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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一千零一种现实的终章
两位打扮入时的中年女性，循着地址找到草场地，在表达完自己愿意为艺术展贡献力量之后，声情并茂地唱起了《沙家浜》选段：同志们杀敌挂了花……
作家丁天在酒桌上和大仙、张弛分享着自己被美国大使馆三次拒签的经历，作家狗子则对着镜头絮絮叨叨：真的无所谓了，就是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
马胖村民莫在斌在村委会、党支部和派出所之间来回奔波，为的是弄到几份必须的证明。派出所干警对他说：同样是乡镇，他们的山都比我们绿……
被辞退的黄石警察吴幼明，不断用电话与人沟通：我就以一个公民的身份，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之路……
辽宁营口路政稽查员刘宇，焦急地等待着报名情况。他在电脑上写到：童话只会发生在相信童话的人身上……
几十天后，这些人里有的跟随艾未未来到德国卡塞尔，成为2007卡塞尔文献展作品——《童话》的一部分，而有的只能留守国内，默默地关注伙伴们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动向。
两年之后，一部名为《童话》的电影诞生。这部“有国内外20位记录片导演参与”，“拍摄《童话》中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比较有特征人群的工作、生活等在中国的日常经验，也包括在参与《童话》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努力，包括教育、家庭状态，也包括一些区域或者群体的生活方式”（艾未未语）的纪录片，为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体量空前的作品，画上了最后的句点。
来自中国的一千零一个童话
200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上，出现了很多中国面孔，其中包括艺术家艾未未、郑国谷、胡晓媛、林一林、谢南星、颜磊、卢昊、曾御钦等，但是更大的部分却来自于一件艺术作品。艾未未将一千零一个普通中国人带到了德国卡塞尔，并将此事件当作自己的参展作品，命名为《童话》。这一千零一个人没有统一的服装，没有统一的口音，却有着统一图案的拉杆旅行箱，统一定做的床铺。他们来到德国后，除了遵守两条原则：别离开卡塞尔（这一禁令在后期也被打破）和必须按时回国外，行动不受任何干涉，允许在小城内自由活动，可以看展览，可以逛街购物，甚至乞讨和进赌场。
如果是在中国国内，这样的活动一定被看做某个机关的公费旅游（一千零一个中国人前往卡塞尔的基本费用由组织方提供，其中包括：飞机票、签证、人身保险费用，在德境内的旅行、基本居住和食品费用），见怪不怪。但是，这些人的目的地是德国，并且被视为一件艺术作品的组成部分，引起人们巨大的兴趣是意料中事。自从一千零一个人和艾未未在格林童话的故乡露面，就成为媒体和参观者追逐的对象。几天之内，艾未未便成了小城明星，走上街头的时候，有不少欧洲青年蹭过来和这个大胡子艺术家合影，索要签名。而他作品的各个“分子”，也时常得到记者们长枪短炮的眷顾。卡塞尔街道上出现的中国面孔，总会引来一些友好的问候：你是“一千零一”中的一个吗？
在巨大的影响力背后，对于这个名为《童话》的艺术作品，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方振宁在博客中写道，《童话》可能会成为波依斯之后最伟大的社会雕塑，而就在这个帖子后面，一个留言者毫不避讳地说：“《童话》可能会成为波依斯之后最伟大的社会垃圾。”也有人干脆宣称，艾未未的《童话》是对艺术家波依斯参加一九八二年卡塞尔文献展时的著名作品——《七千棵橡树》的模仿。甚至有人开始指责这种所谓“行为艺术”活动是劳民伤财：“如果真有这些闲钱，倒不如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
不仅是国人，卡塞尔文献展的参观者也对这个作品的意义产生了看法上的分歧。《南德意志报》报道的标题是“中国人来了”，文中说：“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一千零一个中国人可能是对全球人口爆炸性增长的一种先锋隐喻，也可以象征着一种对文化以及物质丧失的恐惧。”卡塞尔的居民则说：“将中国人以群体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现在已经很引人瞩目了，每个人都在谈论着中国。那么我就会采取这样的形式：当我看到一组中国人的时候，试着去和他们交谈。我现在看到的是他们住在这里，在此之前他们住在另外一个世界，这就是我对一千零一人项目的理解，我认为它很有意义。”还有人认为：“如果主办方非常得力地将一切设计组织好，那么结果就真成为童话了。我认为那将产生跨时代的感觉，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过现代文明，如电、热水、汽车、飞机，或者是简单技术，对他们来说这种体验就是童话了。”有的人则直言不讳：“我不是很明白，有些艺术品可以直接表达它的含义，有些艺术品的含义比人们第一眼看到它时要深得多。但这个将一千零一个人带到卡塞尔的作品，我实在无法理解它的含义。”
童话 只能用奇迹来解读
虽然一千个人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艾未未也说自己“没有目的，只是想把这个项目完整地做完”，但是通过这部两个半小时的记录片《童话》，我们依然能找到些解读作品的蛛丝马迹。
记录片从头到尾，无不显示着卡塞尔之行的自由性。电影一开篇，便是两位北京大婶自己按地址找到艾未未的工作室，希望能为他的艺术作品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听闻过参与作品人员甄选过程的人也会知道，艾未未依靠发在自己博客中的帖子来寻找志愿者，只要是身体健康，年龄在１８到６０岁之间，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均有资格参加。对于很多久居国内的平民来说，出国本身已经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且有人愿意负担来回的费用，目的地还是世界当代艺术的最高殿堂——卡塞尔文献展，这情景几乎和童话别无二致。
但解决了巨大的资金问题，并不代表着所有人都可以顺利成行。因自办《水沫》杂志而被黄石市公安局辞退的交警吴幼明就遭遇了这样的窘境，他的护照一直无法办理。吴幼明甚至以不要求行政复议为代价，打算开始身无公职的全新生活，可依然四处碰壁。他办理护照的申请在西塞山分局政治处、出入境管理处、交警队之间神秘的流动着，最后因为民警被辞退后的解密期而终未能成行……
这些，文献展的观众无法得知，他们看到的是一千零一个自由得有些散漫的中国人，艾未未对他们的行动没有一丝一毫地限制。一个黄种人方阵整齐划一地行走着，这种场景只存在于德国媒体的想像中。对此，观众们可以将其当作“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相遇”，“把这一举措视为强势发展中的中国对欧洲发展状况的一个问候”，甚至觉得“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是童话般的，这并不符合德国的现状”。但恐怕这些评论的分量都无法和作品本身相提并论。他们很难了解一千零一人为了这次“问候”付出的代价。诚然，这些人里有知名的艺术家、作家、音乐人，多次往来于国内外，而更多的却是将特殊意义赋予这次旅行的普通人。他们中有的走出了自己一辈子生活的家乡，有的要花掉整年的收入来到北京，赶赴卡塞尔之旅，有的为能拿到护照，被迫写下承诺书，保证在国外不搞陶瓷展销。对于中国这片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奇迹”的国家，送一千个人出国本不是难事。如果有官方的需要，人数再扩大十倍百倍也须臾之间便能办理妥当。可是面临个体的自由选择时，前进的道路却总又显得坎坷而荒唐，你甚至无法预料会因此面对什么样的质询。正是这种种不确定性，构成了《童话》最大的艺术价值。假如说波依斯的“七千棵橡树”是靠不断重复产生引人关注的力量，那艾未未的《童话》更像是打着“大量重复”的旗号，输出个体经验和自由意志。单就构思、规模和实现的效果而言，《童话》足够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自私心地奢望一下，如果这个项目能五次十次地做下去，它留下的将不仅仅是几篇艺术作品记录，更会是一部横跨数个年代的中国社会百科全书。书中不会遗漏每个参加者的个体经验，更能看出整个时代运动的轨迹。如此作品，当得起“伟大”二字形容。不过让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情景多半只能出现在脑海里，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太低。关于《童话》的另外一点遗憾，是纪录片无法同时出现在卡塞尔，所以大部分观众难以读到关于本作更多的信息。否则他们就能看到十几岁的孩子熟练地叼起一根香烟，对着摄影机手指下体自豪地说：“人一辈子就是为了弄一个‘那’”，然后如数家珍地向镜头炫耀：“我在叶堡混得很好，我们的帮派是江南七怪、五朵金花、大刀帮、斧头帮、十三太保、四大金刚……”；耕耘一生的老者始终算不明白，为什么交公粮的时候自己名下有七亩土地，而退耕还林的时候，只剩下两亩；镜头还清楚地记录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原本将鸟巢的钢框架设计为可让市民自由在其上走动，“埃菲尔铁塔最初是很愚蠢的设计，但因此变成了一个聪明的建筑”。这个在他们看来最好的“亲民”功能，如今就算是身在鸟巢侧畔的住户也不得而知。这些发生在奇迹之地，也许早就司空见惯的场景，让人更向往着童话的出现。当你被迫和大家一起相信所有不合理的事情都应该是事实的时候，偷偷祈祷童话终会成真，难道不是唯一的心理解脱么？
虽然影片中没有加入后续拍摄的内容，无法看到回国后这一千零一个人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是我们都相信，七天的《童话》之旅，已经将种子埋进了所有参与者的心中。现在这些种子也许正被冠以尝试、猎奇、炫耀、探索、旅行、游戏等各式各样、或褒或贬的名字，但没有关系。假以时日，种子必定会发芽滋长，最后成为一模一样的大树。它们盘根错节、枝蔓勾连，足以推开层层压制和框定，抖落强加其上的污秽和攻讦，粉碎所有或疏忽或刻意的无视。
这树的名字是：自由意志。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亲眼目睹它从孱弱的幼苗长成参天之姿，一刻也不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