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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筑于感性之上，
西方文化则建筑于理性之上
中国文化引导中国社会螺旋式发展（或说原地踏步）
西方文化推动社会直线性发展
不能否认中国文化的光荣伟大，
但是面对更强势的西方海洋文明
他的确不行了

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和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
其实身边就有3个榜样
远的日本近的韩国
再不济还有个台湾
可惜如此简单的问题
中国人争论了一个多世纪
现在还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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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智慧更多的依赖于感性，他不能形成一个理论系统。中国人的知识往往停留于表层，他不能更深入的去论证和发展。像火药火箭，最多只能改良，无法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出步枪了；像中医学，只能停留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简单形态上认识，就再也不能往下发展了。反观西方，从哲学开始从对生命对社会认识的需要开始，不断发展出数学几何再到航海天文建筑学，从炼金术到化学，不断的再扩展。 中国文化总的来说是禁锢人的创造力，存天理灭人欲，虽然也有老庄但不成气候；希腊文化是激发人的能力，绝对扩张型，虽然后来也有东方传过去的基督教的禁锢，但也教化不了西方人的“野”性。教皇最后都被打倒了，人们可以自己解读圣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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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pig927 于 2009-1-17 08:20 PM 发表

1.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农耕文化，是一种温和的，内敛的，在农牧期是比较适宜的。当我们的工业和商业刚开始有萌芽时，就被打断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我们自己的原创的东西了。在工业文明面前，没有什么优势 ...

中国近代的落后确实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满人的统治。满人的统治跟蒙古人对汉人的统治本质上完全不一样的。满人还是用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去统治中国人的。换句话
说即使明朝继续存在下去，中国的资本主义会大发展吗？也不大可能。因为中国皇权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他完全不受制约，任何东西只要威胁到皇权的存在都会灭
亡。虽然明朝有内阁制，朝臣也起过作用，但根本作用还是维持皇权的存在，并不像西方的议会制约国王的权力。中国皇帝后宫佳丽3千，集军政大权一身；英国的
亨利8世离个婚还要向教会打报告，最后还窝囊的被革除教籍了；查理第二为了和议会打一仗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钱才可怜巴巴凑了个一千多人的军队，最后还是尸
首异处的下场。西方国王放到中国可能连藩臣的地位都不如。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方的封建社会都是完全不同的，也根本没有必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民
主”

我们没有这个基因，只能像日本人那样谦虚的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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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道法四家都没有“民主”基因。但四家只有法家的学说是具有现代国家思维的雏形，这是因为 1法家提出了平等的概念 2法家对人的认识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儒家虽然有民本思想，表面上看似乎有民主的味道但不要忘记儒家是强调等级和秩序的，他始终强调的“仁爱”是为巩固等级和秩序，是为“不平等”的思想去服务的。

儒家还有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强调“性善论”。“性善论”的直接恶果就是“人治”，人治的结果就使中国走在离现代国家越来越远的发展道路上。人的本性不善，人生下来也不会去向善。人生下来就只有动物性，人的本性是动物性。人生下来不会知道有“仁爱”，相反人天生就是知道趋利避害，损人利己的动物。道德，宗教都是后天的，都不是人的自然属性。道德宗教只有社会性。人为了对抗自然为了弥补先天体力上的不足选择群居。人又是社会性动物，为了人的社会能正常运转下去需要一种无形的“契约”约束个体的人，这种无形的“契约”就是道德。所以道德，善良这些概念都是社会强加到个人身上去的。

汶川地震，人们向灾区捐款捐物，这丝毫不能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只不过是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具有社会性的道德也发展到一定层次而已。中国古代也不断发生大的天灾人祸，但是没有哪部史书记载过有百姓有大规模的捐款捐物的现象，因为当时社会的物质文明没有发展到那个层级，作为社会附属物的道德水准自然也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再举个例子，南非有一种“狼孩”，就是小孩刚生下来被狼叼走没被吃掉，在狼的抚养下长大的孩子。科学家发现“狼孩”完全适应了狼的社会性，除了外表有人的身体特征外，已经完全不具备有人性。狼孩在狼的社会中长大，只有狼性没有“仁爱”，再次证明道德不是人天生的，道德只有社会性。

道德和宗教可以压抑人先天带来的恶，但维护社会的健康仅靠这种无形的契约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有形的契约——规则，或者说“法”。法家的“法”虽然和现代国家的法相差很远，服务对象也不同，但本质是同源的，都重视后者——规则。儒家只强调前者。儒家给所有人都画了一张大饼，提出“圣人”的概念，可是孔子自己也没有见过“圣人”，也没有体验过“圣人”的德治。德治只不过是孔子自己大脑里的产物，这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大脑臆想的产物是一个道理。道德和宗教只能压抑和改变人性中的一小部分恶，一旦时机成熟人的大恶还是会爆发出来。所以根本上约束人的恶还是有形的契约——规则。推崇儒家的皇帝同样后宫佳丽成千上万，滥杀无辜，因为权力不受规则制约；相信基督的教皇同样可以发动宗教战争聚敛钱财，因为中世纪教会权力不受规则制约；相信马克思的共产官僚可以贪污腐化包养二奶，因为权力不受规则制约。

西方的思想家正是同样认识到人性中的恶，所以才有分权和多党监督制度的诞生，这一制度不能算完美，但的确可以最大限度的制约人性中恶的部分。西方人比中国法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法家那么偏颇和极端。在强调“法”的部分的同时，他们也强调道德宗教改变人的力量。米国的家庭教会大量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和乡村。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教育。今天我们看见发达国家老外素质高，不是人家天生就道德水平高，是人家法律道德宗教教育多管齐下，最大程度抑制了人性恶的结果。 反观中国，自秦以后法家的发展被中断，董仲舒将儒家部分异化后又揉进了韩非“术”的部分，形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思想和行政体系。统治者不仅愚民且自愚，中华民族虽然保住了种却陷入原地踏步的历史怪圈。公正不能实现，人的思想只能停留在对“圣人”虚妄幻想中，人的创新能力完全丧失，社会的发展自然停滞不前。

儒家可以修身可以提高人的道德素养也可以抑制人性恶的部分，但儒家不能治国，把儒家作为治国的神器只能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