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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人们穿上狱警制服，在一种权利的环境中，他们开始习惯于去捍卫自己的正确性， 一旦权威被挑战，便开始对“坏人”进行镇压和羞辱。于是渐渐地，“好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剥夺“坏人”更多的权利来实现自己权威的绝对化，他们认为坏人不配思考，不配控诉，甚至不配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