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 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 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 击，要想办法扩充八 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 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 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 拖，。。。
──———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
摘自《国共纷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58年3月4日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
（内务部(58)内优字148 号）。
庐山七月三十一日政治局常委会批 判彭德怀，毛泽 东说∶“（抗战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182页。
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 东再次谈话，∶“（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 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
１９５９.８.１７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清华大学，１９６７）第260页。
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起抵抗日本海军的进攻，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和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然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却相信，“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
结果，在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中央却明确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他们公开发表告上海民众书，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为此号召前线的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等抗日军官个人的口号，但它也一样看准了这样的机会，来电要求中共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对于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中共中央明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对于苏联红军大举入境打击东北军的行动，中共中央则明确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国民党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并“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苏联不得不先发制人的结果。据此，他们提出：“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 ”。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94－5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