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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以后，严格说，中国已不存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飘泊海外和退居港台以外，留下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政府的眼里已是改造的对象。而在中国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被催残殆尽。他们和政府之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政府对他们没有起码的尊重，只有一点功利性的利用，新政权建立以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只有极少数从事军工研究的人员得到了保护，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邓稼先。新政权是一个靠意识形态统治的政府，它的基本逻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新政权是一个全能政府，民间社会被完全窒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还在政府里谋生，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淹淹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个群体中有很大比例。社会贤达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这个群体的产生，是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的，他们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