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网上找的几个观点明确的，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还请各位自己判断结果
1.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40 年即帝位，在位54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一位杰出的英雄皇帝。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屡次派兵进击匈奴，一直把匈奴追赶到漠北的地方去，解除了自殷、周以来威胁中原的祸患。又派使臣出使西域，使汉家声威震慑欧亚大陆。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们仍叫我们为“汉人”，称普通话为“汉语”，叫中文为“汉文”，在某种意义上，“汉”就代表中国。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创建了历史上文治武功、非常灿烂的一个朝代。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大经学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蹇；大音乐家李延年等，他们都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此可知，汉武帝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功绩多么巨大。
PS：上面的‘汉人’并不是指‘汉族人’也就像秦朝的人叫‘秦人’一样，难道还有‘秦族人’？还有一段东西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4644500.html?fr=qrl&cid=206&index=1是关于‘唐人街’的，应该能说明中国最灿烂的应该是唐朝才对。
2.汉族是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朝的政治目的制定出来的，在中华民国以前没有民族这个名词，更没有人自称汉族。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人民认同的政府，只有统治和奴役人民的政府，明朝的老百姓会喜欢明朝和明朝皇帝吗？这简直是方狗屁。别忘了你们今天的言行，你们的祖先有知绝对会恨之入骨，吹捧谗害祖先的人才是最大的污辱。以清代明就是改朝换代，什么叫侵略？汉朝统一江南不是侵略，你们敢说你们不是江南土著的后代吗？朱元璋统治你们湖南广东不叫亡国？你们不是犯贱吗？现代国家就是在清朝在开始形成的，清朝以前历朝历代都是统治者的争权夺利，谁顾人民的死活了。说岳飞是保卫人民，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笑话，岳飞杀的农民比金兵都不知多多少。今天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是革命党为了政治目的编造出来的谎言。中国从古到今就没有汉族，不信你翻开二十四史查一查，汉人是古代化外之民对皇帝统治下的人的通称，不是中原人民的自称，就等于是别人给起了个外号，被称为汉族是一种污辱。
PS:这个说法有点靠谱，如果这样一来‘汉族’这个族本来就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就和‘联合国’一样，那不是随时可以增减民族种类？
3.“汉族”或“汉人”的来历，与刘邦的汉朝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汉人以至汉族的来历跟五代时的后汉和北汉到是有直接关系。
现代汉人一词定型于“元朝”，通行于明清，
“元”的“汉人”一词系沿用“金”，“金”沿用于“辽”。
“辽”用这个词称呼境内外chinese speaking居民，
chinese speaking居民本称“唐人”，唐灭，五代起，后汉奉辽为正，辽因此称呼后汉国人为“汉人”，后汉灭后周起，不奉辽国，所以“辽”不改称呼，北宋时依然称宋国人为汉人，辽境内chinese speaking居民仍然被称为“汉人”。“金”国起，灭辽，金人沿用辽国称呼，仍定为“汉人”，境内所有原“宋人”都是“汉人”。
所以，“汉族”一词来自沙陀族后“汉”而不是刘邦的“汉”，如果说有关系，就是沙陀人冒用“刘”姓，给了刘邦一个面子。
PS:那是的确开始有人喊中原的人叫汉人了，但这里的汉人的意思应该和第一条中的意思一样不是‘汉族人’的意思。
4.从约公元前5000年起，当今汉族的主体华夏族在黄河流域起源并开始逐渐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期，并先后经历了母系和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公元前2700年，活动于陕西中部地区的一个姬姓部落，首领是黄帝，其南面还有一个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双方经常发生摩擦。两大部落终于爆发了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之后两个部落结为联盟，并攻占了周边各个部落，华夏族的前身由此产生。
约公元前2000年，启建立了夏朝，前1766年，商朝建立，前1122年，周朝建立。从周朝开始，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活动范围也由黄河流域逐渐扩大到淮河、泗水、长江和汉水流域。在这期间，华夏族的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并以此区别于夷、蛮、戎、狄等诸多民族，但此时华夷的划分尚不十分严格。
春秋时期，华夏族同周边民族进一步融合，秦、楚等原本被排斥于华夏族之外的国家也被逐渐接纳。到了战国时期，各个华夏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陆续进入中原地区的夷、蛮、戎、狄也逐渐与华夏族融合，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族体。此时，华夏族的活动地域也扩展到了辽河中下游，洮河流域、四川盆地、江南地区等地。
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秦朝，随后汉朝建立，并统治中国400余年，该时期中国版图空前扩大，并以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为核心和主体，加以汉朝疆域内被汉化的部分其他民族,形成了汉族。此时汉族人口分布仍集中与黄河、淮河流域，从西晋末年起，汉族人口逐渐向长江、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大规模迁徙，到明、清时，南方汉族人口便超过了北方，后满人禁止汉人出关进入东北,清朝后期为充实边疆，准许汉族进入中国东北,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大量引入山东汉族。自明朝起汉族开始零星向东南亚移民，从19世纪起又有汉族向欧洲、北美等地移民。
PS：这段也只能证明‘汉族’是个‘多名族’的总称，因为在扩大自己的地盘时也在融入其他民族。
最后有点多。
汉族旧称汉人，以“族”相称是晚近的事，是时代要求和它自身发展的结果。
汉人之称乃因汉王朝而得，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汉人的历史绝不始于汉朝。那么，汉朝以前的汉人又叫什么？叫“华夏”或单称“华”与“夏”，“华”又有“诸华”、“夏”又有“诸夏”的称呼，其所以用“诸”字，无非表示称“华”称“夏”的人族非一类，地非一区，部落不限于一姓一氏而已。古书是这样解释“华夏”的：第一，“华夏一也”，名称虽不同，内容却无异；第二，“华”所以言中国“有章服之美”，“夏”所以言中国“有礼仪之大”。因此，“华夏”又是“中国”一词的代用语。
传说周武王伐殷，“华夏蛮貊，同不率俾”（伪古文《尚书·武成篇》）。但不可信。“华”、“夏”、“诸华”、“诸夏”以至“华夏”连称，应是春秋时代的事。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变革时代，因而也是民族大迁徙、大纷争、大融合的伟大时代。“华夏”、“华”、“夏”、“诸华”、“诸夏”是与“戎狄”、“夷狄”、“蛮夷”、“诸戎”对举相应产生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戎狄”、“夷狄”、“蛮夷”、“诸戎”的存在，就没有“华夏”、“华”、“夏”、“诸华”、“诸夏”的出现。《淮南子》一书的作者，甚至把中国所有的民族看成一家兄弟。
民族和其它事物一样，有两面性，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春秋时代不但呈现出民族情感的融洽与和谐，而且发生了民族意识的模糊和民族壁垒的泯灭。如姜戎氏被秦人远驱到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其首领自言“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但能赋《青蝇》之诗以见志；普国则“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不但与之联兵，与之通婚，并发生过魏绎“和戎”的历史佳话。又如吴国贵族虽系“周之胄裔，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直至强大以后，才“比于诸夏”，“同于先王”。所以，“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完全决定于族类是否相同，而是看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如何。当然，如果把历史推向更古，则虞、夏、商、周的先公先王无不出自“蛮”、“夷”、“戎”、“狄”。严格说来，“华夏”便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一部先秦史，无异于“夷”、“夏”形成史，或由“夷”变“夏”史。
秦统一的同时，构成汉民族（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的四个要素，一一具备了。早在战国时代，已从“攘夷”走向大一统，在五行五方思想指导下，“华夏”与“蛮”、“夷”、“戎”、“狄”各居中央及东西南北一个方位，“九州”说是“华夏”的统一地理概念。还树立了各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其它，语言和经济的统一，也在各自努力地完成着。总之，一个整齐的模式形成了。
汉民族虽得名于汉王朝，但汉朝之人并不被称为“汉人”，而是被称为“秦人”。其所以被称为“秦人”，自然是因为秦王朝的统一中国而声威远震了。尽管那时秦朝已经灭亡，但“秦”的名称却永久保留在人们的心目中，至今，外国人称中国为“支那”，为China，即渊源于“秦”这个字。
在汉朝，“秦”与“胡”是对称的。“秦胡”也成了一个专名词。甚至用“秦胡”或“秦与胡”比作“参商”或“参与商”，以示天各一方而又不相离弃的两颗星宿，这一词语一直沿袭到晋朝。
李慈铭主张“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条举了《北齐书》、《北史》中那些对汉族带有诬蔑性的称呼——“汉”、“汉子”、“汉辈”、“汉家”、“汉妇人”、“汉老妪”、“汉小儿”、“头钱价汉”（又作“一钱汉”）。陈垣拈复出“狗汉”、“贼汉”、“汉儿”诸恶称，甚至当时有的人以西胡为“汉”，以鲜卑为“汉”，于是得出结论：“盖‘汉’之一字始以骂汉，后乃泛以骂人，不专属于汉矣。”据两先生所说，汉人之名始则包含了侮辱性，且是在胡人“当家”、汉人“受治”的时代发生的，是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产物。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汉人的出现又是民族团结的产物。高欢的一段讲话最富有代表性，“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入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极力以此调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是胡汉分治的一种办法。
民族杂居、民族友好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历史文献为后人留下了若干片断，今举数事以为例证：
1．丹州宜川县西北有库川，“川南是汉，川北是胡，胡汉之人于川内共结香火，胡唤香火为‘库’，因此为名”（《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胡谓“稽胡”（步落稽）。他们“胡头汉舌，其状似胡，其言习中夏”（《元和郡县志》卷三引《隋图经》）。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不同民族间的生死与共，而且看到了胡人汉化的经过。语言虽失，相貌犹存。
2．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数见“汉客张小憙”及汉客某之名，而其他使客多属胡人（《吐鲁番文书》第四册132一135页）。可见胡汉同行止、同起居、同食宿，是很普遍的现象。
3．《北朝胡姓考》一书的作者，考出北朝胡姓195个。计：东胡13姓，东夷3姓，匈奴13姓，高车9姓，西羌12姓，氐族5姓，賨族1姓，羯族6姓，西域13姓，而《魏书·官氏志》已载有宗族10姓，勋臣8姓，内入68姓，四方34姓。大量胡姓登录于中国谱牒世系，反映了胡人的向汉人转化，他们或迟或早地消失在民族最终混为一体的漩涡之中。
自东汉迄于隋、唐，关中的少数民族始终以氐、羌、匈奴为主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关中之氐族，西晋时即列入编户，其与汉人的融合约在北朝时期。羌族的融合于汉人，约在中唐以后，杜甫诗中尚有以《羌村》为题的诗三首及咏“羌父”、“羌儿”的诗句。匈奴又迟于氐、羌，直到唐中叶始销声匿迹，与延河流域的汉人相互融合，上举稽胡的情况便是如此。北镇鲜卑杂胡入关者多，来势亦汹猛，但一至隋、唐便不成其为民族集团，而只以一种少数民族的成分出现于朝廷、戎伍、闾里之间。大诗人元稹、白居易，外人尚能指出他们为某某民族的后裔（元为拓跋氏，白为龟兹人），而他们自己，却俨然以汉胄自居，不复承认自己的少数民族成分了（参考马长寿《碑铭所见前奏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
“汉人”、“汉儿”之类名称的出现在北齐，而隋、唐沿袭，但应用不广，大量使用“汉人”、“汉儿”之类名称的时代是辽、金、元。
辽朝由契丹与汉人两大民族组成，实行胡汉分治。在辽，一方面体察到两种生活、两种文化的冲突，一方面看见了两个民族乃至更多的民族趋于同一，走向统一，那时，至少渤海人（相当一部分）是被视为汉人的；而汉族也以“汉人”、“汉儿”自居，似乎不大留意这些名称所包含的贬意了。辽金鼎革之际，社会上便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说法了。
金朝以“燕人”与“南人”对称，又以“汉人”与“南人”对称。金的“燕人”即“汉人”，指旧辽境内的汉人；而金的“南人”则指山东、河南之人，亦即辽、宋分界的汉人。金朝女真人汉化的程度与范围远较契丹人为深为广，当其盛世之时，已有使统治者“猛安人（即女真人）与汉户今皆一家”的叹息。
契丹人、女真人的汉化不因元朝的兴起而停步，相反，速度加快了。1284年，元政府定拟军官除授“格律”，即以“女直（即女真）、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契丹〕生长汉地，同汉人”。大家知道，语言最是民族“四要素”中“保守”的一项，语言的消失，说明了汉化的彻底性。
元朝把国人分为四等，“汉人”第三、“南人”第四（蒙古第一，色目第二）。元“汉人”有八种名目，所谓八种，即：1．契丹，2．高丽，3．女直，4．竹因歹，5．术里阔歹，6．竹温，7．竹赤歹，8．渤海。狭义的汉人被算在南人之中了。术里阔歹、竹赤歹似是女真的重复（蒙古人的叫法），竹因歹、竹温又似是乣——札忽歹的重复；辽金两朝尚视乣为“杂人”，为“异类”，到元朝居然混同入“汉人”了。
蒙古语称汉人或中国为Kitat（乞塔惕）则译自“契丹”。此词在伊斯兰著作家写作Hitai或Hǎtai，欧洲著作家及景教徒则名为Catai或Cata、Cathay，迄今并通行于苏联、东欧等国。犹之乎突厥等人称中国为Tabghac罗马著作家写作Tanghast一样，从唐到元，中亚之人普遍使用这一称呼，丘处机去西域，仍听见“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汉人也”的赞赏之词。“桃花石”来自“拓跋”之称，拓跋正是鲜卑的一个强悍部落——北魏的创建者。
汉民族以其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屹立于中国，于世界，其特殊之点表现为非凡的创造力、惊人的吸收力和巨大的凝结力。说汉民族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壮大于辽、金、元，大致有脉络可寻。我们主张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是说秦统一全中国以后，先秦时代那些人无论是“华”是“夷”，一概叫做“秦人”了，他们散布在秦的广阔疆域以内，说着彼此懂得的语言，过着大致统一方式的生活，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意识。秦亡了，汉将这“四要素”继承下来，并加以广大化和深刻化。我们说魏晋南北朝为汉民族的发展时期，不只因为此际正式出现了“汉人”、“汉儿”之类的名称，还因那些骂别人为“汉人”、“汉儿”之类名称，从而统治汉人、压迫汉人的“异族人”，最后也不得不变作汉人。这一趋势，在辽、金、元三朝达到了顶点。
有先秦的“夷”、“夏”之辨而后有秦的民族统一，汉继之；有魏晋南北朝的“胡”、“汉”之别而后有隋的民族统一，唐继之；有宋、辽、金、西夏的三朝鼎立而后有元的民族统一，明清继之。没有前一代（或几代）的努力，便没有后一代（或几代）的成绩。国家的繁荣昌盛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民族的融合居于优先的地位。
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是辩证的。统一之利，人们易知易晓，其弊是人力物力的过分集中，尾大不掉。分裂之弊，也易知易晓，其利是进取心切，斗争性强，一般说来，民族发展在分裂时期比较统一时期更为有利，如南朝大量“左郡”、“左县”的设置便促进了江南地区（特别是山区）的发展。
“汉人”在明朝有了更为宽广的内容。朱元璋于1368年（建国之初）颁布了一道禁止胡服、胡语、胡姓、胡俗的命令，而且以后反复重申这一禁令。所谓胡服、胡语、胡姓、胡俗即蒙古、色目人的服装、语言、姓氏、风俗，不管禁令效果如何（不可能一切根除，特别是在风俗、语言方面），然而毕竟加速了明朝境内蒙古、色目人的汉化进程，根据文献记载和社会调查，山东章丘县术姓（术虎氏）、傌姓，河南固始县的祝姓（竹贞之后），洛阳地区孟津、新安、渑池等县的李姓（木华黎之后）以及平顶山市的马姓、宣姓，镇平、内乡、淅川、新野、新召、南阳六县的王姓，以至福建惠安县的出姓，南安县丰州的黄姓，等等，他们的原籍非蒙古，即色目，大约都在此时转变为汉人，不管是自然的同化，还是强迫性同化。久已溶解于汉人之中的渤海、契丹，此时连族名都不见了，而一部分女真人则混入蒙古族，南阳地区的仝姓（夹谷氏），分明出自女真，但却自认是“鞑子”。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它的“民族政策”是满、蒙、汉三等级，而汉人又分作隶属八旗的“汉军”与普通汉人；按照当时的制度，“汉军”应该算为满人。清朝又有“旗”“民”之分，凡满人（包括“汉军”及“八旗蒙古”）皆编入八旗，而“民”则指广大的汉人。
中华民国代替了大清帝国，“民族政策”也从满、蒙、汉三等级发展而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大概也正是在“五族共和”之说提倡以后，“汉人”才正式改称“汉族”的。“五族共和”的口号自然比过去一切民族等级，以及从而产生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理由”高明得许多，但过去的人不了解，汉族是一个大杂烩，它象滚雪球一样，随时随地吸收别的民族，团结他们、同化他们、吸收他们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就是汉民族形成过程的简单图画。所谓“炎黄子孙”既包括了先秦时代的“华”、“夷”，也包括了秦汉以后的“胡”、“汉”，更包括了辽、金、元以至明、清迄于今天的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大团结，这正是汉民族非凡创造力、惊人吸收力和巨大凝结力所表现的历史硕果。
PS:对于上面的那一长段东西也说明汉族人是一个多名族的后代，再看一段东西
无意中翻到了这本书 发现置顶帖有关汉族的来历的辩论 想说几句
首先 汉族确实是通过融合来的 但是是否为汉族的判断标准不是以父系母系两者基因共同作用的
是否为汉族的标准应该是Y染色体
“在F=M89的基础上，又产生G=M201、H=M52、I=M170、J=M304和K=M9=K*几个子类型，其中K=M9是最重要的一个子类型，亚欧大陆上除西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其绝大部分民族都共有这个变异点，现今中国汉族中，96%的人都是K=M9类型。”
这句话是引自wiki的**://zh./wiki/%E4%BA%BA%E7%B1%BBY%E6%9F%93%E8%89%B2%E4%BD%93DNA%E5%8D%95%E5%80%8D%E5%9E%8B%E7%B1%BB%E7%BE%A4
这意味着96%汉人的Y染色体来自同一个祖先 足以说明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 其他民族的男性基因被汉人的男性基因取代
所以说汉人是世界上最纯种的民族不为过
至于李唐 举个例子 蒙古人随便借来个女性做单于的老婆 生出来的孩子便不是蒙古人了？
当然上面的东西并不能说明汉族是纯种的，只能说明曾经有某个融入过我们祖先的名族的脚步踏遍过亚欧大陆。
但如果是那样‘汉族’的确是个‘联合国’一样的东西，不过怹会不停的吸取其他名族的优越性来提升自己的能力。这让我感到惊讶但也让我感到心酸，应为这个种族只是为了不停的强大自己而不停的进步和改变，所以我们有的只是历史，没有文化遗产，所谓的文化遗产只是某个被融入的民族所遗留下的一点记忆而已，也许某天西装也会成为我们的文化遗产，而我们真正要做的就只有不停的前进。（说到这里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忘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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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http9 于 2009-11-11 18:46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