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终于明白了中国为什么不能民主
上高二的儿子放学回来，突然问我：“最近学的中国近代史，觉得有些事搞不明白。你说满清末期，清国被西方先进国家打得哭爹喊娘，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这些个朝廷的大佬，还有那个书呆子严复，只好搜肠刮肚地想办法来挽救大清皇帝屁股下面的宝座， 他们明明知道清政府败就败在独裁封建上了，怎么揣着明白装糊涂，非要搞什么”中学为体，洋为中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些花哨不中用的玩意？这这不是隔靴搔痒吗？制度都烂透了，搞一些皮毛上的改革有用吗？朝廷买多少先进武器，盖多少机器厂房还不都是一堆废铜烂 铁？这些大佬都是一群蠢猪？依我看，什么都不搞，立刻搞一个君主立宪，中国立马就会像日本一样迈入世界强国的行列。“
我说：”不光这些大佬想出这些办法，后来谭嗣同、梁启超他们也搞封建改良，根本就不敢出动封建皇权的权杖。“
儿子鄙夷地说：”都是一群懦夫！既然改革，就从根上改，重起大楼，把地基打得好好的！不愁国家不富强！“
我说：”你想得太天真！别说重起大楼了，谭嗣同、梁启超们连封建独裁的边都不敢碰，只搞个不痛不痒的”维新“就被砍头的砍头，逃命的逃命，朝廷的大佬们除了搞点小改革，能做什么？腐朽的独裁制度有很强大的专制工具，他们手里掌握着绝对的武力来维护反动统治和既得利益，残酷镇压搞民主的进步人士。”
儿子不解地问：“那封建统治者，他们知道不知道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他们不撒手权利魔杖？”
我说：“当然知道！他们既不愚昧，也不混蛋！你想想，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数亿人，都被他们统治、玩弄、奴役于股掌之间，这狡诈、 残暴的权术，是愚昧和白痴者能胜任得了的吗？”
儿子更疑惑了：“他们一定是很有政治手腕的一群高手啊，那这么一群有才华的人，怎么宁肯国家和民族落后遭殃被外国欺辱、侵略，也不思进取，变法图新？听老师讲，这些统治者在被外国侵略了国土后，有的还抱头痛哭呢！看来他们也爱国啊！”
我说：“你想的太天真了！这些统治者，他们不爱他们的国家，更不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爱的是他们手里的权利魔杖而已！满清皇帝听到外国人侵略了南方的土地，他们流眼泪，是因为他们觉得丢了脸，给他们的祖宗丢了脸而已！他们更怕朝野上下因为皇族丢失了祖宗传下来的土地而不再畏惧皇权的权威！独裁者什么时候把国家领土当回事过？当满清皇帝意识到祖宗的脸将不可避免地一丢再丢之后，他们为了保住屁股下面的宝座，已经习惯于割让领土、赔偿巨额金钱来换取片刻的安宁了！当民间意识到制度的腐朽导致国家的衰亡而要求改革时，封建独裁者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疯狂屠杀进步民众！对外则卖国求荣、苟且偷安！自己逍遥片刻即可，哪管生灵涂炭万年！”
儿子说：“我还是想不通，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敢于放弃权力魔杖搞彻底的制度改革，国家必然强盛，怎么往前走一步都那么难呢！”
我告诉他：“等你长大了，你自然就明白了！别说整个国家的改革，爸爸的科室改革都不可能改得了！爸爸科室里有科长，科长就是科里的土皇帝，这么说把，爸爸一年的收入顶多4万块钱，科长的收入一年最少也得20万块钱，这还不算人家给亲戚朋友、给子女找好工作的便利。现在科室里整天人浮于事，喝茶聊天打麻将，效率够低下的，看来肯定需要改革，用制度来监督大家。如果爸爸和同事们要求选举一个人当科长，那现任的科长同意吗？”
儿子眼睛亮了：“我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搞民主好，但是民主却一定永远也搞不了，因为权力和资源都掌握在现在当官的手里 。老百姓说了不算数！”
我说：“还是别谈这些了，你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一切。现在首要的是把书 念好，爸爸没什么本事，只能祈求你考个高分，省得爸爸再照关系走后门了！”
续：既然是讨论民主制度，那么不妨讨论一些实行民主制度的具体措施，即：如何科学地实行民主制度。必须有可实施的细则，而不是空泛地幻想、呼喊民主。以示我们有一套科学实行民主的方案并非空想，同时回答一些别有用心者的质疑”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民主？“
别的复杂的政府结构不说了，只说最有效、最简单的架构：
未来中国的民主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必须分立，为平行级别，不属任何党派；媒体不属任何机构控制。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这个容易理解，也容易操作，不容易出问题。媒体该不该受政府节制，是个操作上容易发生疑问的问题。媒体应该独立吗？我认为答案应该不是绝对的。我认为媒体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节制，政府应该设立新闻管理机构，负责监管媒体，杜绝媒体发布虚假信息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虚假信息容易判定，因此媒体更容易遵守游戏规则。如何判定哪些信息是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首先，所谓国家安全是指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或可能受到损害，是指国家遭受外部威胁或者损害。国家安全并非指政府安全，媒体没有责任保护政府的安全，政府出现危机的，必须下台、解散或者重组。但是媒体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信息包括军事、科技、外交、经济等需要对外国的信息，这些信息未经政府授权，媒体不得对外发布。媒体还不能违反国内法律，而法律由独立的立法机关来制定并监督其执行情况，立法机关相对于行政和司法独立，当然不归属于任何政党。媒体不得公开披露国内经济、科技等经营活动中需对经营者竞争对手保密的信息，如果泄露这些信息，遭受利益损害的个人或团体可以由法律途径请求媒体赔偿。但是媒体又不能完全被政府节制，媒体有宽泛的行业自由，政府行政机构包括新闻监管机构，也无权直接对媒体做出、惩戒、处罚、关闭、改组，即使媒体违反现行法律，这些行政机构也无权直接处置媒体，行政机构有权向司法机构提出行政诉讼，由司法机构以司法宣判的形式赋予政府以执法权，得到执法权的行政机构方可以对违法的媒体给予处置。当然，司法机构必须包括陪审团，陪审制度必须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的相对独立，将使三权分立更透明、更有效、更稳定。其原因，可以通过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假如某媒体率先披露某政府高官或集团徇私舞弊，而该高官或集团恰恰主管新闻监管机构，该高官或集团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责成新闻监管机构立刻下达对该媒体的违法调查，以制造恐怖高压气氛，迫使媒体放弃对腐败案件的深入报道。但是因为政府新闻监管机构对媒体无直接处置权，而只有调查权，即使在被调查期间，媒体仍有相当自由继续深入报道此腐败案件，事情的结局往往是：高官尚未达到恐吓媒体的目的，由于其他媒体的跟进广泛报道，高官自身已经被司法机关提请违法调查而深陷囹圄。媒体大获全胜，从此更不惧怕行政高压。退一万步讲，即使此时高官仍稳坐官位，此时已是忐忑不安，却无法对媒体做出处置，无奈之下只好通过司法机关起诉媒体违法，起诉的理由只能是报道失实，侵犯个人名誉权。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的结果无非有二：一是官员确实清白，结果无非是高官获胜，媒体判经济赔偿，并附加行政处罚，媒体一批干部可能要离职。二是官员确实贪腐，结果前面已经说明了，高官集团立刻下马，坐牢。即使是第一种情况高官清白，也是经受媒体广泛的深入报道，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在这种广泛的发掘式的报道下，高官如果不是清白的，绝对不可能得到清白的调查结果。
这个例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不受任何机构百分之百控制的媒体在三权分立架构下，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续：在分析温和的辛亥革命后期民主竞选为何失败，而靠暴力屠杀建立的毛政权为何数十年不败之前，我先阐明我设计并建议推行的中国民主改革策略。-----温和的，尽量不剥夺既得利益阶层权益的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发展计。
首先，在目前的政治制度实行民主改革，不应该采取激烈的、残酷剥夺既得利益者权益的办法，如毛的暴力、血腥甚至带有屠杀性质的策略，而应该采取蒋在台湾对地主、资本家、军政上层权力者较温和的赎买策略，这样既得利益者虽然失去了阶层优势地位，但是其既得利益不被完全剥夺，反抗意愿不会很强烈；在者，中国人有情绪化变本加厉报复的劣根性，以往得不到权益的底层民众往往文化水平不高，在政治改革中往往是情绪化最严重的阶层，用句俗话讲：给他阳光他就灿烂，给他点水他就泛滥。这种阶层民众并不明白政治改革对民族和国家有何意义，他们甚至不关心政治改革如果成功，自己的权益会不会扩大，并享有应该享有的公平游戏规则，其实他们更关心的是：政治改革是不是能让自己亲手将曾经骑在自己脖子上的特权阶层“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毛既深谙此劣根性并成功运用在政治运动中）。
其次，民主改革并不是要将现有既得利益者绝对排除在新的秩序之外。毛的暴力暴动及暴动成功后建立政权实行的是很情绪化的策略：被打倒了的、被推翻了的，无论其主观上是否支持现秩序，均排除于体制之外，并且加以整治迫害，甚至剥夺生命，“划成分、定出身、批斗连坐、上下三辈、狗崽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真正的民主改革必须避免重走此带有严重独裁、专制、残暴、野蛮性质的路子。我所建议推行的民主改革，是一个宽容的、不激进的、包容一切赞同新游戏规则的、甚至包容一切不赞同新游戏规则的各阶层民众在内的改革。其秩序由一切民众参与，包括一切反对者及支持者，包括一切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不被排除在新的秩序之外，只要他们同意公平的游戏规则，即后面所说的“票选规则”。改革不带有强迫性，但是改革必须遵守少数利益服从多数利益的规则，即票选规则。无论少数利益多么合情合理，只要这种利益将损害更多数的利益，那么少数利益将被票选所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