不得不負責記錄和傳達毛的講話，因此從五十年代初便開始在毛的住處和專列上安裝錄音設備。有一次，錄音員跟毛的女友開玩笑，說從錄音中聽到了毛與女友的打情罵俏。毛的女友向毛彙報此事，毛勃然大怒，認爲楊尚昆及其背後的劉鄧一線官員對自己圖謀不軌，遂決定將楊打倒。於是，楊尚昆不由自主地身陷「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成爲文革前夕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級官員，之後被撤銷一切職務，監禁十二年之久。
    文革結束之後，楊尚昆獲得平反，先是出任廣東省委書記，然後重返中樞。八十年代，先後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一九八八年，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出現在外交和禮儀的場合。更爲重要的是，當時楊尚昆是元老幫與在一線工作的政治局之間的一道橋梁，雖然他不具有重大政策的最終決定權，卻對各派系都有重大之影響力。楊尚昆精于權術，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下臺，他都未被波及。相反，因爲見風使舵地支援鄧小平「六四」開槍和罷黜趙紫陽的決定，其權力在「六四」之後達致頂峰。楊尚昆利用擔任軍委秘書長的堂弟楊白冰控制軍方，外界傳爲「楊家將」。楊氏兄弟根本不把新任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江澤民放在眼裏，擅自擬定軍方高官的名單，與江的矛盾激化。結果，老謀深算的楊尚昆被江告了禦狀，鄧小平亦忌憚楊家勢力的膨脹，要確保中央「只有一個當家的」的權力結構，終於動手清洗「楊家將」在軍界的勢力。楊尚昆和楊白冰兄弟被迫退休，失去了所有的權力。
    揭露薩斯真相的軍醫蔣彥永平，在一封呼籲平反「六四」的信件中寫道：「一九九八年我曾到楊尚昆同志家去，向他彙報我去臺灣訪問的情況，我談了堂兄蔣彥士對兩岸統一的一些看法。隨後我告訴他，我是在六四時負責處理送到301醫院來的傷員的外科主任，問他是否願意聽聽我的意見。他表示願意聽，我就把我的所見如實告訴了他，還把我一九九八年寫給中央領導的信給了他。楊表示，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一定會得到糾正的。」可見，失勢的楊尚昆晚年對「六四」屠殺還是有一定的反思的，但他是否對自己的一生、以及中共整個制度的吃人本質有所反省和懺悔，則不得而知。楊尚昆與汪東興一樣，在各自擔任中辦主任期間，分別見證了毛時代前半期與後半期最隱秘的政治運作，楊尚昆是否留下文字記錄，亦有待日後檔案的解密。
    關於蔣彥永信件中談及的與楊尚昆的談話，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公開予以否認，說「六四」期間蔣彥永醫生並未爲楊尚昆看病，楊尚昆也沒有向蔣表達過對「六四」的看法。然而，楊紹明的這一否認根本是不成立的。蔣彥永說他與楊尚昆的會見是在一九九八年，並非「六四」期間，蔣彥永與楊尚昆的見面，相信未來可以找出更多的證人來。楊紹明拚命否認此事實，恰恰表明了高幹子弟需要父輩蔭蔽、屈從體制的可悲處境。楊尚昆一生不得自由，連他的兒子亦不得自由。可見，做過中辦主任的人，「一日爲奴，終身爲奴」。
歷屆中辦主任的飛升與隕落
    中辦主任掌握中央決策流程，政治局常委及黨內元老日常生活交往及工作動態，以至他們對內政外交重大政策的意見，所以這裏既是資訊匯總中心，也是資訊傳遞中心，可以說「牽一髮而動全身」。歷屆中辦主任，在中辦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均能獲得升遷，但是否仕途順利、甚至入主中樞，則由天時、地利、人和等諸多因素所決定。
    一九六五年，楊尚昆在毛澤東那裏失寵，被逐出中南海。不久，汪東興繼任中辦主任一職。延安時期，汪東興在康生領導下的社會部工作，後來任中央直屬隊司令部副參謀長，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處副處長兼警衛處處長等職，是毛澤東的貼身侍從。五十年代，汪東興曾任政務院秘書廳副主任兼警衛處處長、公安部副部長，並短暫外放爲江西省副省長。一九六八年起，他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總參謀部警衛局局長等職，一時間權傾朝野。
    汪東興對毛澤東忠心耿耿，宛如私人奴僕，而非高級公務員。即便如此，心思縝密的毛，仍然讓汪琢磨不透。比如，林彪派系在廬山提出恢復國家主席的職位，並批判張春橋。汪以爲這是毛的意思，一開始積極回應。後來發現毛的真實意圖，汪這才如喪考妣，跪在毛的面前痛哭流涕，請求寬恕。文革後期，劉鄧及林彪等多個派系均被毛打倒，汪東興成爲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一九七七年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儼然是僅次於華國鋒的第二號人物。汪東興等文革受益者，將自己的命運與華國鋒緊緊捆綁在一起，但其資歷與資源卻不足以與鄧小平、陳雲等複出的元老相抗衡。等到鄧小平扳倒華國鋒之後，汪東興亦不能倖免，成爲受到批判的「凡是派」，一九八零年被免除或提請免除所擔負的党和國家領導職務。據海外媒體報道，中央曾強迫汪東興交出其私自保存的毛澤東的遺囑，毛在遺囑中明確規定由江青擔任党主席。汪東興掌握了毛時代後期的若干核心機密，但在其近期出版的回憶錄中，基本上沒有披露出什麽有價值的史料。
    文革結束後，出任中辦主任的是姚依林，其任期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姚依林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策劃者之一，是中共在北方學運的領袖。一九四九年之後，他長期在國務院的財貿部門擔任領導工作，是中共少有的財經專家之一。在任中辦主任期間，姚依林亦兼任新組建的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在經濟政策方面享有較大的發言權。後來，他升任至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由於深受陳雲的影響，姚依林在意識形態上屬於保守派，是反對胡、趙改革政策的幹將。
    姚依林之後的中辦主任是胡啓立。胡啓立畢業于北京大學，曾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團委書記、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文革期間，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一九七二年，重新從基層幹起，先後任中共寧夏自治區西吉縣委副書記、固原地委副書記、自治區黨委辦公廳主任。文革後，短暫回共青團系統工作之後，迅速升任天津市委書記、市長。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剛滿四十歲的胡啓立即升任中辦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
    當時，胡啓立是海內外輿論普遍看好的政治新星。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他是那一屆政治局中最年輕的成員，亦是趙紫陽名正言順的接班人。六四之後，他因同情學生、反對開槍鎮壓，而被免職，不過其境況好于趙紫陽。九十年代中期，胡啓立屈辱地接受了機械電子工業部副部長的職位，而得以複出。後任電子工業部部長及政協副主席，二零零三年退休。迄今爲止，胡啓立不曾對「六四」事件及政治體制改革發表過任何看法。
胡啓立之後，於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間短暫擔任中辦主任的是喬石。喬石早年也是學生運動領袖，後來在上海和浙江的高校及宣傳部門工作。六十年代起在外聯部工作，一直升任部長。任中辦主任後不久，即升任組織部部長、政法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然後繼續高升爲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喬石順利經過了「六四」的「考驗」，之後轉任人大委員長，爲僅次於江澤民、李鵬的第三號人物。
    喬石之後任中辦主任的是王兆國，於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間任此職。王兆國被認爲是胡耀邦親自挑選和培養的接班人，他的年齡與胡溫接近，但在當時的地位遠遠高於胡溫。胡耀邦下臺之後，王兆國的仕途亦受到重大挫折，被外調爲福建省省長。二零零二年，他進入政治局，但已經失去了掌握實權的可能，被安排擔任人大第一副委員長和全國總工會主席等閒職，是政治局中的邊緣人物。
王兆國之後、曾慶紅之前的中辦主任就是溫家寶，溫家寶的情形稍後再談。接著說曾慶紅，出身高幹家庭的曾慶紅，先後在部隊和石油部門工作，一九八四年開始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委副書記，並成爲江澤民言對其聽計從的左右手。「六四」之後，江澤民突然黃袍加身，曾慶紅亦北上出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九年升任中辦主任。在此期間，曾慶紅爲江澤民鞏固和拓展權力，完成「上海幫」在中央的佈局立下了汗馬功勞。之後，曾慶紅迅速升任至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並于二零零七年退休。
    曾慶紅的繼任者爲名不見經傳的王剛。王剛任中辦主任的時間爲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七年。王剛畢業于吉林大學哲學系，是宣傳幹事出身，多年來在地方及部委擔任秘書，基本上算是一個「職業秘書」。他是一名派系色彩不十分強烈的中辦主任，得以在江、胡權力轉移的幾年間發揮某種過渡作用。待胡錦濤權力鞏固，需要由親信令計劃擔任此職的時候，王剛則被安慰性地給予政協第一副主席的職位。雖然這個職位也算是「党和國家領導人」，卻遠離了權力核心。
    現任中辦主任爲多年跟隨胡錦濤的令計劃。五十出頭的令計劃，爲山西平陸人，普通幹部家庭出身，年輕時曾經下鄉種田，當過印刷工人，大學和碩士學歷都靠在職進修。早年公職生涯幾乎都在共青團度過，因辦事勤快穩重而被提拔到北京。在一次人事異動中，成爲當時共青團第一副書記胡錦濤的秘書。此後，除了胡錦濤在貴州、西藏時期，令計劃都在其身邊工作。胡錦濤擔任總書記之後，令計劃更是跟隨在鞍前馬後。有海外媒體評論說：「令計劃對時局有一定看法，能寫一手文章，一些相處過的人，也稱他待人和善。他的黨內威望沒有超過前輩，甚至沒有傳出和他有關的任何政治野心。令計劃的影響力，和他的前幾任比較，也更回歸於制度。」確實，以令計劃現在的地位和發展趨勢，很難如同其前任溫家寶、曾慶紅一樣，晉升爲政治局常委，對政局發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溫家寶只是一個平庸的技術官僚
    中共的中辦主任一職，類似於古代專門爲皇帝服務的「尚書省」，因而也被稱爲是「大內總管」。中辦主任的職權相當廣泛，除了爲最高領導人安排日程、保管檔案等秘書工作，還負責全體政治局常委的安全、警衛、保健、保密，承擔部份文件起草，爲決策搜集重要資訊，催辦落實中央指示和領導人批示等。負責中共領導人安全警衛的8341部隊，也由中央辦公廳直接指揮。毛澤東去世之後，當時任中辦主任的汪東興，便利用這一職權，在華國鋒和葉劍英的支援下，親自率領中央警備團的士兵逮捕江青等四人幫，以宮廷政變的方式，快刀斬亂麻地完成了權力轉移，甚至扭轉了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
    中共獨特的政治體制，很難在西方國家找到類似中辦主任這樣的職位。比如，在美國行政分支中，有白宮幕僚長一職，但其權力遠遠不如中辦主任。而且，白宮幕僚長不是總統的私人奴僕，如果與總統政見發生嚴重分歧，一般都會選擇辭職，獲得自由身之後往往著書批評總統的政策，甚至揭露白宮之內幕。總統雖然權力巨大，卻也對此無可奈何。此種情形在美國歷史上層出不窮。由此可見，白宮幕僚長拿的是納稅人給予的薪水，他宣誓忠誠於國家，卻並非總統個人或總統所在政黨的雇員。
    武俠小說中常常有此細節：「欲練神功，揮刀自宮。」而要當上中辦主任，差不多也要「揮刀自宮」。中辦主任一職，最大的要求便是忠誠。作爲最高統治者，一般都樂於安排自己的心腹出任此職，方能如臂使指，比如毛澤東與汪東興、江澤民與曾慶紅、胡錦濤與令計劃之間關係，均是如此。汪東興雖然一舉逮捕四人幫集團，違背了毛生前的意願，但若毛在世，他絕對不敢對毛有二心。其他一些中辦主任，也大都有濃厚的派系色彩，如王兆國是胡耀邦提撥的人、胡啓立是趙紫陽提撥的人，所以當胡趙下臺之後，兩人的仕途均受到沈重打擊，未能按照原來的計劃成爲最高職務的接班人。
    另外一些中辦主任，如喬石、溫家寶、王剛，則沒有太強的派系色彩，屬於謹小慎微的技術官僚。這類人物的權力根基較淺，尤其需要如履薄冰的心態和審時度勢的智慧，在政局發生丕變的時候，才能保證不會站錯隊。比如，喬石在「六四」期間，一開始態度曖昧，待形勢明朗之後，立即向鄧小平集團效忠，並加入到譴責有長期共事關係的趙紫陽的行列，終於保全了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並得以轉任人大委員長。比如，王剛擔任中辦主任八年，前期是江澤民當權，王剛的上面是剛剛卸下此職、升任政治局常委和國家副主席的曾慶紅，曾慶紅雖然不再擔任此職，卻對許多事務具有最終之決定權，王剛必須看曾慶紅的眼色行事；而後半期則是胡錦濤當權，胡錦濤最信任的是胡辦主任、中辦副主任令計劃，令計劃在職務上雖然是王剛的副手，但與胡錦濤的關係遠比王剛親密，所以王剛不得不對令計劃「不恥下問」。在此種情形下，王剛能夠完成長達八年的任期，殊爲不易。
    溫家寶更是如此，他從一個平民子弟、地質部門的基層技術員，一路升到中辦主任的顯要位置上，絕非偶然。王剛面對的是江、胡交班的局勢，此一過程雖然充滿了討價還價的內鬥，但畢竟沒有「破局」。而溫家寶服務的兩屆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均非正常卸職，趙紫陽更是由總書記而成爲被幽禁至死的「國家的敵人」。其間真是驚濤駭浪，稍有不慎，便被淘汰出局。溫家寶對兩名曾經朝夕相處的「東家」的遭遇，有何感喟？至今仍然「不足爲外人道也」。不過，溫家寶能夠做到既不受胡耀邦之牽連，又不受趙紫陽之拖累，且得到此前並無直接來往的江澤民之信任，如果不是具有超凡的官場生存術，根本不可能做到以「三朝元老」的身份「更進一步」。
    對比王兆國和胡啓立的遭遇，便越發可以看出溫家寶深味「太極拳」的奧妙，是一個綿裏藏針、大智若愚的權術高手。溫家寶深知究竟是誰掌握著最高權力，比如八十年代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只是「兒皇帝」，所以他表面上是爲胡、趙服務，實際上更是爲幕後的鄧小平服務。當鄧小平決定罷黜趙紫陽之後，趙紫陽命令溫家寶通知召集政治局常委會，溫家寶卻敢於拒絕趙紫陽的命令，說這個會議不必開了。這一舉動，明顯有違一個民主國家的高級公務員的職業倫理，卻契合了中共權力至上的傳統，從而使得溫家寶深受以鄧小平爲代表的元老派的信賴，「六四」之後官運亨通。
    另一方面，溫家寶長期擔任中辦主任，在此職位上比較稱職，反過來卻表明他缺乏獨特的個性和政見，守成有餘，創新不足，勤懇不假，眼界卻有限。他在進入中樞工作之前，一直在地質部門做一名技術官僚和政工幹部，並無任何值得稱道的政績（比如，八十年代初趙紫陽和萬里都是在地方上聲譽鵲起才被選拔到中央任職的），也沒有像胡錦濤那樣外放爲封疆大吏、獨當一面的履歷。所以，溫家寶雖然表面上看是崛起於草根階級，卻對基層和中層的政治運作沒有切身之體驗和掌控。在履歷的完整性上，溫家寶甚至還比不上頗具爭議性的曾慶紅。故而，他無力梳理中央與地方之權力分割，更無法在行政改革乃至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爲。本來，溫家寶只是中辦主任或國務院秘書長的較好人選，卻陰差陽錯地攀上了總理的位置，其才華及胸襟均不足以帶動中國的新一輪的變革，這既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中共的人才選拔制度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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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卷  英雄巨像千尊少  皇帝新衣半件多

                「活讀書」與「死讀書」
             ——從趙紫陽與溫家寶讀書之差異說起

    溫家寶經常在公開場合炫耀自己喜歡讀書。二零零三年，溫家寶接受《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唐尼專訪時說：「我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讀書伴隨我的整個生活。」他曾坦言每天至少抽一些時間讀書，他與網民交流時說，讀書決定一個人的修養和境界，關係一個民族的素質和力量，影響一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一個不讀書的人，不讀書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然而，溫家寶不是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國，誰是讀書人的敵人呢？是萬惡的中宣部，他們的黑名單越來越長，既有不准公開出版著作和發表文章的作家和學者的名字，也有諸多不得觸及的「敏感」領域，諸如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文革」與「六四」等等。溫家寶也不是不知道，是誰將讀書人劉曉波關進了監獄，並剝奪了劉曉波在獄中讀書的權利。
    「讀書人溫家寶」與「總理溫家寶」是不可割裂開來的。讀書當然會影響一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但我們首先要看他讀的是哪些書，他從這些書中汲取的是哪些內容，以及這些書籍與他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之間究竟是什麽樣的關係。
趙紫陽晚年讀什麽書？
    喜歡讀書比不喜歡讀書好，但更爲重要的是讀的是什麽書。如果將趙紫陽與溫家寶讀的書和讀書的方法及目標作一個簡單的對比，便可以看出兩人精神境界與思想水平之天壤之別。一言以蔽之，趙紫陽是「活讀書」和「讀活書」，而溫家寶是「死讀書」和「讀死書」。
    比溫家寶年長一代的趙紫陽，出生於一九一九年，很早便投身共産革命，青少年時代在抗戰的硝煙中度過，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是，趙紫陽一生都充滿求知和求真之心，無論是在八十年代領導經濟和政治改革的驚濤駭浪中，還是在晚年幽禁的歲月裏，他都手不釋卷，尤其喜歡像金聖歎那樣「雪天讀禁書」。趙紫陽沒有像溫家寶那樣接受過完整和系統的教育，這反倒讓他擁有了自由之思想、開闊之視野和靈活的意識形態立場。所以，比較趙紫陽與胡溫之差異，不能停留在簡單地以學歷論英雄的層面上。
    從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歲月》和宗鳳鳴記敍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中可以看到，趙紫陽讀過的許多書，溫家寶從未讀過，或者即便讀過也不敢在公開場合表露和推薦。趙紫陽在精讀完《顧准文集》文集之後，大加讚賞說：「顧准是個大思想家，在當今理論界還沒有超過顧准的思想水平的。」他還稱讚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說：「這本書很值得一讀，它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變化的真實。」在讀了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之後，他評論說：「這個作者寫得比較成功，把周總理的內心動態、處世哲學寫出來了，是從儒家思想臣對君不能不忠來敍述的。當年毛主席對周總理是不信任的，但有離不開他，又反不了他，即所謂『反周必亂』。」趙紫陽還一直最終吳國光、楊小凱、王力雄、周其仁等學者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對新左派和民族主義思潮持批評態度，對九十年代中期暢銷一時的《中國可以說不》非常不以爲然，他指出：「這完全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這些人不看看現在是什麽時代。」他也許沒有想到，在他去世之後只有幾年時間，「說不」類的書籍在胡溫的鼓勵和縱容之下再次大行其道。
    趙紫陽還閱讀大量的雜誌和文獻，其中既有國內公開出版的比較有銳氣的刊物，也有港臺和海外的「反動刊物」。比如，趙紫陽注意到康曉光在《戰略與管理》（後來該雜誌被中宣部關閉）上發表的鼓吹新權威主義的文章，由此他引申開去說，自己並非新權威主義者，鄧小平才是新權威主義者。再比如，趙紫陽很欣賞李慎之的文章《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認爲這篇文章「指出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真諦，即中國的文化傳統乃是專制主義，而儒法互補又是專制主義的核心理論，就是所謂的道統」。他還注意到蔣彥永醫生爲六四正名的公開信、焦國標的文章《討伐中宣部》以及發表在香港《開放》等雜誌上的劉曉波和我的文章等等。由此可見，他讀書不是像溫家寶那樣是爲了賣弄和作秀，而是希望從中看到中國的真相，找到解決中國當下的危機、帶領中國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的方法。
溫家寶是爲作秀而讀書
    與趙紫陽的「活讀書」和「讀活書」相比，溫家寶大部分時候都是在「死讀書」和「讀死書」。溫家寶最喜歡在講話中引經據典，香港中華書局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出版了《溫家寶總理經典引句解說》一書，收集溫家寶各種訪談、演講、會議中引用的詩文、名句一百二十條。有一名教授經過專門的研究發現，溫家寶引用的詩句百分之九十五教科書上沒有。中國有那麽多與國計民生有關的課題沒有人去研究，這個教授偏偏去研究溫家寶引用的詩句和典故的出處，這種「文心雕龍」式的學問，實在是「中國特色」。作爲納稅人，我們都不知道該教授通過這個課題，拿到了多少國家的科研經費。
    溫家寶尤其喜歡在文化教育界的活動中展示其讀書之多，以激發他與文人們聲氣相通的情感。在二零零六年全國文聯的代表大會上，溫家寶引用《尚書》、《詩經》、《論語》、《孟子》、《史記》中的名句，以及屈原、蘇東坡、鄭板橋、林則徐、黃遵憲、艾青的詩句，還有左宗棠的對聯、張載的座右銘、趙丹的遺言、康得的墓誌銘和亞當·斯密的一段話。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無所不包。溫家寶深知台下的這批禦用文人有多「酸」，在他們面前賣弄一下學識，是贏得掌聲的最好方式。但是，文質彬彬有如何？學富五車又如何？作爲詩人的隋煬帝加速了帝國的滅亡，作爲劇作家的唐明皇觸發了安史之亂的發生。若不能「因真理得自由」，知識越多人越昏庸。
    然而，我們稍稍梳理一下溫家寶閱讀的書籍，便可發現大都是中國古典的著作，與現實中國無甚關係。他似乎有意回避那些如同魯迅所說的「帶著血的蒸氣」的著作。哪些著作對溫家寶認識「活的中國」和「真的中國」有幫助呢？我可以推薦幾本。溫家寶曾經在甘肅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不妨讀一讀作家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和《定西孤兒院記事》這兩本著作，它們寫的是大饑荒時代發生在甘肅的慘絕人寰的群體性死亡事件，這兩本書能夠幫助其「溫故而知新」；溫家寶多次探視艾滋病人，顯示他對這一特殊人群的關愛，那麽不妨讀一讀閻連科的《丁莊夢》，溫家寶很喜歡展示「大國總理」的風度，但什麽是「大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若有大國總理的胸襟，最應該讀的是劉曉波所著的《大國沈淪》，那裏面有他即便走遍中國的兩千多個縣也看不到的真相；溫家寶日前在天津考察時坦言宏觀調控面臨兩難的困境，此時此刻他最應該讀的是趙紫陽與朋友們經常討論的那本經濟學的經典名著--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讀這些書比讀那些溫家寶常常挂在嘴邊的詩詞歌賦強多了，在這些書中才蘊含著治國的智慧和贏得民心的秘訣。
溫家寶從書中找到了成爲偉大的政治家的秘訣嗎？
    在溫家寶經常引用的西方書籍當中，頗有價值的有兩本，一本是古羅馬皇帝奧勒留所著之《沈思錄》，另一本是古典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所著之《道德情操論》。但是，溫家寶真的讀懂了這兩本書嗎？我看未必。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中旬，溫家寶在新加坡參加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峰會時曾說：「這本書（《沈思錄》）天天放在我的床頭，我可能讀了有一百遍，天天都在讀。」二零零八年九月，溫家寶出席聯合國會議，在回答關於中國政府如何應對三鹿問題奶粉的提問時，又引用《沈思錄》裏的一句話：「請看看那些所謂的偉大的人物，他們現在都到哪里去？都煙消雲散了。有的成爲故事，有的甚至連半個故事都算不上。」於是，《沈思錄》一下子冒出幾十個不同的版本來，以「總理的案頭書」而突然暢銷起來。
    在《沈思錄》中，貴爲帝王的奧勒留再三告誡說，要善待那些冒犯了自己的人，因爲「每一靈魂都不願意自己被剝奪真理」。溫家寶接受了奧勒留的這一忠告嗎？如果按照奧勒留勸誡的那樣去做，你的政府爲什麽將說真話的獨立知識份子劉曉波判以重刑呢？更何況劉曉波的文章以及《零八憲章》，並非有意冒犯於你，而是深懷著對中國和平轉型爲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的期望，這一期望不正與你再三宣揚的「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的目標不謀而合嗎？
    奧勒留固然打造了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的尾聲，但終其一生，都在各個行省之間奔波，作爲帝國的救火隊長疲於奔命--和北部及東部的蠻族戰鬥以保護義大利，忙於解決國內的瘟疫、饑荒和叛亂。溫家寶的命運豈非與奧勒留一樣？水災、雪災、地震、旱災、經濟危機……他的所作所爲只是延緩中共的崩潰，而不能將中國帶向民主自由的未來。晚清重臣李鴻章晚年沈痛地承認：「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是淨室，雖明知爲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術能負其責？」溫家寶卻連「裱糊匠」都不如。
    溫家寶重視的另一本書是《道德情操論》。在此書中，一向溫和的亞當·斯密忍不住痛斥那些「淩駕於法律之上的最高職位的候選人們」，這些人的權位是「通過欺詐和撒謊、通過拙劣卑鄙的陰謀和結黨營私的伎倆，通過窮兇極惡的罪行」而獲得的。溫家寶有沒有畢恭畢敬地將這幾句話作爲自己及其政治局同僚們的「資治通鑒」呢？二十一年之前，難道你沒有親眼目睹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嗎？如果說那時你職位卑微，不足以反抗鄧小平等元老兇殘的殺戮之心，但在二十一年後的今天，你已身居黨內第二號人物，你已任滿一屆又一大半屆的總理任期，爲什麽不能回應蔣彥永醫生的呼籲，切實推動爲「六四」正名的工作呢？
    要成爲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僅僅靠作秀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爲了改革「雖然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要像奧勒留所說的那樣「爲了真理和正義可以付出一切的代價」，要像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用法律的力量去保護地位最低下的國民」。那麽，還有兩年結束其任期的溫家寶，究竟還在等待什麽呢？


孩子們眼中的溫爺爺有多麽偉光正

    溫家寶出身教育世家，所以在歷屆總理當中，他最關心教育問題。雖然說關心總是比不關心好，但究竟如何去關心，在我看來更加重要。每年一到教師節，溫家寶的身影都會出現在上至北京大學、下至鄉村小學的課堂上。我對溫家寶與學生們一起上課並不感到驚訝，讓我詫異的是，溫家寶到北京市三十五中學聽課調研之後，新華社發表的一組學生作文。
從學生作文看奴性人格的形成
    新華社特別爲這組作文加了編者按語：「這是一組來自三十五中初二·五班學生的作文，小作者們帶著驚喜和幸福心情，從不同側面講述了與溫爺爺在一起上課時感人的細節。」待我仔細閱讀這些文字，不禁瞠目結舌：這些年僅十四五歲的青少年，居然已經如此嫺熟地掌握了「黨八股」的寫法。他們如此寫作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奴隸人格已經形成了，而這種奴隸人格的形成，老師、家長和社會分別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簡單摘錄一些精彩的段落：
    --當廣播裏說親愛的溫總理要來時，我還半信半疑--以前常常在新聞聯播和網上看到溫總理親切的笑容，在學校真的可以看到嗎?究竟會是什麽樣呢?而當班主任說溫總理就坐在我的後面時，說實在的，我都被嚇傻了，能夠跟國家領導人一起上課呀!我的心裏是又緊張，又激動。
    --我的內心卻激動不已，無法平靜。這節音樂課是新學期的起始課，老師先就此學期要學習的音樂課提出了幾個簡單的問題。要是擱在平時上課，我會大膽地舉起手來，但是，今天……不知怎麽了，手是怎麽也舉不起來，面對這樣的僵局，溫總理小聲對我說︰「你怎麽不舉手啊？」
    --下課的時候溫爺爺和我們講了話，溫爺爺說：「看到你們，彷佛回到了我的童年。」溫爺爺說話語速很慢，但說的話很有道理，從溫爺爺的眼神裏看得出他很愛我們和老師。一位慈祥的老人，一位可愛的老人。最後溫爺爺還與我們合了影，所有的媒體都在那裏拿著專業相機卡卡地照，彷佛要把今天上午所有的美好都定格在那一刻。
    --總理離我只有兩個座位的距離，因此我能清楚地看見他那慈祥的臉龐。我對自己的動作非常拘束，生怕自己在溫總理面前出錯，那不是給三十五中丟臉嗎？所以沒有把握的問題我不敢舉手發言，有時就連有把握的問題我也不敢舉手，況且在那些攝影師面前我就更不敢發言了。
    --我大著膽子回頭看了一眼，震驚！就他一個人坐在最後一排，臉上挂著無比溫和的笑意，一件樸素的白襯衫，絲毫沒有架子。這就是讓我們敬仰的溫總理啊！緊張啊，從小到大，這陣勢還從沒見到過。
    --前四節課我們和總理一起上課，一起聊天，猶如神仙一般，好似夢的感覺。
--第一節課是數學，老師站在講臺前，用激動的聲音介紹道，溫家寶爺爺來我們班聽課，教室裏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溫爺爺帶著慈祥和藹的微笑走進了教室，爲了不影響我們上課，溫爺爺坐在了我們教室的最後面一排。我興奮得難以形容，多麽幸運的事情，多麽不同尋常的經歷，我居然和總理溫爺爺坐在一個教室裏，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開始講課了，平時喜歡的數學課，好像今天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麽。這怎麽行，我不停地在提醒自己，要好好地聽，認真地聽，萬一回答問題時出了錯，溫爺爺會怎麽看我。
    --第五節音樂課後，溫總理語重心長地爲我們講了一段話。總理聲音輕柔、語速緩慢地講道：「在我小的時候，我爺爺創辦的學堂被戰火摧毀了，那時的我們是不幸的，而現在的你們是多麽的幸福。前些年我到甘肅靖遠縣，一位雙目失明的母親拉著我的手哭個不停，我問她有什麽困難，她只說了一句話--讓我的孩子上學。孩子們，你們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你們能夠珍惜。我愛你們，也祝福你們！」溫總理深情的講述，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他的一字一句，如春風化雨，灑進了我們這些莘莘學子的心田。
美國的中學生是如何對待「大人物」的
    我不想對這些學生作文一一作點評。我只想舉幾個例子來作簡單的對比。我去美國訪問時，曾經跟一個朋友的正在念初中的兒子聊天。這個少年談到不久前奧巴馬總統到學校訪問的經過，他說那天老師和同學仍然按部就班地上課，大家並沒有感到多麽興奮乃至幸福。後來，他們就此事寫了作文，一個女生說：「我想跟總統的女兒交朋友，我想知道她有沒有覺得數學課很難。」另一個同學寫道：「我發現，奧巴馬總統一點也沒有電視上的那麽帥。」還有一個同學直言不諱地說：「我爸爸說，我們反對總統的醫療改革計劃。我們全家都不喜歡他。」沒有一個學生在作文說，總統來學校的這天是他一生中最榮耀的時候，能夠見到總統一面就是三生有幸等等。我接著問他：「老師沒有教育你們要熱愛總統嗎？」他說：「爲什麽要熱愛總統呢？總統是大家選舉出來爲我們服務的人，他做了好事情，大家會讚揚他；他犯了錯誤，大家就批評他。總統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啊。」
    這就是普通的美國孩子對總統的看法，我們這裏還需要向成年人普及的「總統是靠不住的」的觀念，每一個美國孩子都不覺得深奧。我還想引述發生在加州惠尼中學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這些故事清楚地表明：美國的中學生是如何對待那些「大人物」的。惠尼中學是一所公認的「傑出學校」，世界各地的包括美國其他地方的家長們，千里迢迢搬到附近的學區，只是爲了讓自己的孩子能夠在這裏入學。惠尼中學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模範性和啓發性，並在加州學科表現指數上獨領風騷。
    喬安妮老師教授公民高級選修課，這一堂課的主題是「政治權力」。她先讓孩子們將兜裏的美元掏出來，從美元上開國之父們的肖像講起。她問學生們說：「權力是什麽？」有學生回答說，權力是操縱信仰的能力；有學生回答說，權力就是金錢。老師接著問：「權力和權威有什麽區別，布希總統有其中一項，還是兩者皆有？」一個學生回答說：「布希總統有權力，沒有權威，因爲二零零零年的選舉他是偷來的。」一個更不喜歡布希的學生接著大聲說：「他不該有權威，也不該有權力！」而另外一個支援布希的學生說：「難道你寧可要戈爾當總統？」被反駁的學生則回答說：「不，我寧可要布拉德·皮特當總統。」喬安妮老師沒有制止這場越來越熱烈的討論，她更不會害怕「隔牆有耳」，甚至擔心班上有學生向校長告密，說她在課堂上散佈反對總統、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喬安妮老師給孩子們佈置的課後作業是，給當地議員的辦公室打電話，詢問選舉的經過並寫成一篇報告。
    另一個故事與小布希的弟弟尼爾·布希有關。尼爾·布希是軟體公司的老闆，計劃向學校提供學習軟體，校長邀請他到學校訪問。按照惠尼中學的傳統，貴賓參觀校園的路線、介紹的導遊等，既不由來賓決定，也不由校長辦公室決定，而是由學生社團負責策劃。尼爾·布希參觀學校的一個專案，就是旁聽戴夫老師的歷史課。那天上課的學生準備了不尋常的歡迎方式。科莎和幾個同學事先調查了尼爾·布希的履歷，發現他所屬的銀都儲貸銀行管理混亂，導致納稅人損失十三億美金，尼爾·布希本人被罰款五萬美金並被終身禁止從事銀行業。這一堂課討論的主題是前幾個世紀的金融投機、銀行倒閉和經濟蕭條。學生們決定將尼爾·布希的案例也納入進來。結果，尼爾·布希飛快地逃離了教室，後來學生們說，他幾乎是跑著出去的。戴夫老師是個保守派，投票給共和黨，但他支援學生的做法。「那個主題和課堂討論相關，」他說。「如果你接不了招，」他又說，「就別進來。」我們能夠想象此種場景嗎--北京三十五中會有某個學生當面質疑溫家寶說：「你的家人是否在做大生意？」
一個喪失純真的童心的社會何其可悲
    被別人當作爺爺來尊重，對老人來說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這種幸福最好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享受，而不該拿到公共領域中炫耀。作爲總理，出現在任何一個公共場合，包括中小學的課堂上的時候，都要認識到自己的身份不是孩子們的爺爺，而是爲公衆服務的「首席公務員」。可惜，溫家寶再次將中國公私不分的惡劣傳統發展到了極端狀態。他以爲，作爺爺狀便是對老師和學生們最大的關愛，他錯得實在太離譜了。
    當溫家寶閱讀到這些孩子的作文的時候，他不會認爲這些文字充顯示了中國教育的失敗，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顯示了黨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成功。溫家寶應當到袁滕飛的課堂上去，應當到盧雪松的課堂上去，應當到蕭瀚的課堂上去，可惜，這些敢於說真話的老師都被「封咪」了。在今天的課堂上，老師一旦說真話，便如履薄冰，因爲一種鼓勵學生告密的文化正在蔓延和泛濫，這是一個沒有青少年的社會，當年學者孫隆基對臺灣社會的批評，用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恰如其分：「不少年輕人壓根兒連青少年純真的階段都沒有經過，就過渡到老年化的『老於世故』、『老謀深算』的那一套，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與社會大染缸混同，更有甚者甚至變成『老奸巨滑』，用傳統文化陰謀術的那一套去暗算別人。」那些在作文中肉麻地吹捧溫家寶的孩子，同時也很可能就是將老師的「反動」言論秘密彙報上去的孩子，他們知道這兩種做法都能給自己帶來相當的好處。
    當我讀到這些學生作文的時候，對這些孩子童真的消逝倍感哀傷。這些孩子才那麽小，就已經堅信這樣一種原則：應該向權力低頭和獻媚，而不是向權力質疑和抗爭。這些孩子才那麽小，就已經學會了如何與「影帝」合作演戲，「影帝」扮演爺爺，大家扮演孫子或孫女，好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啊！此時此刻，「爺爺」純真如兒童，孩子老練如成人，正如孫隆基分析的那樣：「一般說來，『兒童化』與『老年化』的雙管齊下，就是在一個人身上消滅了青春階段，換而言之，就是一方面長期地保持一個人『小輩』的形態，另一方面儘快地使他過渡到『長輩』的形態……這其實只是中國文化反對『個體』的整個罪行的一個環節。」這是一個人性扭曲和變態的社會，什麽樣的人才能遊戲其間、且遊刃有餘呢？那些與影帝一起演習的孩子，才以他們的「早熟」而贏得了來之不易的「生存權」。
    我們需要的不是這樣的教育模式。靠那些根本不具備「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下一代，就能夠實現「中國之崛起」嗎？在每一個教師節，我們更需要思索教師的職責是什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在《知識份子與市場》一書中指出：「好教師不是以他的知識面寬、講課條理清晰或者學生們的課堂反映好而著稱……他的任務是激發學生們對知識的真誠的好奇心，逐漸灌輸一個學生的良知--傳授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的大量冒險行爲和高尚品行。」中國有幾個這樣的老師呢？中國有誕生這樣的老師的教育體制和社會土壤嗎？這才是溫家寶應當深思的問題。


溫家寶恢復了爺爺的私立學校，卻恢復不了民國教育的自由精神

    在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屆總理當中，溫家寶是唯一出身教育世家的一個。所以，他對教育有相當之關注，至少表面文章做得比其他總理好。比如，他常常去小學、中學和大學視察，與學生和老師交談，也常常就教育問題發表講話。但是，溫家寶的這點好心並不能拯救江河日下的教育狀況。在專制政治與商品經濟的壓力之下，中國教育的水平不斷下降，教育領域的腐敗亦觸目驚心。溫家寶雖然撤換了不得人心的教育部部長周濟，但是教育體制不變，換一個部長無濟於事。而教育制度的變化，又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換言之，遲遲不啓動政治體制改革，教育界的起死回生根本就是畫餅充饑。
「苦難的舊社會」有創辦私立學校的自由
    中共顛覆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新政權的時候，溫家寶只有七歲，但他卻在諸多場合表示，他對「苦難的舊社會」有著深切而沈痛的記憶。同時，他在暢談自己教育世家的出身的時候，卻又透露出另外的資訊來：在那個「苦難的舊社會」，有志於教育救國理想的公民，是有創辦私立學校的自由的，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溫瀛士被薦擔任天津民立第五小學校長。在辦學中，爲幫助更多的農家孩子特別是貧困女童就學，他努力減免學雜費，想方設法救助。一九二九年，他爲了讓學生受到良好教育，籌劃將村中娘娘廟改爲校舍，因遭反對憤而辭職。次年，溫瀛士成立溫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學。名字是其親自取的：「普」，即普適和普及；「育」，即教育和培育。一九三三年，溫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學改稱私立普育小學。溫瀛士親自題寫校訓「勤勞真實」，設計校旗、製作校徽、統一校服、教唱校歌。一九三六年，普育小學改名私立士范小學。士范學校，即培養才智之士的典範學校。當時，士范小學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學生爲免交學費的貧困家庭的孩子。
    溫瀛士一生致力於教育事業，至今受到宜興埠父老鄉親的讚譽。鄉親們回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溫瀛士都是靠自己微薄的薪金供養全家，生活極爲儉樸。平時穿的是洗得發白的中式服裝，吃的多是餑餑鹹菜就白開水。他對學生要求相當嚴格，當時各個學校通用的及格線六十分，但普育的及格線卻定爲七十分，爲的是激勵教師和學生特別是女生，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學得比別人更多的知識。一九五五年，溫瀛士在自傳中寫道：「我對弟弟、子女的入學希望是爲了使他們進入教育工作，不求做官發財，因爲教育是救國的根本大計。以後他們開始服務，大多數都是教育工作，今天還是那樣。」
    溫瀛士的事業爲什麽能夠獲得成功？既是因爲他個人堅忍不拔、嚴於律己的性格，更是因爲民國政府對社會的管制相對寬鬆，公民社會茁壯成長。以教育領域而言，這不是一個由政府全面壟斷的行業，而向各種社會資源開放。當時的政府用法律確保了這種開放性，一九二六年十月，國民政府公佈的「私立學校規程」中規定：「凡私人或私法團設立之學校，爲私立學校，外國人設立及教會設立之學校均屬之。」可以說，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大學以及各種職業培訓、成人教育，都有公立、私立和教會三大類別，它們互相競爭又互相補充。學生有選擇某一類教育機構的自由，以尋求最適合自己成才的環境。而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士，雖然大都像溫瀛士那樣在經濟上比較清貧，但在社會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即便是那些粗魯無文的軍閥，也都謹守儒家尊師重教的傳統。
    當時，溫瀛士只是投身教育事業的一個普通知識份子，比他獲得更大成就的教育家還有很多，比如天津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的創辦者張伯苓。後來，溫家寶考入了南開中學，不過那個時候的南開已經被中共當局掌控，失去了它的傳統與精神。溫家寶青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黨化教育。
「幸福的新社會」卻將教師當作敵人
    一九四九年之後，這個與世無爭的教育世家的處境發生丕變。迄今爲止，溫家寶對這段經歷均避而不提。在那些介紹溫瀛士生平的文章中，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新中國成立後，溫瀛士將學校交給了人民政府，並入宜興埠第十八小學，改爲公辦。溫瀛士先後任教天津市私立建華和慈鐸中學，一九五二年八月後任教崇化中學，即今天津市第三十一中學，直至病逝。」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在經濟領域強力推行「公私合營」，迅速將私人資本收歸國有；在教育領域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關閉和接管了原來的各級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前者是爲了掌握國家之經濟命脈，以實現其計劃經濟的經濟政策；後者則是將教育當作宣揚和灌輸黨的意識形態的工具，自然不允許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繼續存在。於是，溫氏家族創辦的私立學校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即便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權威人物都不得不接受「再教育」，而作爲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溫瀛士，面對新政權的巧取豪奪、壓制逼迫，除了屈從之外，還有什麽別的選擇呢？
    貫穿整個五十年代的，是一次比一次程度激烈和規模宏大的政治運動，在文化教育界是思想改造運動、批判胡適運動、反胡風運動、反右運動等等。毛澤東一意推動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政治運動，不僅摧毀了中國歷史傳統中對文化的尊重，也打斷了民國以來中國人追求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現代化的進程，讓中國跌入了蒙昧、野蠻和殘忍的原始社會的深淵。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教師群體一步步地淪爲備受歧視的「臭老九」和「牛鬼蛇神」。溫瀛士是一九六零年去世的，這十年間他的日子可能好過嗎？這個曾經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過基層教育官員的人，有可能置身於政治運動之外嗎？那麽，他有沒有留下記載其心態的文字呢？而我們更需要追問的是：溫家寶有沒有還原自己的爺爺一生起落的真相的勇氣呢？
    溫家寶的父母都曾經在爺爺創辦的私立學校中任教，後來也不得不在公立學校中繼續其教師生涯。溫家寶的父親溫剛，四十年代初畢業于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先後在宜興埠公立第二小學、私立士范小學、市立二中、私立育青中學、私立普育女中、含光女中任教。一九五二年二月後在天津市女四中、三十二中、九十六中任教。溫家寶的母親楊秀安生，先後在宜興埠民立第五小學、私立普育女子小學、私立士范小學、天津市城廂區補習學校、廣播自學分校、南開區東門裏小學等處任教。按照溫家寶的說法，他們一家老小很長時間都只能「蝸居」，可見在中共的統治下，教育工作者不僅失去了自由辦學的條件，在經濟上更是雪上加霜、窘迫之極。而溫家寶「文革」期間在地質隊工作的時候，還一度被說成是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上受到冷落。由此可見，作爲教育世家的溫家命運的逆轉，亦是中共迫害教師、戕害教育、消滅公民社會的暴政的縮影。
與其恢復一所校舍，不如找回自由精神
    無疑，溫士瀛是幸運的，他有溫家寶這樣一個終於「官拜丞相」的孫子。所以，溫士瀛創辦的私立學校在消失半個多世紀以後，終於在名義上獲得了恢復：媒體報道說，天津歷史名校--北辰區宜興埠鎮的普育學校恢復建成，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市政協主席邢元敏、該校創辦人溫瀛士的次子溫強（也就是溫家寶的叔叔）爲新校剪綵。而其他千千萬萬的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卻連這種名義上的恢復亦可望而不可及；那些湮沒在歷史深處的教育家們，去世後多年亦難有溫士瀛這樣的「出土」之日。
    據報道，新普育學校重建於宜興埠第二小學原址，總建築面積三點九萬平方米，爲九年一貫制學校，規模爲六十個班，其中小學部三十六個班，初中部二十四個班，在校生人數可達兩萬八千二百人。從規模上看，這所新學校堪稱「巨無霸」，當年以一己之力和社會各界的支援艱難辦學的溫士瀛，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普育學校有朝一日居然得以擴展百倍。
    然而，大則大亦，普育的精神和傳統依然無法恢復。當年，作爲一所不受任何黨派控制的私立學校，普育學校最大的特點就是自由。此種自由精神是在民國社會整體上寬鬆和多元的大環境下孕育生長出來的，正如研究民國教育的學者謝泳所指出的那樣：「從廢科舉到辛亥革命、經北洋到國民政府這一時期，有許多政治變革，但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不變的。這一時期，處在教育核心地位的始終是那些具有廣泛社會聲望的人。對辦教育來說，關鍵要看處在核心地位的是什麽人。」從張伯苓、陶行知、葉聖陶到溫士瀛，他們的共同點就是有淵博的學識、有高遠的理想、有高尚的人格。放眼今天，教育界有沒有這樣的人呢？
    即便有溫家寶以總理的權力恢復其校舍，卻也無法在一個專制社會的大背景下營造一個擁有自由精神的「教育飛地」。我相信，溫家寶對教育界的關心不是裝出來的，他的諸多講話確實也有出自肺腑之言，比如他強調說：「教育是一項神聖而光榮的事業。國運興衰系於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設一流的國家。」但是，如果不打破黨化教育、官僚化教育的格局，不觸動教育領域這個計劃經濟最後的堡壘，溫家寶所說的這一切都是紙上談兵而已。
    不久前，教育部宣佈，將派遣數千名中小學校長赴英美國家學習考察，以學習其先進的教育理念。在我看來，與其耗費鉅資遠赴重洋，不如返求諸己，找回民國教育的自由精神。學者薛林榮在《民國教育給我們的借鑒》一文中寫道：「當年的民國教育是一種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樸的民初之風和波瀾壯闊的『五四』之風，又有賴於一大批民國學人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畢一日之力可以抵達，當代教育任重而道遠。」在此意義上，溫家寶完全可以從自己的爺爺的身上找到中國教育改革的出路。


溫家寶轉行當教師就能拯救中國教育的沈淪嗎？

    溫家寶出身教育世家，對教育別有一番感情。跟李鵬、朱鎔基等前任總理相比，溫家寶經常出入于從小學到大學的校園和課堂，以此顯示對教育界無微不至的關心，也順便賣弄一下自己有當老師的天賦。確實，溫家寶本人的氣質像是一個歷經政治運動之後循規蹈矩、謹小慎微的中小學老師，而與「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總理相差甚遠。如果說溫家寶權力有限，對中國全局性的問題沒有決策權，但至少在教育領域做一些有限的改進和修補，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但是，儘管溫家寶口口聲聲說要振興教育，在其任內，中國教育的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倒大幅倒退。這些年來，我們看到的是高等教育一瀉千里，基礎教育奄奄一息。告密風、剽竊風、奧數風、下跪風、假學歷風，不知道風從哪個方向吹。
溫家寶倒是時常出沒於大中小學的課堂和圖書館之中，與師生零距離親密接觸。但接觸之後，大中小學的問題依舊。總理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假大空。即便是溫家寶留下來，轉行當教士，就能拯救中國教育的沈淪嗎？「乾坤大戲場，請君更看戲中戲；俯仰皆身鑒，對影休推身外身」，一個大國總理，只知道像梅蘭芳那樣的舞臺上搔首弄姿，可謂不務正業；一個大國總理，在各種公開場合習慣性地、脫口而出地說謊話，可謂無恥之尤。愚弄成人倒罷了，愚弄孩子則讓人忍無可忍。
「從容淡靜」就可以讓中國教育「化險爲夷」嗎？
    有一次，溫家寶在山東視察醫療衛生和教育部門的時候，來到費縣的一所中學，移步走進高二的一個班級的課堂，並受邀爲學生們講授《後漢書》之《張衡傳》。新華社如此記述溫家寶的課堂上越俎代庖的言行：溫家寶站起來，拿起課本給大家講道：「講一篇傳記文應該抓住幾個重點。一是張衡的貢獻。他發明了地動儀，早於歐洲一千七百多年。二是他的家世。張衡出身官宦之家，卻無驕奢淫逸的惡習，這十分難能可貴。三是他的學識。課文裏短短幾句話反映了他的好學不倦和學識廣博。四是他的爲人。『從容淡靜』，意味深長。五是他的處世。不好結交俗人，但又不自傲。總之，這篇文章很好，文字很美、很簡潔，給人以深刻啓迪。」
    溫家寶顯然是有備而來，否則不會如此侃侃而談。看到他在課堂上的精彩表現，正在上課的語文老師恐怕也要自歎不如吧？我不禁想起了舊時戲臺上的一副對聯來：「你看這般人，以假作真，才上臺就變臉色；他因那件事，非名即利，未出腳煞費心機。」這兩句話足以概括溫家寶的政績。溫家寶多次到大中小學的課堂去旁聽，並親自爲學生講課，看來他真該轉行去當教師，華叔（司徒華）領導的香港教師協會，說不定會授予他一個名譽會員的稱號呢。
    溫家寶的文化素養遠非李鵬之類的草包可比，但是一個適合當中小學老師的人佔據總理的高位，對國家而言，顯然是禍非福；正如曾蔭權以打工仔的心態當特首，對香港而言禍非福。溫家寶讚賞張衡「從容淡靜」的性格，這倒與他本人有些相似。然而，面對今日中國「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顧炎武）的現狀，需要的不是一個「從容淡靜」乃至如老僧入定般的守成型的總理，而是一個大刀闊斧地割除潰瘍、根治腐敗、推動政改、贏得新生的開拓型的總理。轉型時代的中國，總理應當要有大胸襟和大氣魄，順應歷史潮流，吸納主流民意，而不是像一個中學教師一樣照本宣科、謹小慎微。素餐屍位者本身就是犯罪，總理像教師本身就是悲劇。
    溫家寶若對政治體制改革心有餘而力不足，爲什麽在本可有所作爲的教育領域，仍然坐視教育界的直線沈淪呢？他需要做的，不是裝模作樣地到小學課堂上去給孩子們講授語文課，而是直面如下這些事關中國未來的教育議題：義務教育形同虛設，鄉村基礎教育日漸凋敝，「留守兒童」問題越發嚴重，城市中小學教育「減負」變成「增負」，畸形的「奧數競賽」戕害青少年的心志，大學極度腐敗和缺乏學術自由……在他的任期內，他作出過哪些拯救中國教育的努力呢？
    以大學而論，教育部宣稱，爲在未來十年之內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學，推出百位校長赴歐美日等國培訓計劃，每期二十四天，培訓費、往返旅費和培訓期間的食宿交通等費用由國家專項經費全額支付。對於這個計劃，溫家寶不會又被蒙在鼓裏吧？有網民質疑說，在短短二十四天之內，這些校長出國培訓到底有何效果？該計劃與其說是出國培訓，還不如說是出國旅遊。香港《東方日報》也評論說：「世界一流大學不是靠吹出來的，更不是用錢堆出來的。與其花費鉅資讓校長出國瀟灑遊，還不如將這些資源撥給西部農村的學校，加固校舍，避免『豆腐渣工程』對下一代的殘害。」溫家寶有沒有聽到這些批評的聲音並接受善意的建議呢？
    「從容淡靜」並不能讓中國教育「化險爲夷」。溫家寶不必轉行當教師，不必到大中小學的課堂和圖書館裏作秀，作爲總理，他應當做的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努力增加教育經費，提高教師待遇，遏制教育腐敗，保障學術自由。
北大淪爲亞洲二流，溫家寶該負何責？
    二零一零年的兩會期間，溫家寶與來自科教文衛體各界的十位代表座談的時候，說了一番讓人們大跌眼鏡的話：「一所好的大學，在於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學。大學必須有辦學自主權。」乍一看，我還以爲是從劉曉波的文章中摘錄出來的「反動語錄」呢。溫家寶真的是政治局中孤獨的異議者嗎？溫家寶難道要以推動大學的自主辦學和學術自由爲突破口，在其任期最後兩年開始政治體制改革的嘗試嗎？
    如果溫家寶說的是實話，那麽，首先要做的便是撤銷所有大學中的黨組織，讓共產黨的歸共產黨，讓大學的歸大學。然而，溫家寶話音剛落，北大社會科學部便發出公告，撤銷北大財經新聞研究中心、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和北大憲政研究中心。
    此次被撤銷的四個中心當中，公法研究中心和憲政研究中心最先引起外界關注。這兩個中心的研究人員中，有沈巋、王錫鋅、陳端洪、姜明安四人參與了二零零九年的「北大五教授上書全國人大建言廢改《拆遷條例》」事件。此上書迫使國務院作出回應，有關官員邀請幾位教授座談，似乎頗有納諫的度量。然而，他們服務的研究中心隨即被關張，在網上一篇名爲《北大五教授上書全國人大建言的結局：他們的研究中心被北大撤銷》的帖子迅速流傳。
    而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則是專門從事婦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間組織。十五年來，該中心被稱爲婦女維權的典範，媒體對此頗多筆墨。該中心曾被《財經》雜誌、《南風窗》雜誌等評爲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民間組織和公益組織之一，該中心的主任郭建梅亦曾獲得美國「二零零七全球女性領導者獎」、法國「二零零九年度波伏娃獎」等。郭建梅說，對於北大的決定，她感到「透心兒涼」，「別了，北大，但我們將繼續推動中國的公益法律事業。」
    難道北大校方有膽量跟「人民的好總理」對著幹？或者說，北大根本就不受溫家寶政府的教育部的管轄？這一聲「蒼涼」的「別了，北大」，不是郭建梅的遺憾而是北大的遺憾。北大自蔡元培時代以來，便有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推動社會進步的傳統，比如開辦工人夜校、開展平民教育等等。北大也一直是社會政治的監督者和批判者，用蔡元培的話來說就是「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然而，此次北大悍然關閉四個NOG機構，顯示出北大校方獻媚權貴、不容異議的醜陋面孔。這一做法終究會在中國的教育史上留下一大敗筆。
    如今，北大已經淪爲亞洲二流。根據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QS公佈的二零一零年亞洲大學前兩百名最佳大學排行榜，香港大學排名第一，北大排在十名之外。北大的沈淪，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學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官僚化。哈佛大學前校長博克說過：「當大學履行發展知識的義務時，學術自由是一種基本的價值前提，由於這種意識是大學的基本目標，因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犧牲這種探究和表達的自由。」今天熱衷於向官員和富商賣文憑的北大，打壓在課堂上說真話的教師的北大，還有什麽顔面以中國的「最高學府」自居呢？
    中國教育的沈淪，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向大學各個層面蔓延，教育的敗壞是政治的敗壞的首要犧牲品。而北大的敗壞則是整個教育敗壞的先鋒。溫家寶不會不知道北大的沈淪，他也像李敖造訪北大的時候那樣，對北大校領導說了幾句嘲諷的話。但是，他卻沒有制止北大校方關閉若干研究中心的惡劣決定。這就表明他對大學「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承諾只是一紙空文。溫家寶的不作爲，是因爲他將自己的職位看得比中國的未來重要。


溫家寶「三顧」北大應當見什麽人？

    每年的五四青年節，國家領導人北大去慰問形成了一個傳統。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每逢這天總是警察雲集，如果領導人到圖書館，則圖書館封閉；如果領導人到某教學樓，則此教學樓封閉。領導人的禮賢下士之舉，卻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學習造成了相當的干擾。當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淪爲領導人作秀的配角的時候，不知是北大的榮耀，還是北大的悲哀？
    二零一零年的五四青年節，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再度蒞臨北大，先後視察學生義務工作的情況、到圖書館與學生互動對話，以及在食堂與學生共進午餐。溫家寶說，這是他總理任上第三次到北大視察。在新華社的報道中，溫家寶跟學生說的話，無非是「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光輝」之類的老調重彈。殊不知，中共就是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現狀的始作俑者。中國要實現比陽光還要光輝的公平正義，就非得去中共化不可。
    然而，溫家寶的「三顧秀」，真還有不少捧臭腳者。比如，北大的毛派教授孔慶東便在其博客中寫道：「五月四日，溫家寶總理親臨北大，我的學生陳灝廬有幸跟溫總理握手並交談，隨後許多同學都搶著來握陳的手，沾點福氣……」關於奴才，沒有比這段文字更好的定義了。讀到這樣的垃圾文字，宛如身處文革時期個人崇拜的高潮，真不知今夕是何夕。
    這次北大之行，還有一些不足爲外人道也的小插曲。有學生在網上發貼透露，溫家寶在一個半小時的對話會上突然說：「我這次來就交代過學校，不要刻意安排，我一來就把學生關在樓裏不讓出來。」他轉向正欲解釋的北大校長周其鳳說：「不是說你。」溫家寶繼續說：「以前我經常遇見這種情況，坐在我身邊的學生，我一問，不是學生會主席就是其他的學生領導。不用說，肯定是安排的。」這番話博得全場的笑聲和鼓掌，也贏得了互聯網輿論的關注和議論。有人甚至繼續將這個插曲解讀爲溫家寶公開表示自己是政治局中的孤獨俠，並挑戰政壇弄虛作假的潛規則，甚至將效法胡耀邦和趙紫陽推動民主改革……在我看來，這些望穿秋水的期盼，最終將又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溫家寶應當見「三博士」
    溫家寶這次當面揭穿北大校方的「精心安排」，並非表明他要「腳踏實地」地走向民間，而只是演出一場「戲中戲」罷了。倘若溫家寶真有心打破層層的封鎖與僞飾，以他的地位和權力，他大可不必停留在一句空話上，完全可以身體力行，一擡腿就走進一間學生宿舍，聽一聽普通學生的心聲。他還可以讓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安排見一些值得見的人。比如，當年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廢止收容遣送條例的「北大三博士」。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滕彪、許志永、俞江三位北大法學博士，將一份合力寫成的名爲「關於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傳真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開啓了中國違憲審查第一案。當時，《法制日報》評論說：「三位博士的行動體現了難能可貴的公民憲法意識，表現了民衆要求法治的責任感，反映了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進程正在穩步推進，從中我們可以聽到我國民主法制前進的匆匆足音。」
    三博士的上書引來了媒體的廣泛報道和民衆的高度關注。半個多月後的六月九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孫志剛被故意傷害致死案作出一審判決，相關責任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六月二十日，國務院以《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取代《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從「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救助的自願原則是此次變革的關鍵。
    七年之後，在當年的「三博士」當中，滕彪和許志永仍然奮戰在維權活動第一線。在維權律師群體中，滕彪和許志永是溫和、理性而堅韌的佼佼者。滕彪挺身而出，爲盲人維權者陳光誠等人辯護，開罪了權勢階層，最終被吊銷律師執照、沒收護照，不僅受到任教的中國政法大學下令停課的壓力，而且常常遭到國保特務的監控甚至綁架、毆打。而許志永則參與成立了NGO組織「公盟」，幫助訪民等弱勢群體維權，後來也被當局取締和查抄，許志永本人被抓捕入獄數月，之後才被釋放。在北大「六四後一代」的畢業生中，滕彪和許志永堪稱少有的理想主義者，本來以北大博士的學歷，他們可以成爲富有的律師和教授階層，但他們選擇獻身民主自由事業，並付出了巨大代價。
    所以，溫家寶倘若真對中國的公平正義挂心，真對北大「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傳統懷有敬意，就應當在「五四」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會見這「三博士」，鼓勵與支援他們的事業，並號召其他北大學生也投身推動中國走向法治社會的事業。同時，這也是向黨內外、向全國民衆傳遞的一個強有力的信號。然而，溫家寶並沒有這樣做，他既沒有這樣的氣魄與膽量，也沒有這樣的見識與胸襟。
温家宝应当见「五教授」
    尽管北大这些年来在官与商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但并没有被一网打尽，民主自由的火种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北大既有三名好学生，还有五位好教授。这些年来，北大固然出了孔庆东、孙东东之流的学界败类，也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居陋室，心怀天下」的「三博士」和「五教授」。温家宝造访北大，除了会见「三博士」之外，还可以会见「五教授」。
    「五教授」为何许人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北大的沈岿、王锡梓、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等五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建议。近年来，血腥拆迁成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代名词，从北京奥运会一直拆到上海世博会，偌大的中国，怎一个「拆」字了得！在西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住宅，在中国任何一个拆迁工作人员都可以闯入，甚至被推土机摧毁。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中的坦克，到如今遍及全国的推土机，中共对民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漠视，一以继之。在此意义上，中共从一诞生起，从来就是一台开动之后停不下来的杀人机器。
    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中有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条文，但各级政府从来都视若无物，即便民众愤而自焚，他们也不停止一刻。于是，这五位教授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的明文规定」入手，螳臂当车，力阻狂轮。他们建议从修改「拆迁条例」入手，将纠正违宪制度实际运作起来，他们在建议书中写道：「现行宪法已经实施二十七年，《立法法》已经实施九年，但我們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從來未審查和撤銷過一個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我們的《憲法》和《立法法》設計和確定的法規違憲、違法審查制度一直在『睡覺』，一直處於『休眠』狀態，這與我們要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治國方略是違背的。因爲沒有違憲、違法審查，就沒有對政府權力和地方權力的制約，就沒有人權保障。」
    他們的建議書發表之後，反響巨大。國務院法制辦和人大法工委先後邀請五位學者座談，確定將修改近年來屢遭詬病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然而，三個多月之後，北大卻宣佈關閉這幾位學者任職的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和憲政研究中心。雖然北大方面再三解釋，卻無法消除人們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聯想。那麽，溫家寶爲什麽不利用造訪北大的良機，會晤這五位「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北大教授呢？如此，即可表達對關心國事、爲民請命的知識份子的尊重與讚賞。溫家寶爲何不這樣做呢？
政府盜賊化，大學亦盜賊化
    朱熹曾經說過：「今日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中共是一個盜賊性格的統治集團，因此大學也被中共改造成一個奸盜社團。如今中國的大學，越來越像烏煙瘴氣的官場。那些拱衛在溫家寶四周的年輕學生，每個都是人格分裂、口蜜腹劍的學生官僚和中共未來的「接班人」。此次溫家寶的北大之行，與這些過於聰明的學生「假交流」，而不見「三博士」與「五教授」，只能說明他連李鴻章當年所說的「裱糊匠」都算不上。他除了說幾句漂亮話，除了像京劇演員那樣甩甩袖子，一點實際的努力都不曾做過。他用「腳踏實地」四個字來鼓勵北大學子，他自己何時「腳踏實地」過呢？
    溫家寶當政以來，中國大學擴招的大躍進運動變本加厲，所留下的後遺症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痊愈。在五月初的一場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約翰·漢尼斯指出，當前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主要斯在質量建設上。美國《彭博商業周刊》也指出，中國的教育系統無法爲學生在全球化的挑戰中打好根基。日前，北大前校長許智宏在一次論壇上說，中國沒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學」。他認爲，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有三個標準：一是有從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國際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響人類文明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三是培養出一大批爲人類文明作出很大貢獻的優秀學生。這三個方面北大都沒有做到。可惜的是，許智宏在卸任之後才敢說幾句這樣的真話。而上海交通大學教育學者熊丙奇亦認爲，中國大學的當務之急並非從數位指標上向一流大學靠近，而應當將注意力放在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上，他認爲：「中國的確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甚至嚴格一點說，中國連真正意義上的大學都沒有。」
    近年來，中國大學教育的水平以可怕的加速度淪落。大學之間的競爭不是學術水平和學術成果，而是教育經費和行政級別。在畸形的體制下，行政指揮學術，學術獻媚權力，大學走向官場，教授變成「叫獸」。對此負有直接責任的教育部長周濟，雖然灰溜溜地下臺了，卻又立即「梅開二度」，轉任中國工程院院長。而對此負有更大責任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卻毫無反省之心和亡羊補牢的行動。
    假話說了一萬遍也不能變成真理。溫家寶的騙術已經黔驢技窮了。我在推特上看到，人們將一句意有所指的話送給總理大人：「溫家寶與北大學生共度『五四』，廣大學子紛紛表示，歡迎總理下個月再來!」


做官與做事——笑看溫家寶與浙江大學學生的對話

    中國歷史上，從來就不缺少「混世」的官僚。對於此類官僚，臺灣作家柏楊在《白話資治通鑒》中有這樣一種定義--「巨混」。東晉時代的宰相王導便是一名「巨混」，柏楊評論說：「王導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官場巨混之一，在攫取自己利益的私欲中，堅持使用亡國的方式治國。他追求的只是表面上的安定，對內臟的潰爛，視若無睹，因爲他就是使內臟潰爛的主凶。他反對改革，並且用儒家恐懼改革的心理，對所有的事，都大和稀泥。」上行下效，長此以往，整個官僚體制和民間輿論也都對迫在眉睫的種種麻木不仁了，「當人們習慣於和稀泥的政治運轉方式時，就找不到國家衰弱的第一因，所以對王導一直保持敬意」。
    面對今天中國的現實，如果將「王導」換成「溫家寶」，是何等貼切。儘管有那麽多「八寶飯」爲溫家寶鼓吹，但我一點都感覺不到溫家寶有哪些「可愛」之處。明明是一個「巨混」，卻成爲不少人寄予厚望的「好人」。中國的歷史，真是一部迴圈的歷史，正是「人情到底好排場，耀武揚威，任你放開眉眼做；世事原來多假局，裝模做樣，憑吾腳踏實地看」。真正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資治通鑒」的領導者，少之又少；而擁有一雙「火眼金睛」、看透官僚素餐屍位的本性的老百姓，亦同樣少之又少。
「要做事不要做官」可以翻譯成「做官就是不做事」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八點，浙江大學的圖書館裏，同學們正在看書學習。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剛剛結束在杭州一天的視察走訪，從天而降，走進圖書館。新華社如此報道當時的場面--
        溫家寶說：「我今天晚上是突然襲擊。」
     一名學生說：「太突然了！」
    溫家寶說：「我六點多才回來，書記省長問我有安排沒有？我說沒有。然後吃完晚飯我告訴他們，我說我要到浙大去！我主要是惦記你們，來看望你們。」
溫家寶說，浙江大學的老校訓是「務求實學，存是去非」，求實是基礎，這種校風一直延續到現在。同學們要有無窮的求知的欲望，要做踏實的功夫。不騖虛聲、不求虛名，惟以科學的態度做踏實的工作，這些都可以作爲理解你們校訓的格言，終生受益。
    大三學生汪寅龍對溫家寶說，他想從政，想做像總理一樣爲老百姓服務的人，想請總理給他一些建議。
    溫家寶說：要做事不要做官。
    這段精彩的對話，讓我忍俊不禁。一個多月前，溫家寶在五四青年節的時候造訪北大，在北大圖書館中對學生們說，他知道到場的學生不是學生幹部就是學生黨員，是校方周密安排的結果；那麽，此時此刻，他在浙大見到的這些學生，也不例外--就在他去浙大的路上，上至書記省長，下至校長院長，就已經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精心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溫家寶的「突然襲擊」，一點也不「突然」。
    這名夢想從政而向溫家寶尋求建議的大三學生，倒是說出了心裏話。這年頭，當官是青年學子趨之若鶩的終南快捷方式，中央部委的一個公務員職位，居然出現千人報考的奇觀，真是鯉魚躍龍門。
    而溫家寶的回答則一點也不夠坦誠。清末的「太平宰相」，也堪稱「巨混」之一的曹振鏞就比溫家寶真誠得多。清人朱克敬《瞑庵雜識》載，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曾國藩也說過類似的話，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筆記》載，曾國藩每見到地方上來人到京，也總是教以「多叩頭，少說話」。
    溫家寶從中辦主任爬到總理的位置，是中共歷屆中辦主任中少數「修成正果」者。宦海沈浮數十載，服侍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四屆總書記而「不倒」，溫家寶必有一套心得體會。但這套在王躍文的官場小說中看不到的權謀術，溫家寶沒有像曹振鏞和曾國藩那樣輕易示人。面對這名求知若渴的學生，溫家寶不說人話，專說官話和套話，以「要做事不要做官」七個字來搪塞之。
這七個字其實可以翻譯成「做官就是不做事」。文史掌故大家鄭逸梅在《藝林散葉》中記載了李鴻章談的一句話：「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這人連官都不會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作爲首席公務員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官的溫家寶，心裏也清楚地知道：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小官員，大都是些不做事、白吃飯的「殘次品」而已。此時此刻，溫家寶勸大學生「要做事不要做官」，是不是讓大學生不要重蹈他的覆轍，其中也暗含了懺悔之意呢？
老百姓會記得溫家寶嗎？
    剛說完這七字箴言，溫家寶立即又有一番闡釋。他最喜歡將「老百姓」挂在嘴邊，就好像殘害了數千萬人民的毛澤東偏偏要題寫「爲人民服務」這幾個大字一樣。溫家寶以苦口婆心狀對浙大的學生們說：「我們人生的目的就是要爲老百姓辦事，無論幹哪一行、從事什麽專業，都要用你所學的專長爲人民服務，你這樣做了，而且做了貢獻了，人民會記住你的；相反，如果你即使當了官，但是你不是爲人民服務，而是爲做官而做官、甚至背離老百姓的利益，那對人民是有害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應該是我們的理想，我們也應該腳踏實地去實踐。如果是這樣的政治家、這樣的官，老百姓是歡迎的。」
    從這段話裏可以看出，溫家寶的理想是當一名能夠「被老百姓記住」的良相，所以他隨時隨地都要表現得有「愛民如子」之心。溫家寶習慣于使用「老百姓」這個詞語，而很少用「公民」這個詞語，這背後是一套帝制時代的「君父」和「青天」的價值觀念。因爲「老百姓」是任由當權者擺佈的物件，而公民不僅有選舉執政者的權利，還有罷免執政者的權利。溫家寶當然願意中國人都是「老百姓」，而不是「公民」了。由此可見，溫家寶的價值觀念實在是遠離現代民主社會的政治文明。
    溫家寶雖然是工科出身，但他苦讀了不少名人名言和詩詞集萃之類的書籍。每當舉辦大型記者會或深入民間視察的時候，也是其大肆曬書的時候。在二零一零年「兩會」閉幕的記者會上，他便以一種誠惶誠恐的口吻說：「我深深愛著我的國家，沒有一片土地讓我這樣深情和激動，沒有一條河流讓我這樣沈思和起伏。」然而，我要反駁他的是：是的，你們很愛這個國家，所以，沒有一片土地未曾遭到你們的污染，沒有一條河流未曾遭到你們的荼毒。更可怕的是，沒有一顆人心未曾遭到你們的戕害。這就是你們特有的對國家和人民示愛的方式嗎？你們就是這樣讓老百姓記住你們嗎？
    溫家寶這位自稱信任人民同時也被人民信任的總理，唯有到西方國家訪問的時候，才可能遇到流亡在外的「人民」的抗議。有一次，溫家寶訪問英國，在出入中國駐倫敦的大使館的時候，他行走在上百名守護人員用黑傘組成的「儀仗隊」之中，那些在街道上抗議的「人民」，既然看不見，就當他們不存在吧。溫家寶看得見的人民，是那些國內的、對他感激涕零和三呼萬歲的人民。於是，他便想當然地認爲人民願意讓他維持權力。
溫家寶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嗎？
    溫家寶在接受《金融時報》專訪的時候，曾經反駁過一些對於中國政治改革進度的質疑，他說：「許多西方人認爲中國害怕民主和選舉，但中國領導人都很明白『只有信任你的人民，人民才會願意讓你維持權力』的道理。」中共高官不談民主則已，一談民主必定一鳴驚人。胡錦濤在訪問日本的時候，回答一名日本小學生的疑問的時候也說過，是人民選他當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和溫家寶真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嗎？我也是「人民」之一員，怎麽從來沒有投過票呢？我總算明白了，中國不是一個冉雲飛所說的「比傻帝國」，而是一個比賽誰更無恥的國家。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說過，士之無恥，可謂國恥。那麽，總理的無恥，就更是國恥了。
    有人說，我們不能對溫家寶「這一個人」作過高要求，所有的問題都應當歸咎於體制；但是，既然溫家寶自己搬出了張載的名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來自詡，我們當然也可以拿這個高標準來要求他。體制固然僵硬，但溫家寶連最低要求都沒有達到，比如盡可能地少說謊，比如盡可能少地用莫須有的罪名審判良心犯，比如向死於豆腐渣校舍、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長鞠躬道歉。溫家寶做過這些並不會立即危及到他的地位的事情嗎？迄今爲止，他一件都沒有做過。那麽，批評這個如此不盡責的總理，乃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所在。
    又有人說，溫家寶是一個老好人，只是有心無力，大家不必太苛求他。這種貌似寬容的說法實際上是極其有害的：如果一個鄰家的老大爺缺乏基本的是非善惡觀，每天渾渾噩噩地過日子，是他的個人的選擇與權利，無須指責之；但是，作爲正在「出三峽」的驚濤駭浪中艱難轉型的大國的總理，如此庸碌而僞善，任意揮霍歷史留給中國的和平轉型的最後機遇，則必須接受民衆之質疑與批評。
「於己不欲，勿施於人」，溫家寶所做的，與他所說的截然相反；溫家寶期望年輕學生們去做的，也與他當下正在做的南轅北轍。胡溫當權以來，民衆的權益受到強權變本加厲的侵犯。當局鉗制輿論，縱容暴力拆遷，以鉅資維穩，均是反民主、反人民的表現。溫家寶是這個龐大的專制大機器中的一個大齒輪，他的「要做事不要做官」的七字箴言，讓我想起了舊時戲臺上的一副對聯：「你也擠，我也擠，此地幾何立腳地；好且看，歹且看，大家都有下臺時。」可惜，那個向溫家寶索取「當官錦囊」的、不諳人事的大三學子，無從領悟個中之深意。


僞善是溫家寶與季羨林最大的共通之處
    中國的知識份子必須喪盡廉恥，自甘羞辱，才有可能蒙受當權派的青睞。……我們盼望中國人永遠不再這麽卑屈，永遠不再自甘於狗的身份。而永遠的挺直脊梁，站在那裏，侃侃而談。大聲警告頭目：「你如果坐船，可能淹死！」他如果不聽，就讓他淹死。假如這種舉動傷害到國家，而不接受警告，就在一場選舉中，把他逐下寶座。
柏楊《讀通鑒·論歷史》
    溫家寶擔任國務院總理以來，七年間先後五次去醫院看望北大資深教授季羨林。季羨林晚年享有的如此尊榮，大概正是那些做夢也想當帝王師的文化人的最高理想吧。溫家寶固然要通過探望老知識份子的方式體現黨和政府對知識份子的關懷，但去探訪什麽人，卻經過精心的斟酌和挑選。他絕對不會去探訪蔣彥永、丁子霖、劉曉波和廖亦武等真正的知識份子。那麽，中共器重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在科技方面爲中共政權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士，比如被譽爲「兩彈元勳」的錢學森；其次，是在文化上爲中共的統治塗脂抹粉的人士，季羨林的輩分最高、名氣最大、也最積極主動地與當局合作，於是就成爲官方「禮賢下士」的不二之選。冉雲飛在《季羨林爲什麽這樣紅》一文中如此分析說：「官方表面倡導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實專制獨裁才是他們的新國學造神運動的內核。而這樣的運動正需要季羨林這樣『愛國沒商量』的『國寶』作爲旗幟，起著他人不可替代的號召作用。看看最高當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規格，我們也就不難明白季先生在當今中國爲什麽這樣紅。」可謂一語中的。
    溫家寶前後「五顧季廬」，除了完成其「職務性使命」之外，當然還有他本人對季羨林的「個人感情」。每次去探望季羨林，溫家寶都不是例行公事、敷衍了事，溫季之間談笑風生，十分投機，事先預留的時間都大大「超支」。季羨林去世之後，有記者整理出了一篇題爲《總理與一代大師：溫家寶與季羨林之間的情緣》的報道，詳細記載了溫季兩人的幾次談話。也正是在這些談話中，我發現溫季兩人確實是「氣味相投」，他們對許多話題都有共同的興趣和一致的看法。他們之間最大的共通之處就是「僞善」，所以他們會成爲一對惺惺相惜的「忘年交」。
溫季如何「惺惺相惜」
    溫家寶第三次探望季羨林的時候，對他說：「您最大的特點就是一生筆耕不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寫的作品，如行雲流水，敍事真實，傳承精神，非常耐讀。我剛剛看過您寫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羨林論人生》，有幾篇文章我讀了幾遍。」文章的好壞，固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溫家寶喜歡季羨林的文字，亦無可厚非。但硬要說季羨林的文字「耐讀」，顯然是過譽了。季羨林的文字像一杯白開水、像小學生作文，可以說淺顯和樸素，但確實不耐讀，我約略掃一遍便讀不下去了，也真佩服總理閣下居然可以一連讀好幾遍，可謂耐心非凡也。
    當季羨林撒嬌式地感歎「我這一生幾起幾落」的時候，溫家寶接著話題說：「您寫的幾本書，不僅是個人一生的寫照，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歷程的反映。中國知識份子歷經滄桑、艱難困苦，但愛國家、愛人民始終不渝，他們不懈奮鬥，把自己的知識奉獻社會、服務人民。您在最困難的時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時候，也沒有丟掉自己的信仰。」溫家寶難道不知道：季羨林的「困難」究竟是誰造成的呢？是誰將季羨林投入「牛棚」的呢？還不是你們這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嗎？當人民和國家被党以武力綁架之後，知識份子只能乖乖地爲黨服務、甚至遭到黨的「誤解」也要甘之如飴。誰要是敢於發出「我愛黨，可是黨愛我嗎？」的追問，誰就必定受到殘酷的整肅。如果將溫家寶的這段話翻譯過來，其實就是說：知識份子是党的奴隸，即便党虐待你，你也要將黨當作愚忠一生的信仰。
    在另一次會見中，季羨林與溫家寶探討了「和諧」的話題。季羨林說：「我們講和諧，不僅要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還要人內心和諧。」溫家寶說：「《管子兵法》上說：『和合故能諧』，就是說，有了和睦、團結，行動就能協調，進而就能達到步調一致。協調和一致都實現了，便無往而不勝。人內心和諧，就是主觀與客觀、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都要和諧。」季羨林說：「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很好，經濟發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加強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提高人的素質。」這番對話，互相掉書袋，卻空洞無物，無視中國社會不和諧的現實，故作深沈地談「和諧」，酸腐之氣，撲面而來。
    下一次見面時，溫家寶又給季羨林戴上一頂高帽子，他說：「我每次來都深得教益，去年咱們談的『和諧』，您提出人要自身和諧，我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全會決定裏就吸收了您的意見。」季羨林的建議經過溫家寶的中轉，居然成了中央全會決議的一部分，作爲帝王師，這是何等的榮耀！然而，我卻質疑：中共連外部的社會的和諧都無法實現，哪有能力來管人自身的內在的和諧呢？中共自己才是這個社會的病根和最不和諧的因素，中國社會和諧的希望，就在於中共放棄一黨獨裁。溫家寶和季羨林幻想在專制制度下呼籲人的道德倫理的回歸，這不是當年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翻版嗎？
    下面的這番對話更是互相吹捧--季羨林對溫家寶說：「現在國家領導人不好當。治亂世易，治平世難，治理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更難。」溫家寶則深有感觸地說：「我常記著一句話，名爲治平無事，實有不測之憂。我們有許多值得憂慮的事，腦子一點不能放鬆。」常常作「先天下之憂而憂」狀的溫家寶，總算是找到了一個貼心人。但是，難道是國人強迫或選舉溫家寶們當國家領導人的嗎？用一句俗話說，你們是「占著茅坑不拉屎」。中國的領導人確實不好當，但爲什麽我們不能選擇更有能力的人來當呢？
國家主義的魔咒幾時可破？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破産之後，中共祭出愛國主義的翻天印。季羨林遂充當了一名愛國主義的典範。溫家寶對他說：「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雜憶》我都學習過。去年我訪問德國時還專門引用您的一段話：我一生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那個母親，一個是我的祖國母親。」季羨林說：「兩者缺一不可。」溫家寶說：「我給華僑講時，很多人都熱淚盈眶。」季羨林趁機提出一個建議：「應該列入小學教科書。」溫家寶說：「好，我回去以後給教育部『反映反映』。」如此「毛遂自薦」，不惜直接要求當權者干涉小學教材的編輯工作，這也太不符合儒家「謙謙君子」的風範了。而溫家寶的「反映」當然是不會沒有效果的，果然，季羨林的一篇題爲《自己的花是讓別人看的》的文章被新增入小學語文教材。
    人的母親只有一個，將國家和政府當作母親，是對自己的母親的羞辱。季羨林留學德國十年，難道沒有聽過德國文豪托馬斯·曼的名言嗎--「自由在哪里，祖國就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把德國文化帶到哪里。」當所謂的「祖國」羞辱和逼迫母親的時候，你站在哪邊呢？法國作家加繆便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在祖國與母親之間，我選擇母親。」而季羨林的選擇是相反的：他聲稱愛母親，其實他愛的是權力，他何曾愛和關切過天安門母親呢？殺死這些母親的孩子的，不正是共產黨政權嗎？季羨林也曾在八九民運中的一份知識份子的聲明上領銜簽名，那麽多被殺害的孩子，那麽多失去孩子的母親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抗爭，難道他全都忘記了嗎？
    溫家寶還談到了季羨林送給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頌》。溫家寶說：「寫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氣勢。您大概從小就對泰山很喜歡？」季羨林說：「我的家鄉在山東。泰山的精神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溫家寶說：「對，這篇文章實際上就是民族頌。」季羨林說：「最後兩句話是--『國之魂魄，民之肝膽，屹立東方，億萬斯年。』人民的靈魂，百姓的脊梁，中華民族大有前途。」稍稍瞭解一點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泰山哪里是民族精神的象徵，泰山根本就是帝王精神的寄託。泰山自古就是帝王的禁臠，歷代帝王都喜歡通過泰山封禪的活動來鞏固皇權和增強「天子」的神秘感。所以，季羨林要麽是對中國的歷史常識極度無知，要麽就是故意以此來諂媚當權者，將當權者當作帝王頂禮膜拜，這種「士之無恥」比無知更可怕。
    這一次探望正好是在四川地震之後不久。溫家寶對季羨林說：「我們的歷史總是和洪水、乾旱、地震等災難聯繫在一起，但我們這個民族從沒有潰散過，反而愈挫愈奮。」季羨林立即表示同意：「一個民族和一個人一樣，災難能鍛煉一個人的意志，也能鍛煉一個民族的意志。」這不是受虐狂嗎？既然季羨林認爲災難對自己是有益的，就應當感謝「文革」，感謝「牛棚」，大聲疾呼再來一次！又何必在《牛棚雜憶》中發出種種抱怨呢？既然溫家寶認爲災難可以讓我們這個民族「愈挫愈奮」，那麽視察災區的時候，又何必擠出幾滴眼淚來呢？你們在這裏輕鬆地談論災難的「正面效應」，我卻相信，那些在地震中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長們，絕對不會同意的這樣的觀點。多難從來不會興邦，但極權主義政權會利用各種災難來鞏固自身之統治，就如同史達林當年利用納粹的入侵，提升自己統治的合法性與獨裁的程度一樣。
    溫季合作的愛國「二人轉」可休矣。季羨林在德國留學的時候，正值納粹興起、希特勒上臺，我懷疑他是不是中了法西斯的毒素。否則，他怎麽會在《憶往述懷》中說出這樣的話來：「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份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話：愛國沒商量。我平生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人後。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這種愛國不正是納粹所鼓吹的那一套嗎？那麽多德國的年輕人，正是在這種愛國魔咒的驅使下，走向戰場，瘋狂殺戮，最後自己也成了炮灰。對此，冉雲飛尖銳地批評說：「『愛國沒商量』--這樣的『愛國論』與『偉光正』在無視邏輯、撒謊的知識譜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強大的同構。官方不樹立季先生爲『國寶』，他還樹立誰呢？」
    季羨林算是老北大人了，當年他曾經與胡適共事，難道胡適的自由民主思想一點也沒有影響到他嗎？胡適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就說過：「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爲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爲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句話與季羨林的「愛國沒商量」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在民國時代生活過的老輩學者中，季羨林本是平庸之輩，唯一的優勢就是活得比較久罷了。於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他以長壽的優勢終於等來了一頂辭也辭不掉的「國學大師」的帽子，簡稱爲「國師」。
人格分裂的僞君子
    在一個道德淪喪的時代，官方最熱衷於打造道德完人。季羨林樂於被溫家寶當作聖人、樂於被共產黨塑造成聖人。溫家寶與季羨林的合作，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有一次，溫家寶特意帶了一件小禮物送給季羨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畫，上面有鐳射「刻印」的溫家寶和季羨林在一起的畫像。這是一個自戀者向另一個自戀者的致敬方式。溫家寶說：「這上面還刻了一句您最喜歡的話：真情。您常講做人要真情、真實、真切。」季羨林說：「對，『三真』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則。」
    可是，誠如聖經所說，這個世界上一個義人也沒有，遑論聖人了。季羨林剛剛去世，他的兒子季承便在《我的父親季羨林》一書中寫出了「一個人生失敗者的父親」以及「一個人生失敗者的丈夫」的真相。季羨林表明上很清高，其實「他好名，給他一百頂帽子他都戴上」。另一方面，季羨林對家人極端冷漠甚至冷酷，從未沒有愛過妻子，也沒有愛過兒子、女兒。他始終以自我爲中心，將自己當作「悲劇人物」，並且堅信「這都是別人造成的，只有他一個人爲家庭而犧牲，他的命運最悲慘，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季羨林喜歡養貓，似乎對貓頗有愛心，但他除了帶貓出去散步，給貓喂點牛肉、豬肝之外，根本不管其他。那時，他的母親和妻子年齡都很大了，還不得不在照料他之外，爲他照料那些貓，爲此累得筋疲力盡，甚至引發「家庭戰爭」。在這種畸形的愛的背後，是何等的自私和無情啊！
    這位國學大師至死也沒有參透死亡，季羨林「希望活到『茶』壽，更希望永遠活下去」，然而大師的夫人卻早有「死了乾淨」的想法。所以，有人說，季羨林是「有國無家」，可是，沒有家，哪來的國？一個愛家的人，在公共領域中，不一定就是個好人，比如党衛軍頭子希姆萊就很顧家、很愛妻兒；但是，一個連家都不愛的人，他所聲稱的「愛國」根本就是肥皂泡一樣的謊言--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愛，又如何愛那些組成國家的、跟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同胞呢？
    儒家文化再加上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必然盛産人格分裂的僞君子。錢鍾書是如此，季羨林是如此，餘秋雨亦是如此。季羨林在私人生活中真面目，已經呈現出冰山之一角。而溫家寶在私人生活中呈現爲什麽形象，尋常人等雖然無法親眼目睹，但基本上可以想象出來。季承給家庭中的父親打六十分，我則給作爲公共知識份子的季羨林打三十分。溫家寶的得分大致也差不多吧。溫家寶對季羨林說：「真理和科學要求真實。您一生坎坷，敢說真話，直抒己見，這是值得人們學習的。……最近，我看您講良知、良能。我認爲，這是知和行的統一觀，也是人的品德和能力的統一，這個思想很深刻。」季羨林立即順著杆子往上爬：「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話一定是真話。我快一百歲了，活這麽久值得。因爲儘管國家有這樣那樣不可避免的問題，但現在總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溫家寶立刻謙虛地說：「我們做的不夠，還要多努力，把工作做好。您也要把身體保重得更好，多看些年。」溫家寶將季羨林當作說真話的人，季羨林也真的認爲自己是說真話的人，這本身就是和諧中國最大的謊言。在今天的中國，說真話的知識份子，是劉曉波，是譚作人，是陳光誠，是師濤……可是，他們都在哪里呢？他們都在共產黨的監獄裏。可見，共產黨如此地仇恨和害怕真話，因爲共產黨的統治是靠謊言和暴力來維持的。
    如此對話，真是將肉麻當有趣到了極點。而將其整理出來發表的記者，當然不會這樣認爲，也許還有許多讀者真得讀得津津有味，甚至「臨表涕零」。這才是中國社會最大的悲哀。這個柏楊所說的「大醬缸」，何時才能被打破呢？


宦官已絕，文妖不絕

    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阿谀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代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正说明此一时代的终结。因此，我坚信希特勒之流必永远受到人类的唾骂，这是他得到的阿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自序》
    東漢時的昏君漢靈帝準備興建規模宏大的禦花園，宰相楊賜上書勸阻。靈帝打算停工，詢問身邊的宮廷侍從任芝、樂松的意見，兩人回答說：「從前周文王的禦花園有一百華里，人們認爲太小；齊宣王的禦花園只有五華里，人們認爲太大。所以，禦花園實際的大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君王是不是英明神武。如果一個君王足夠英明神武，他的禦花園再大，老百姓也不覺得大；如果一個君王不夠英明神武，他的禦花園再小，老百姓也覺得大。今天，陛下是如此英明神武，修建禦花園只會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和稱讚，當然那些別有用心的人除外。」靈帝聽了這樣的馬屁，龍心大悅，乃下令繼續動工。而阻止修建禦花園的楊賜的下場如何，可想而知。作家柏楊在評論這段歷史的時候感歎說：「任芝、樂松的言論，使我們再見文妖。截至二十世紀爲止，宦官已絕，而文妖不絕，倍增痛心。」我則跟著評論說，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還有更多的文妖和重用文妖的權貴呢。
那條送給溫家寶的圍巾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在江蘇考察的溫家寶，來到常州高等職業教育園區。在常州資訊職業技術學院的校園內，溫家寶面對幾千名學生發表演講。當時，氣溫已經接近零度。也許是天寒地凍的緣故，看到總理不遠萬里來「送溫暖」，一名同學上臺將一副長圍巾送給總理，說：「這是我送給您的圍巾，請您戴上，您一定要注意身體啊。」隨後，媒體大肆報道此感人一幕，以凸顯「人民的總理人民愛」。
    新華社報道說，這名學生送給溫家寶的圍巾乃是其親手編織的。我總是懷疑這個細節。因爲如今的年輕人大都眼高手低，很少有人能夠掌握複雜的編織技術。也許，這家職業學校專門設置有編織方面的專業，這名學生正是編織專業的學生吧。還有自詡爲「八寶飯」的人在網上評論說，這是「一片真情，萬金難買」。記得少年時候，中小學語文課本中經常出現關於周總理的類似的故事，道具是襯衣、手套等等，或是總理送給百姓的，或是百姓送給總理的，以此凸顯總理愛民如子，百姓愛總理若父。如今，溫總理與百姓之間的親密關係，幾乎可以同周總理相媲美。美國總統布希被人砸了堅硬的皮鞋，我們的溫總理卻獲贈溫暖的圍巾，誰是好領導，誰得到人民的愛戴，不言而喻。民國總統，可要羡慕死中國總理了。
    然而，這個感人的故事，讓我感到實在是太過離奇了。以溫家寶所享受的「一級保衛」，若非尋常人等，焉能擠到他的面前去送上圍巾？溫家寶的每一項視察計劃，都是中央和地方當局精心設計的，可以說絲絲入扣到了以每一秒計算。前來聆聽溫家寶教誨的數千名學生，無不經過挖祖墳式的履歷審查。這樣才能確保現場不會有人放肆地向總理大人扔鞋子，更不會有楊佳式的青年突然之間「脫穎而出」，而個個都是被總理的講話感動得熱淚盈眶的「好孩子」。
    所以，送圍巾的這個細節，必然在事先的安排和設計之中。「溫辦」的主任，肯定是這個儀式的總導演，地方官員，學校校長，都是參與策劃者。這是一群無恥的「文妖」。誰去送，如何送，送的時候該說什麽話，早已排練過了不知多少次，爛熟於心了。記得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美國總統克林頓到北大發表演講，那幾名提問的學生，事先都經過反反復覆的演練。演練的過程，居然還拍攝出來，還在校園電視臺播出。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人生如戲」和「戲如人生」。
    這一次，最入戲的不是那個獻圍巾的學生，而是接受圍巾的溫家寶。那個學生只是客串的演員，而溫家寶卻是專業演員和終身演員。溫家寶真的需要圍巾嗎？儘管金融風暴已經波及到中國大陸，「人民的好總理」感受到了刺骨的涼意，但總理夫人壟斷珠寶行業，渾身珠光寶氣，總理大人自然不缺圍巾戴。那麽，總理爲什麽又不戴圍巾呢？他就是要踏破鞋、穿舊衣，以此顯示「艱苦樸素」的作風。當年，李鵬當總理時，經常裹著法國頂級品牌的時尚圍巾，以工資而論，他一年的工資也買不起一副這樣的圍巾。而李鵬的女兒、中國電力之「一姐」李小林，驕傲地對記者說，這是她送給老爸的禮物。結果越抹越黑，李鵬更受民衆之厭惡。想來，溫家寶吸取了李鵬的前車之鑒，即便再冷也不會如此「披挂上陣」。這樣，還可以給身邊的「文妖」們一個編排「送圍巾」的好戲的機會。一個重用一群「文妖」的領導人，能有幾分的真誠呢？
    真正需要圍巾的不是溫家寶，而是劉曉波。因爲《零八憲章》而被捕入獄的中國獨立知識份子的領軍人物劉曉波，是爲所有的中國人坐牢。他失去自由，是爲中國人早日獲得自由。這位隻身挑戰中共專制制度的勇士，才配的上熱愛自由的同胞們用愛心編織的圍巾。然而，那些生活在「美麗新世界」中的莘莘學子們，既不知道什麽是《零八憲章》，也不知道誰是劉曉波。即便知道了，他們也不會將圍巾送給劉曉波。他們年紀雖小，心智卻早熟，他們知道將圍巾送給誰可以換來千百倍的好處。
溫家寶的打油詩是如何成爲大學校歌的？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中國各大媒體報道，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新聞網登出消息：經學校黨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北航校歌正式確定爲《仰望星空》。校歌選擇溫家寶的詩歌《仰望星空》爲歌詞，邀請瀋陽音樂學院的藝術家進行音樂創作，「校歌的確定標誌著北航的精神文化體系進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北航精神、辦學理念、校訓、校風、校歌等爲核心的文化傳統及創新特質」。
    北航新聞中心主任蔡勁松表示，北航之前沒有校歌，學校在二零零六年就開始校歌徵求工作，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作品。一年多前，有很多師生和校友提議將溫家寶總理二零零七年九月四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的詩歌《仰望星空》作爲北航校歌的歌詞。雖然這首詩歌並不是爲北航所寫，但北航師生認爲這篇文學作品的意境和北航的精神和發展目標非常契合。
    北航官方網站上稱，《仰望星空》這首詩，意境闊大而深邃，格調寧靜而致遠，讀起來令人動容、回味無窮，特別是對北航的建設和發展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意義，將激勵北航人樹立崇高理想和遠大志向，激發北航人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科學創新精神和人文情懷。四月二十六日，北航的書記和校長代表全校師生給溫總理寫信並附演唱光碟，讓總理閱知北航師生確立校歌的夙願。
    看來，胡溫向來亦步亦趨，如同太平天國的洪秀全與楊秀清，一個是萬歲，一個是九千歲。胡錦濤在玉樹災區一所學校的黑板上題寫「校園，會有的；家園，會有的」等幾個字之後，這件「無價珍寶」立即被一群文妖「請」進甘肅省博物館，並投入鉅資研究如何將這兩行胡錦濤隨手用粉筆寫在黑板上的字永久保存下來。我想，他們既然認爲這塊小黑板已經跟盧浮宮中的《蒙娜莉薩》一樣偉大，不妨就仿效《蒙娜莉薩》的保護措施，在其外部安裝一套特製的防彈玻璃。溫家寶緊緊跟隨胡錦濤，當年四川地震的時候，他寫的「多難興邦」未能及時保存下來，那麽就只好在《仰望星空》上面下功夫。不僅要讓這首打油詩家喻戶曉，還要將其譜曲傳唱，甚至定爲大學校歌。
    有人說，《仰望星空》成爲北航校歌，只是下面的馬屁精們單方面的作爲，並非溫家寶的本意。因爲溫家寶從來都謙虛謹慎、樸素真誠。但是，新聞報道顯示，溫家寶對自己的作品被定爲北航校歌不是一無所知，北航方面早已將此事呈送到總理府的案頭，溫家寶在百忙之中也一定「閱知」了。
    媒體沒有報道溫家寶收到北航請示信件的具體反應，但半個多月之後，北航校方公佈了這一決定，就足以說明溫家寶即便不是「笑納」之，至少不是「反對」。否則，如果溫家寶奮起捍衛自己的知識産權，如果溫家寶對這種個人崇拜的歪風邪氣感到不滿，稍稍透露一丁點意見，下面的人哪里還敢繼續大張旗鼓地宣揚此事呢？他們只能偃旗息鼓、默不作聲。
    所以，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單單有下面的人喜歡拍馬屁，而沒有上面的人樂於接受馬屁，馬屁精必定不會滿坑滿谷；單單有一群文妖挖空心思媚上，而沒有好大喜功、躊躇滿志的當權者，文妖當然不會成爲這個時代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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