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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诞生记
在北京日益成为一座“地铁上的城市”的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北京的第一条地铁，也是新中国第一条地铁，最初是如何诞生的……
"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
    1953年9月，一份名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的报告，摆在中央决策层的面前。这份具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意味的《草案要点》，是在北京市委领导下，由国内和苏联著名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共同完成的。

    它不但对北京城市的规模、政治经济定位和今后的发展走向作了规划，而且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看，筹建地铁是一个相当奢侈的决定。建国初，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大街上人多车少，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车，连乘公共汽车的人都是少数。而且，修地铁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些现实问题，中央当然清楚。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时筹建地铁呢？据当年的地铁筹备处总工程师谢仁德回忆，周恩来总理曾一语道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1950年6月，建国刚刚半年的新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开入了台湾海峡。浓烈的火药味，包围着新生的红色政权。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战备理所应当地成为北京城市规划中，首先考虑的因素。
一直被我们尊为“老大哥”的苏联，对地铁的战备功用深有体会。1941年德军大举进犯莫斯科，刚刚建成6年的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莫斯科市民的避弹掩体，更成为了苏军的战时指挥部。

    开战不久，苏军总参谋部就迁入地铁“白俄罗斯”车站，并在那里建立了指挥所和通信枢纽部。最危急的时刻，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指挥部也迁入“基洛夫地铁站”。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更涌入地铁，无论有无警报，他们每晚都到那里过夜。地铁的战备功能，在二战中的莫斯科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这无疑给了新中国领导人们很大启发。

    然而对于地铁，当时不但中国老百姓一无所知，就连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知之甚少。这一年，原本研究桥梁隧道专业的工程师谢仁德，正准备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可出乎意料的是，组织上却把他调到了北京参与地铁筹建。这位曾经与茅以升共事过的老工程师十分诧异，那时他对于地铁的认识仅限于知道那是一种在地下行驶的机车。如何修建，毫不了解。

    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北京市委在1954年10月报送中央的报告中请求“聘请苏联专家，着手勘探研究”。

    两年后，在国务院的安排下，由五人组成的苏联专家组来到北京。专家组组长是莫斯科地铁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巴雷什尼科夫，其他几位成员也都参加过1931年莫斯科地铁建设。

    同那一时期来华的众多苏联专家一样，他们不但带来了大量莫斯科地铁的详尽技术资料和丰富经验，甚至还为中国的技术人员作了多次扫盲性质的地铁技术讲座。

    在帮助中国培养人才的同时，专家们还参与了拟定北京地铁远景规划方案和地铁工程的线路选择、埋设深度、隧道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在苏联专家带来苏联地铁范本的同时，大量中国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1953年到1960年之间，被送往苏联学习地下铁道工程的中国学生陆陆续续有几千人。他们从规划设计到工程施工等各个方面学习了苏联的技术。回国后，他们带着从苏联学到的技术和理念，充实到与地铁有关的各个领域，在发展自主技术的同时也必然带回了深刻的苏联模式。

    初绘地下交通网



    到2015年，北京轨道交通将建成18条线路，总长561公里的路网。那时，北京将超过纽约，成为世界上地铁长度最长的城市。在第一条地铁筹备之初，规划人员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北京地铁将发展到这样的规模。

    50年前，中国地铁人是怎样规划地铁线路的呢？当时的规划与今天是一以贯之，还是大相径庭？由于资料的缺失，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使记者在采访中如陷重重迷雾。

    在现代地铁规划中有这样一个理论:只有当地铁线路形成网络时，它的交通功用才能发挥出来。那么，最初规划人员是只做了北京站至石景山一线的规划，还是也曾考虑到路网的总体规划呢？

    从1957年地铁筹备处提交的一份关于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线路埋设方案的报告中，记者依稀找到了答案。根据城市的发展，地铁筹备处曾编制了一个北京地铁远景规划图。这个规划由一条环线和六条直线组成，全长172公里，车站114个。但对于具体的线路分布和车站设置，这份报告语焉不详。

    报告中提到，进入具体规划的线路有两条。第一线从东郊红庙起，沿长安街到西郊五棵松；第二线从体育馆(今国家体育总局)经中山公园、西四、西直门到颐和园。

    这两条线各有利弊。第一线途经中央机关多，交通量集中，修了地铁后对防空和交通都能起到很大作用，但不能连接京西北。第二线则可以连接京西北，但颐和园一带客流少，对平时的交通影响不大。而且，北京西北郊的地质条件不如西郊，第二线施工起来比第一线更复杂。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先修建哪条线呢？无论从施工，还是交通角度，苏联专家都认为，第一线比较好。但在“战备为主，兼顾交通”的总原则指导下，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的报告，还是倾向于先建第二线。

    到1959年，这两条线又有了一些调整。第一线变为，北京站至石景山，途经东单、文化宫、中山公园……沿长安街一直到石景山。第二线总体不变，只是拟在中山公园站建一个上下换乘的中转站，把两条线连接起来。

    这两条线的规划，显然与后来的地铁一期工程有很大出入。“地铁一期工程是明挖，别的地方无所谓，天安门广场总不能‘大开膛’吧？”上世纪60年代就参加地铁筹建的柏贤华这样解释，“所以一期工程东西线只修到了复兴门，为了能与北京站相连，又依城墙走势修了复兴门到北京站一段。”至于一度被看好的第二线，由于资金和客流问题，被放弃了。不过，柏贤华认为，北大的反对也起了很大作用。“规划中，第二线直穿北大校园，如果明挖，北大将被分成两半。当时，北大上书中央，反对这个方案。”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规划早已拟定，时隔40多年，施工中的北京地铁四号线，正实现着这条斜穿北京东南—西北的线路。

深埋浅埋之辩







   规划进入实质阶段后，另一个选择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是学习苏联地铁全线深埋入地面60米以下，还是像大多西方国家那样浅埋在地下5至12米？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在筹建地铁的十几年当中，竟然几经变化。

    1956年开始，地质部901大队负责地铁建设的地质勘探工作。勘探结果表明，北京西部的地下粘土层在地面40米以下，东部则在120米以下，而地铁最好是修建在不透水的粘土层中。根据北京的地质特点，一些苏联专家主张北京地铁学习苏联全线深埋。

    深埋比浅埋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投资也大。这些人力、物力的投入，对于刚刚成立不到10年的新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从战备考虑，深埋比浅埋具有很多无法比拟的好处。

    尽管有诸多困难，但在“战备为主，兼顾交通”的总原则下，北京地铁还是确定为深埋。

    建国之初，我们的城市建设往往与战备紧密联系。最典型的例子是对长安街宽度的争论。当时，很多人对长安街100至120米的宽度提出质疑，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幽默地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但另一方面的观点，却认为这个宽度很合适，一旦战争爆发，长安街可以作为飞机跑道。

    对于地铁这个“战备工程”，满足战备要求自然是首选。

    1958年，北京地铁考察团赴苏联和东德考察，并要求苏方对带去的路网规划和埋设深度两个问题帮助审议。

    对于路网的方案双方意见比较一致。但对埋深问题的看法，却发生了微妙的分歧。苏联专家竟然一致推荐浅埋。

    回国后，考察团向中央有关方面作了汇报。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中央了解“深埋”的困难，但仍决定北京地铁全线深埋于地面150米以下。

    1959年，北京地铁设计处的专家们开始对深埋方案展开设计。设计中，他们发现困难远比之前预想得大。根据新的地质勘探资料，北京地下岩层有较厚而破碎的风化层，地铁的实际埋深将超过原来估算的深度。地铁北京站埋深将达到160米，而红庙附近将达到200米，相当于60层楼那么高。“这样的深度，电梯的长度至少要400米。这种超长电梯，我们根本无法生产。供电中断怎么办？电梯出现故障怎么办？乘客根本出不来。如果遭到破坏，漏水，就更麻烦了。”时任工程处总工的谢仁德老人，今年已经95岁，他在京西的寓所艰难地向记者回忆着40多年前的往事。虽然叙述断断续续，但记者仍能感受到他当时的焦虑。

    后来，设计人员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集中到苏联专家建议的“全线采用防护性结构浅埋明挖”的方案上来。经过严密地计算和比对，他们认为这种方法不但克服了深埋的诸多不利，也同样能达到防护的战备目的。

    1960年1月，利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的机会，谢仁德向周总理、总参和六位元帅作了汇报。

    同时，在公主坟和木樨地为深埋方案打的两眼竖井也得出了深埋难以实行的实证。这两眼竖井，直径6米，深为100米和120米。那时候，北京还不是一个缺水城市，地面2米以下就有水。“那水大到什么程度？每24小时就有200立方米的水渗出，而且水压很大。”当时作为技术人员参加过竖井开挖的王梦恕这样回忆。

    时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专程来到木樨地，乘坐升降机到达井下，看到地下30多米，水就再也抽不干了。

    这年5月，北京地铁修建委员会传达了中央正式批准北京地铁采用“浅埋明挖”方案的决定。一场关于深埋还是浅埋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但此前一直属意深埋方案的原因，直到1965年才揭开。那年举行的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上，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地下铁道都是深埋，但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却异口同声主张浅埋，因而对其用心深表怀疑。

    事后人们才知道，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
1960年7月，时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苏达利柯夫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自此，援华的几千名苏联专家带着他们的科研资料陆续离开中国。对于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面对苏方的背信弃义，毛主席气愤地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

    不过，支援北京地铁工程的苏联专家，并没有马上走。也许是出于合同的考虑，他们直到1963年才离开中国。

    但此时，中方技术人员已经明显感到，修建地铁的核心技术已接触不到。苏方已对中方实行了技术封锁。

    令人感动的是，很多援华多年的苏联专家并没有像他们的政府那样，向中国关上技术的大门。他们抛却了政治上的分歧，以一个纯科研工作者的面貌继续帮助中国进行地铁设计和人才培养。曾任莫斯科铁道学院党委书记的那乌莫夫，1962年专门到北方交通大学免费为学生和老师讲了半年与地下铁道建设有关的课程。提起这段往事，当时还在交大任教的王梦恕感慨良多:“很多苏联专家非常敬业，他们是真正希望帮助中国做一点事情。”

    就在技术人员们筹划着北京地铁蓝图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北京地铁下马了！

    1961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受到重创。中央决定北京地下铁道建设暂时下马。铁道部随即下令撤销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只保留一个地下铁道研究所。一时间，参与地铁设计、施工的人们，风流云散。有人甚至传言:中央决定，地铁十年不上马。

    对于那些为地铁花费将近十年心血的设计者们，这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们一直不相信，地铁的建设真这样无疾而终了。下马的日子里，留守在地铁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始终没有停止研究工作。

    从中苏关系恶化伊始，中方就着手自主设计地铁的准备。1963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北京地铁的设计工作没有丝毫停滞。大批归国留学生和我们自主培养的专门技术人才已经充实到地铁设计的第一线。地铁的设计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那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西方都断言:“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人不可能修建自己的地铁”。但后来的事实，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说法。

    中国的地铁人们，等待着重拾地铁梦的那一天。

    经过几年调整，国内的经济得到了好转。而此时，国际上却掀起了反华浪潮。1965年，中央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一直作为战备工程筹划的北京地铁。

    1965年1月，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被任命为地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1月15日，他与副组长万里、武竞天联名以《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2月4日，毛泽东对此直接作了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时隔40余年，对于毛主席的批示，今天还健在的地铁人仍能流利地背出。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

    很多人回忆，那是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一条写有“北京地下铁道开工典礼”的白字红底横幅挂在会场上。市长彭真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等出席了开工典礼。杨勇讲话，提出了地铁建设三条原则:“地上服从地下，交通服从战备，时间服从质量。”这三条原则始终贯穿于地铁一期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会后，年近八旬的朱德元帅亲自拿起扎着红绸的铁锹，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破土。在现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不过，出于战备工程的保密考虑，开工典礼当天，组委会只邀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新影等少数几个新闻单位参加，并明确表示地铁开工典礼的消息不登报，只作为内参保留。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
施工神秘地进行

第一辆地铁列车和司机张万宝
  1965年下半年，正在永定路附近十一学校上初中的徐金华发现，一向冷冷清清的西郊突然多了很多工人和汽车。他们分日夜轮班工作，连吃饭都在工地上。有时施工完，还会在工地上踢踢正步。
  路中央宽大的绿化带上，一棵棵高大的树木被拔掉。挖掘机开了进来。挖出的土，被一车一车运走。有一段时间，工地旁边甚至建起了一个小铁道，用专用的小火车运土。
   “没人告诉那是在修地铁，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徐金华至今想来，自己也觉得挺奇怪。但那就是当时的情况，对于正在身边进行地铁工程，北京市民心照不宣。

    “因为是战备工程，所以不可能宣传。”但是之前的很多舆论已经告诉大家，北京要修地铁了，修地铁是为了备战。

    当时路上车辆很少，施工并没有对交通造成多大影响。由于是明挖，又没有做遮挡，上学路上徐金华随时都可以看到施工的进展。他看到铁道兵战士们夜以继日地进行施工。挖出的隧道也渐渐有了形状，从最初浅浅的沟渠，变成了一条宽十几米，深接近10米，放坡完整的梯形隧道。隧道挖好后，工人们又依照图纸依次完成了钢筋敷设，混凝土浇筑，以及铺贴玻璃布油毡防水层。

    地铁工程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地铁的设计方面出现过一个很大的纰漏，甚至险些延迟了开工。

    在开工前的几个月，地铁一期工程的全部设计图纸已经完成。现在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王梦恕，那时还是交通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下铁道专业硕士，王梦恕受邀参与审定地铁设计图纸。

    审定过程中，王梦恕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有的设计图纸都没有考虑到贯通误差。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图纸进行施工，分别开工的两个乃至几个施工段，在最后连接的时候，断面位置可能错开。整个隧道将无法对接成一条直线。设计中，这个贯通误差本应在计算之内，但由于经验不足，少计算了将近20厘米。“可别小看这区区20厘米，如果不计算在内，就会造成隧道的宽度和高度不够，将来机车可能碰壁或碰设备。轨道也铺不上。”这一发现让所有参与设计的人大吃一惊。很多人立即提出质疑，不相信王梦恕的判断。

    时隔多年，王梦恕对此深表理解，“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所有有关结构的三万多张图纸都要修改。对于奋战了好几年的技术人员来讲这是很残酷的。”但是，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王梦恕利用当时正在施工的前三门水渠做了一个实验。这个水渠的断面都是直线断面。他把这些断面做了一个投影，投到平面上，参与实验的技术人员很容易看到，投影相差了二三十厘米。

    技术人员们终于认同了王梦恕的理论，并开始了紧张的改图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奋战，所有三万张图纸都改好了，原计划下半年开工没有耽误。“因为这个发现，局里专门奖励了我20元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提起这段往事，已经是国家地下工程带头人的王梦恕仍自豪不已。

    北京站到石景山22公里的路段，几乎同时分段开挖。

    由于是战备工程，工程的保密工作非常严格。但对于工程本身敞口放坡开挖的施工方式，保密的难度很大。针对这种情况杨勇指出，保密工作既要严格，又不能搞得很神秘。

    虽然，每一个路过的北京市民都能看到施工的进程，但是设计图纸、数据等核心资料，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

    全程参与施工的张孟勋回忆，每个标段的施工技术人员只能得到各自的图纸，总图是看不到的。资料的整理和归档，则由专门的公安处负责。技术员领图纸需要严格登记，施工完毕后，无论图纸多么破旧都必须如数归还。“因为，即使看不到整个工程的总图，但懂行的人仍然可以按照单项数据推算出整个地铁工程的防护等级。”      

    即便这样小心，失密事件还是发生了。地铁工程局四处一队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一份实验段组织设计文件不见了。几天后这份文件又神秘地从邮局寄回。地铁工程局立刻在一队有关人员中进行调查。最后一名吴姓技术员终于承认，这份文件是他帮助印制后带回宿舍学习的。由于忘记文件应该放在什么地方，组织上又查得厉害，他既不敢留下又不敢归还，只好通过邮局寄回。经过调查，这名技术员是共青团员，家庭出身也比较可靠，带回图纸的确是为了学习，于是没有深究。但是这一失密事件对地铁工程领导小组震动很大。杨勇亲自批示，一定要加强地铁工程的保密工作。

    这个看上去有点“马大哈”意味的失密事件，却使地铁工程的保密工作上了一个等级。曾参与核心设计工作的王梦恕回忆，那时设计完毕，设计人员必须把自己的设计图纸和工作日记按页码如数上交。完整不缺页的资料还好说，那些零散缺页的资料都被他烧掉了。“缺页的资料交上去，我说不清楚呀！”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任何一点纰漏都有可能上升到政治高度。回想起这段往事，王梦恕说:“保密是应该的，但我们也搞得太紧张了。那么多数据资料都烧掉了，现在进行研究时，我只能靠回忆了。对于科研是个不小的损失啊！”

    不过，北京市民对地铁的兴趣却没有因为严格的保密制度而有丝毫减弱。当时在公主坟商场工作的常华记得，有一次，一个人在地铁工地拍照，被铁道兵战士当场制止，不但曝光了他的胶卷，还把他带走了。

    那时候，附近的八一湖被分片划给各个单位做游泳场。常华单位所在的游泳场正好跟铁道兵部队相邻。“我们几个小年轻经常找他们铁道兵‘套瓷’，想知道点儿修地铁的事。他们有时候也跟我们说点不要紧的，比如埋多深啊，过木樨地的时候，从河下走啊，当时听着挺新鲜。”后来，他们中的几个女同志还跟铁道兵战士结婚了呢！

    虽然北京市民也隐约了解一些地铁施工的进展，但对于1965年12月29日发生的一场大火，却少有人知。那天，正在连夜施工的地铁工程局一处五队18分队电焊工张庆兰在电焊时，不慎引燃了覆盖混凝土的草帘。由于是冬天作业，为了保暖必须在混凝土上加盖草帘保温。为防止电焊火花引燃草帘，每一个电焊工还专门配有看火员。看火员手持小水壶，发现着火马上浇灭。但12月29日这一天，这个简单易行的消防措施失效了。火星引燃草帘后，看火员罗桂友马上用手里的水壶浇水，一股浓烟冒出来，当人们都以为火灭了的时候，草帘却死灰复燃。张急忙用手去拽着火的草帘，但噌噌的火苗迅速蔓延，顷刻间烧着顶棚。工人们纷纷脱下棉袄进行扑救，但火势太大无法近身。这时他们才想起来去报火警。在消防队员、工人以及闻讯赶来的群众共同努力下，大火在黎明前被扑灭。

    大火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多万元。地铁工程局一处五队被撤销建制。

    地铁依城墙而行


    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总体上进行得十分顺利。

    石景山到复兴门段地处西郊。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的居民和车辆都比较少，因此拆迁和施工方面进展得比较顺利，也没给沿线居民的生活造成什么不便。但复兴门到北京站段，情况却没那么简单了。

    线路规划时，一线地铁到达复兴门将折而向南，经象来街(即长椿街)，再向东，经宣武门、和平门、前门、崇文门到达终点北京站。这条线路，地处旧城区，不但有城墙，还有前门、宣武门、崇文门三座城楼和箭楼。这里从明代以来就是店铺林立的老商业区，民居、单位分布极广。地铁工程在这里进行敞口明挖，必将牵扯一大批搬迁问题，这无论在工期还是资金上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规划人员非常为难。这时，有人提出可以把内城城墙和城楼拆掉，地铁沿着城墙的走势修。这样就可以把拆迁数量减到最小。这个方案一经提出就得到地铁领导小组的重视，在当时看，这确实是一个最省时，省力，又省钱的方案。

    于是，1965年1月，在杨勇、万里和武竞天上报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修地下铁道是军事的需要，也兼顾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同时，由于现有城墙大部分已拆除或塌毁，地铁准备选择合适的城墙位置修建。这样既符合军事需要，又避免了大量拆房，在施工中也不妨碍城市正常交通，可方便施工，降低造价。”

    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北京城墙是拆，是留？这个旷日持久的论争，始于建国初。

    新中国成立时，北京城墙已经历了五六百年的风风雨雨。国家内忧外患，不可能有人去修缮它。坍塌、断裂，有的地方甚至已因危险被拆除了。沿城顶一带，解放前挖的射击孔有158处，大大小小的洞穴119处，最深的地方已经能与城下所挖的防空洞连通了。

    1957年8月14日的《北京日报》上对城墙的状况有这样一段描述:

    “北京内城城墙长期没有很好地管理，现在城墙顶上长了很多蒿草、树丛。城墙顶面的海墁已经破坏，很多地方沉陷、裂缝(大的有两公寸宽)，城墙局部鼓闪，女儿墙和垛口松动，遇到雨季经雨水浸泡、冲刷，常发生塌滑事故。”

    事实上，由于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城墙已经残破不堪。内城的外部轮廓虽尚属完整，但墙冠的宇墙和箭垛除前三门一线外，几乎全部残缺不全。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方便交通而在城墙上开的豁口，更是数不胜数。这时的北京城墙，其实早已不是人们印象中那个巍峨、雄伟的城墙了。

    另外，由于城墙破败造成的人员伤亡和交通事故也屡见不鲜。如1957年3月，有一个人到拆去砖的城墙里挖土，土方塌落，被砸死。

    1952年，文津街老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北海金鳌玉蝀下桥向西是下坡道路，车辆行驶到这里一般车速较快。那时老北京图书馆门前“三座门”有三个门洞，开间不大，一般只能通过一部汽车，再向前又遇到向北的弯道，行车视线很受阻碍。

    当时一辆汽车自东向西行驶，快要进三座门时，另一辆车突然迎面转弯驶来。危急时刻，司机看到迎面车里坐的是苏联专家，由于已无法躲避，出于对“老大哥”的保护，这位司机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开的车撞在三座门的门垛上。苏联专家的车有惊无险，而这位司机却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由于城墙本身的破败和对交通造成的不便，从建国初开始，要求拆除城墙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另一方面，一些专家学者也极力主张保护城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甚至拿出了一整套方案，企图找到老城墙和新城市之间的契合点。

    当时，北京市委对城墙的态度比较审慎。考虑到问题复杂，争论很大，拆除城墙的行动暂缓，但也不再进行维修。直到1965年，地铁一期工程上马时，这个问题才又被提起。

    于是，历史向现实做出了让步。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北京人，都有参加义务劳动拆城墙的记忆。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常华老师当时在崇文门外一个工厂工作，他记得，那时每周都有一个下午要参加工厂组织的义务劳动。“我们厂‘包’了一段城墙，每次都到那里挖。盖城墙的大青砖都是用江米粘住的，拆起来相当费劲。那会儿，用镐刨、用锤子砸，什么方法都用上了，那些大青砖碎得太多了。有时候，还能在砖的中间看见类似‘大清某某年窑制’的款儿呢。”

    原计划地铁要直穿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这三座门的箭楼和城楼，都要拆除。但地铁规划这时在正阳门前拐了一个弯，把它让过去了。据说，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被保存了下来。

    与正阳门相比，西郊公主坟就没那么幸运了。为了线路取直，地铁要穿过公主坟。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公主坟里埋的是庄妃的义女，清朝唯一一个汉族公主——孔四贞。但拆除的过程中人们惊异地发现这座公主坟里竟然有两个宝顶——埋着两个公主。

    后来这两位公主之一——庄静固伦公主的后人林勤多尔吉，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说，公主坟的两座坟墓，东边埋葬的是嘉庆皇帝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西边埋葬的是嘉庆的四女儿庄静固伦公主，这两位公主都死于嘉庆十六年，于是埋在了一起。

    关于拆公主坟的场景，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说当时铁道兵战士真挖出了公主，而且肌肤胜雪，栩栩如生，但一见光就立即风化了。

    对于这个说法，走访过京郊三十几处公主坟的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员冯其利认为并不可信。因为这个公主坟曾经在日伪时期被盗过，陪葬和墓室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不太可能出土湿尸。

    时隔多年，王梦恕不无感慨地说:“其实地铁线路只要再往旁边偏十几米，就可以把公主坟保住。可是我们当时保护文物的意识太淡漠了。”
地铁初体验

    1969年10月1日，第一辆地铁机车从古城站呼啸驶出。经过四年零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了。虽然比原计划晚了一年多，但总算赶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完成了。那时，正值北京战备疏散，没搞典礼，只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几位元帅先乘为快。面对这条中国人自主设计施工的地铁，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参与地铁建设的普通工人都百感交集。

    由于是战备工程，并且在设备调试和管理调度上都缺乏经验，在1969年10月通车以后，地铁只是小范围接受参观性质的乘客。想乘坐或参观地铁，都需要持单位统一领取的参观券。

    眼看着地铁修建完成的常华这时候非常兴奋。因为单位发的参观券数量有限，他还特意找一些老同志要了参观券。至今，常华对第一次乘地铁的感受还记忆犹新，“第一次进地铁站，觉得富丽堂皇。特别惊讶，也特别兴奋。这是咱们自己修建的地铁呀！而且当时都知道地铁是个战备工程，一旦打起仗来，我们坐着就可以撤走，心里可踏实了。”

    常华对地铁站“富丽堂皇”的第一印象，几乎是那一时期所有乘客的感受。“一个车站一个样儿。大理石铺地，立柱的形状、颜色都不一样，灯光的布置也不一样。”对于这一点，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无法认同。很多常年乘坐地铁的年轻人根本看不出分别:“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确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地铁一期工程的车站确实不太起眼，不论是结构，还是装修风格，都大同小异。但是在40年前的北京，这种装修已经可以称得上“豪华”了。

    其实相比国外地铁站，我们的地铁站是比较朴素的。在地铁开工典礼上，邓小平同志就曾经说过，“我们的车站要朴素大方，不要搞莫斯科地铁那一套”。今天看，这个总原则非常务实。有地下宫殿之称的莫斯科地铁，金碧辉煌，每个车站都聘请了著名的设计师担纲设计，站内雕塑、华灯比比皆是，耗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我们的地铁站虽然俭朴，但它具备了运营所需的一切要素，至今仍很实用。

    另一位同样一直关注地铁施工进展的徐金华不无遗憾地说:“地铁通车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当兵，直到70年代才回北京。”甫回北京，徐金华就专程买票乘坐地铁，这个他眼看着从隧道修建起来的地铁，这时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他眼前。

    1971年，地铁开始售票，票价只要一角钱。“有的人甚至在地铁里来回来去地坐。第一次没经验，到了苹果园站中间过不去，只好上来再买票坐回去。后来长了心眼儿，坐到八宝山就下车了，还能免费坐对面的车回来。”提起这些往事，常华呵呵直笑。

    不少外地来京出差的人也专程赶来乘坐地铁，地铁俨然已经成了首都的一个观光项目。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作为毛主席“点将”的地铁一期工程统帅，杨勇本人直到1972年才第一次乘坐地铁。工程开工不久，杨勇就被“揪”了出来。但对一手经营起来的地铁，他有着割舍不掉的牵挂。

    1972年，杨勇打听到自己的老部下安谦还在铁道兵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就请他带领自己乘坐地铁。安谦后来回忆，那一次，他带着杨勇乘了几站地铁，并简单介绍了些情况。杨勇始终兴致勃勃，看得出他很兴奋。听说，后来杨勇又带着小儿子来坐地铁，跑了好多站，他自己当讲解员。

十年通车之路

    地铁一期工程建成后，一直处于试运营状态。

    那时，地铁的主要任务仍是战备。1971年至1975年，因执行政治任务，先后3次全线停运，累计达398天。

    地铁通车仅一个月，1969年11月11日，万寿路车站至五棵松车站区间，因牵引供电系统电气保护不完善，曾发生一次火灾，烧毁两辆机车，灭火救援时造成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次事故给刚刚通车的地铁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央领导人立刻意识到，虽然我们自主修建了地铁，但是车辆调度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还很欠缺。周恩来总理在1969年至1973年间，先后6次针对地铁的安全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对地铁的一些具体安全问题，如漏电、失火、瓦斯窒息、上下车失脚、出入口拥挤等都要予以重视。安全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暂时不忙公开宣布运营。

    经过10年的刻苦攻关，地铁技术人员对地铁的供电系统反复试验，1981年通过专家鉴定，认为已经基本解决了地铁主保护系统走电失火的问题。地铁一期工程终于经国家批准正式验收，投入运营。

    此时，距第一次提出修建北京地铁，已经过去了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