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国家和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是否属于民主体制，除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军队是否国家化，即军队是否不再效忠于某一政党，而是效忠国家；军队不允许党派活动，不介入国内政治争端。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背叛纳粹，刺杀元首希特勒，虽功亏一篑，但影响深远。战后诞生了著名的施陶芬贝格条款，即德国军人法第七条：“军人对于联邦德国有忠诚义务，并且有勇气捍卫德国人民的法治及自由。”军人效忠的对象不是政党、领袖，而是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的联邦德国，一旦人民的法治及自由受到任何（政党或任何势力）威胁，或联邦德国偏离自由民主的定义，军队都要挺身而出。
袁世凯窃国、北洋军阀及拉美地区的强人政治，在在表明：军队一为党军或效忠某个领袖，自由民主即为空中楼阁。不施行军队国家化，任何政治改革都没有保险系数，随时会发生复辟、倒退或政变。政治是实力的较量，但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主权在民，政党通过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供选民选择，而不是以军事力量的强弱来显示自己的实力。
1945年9月，中华民国首次宣示军队国家化，10月10日，与中共达成双十会谈纪要，协议之一就是军队国家化；12月18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停止内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张；1946年1月31日，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走和平建国之路。
然而，内战使得中国错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共在大陆得鼎之后，迅速将《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要同时进行》（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做的报告）所确立的
“军队不属于政党。即军队不得为党军，任何政党不得在军队中有公开或秘密之活动”等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忘到了九霄云外，军队名为人民军队，事实上却是党卫军，沦为中共维持极权统治的工具。
中华民国自蒋经国总统1987年7月14日发布解严令，开放报禁党禁，民主化进程一日千里：2000年大选，华夏大地第一次实现了非暴力的政治权力交接，陈水扁当选总统；2002年9月，民国国防部对现役军人及军校学生颁布新规，不论是上班或下班期间，都不得参与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活动，否则将受到三军惩罚法的制裁。
民国能够成为亚洲新兴民主国家的灯塔，历经二次政党轮替和倒扁风潮的考验，军队国家化保证了军队严守中立，不再是党派及个人的“政争之工具”，真正成为效忠宪法、“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的国军。
六.四大屠杀将党军的弊端暴露无遗。作为非民选、不具合法性的独裁政权，中共不顾宪法的明文规定，一直牢牢地把持着军权，未有丝毫懈怠。军权不仅是中共维持统治的基础，还是政治寡头能够退而不休的重要保障。
江泽民1993年3月至2005年3月出任中共军委主席期间，提拔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军委委员梁光烈、廖锡龙、李继耐、陈炳德、靖志远，原封未动地进入胡锦涛担任主席的新一界军委（任期2008年3月～2013年3月）。
《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4日披露，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
“政令不出中南海”由此浮出水面，而江泽民军权在握，退而不休，令情势更为严峻和复杂。军头、地方大员对中南海阳奉阴违的情况，在四川大地震的紧急状态下亦有发生。2008年5月13日上午，因地方政府和军队救灾不力，温家宝气得摔了电话，并告诉救灾部队官兵：“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条消息经过记者披露后，舆论一片哗然。
2008年12月9日，《共军报》发表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的文章《汶川大地震救灾的日子》，对军委主席、副主席的描述分别为“胡主席和军委首长要求”、“军委郭伯雄副主席立即对组织部队参加抗震救灾作出安排”、“军委徐才厚副主席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
文中多次出现“军委首长”，如“经胡主席和军委首长审批，总参谋部发出《关于参加抗震救灾的命令》”，这个与“胡主席”相提并论的“军委首长”，显然不是指那两个军委副主席，否则，在出现“军委首长”后，没必要对两个副主席指名道姓，之后又多次出现身份含糊的“军委首长”。
这个“军委首长”只能是江泽民。今年的新闻报道，亦可见没有任何官职的江泽民在大陆政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展示江泽民、胡锦涛同志视察乐东的珍贵照片”，中共媒体对领导人姓名排序的严谨早已众所周知；[1]“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2]一个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一个只是党的总书记。
2006年3月，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在北京杏林山庄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于改革走势座谈会”，以北大教授贺卫方的发言最为敏感，他希望多党制、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而中共未经登记，是非法组织。
这大概是中共建政以来，学界第一次公开质疑中共的合法性及军队国家化问题。党指挥枪历来是中共的看家本事，不过，枪一旦指挥党或足以与党分庭抗礼，“政令不出中南海”又何足为奇？
美国民间允许持枪，但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从未出现武装团体试图颠覆政权的情况。不用手中合法的选票而用非法的暴力施行政治变革，窃取一个不被民众和各州政府承认、注定短命的总统名义，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该有多么荒谬和疯狂。一个多世纪以来，欧美等民主国家从未发生政变或军人干政，政局保持长期稳定，无谓的内耗被降低到最低程度，军队国家化功不可没。
2009年2月10日，《共军报》发表《要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思潮》：“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鲜明地把忠诚于党放在首位，赋予了中华传统武德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而中共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第九十三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九十四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可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属于违宪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而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拿宪法连自己都无法保护的历史，证明长期拿宪法当儿戏的中共，对体制内外的人们都是巨大的威胁。
1998年，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前建起了一座长宽高达三米的金属雕塑（一本庄严厚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面用支架撑起一个很大的地球仪），[3]因其外形被学生戏称为“宪法顶个球”，闻名遐迩，令校方头疼不已，只得把“球”（地球仪）拆去，学生又惊呼“宪法连个球都不顶”，在网络上传为笑谈。学校不堪其扰，索性于2007年6月将整座雕塑连根拆除。
1946 年3月30日中共喉舌《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社论。60多年后，“宪法顶个球”的黑色幽默，不恰好说明了“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