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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剖析中国党政官员的晋升机制，尤其是在省级一二把手层面上的升迁，平调，以及退休机制。自05年以来，中国学者周黎安提出的“晋升锦标赛”就获得了广泛关注。这个理论认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其任内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这是一场胜利者表攫取巨大权力，而落败者退无可退的锦标赛，每位官员的目标都十分明确，用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评判标准也简单易行。这也导致了地方官员对GDP，外商投资等促发展手段的强烈追求，甚至有学者用此高效的经济行政效率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奇迹。

       不可否认的是，注重经济发展的官员对中国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其主动寻找投资，疏通银行借贷，修建基础设施等举措对地区的发展都至关重要。但这是否意味着经济进步是衡量官员的主要标准？我们能否定量地衡量GDP对官员升迁的重要性？本文同时展示了两位作者用线性回归来分析官员晋升条件的研究——尽管他们所采用的方法相近，数据类似，却因为标准不一而得出了迥异的结论。

       而本文试图推出的论点则是：

       1）省长比省委书记更加受到经济标准的评判。

       2）在省委书记的晋升上，从1990年至今，地区之间的差异巨大，可大致分为三大梯队。基本上，分到第三大梯队地区意味着省委书记职业生涯的终结。

       3）第一梯队的省委书记本身掌握着巨大的资源，成为了地方一大诸侯，而他们的更上一层楼必然是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这导致了中央必须对战略，政治，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人选万分谨慎。基本上，一旦他们坐上了这个位子，就等于他们已经获得了晋升的门票，而并不是坐上了这个位子之后中央才对他们进行考核，决定是否晋升。这和传统的理论观点有较大差别。原因很简单，因为要移除任何一个第一梯队的省委书记，中央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子包括希伯来，陈希T等。

       4）承接上点，因为获得了战略要职意味着升迁几率的大大提升，这将使得在县，市一路上来的重要地区（如首府，经济开发区）任职的官员都比其平级官员有更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不断积累。数据显示，在最终升到高位的官员中，都有着类似的“早发迹”累积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 这在中共中央出台了干部年龄限制的措施后更加明显。本文的个案研究则包括了胡，汪洋等政治明星。

       5）现行体制下，在省级乃至国家级别的官员任命上，任人唯亲和派系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制约，主要因为对官员资历的要求上已经形成了体制化的共识（institutionalization),并且受到轮岗制度的制约。但因为4）中所述的跨级别快速提升以及年龄限制，使得强权政治人物依然能够在体系内培养对自己忠实的下属，比如邓对胡，胡对共青团系统人士的扶持。这是一个精巧的博弈游戏。通常使用拖延策略可以使一个超过年龄限制的政敌自动出局。

       我个人整理的数据库包括了1988年至2012年6月，31个省级行政区，共181人次的省委书记。其余数据采用不同作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怎么选人，安排人？

       毫无疑问，中国对人事的控制之紧，管理之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少见的。中国从苏联继承下的这套体制称为Nomenklatura. 简单来说，就是每个党政职位都有明确的规定，由哪个上级党组织来决定其人事任免。从中央，省，县，到乡，1000余万的干部都在这个体制下，由组织部管理运行。从毛泽东时代起，就有专门的干部档案制度由组织部门管理，记载了对干部的评价，政治背景，工作资料。这个体系即使在文革时代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事实上，文革时期北京的集权达到了巅峰，对干部的管理干预甚至深入到了乡的级别。

       而今天，这个体制基本上遵循着“向下两级”的体制。也就是说，一个级别的党组织直接管理下两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比如中央会对省级书记，省长直接任命，同时会对市长人选做决定。但通常，除了重要城市的市长会由中央直接考量，大部分的管辖只向下延伸一级以增加效率。

       组织部只是一个执行单位。真正做决定是地区党委的常委，又因为民主集中制，往往由书记，党政主要人员做决策。比如党的中央委员会名义上为权力来源，但政局常委的九人团才是最高决策机构，直接管辖省委书记，省长。

       这个体制的好处在于——明确，高效。谁来决定升迁是组织定下的刚性原则，每个官员都知道自己的前途系于何处。和选举制不同，官员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取悦选民，揣度民众需求。当然这也是最大的弊端之一，使得暗中交易，包庇，乃至派系都可能泛滥。

       锦标赛？

       周黎安将官员的晋升描述成一个锦标赛。人人争先恐后，力求更上一层楼。官员往往不进则退，因为每个级别的岗位都有最高年龄限制，爬不上去就只能原地踏步。官员这个职业更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退路，辞职下海在近年来逐渐绝迹，不只是因为风险的考量，也因为中央对前官员经商的诸多限制，以及一旦退出政界往往人走茶凉。与其自己出来干，不如在职期间掌握有权力，通过各种关系以谋得利益。

       当然，要使得锦标赛成立，必须要符合几个条件：

       1）获胜的名额一定。很明显，升迁的官职数量有限，条件满足。

       2）每个官员要能对自己的成绩负责。如果官员无法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那上级也就无从评判他的优劣，从而决定提拔与否。一把手负责制在体系内部是成立的，首先是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其次，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地区权力的增强和中央权力的下放，使得地区首脑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有直接权力和责任。大量学者的研究显示，地区的官员正扮演着一个中层经理的角色，既执行上层命令，又同时自主管理。随着改革开放，地区更是承担了不少创新的职能，比如建立经济开发区，制定招商政策。90年代曾被学者卡地亚描述为一个开发区狂热的年代，各地大规模兴建经济开发区，侵占农地，迫使中央政府于99年回收土地用途转换的审批权，并誓死守卫耕地红线。而92年的分税制实际上弱化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使得至今土地财政依然是地方的重要经济来源。这些政策都使得地方首脑有更强的自主权。

       3）有明确的裁判。裁判是谁必须清楚，政令不出于二，才能让候选人们知道去讨好谁。而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党委是明确而唯一的人事决策机构，并且随着向下一级管辖逐渐取代两级管辖或者越级任命，使得裁判的身份越来越清晰。

       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是否有一个明确，简单，可行的标准来衡量官员的表现。这也是本文着重探讨之处。首先，在干部选拔制度正规化层面上这似乎是成立的。1980年，邓小平公开提出了干部制度的改革，并在第二年就大量提拔年轻，高学历的干部.1982年中央委员会有近20%的席位被砍掉，同时新一届当选的委员有一半都是新上任的。1983年，在邓的强力主导下，接近1/3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退休到人大或政协，尤其是超过65岁的。之后，干部不断朝着年轻化，专业化，高教育水平的趋势发展。随着干部管理文件的定型，这个体制也愈加制度化。

       然而，如果真有一个简单通行的标准来决定谁上谁下，最有可能的就是经济发展。这不但因为中央决策所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纲，更是因为官员自身利益考量，以及社会推动的结果。于是，周教授和Opper,以及另外三名国内学者都做同一件事情——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实证检验这个假设。但他们的结果却大大不同。

       不同结果的实证检验

       这一部分比较technical,所以只是简略摘取原论文。简单说，就是三次研究中，作者都将省长和省委书记的升迁几率作为因变量。比如一个书记在任五年，第五年升迁了，这个结果是一个变量。而当地在这几年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取绝对值或GDP与上一届之差的移动平均值），任期长短，65岁与否（binomial )，教育程度，滞后省平均GDP等关键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他们控制了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乃至第五年作为自变量。一个样本就是一个年头的数据，比如说，X书记在2010年，没有升迁，年龄59，大学教育，经济比去年增长4%等。所有的观察构成了一个unbalanced panel data.

       先说他们得出相同结论的地方。

       任期越长，升职几率越小。所以，别在一个地方为官太长。中央似乎不大喜欢深耕，能升迁的人一般都是快速爬梯子的。能像新疆之王那样待个那么久的，到最后依然是要退下来。大概因为常在岸边走，哪有不湿鞋，要想在一个利益盘根错节的地方存活很久，必须要被卷入漩涡中。所以，快速轮岗和上升实际上是最大的保护。

       65岁以上升迁几率小（1%显著）。这几乎是一个硬性标准了，超过65岁的基本丧失了进政治局的希望。要升官要早出头。

       教育程度越高走的越高，但不是非常显著。

       最主要的是，对于所有省长（不包括书记）来说，这三次研究得出了一致结论：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正面决定标准，在95%的置信区间内有效。这几乎是三个作者一致同意的地方。

       他们所分歧的地方：

       对于省委书记来说，周的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Opper却发现，在控制了地区效应后经济表现不再重要。控制地区效应，也就是说经济进步的指标只和上一届省委书记相关，而不是甘肃的书记需要和广东的书记相比拼。这明显是一个进步，毕竟，中央在做决定的同时也不会这样不公平地做横向评比。而最新的一次研究（由王，徐和张进行的）则做了进一步优化。这一次，他们重新定义了“升迁”——省委书记的升迁不再包括进入中央部委。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虽然中央部委属于中央，其级别和省委书记相同，而且进入中央常常意味着丧失巨大的处事权力，这也常被中央用来约束地方权力过大的书记，充其量只能算是平调，甚至是明升暗降。这样的处理，使得很大升迁被列入了平调范围。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再一次被显示为不重要。

       我的分析

       省委书记为什么重要？

       首先，强人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局内没有任何一个人一言九鼎，贯行的是集体决策制度。因此，要想政令通行，来自中央的政治家必须要拉拢地方大员作为自己的政治同盟。省委书记是地方的第一把手，直接负责政令执行。即使他们表面上维护中央，依然可以动用权力阻碍，抗拒中央的命令，比如良玉和宝宝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公开叫板。即使只是暗中动手脚，依然可以让中央无话可说，而把过错推给大环境乃至下人。

       更重要的是省委书记是国家领导人的晋身台阶。自90年以来，原则上政治局委员都要有地方行政的经历才能服人，数据上，在过去两届常委中，只有温和曾没有当过省委书记。所以，在决定31个省委书记的人选时，政治局实际上是在决定未来国家主宰者的候选人，必须慎重。不然甚至可能面临着失权后被清算的局面。

       因此可以看出，和省长不同，书记更加接近权力的巅峰，责任也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地方的政治稳定，国家未来的政治方向，都是书记要考虑的事情，也是中央在人事决策时要思考的。

       Opper在分析中引入过一个变量——和中央的关系。这个变量包括是否在团中央担任过职责，是否有和现任国家领导人在同一个部门共事，甚至是否是校友，再将“关系”量化评分。结果显示，这个变量对升迁的影响力是显著的（当然这个评分是一个主观的标准）。这也说明，信任是险恶官场上领导人不得不倚重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秘书等职位会有很大的升迁机会，为什么会有任人唯亲现象，为什么官员会抱团共进退。

       我的数据

       我的数据包括了从90年至12年的所有省委书记，并记载了他们任期起始时的年龄，任职省份，出路，以及最终位置。升迁只包括了进入政治局。同时，我记载了一个省委书记在任期内是否已经身处政治局之中。这被称为Cross-listing.以2008年为例，26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6个同时是省委书记。这意味着这些省委书记的权力非同一般。严格来讲，他们的升迁是必然的，因为政治局委员身份本身就已经高出书记一个级别。

       下表中显示了按照省份排列的升迁几率（不含Cross-listing)。从中可以看出，上海位列第一，60%的省委书记在任后立即升到了政治局，其次是北京和浙江，比率在50%上下。但要注意的是，在31个省份中，有18个省从来没有书记升上中央。考虑到省委书记的任期一般为一任，升不上则岌岌可危，这些省可以说是地道的没有希望的省份。

        一个更加宽泛的标准把升迁和政治局列席同时进行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的书记百分之百进入政治局，不是升上去，就是就任时已经在政治局中。唯一能解释为什么上一个标准中不是百分百的原因只有一个——升不上去的人全部非正常出局。否则没有任何方法将两市领导人驱逐出升迁通道。

        广东，天津，重庆紧随其后，分别为0.8,0.8,0.4。四大直辖市加广东经济大省几乎垄断了上升空间。

       接下来包括了山东，新疆，四川。联想到之前数据显示省级以上官员的籍贯以山东最多，和新疆的战略重要性，这些比率似乎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解释。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经济绝对不是衡量升迁的几率的第一标准。从79到08的复合增长率来看，前几名的是广东，浙江，福建，内蒙古，山东，江苏，河南。而北京，上海并不在列。固然这因为上海等本身资质雄厚，增长速度有限，但很明显，经济增长率不是重要因素，政治和战略考虑才是，经济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所以，我们能说31个省级首脑在竞争中央政治局席位的时候，处于同一个起跑线吗？绝对不行。地方的差异是巨大的鸿沟。一旦被分配到甘肃，黑龙江等等地，从历史数据来看就已经没有升迁的机会了。

       其次，这些书记在换届时有很大的年龄梯度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统计年龄的原因。

       我把每个省委书记任期开始时的年龄分成三个组：59-65，54-58，46-53。这样分的原因在于省级领导人的一般年龄是55上下，国家领导人上任时不超过65，十六届政治局时平均年龄是60。这是邓，江年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使得干部队伍越来越年轻化。因此，第一组书记基本不会再上升，因为任期结束时已经过老。第二组是有利竞争者，应该说恰到好处，如果任期结束不升则基本出局。而第三组则欣欣向荣，其中包括了我数据中最年轻记录的保持者们，46岁的省委书记小胡胡春Hua。

       结果显示，第三组，也就是年龄最小的一组升迁几率高达22%，比中间组的18%还高，更不用说最老那组的8%。最老的那组有70%的几率会退休，基本属于养老组。

       和传统的观点不一样，并不是越有资历越可能升迁。事实上越年轻出头往往意味着越大的升迁机会。我统计了那些最终进入到政治局的省委书记。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4.75，低于样本平均年龄57.2。

       这意味着什么？

       以上数据表明，省与省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能不能升迁常常决定于你去了哪个省，而且这些省的重要性在于政治而非经济。这是事先决定的，而不是一己之力可以改变。因此，这必然导致争夺升迁机会的竞赛在决定书记人选之前就已经开始，而不是在任期间中央再来考察。

       四大直辖市加上广东等战略大省的控制权是每个政治局委员必争的，他们将尽力将自己所信任的人安排至这些位子上。这些省本身就享有巨大的中央支持。上海接受的中央转移支付七倍于河南，尽管其本身比后者更富裕。政治不稳定的省份，比如西藏，则名列接受中央援助的第一位。这些省份要求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也使得其首脑更有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

       这些省份的首脑职位争夺必将白热化。真正能竞争中央职位的也就30来个省级领导人，去除没希望的省份，太老的书记，也就十来人。而今天的人事决策越来越集体化，集体化意味着一个常委要想说服其他人接受自己的亲信，必须要让亲信的资历有说服力。没有担当过一级大省重任的候选人何来此说服力？因此，任何一个派系必须抢先控制这些制高点，让自己信赖的下属担任省级要职，今后才好在决定继任者的会议上为他们说话。

       在干部选拔制度化后，每个上升到顶层的领导人都必须在20多年的官场经历中存活，要有基层经历，有教育背景，有人支持。仅仅有关系是不够的，这些关系必须要转换成资历。

       关键的大省的位置毫无疑问更加容易出成绩。比如胡在xz省的发迹，汪洋在广东。

       更重要的是，一旦抢占了这些要职，基本难以被驱逐。任何驱逐都会引起政坛的动荡。比如对北京陈，上海陈，以及重庆希伯来的清洗。因此，这些位子就像易守难攻的堡垒，难以撼动。他们手头上也有更多的资源去和中央谈判，去显示自己。因此，这就是典型的马太效应，多者越多，败者恒败。

       政治场上的老手都深知此道。也因此造成了官场上特殊的累积优势。能够越早占据关键职位，意味着越大的升迁几率。能够越早升迁，则能够越快到达顶峰，突破年龄限制的封锁。从县级到省级都是如此，因此，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年龄段年轻的反而有优势。这无疑是对年老资历的逆袭，却不无其内在道理。

        邓所看重的胡就是如此，他在43岁就成为了贵州的省委书记，是有史以来的记录第一。依照本文提出的累计优势理论，他成为总书记也并不让人意外。今天热门的政治明星汪洋也在当年被邓称为“娃娃书记”，习于37就成为福州市委书记，克强38就成为团中央大佬。

       这也是为什么下一届全会的看点不只在于政治局，更在于这些年来陆陆续续的省级调任。这些都是长线的布局。有时候宁可用短期的中央职位去交易省级职位，也就是因为省级职位构成了长期的接班队伍，只要肯潜伏，终将能发挥作用，用资历说话。但当然也不排除政敌在将来用年龄锁死对方阵营的生力军。所以，越是年轻，越能留有战略纵深，越有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主席这一职位在集体决策中有一定优势。他能提出人事任免，其他人又不好干涉地方官员的任命，因为一干涉就意味着在中央上拼杀需要做出让步。所以，主席大可从周边入手，建立起后续队伍，进行围攻打长期战斗。因此你今天可以看到干部年轻化的现象。这不只是制度理性，也是战略理性。主席的优势也被称为procedural advantage，曾经在美国的议会中被政治家精巧利用。

       所以，和美国版本的论文结词不同，这篇中文的结词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