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不平等
“人生而平等”，与其说是一个现实世界的描述，不如说只是人类理想化的口号。现实生活中，几乎难以找到人生而平等的论据。而出身上的不平等，奠定了“穷人恒穷”的逻辑基础。
一般说来，穷人在资源的拥有量上大大低于一般水平。穷人拥有的资源，也多是为了满足生存所需，对于广大发展中经济的小农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同时，又由于穷人大多处于传统产业部门——农业，在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处于被剥夺和被剥夺之后又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地位，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选择面的狭窄，使得其“经济理性”特征更多地被“生存理性”所代替。也就是说，穷人可能不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效用的最大化而消费，而更可能是为了生存资料的最大化（通常也难以满足）而生产，为维持温饱并寻求道义价值而消费。这样，在财富的现代化评价机制面前，在穷人处境未被改变的情况下，会出现贫困的自增强机制，陷入“穷者愈穷”的逻辑循环圈。
关于穷人为什么穷，除了我们普遍熟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剥削说”外，经济思想史上有过三种流行的解释：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懒惰论”；十九世纪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环境决定论”。前两种论调已被证明有强烈的人群歧视与地理、种族歧视，而被人们抛弃。比如，针对“懒惰论”，罗素在其《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说，如果将工人阶级的穷归咎为他们懒惰，连资本家自己都觉得这种理论可耻。加尔布雷思所做的“把赤道南北两三千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等“地理环境决定论”论断，也伴随人们对于种族歧视、地理歧视的反感，而失去了市场（论述可见卢周来《穷人经济学》，81-83页）。但芝加哥学派的“领头雁”——弗兰克•奈特的论断则在不断地被发展，引发人们对穷人贫困的社会原因的深思。奈特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而且他着重指出，“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而90％以上取决于出身。布坎南在其名著《公平比赛的规则：契约论者对分配正义的评论》一文中，对奈特的论述做了如下扩展：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除了取决于奈特所讲的三点之外，再加上一个“选择”，即个人对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布坎南也认为，尽管“努力”而来的权力是最符合“公正”的价值，但在四种因素中也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是，他仍然会穷。这正应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往往是最穷的人在干最重最肮脏最苦的活，但他还是穷（详述可见卢周来《穷人经济学》，82-83页）。法国的弗•德克洛赛对掩饰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而戴上的“机会平等”的“正直外表”也给予了深刻的揭露：“所有竞争者起步时并非机会均等……假如在达到终点时的不平等是来自起跑时就存在的不平等，那么就不再能说这是‘优秀分子’获胜。……一方面，统治和世袭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后代保留最好的地位。另一方面，人民各阶层命中注定要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幸好，由于经济发展，‘好的位置’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推延，产生了一部分新的有产者。只有工人、农民或雇员的最聪明、最有才能或运气最好的孩子，才能通过这条狭窄的小路向上爬。他们的成功可以作为盾牌，用来证明制度还是继续开放的，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切都建筑在虚伪的混淆之中，即把电梯运载资产阶级的孩子上升同人民的孩子必需走边门的小楼梯向上爬混为一谈。后者登上顶峰的机会难于中全国彩票的头奖。……资产阶级行会为其成员保证最好的位置而只给人民几个中奖号码。事实就是如此”
虽然奈特、布坎南等人，都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他们至少没有歧视穷人。奈特由他的分析，还怀疑起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公平性。他举出了四点怀疑理由，其中第三点就是：“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布坎南也认为，带着“出身”进入市场比赛，“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似乎就被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