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方面：蒋介石“不愿救灾、不愿听灾”不是事实“蒋介石不惟是不愿救灾，而且是不愿听灾”，张仲鲁、王芸生60年代撰写“文史资料”时均如此说；这也是当下媒体在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最常见的表述 。
但这种简单粗暴的表述，并不是事实。
1942年6月全国粮政会议：蒋介石要求加大对地主富户的征粮力度，以减轻平民负担
因通货膨胀，国民政府1942年的征粮工作采取“征实”模式，即拒收货币，要求民众缴纳实粮。同时，整个征粮工作被分为征收与征购两大块。征收即按固定标准无偿向政府缴纳，征购则是政府按规定价格向社会上购买。之所以分做两大块，既为保证征粮数量，更为保证粮食政策的平均和平等。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尤其强调后者。蒋氏要求“征购的数额要超过征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征收一分，征购一分以上”。因为征收针对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征购多于征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
显然，蒋氏希望通过加大征购量，将负担更多地转移到“大地主富户”身上，以减轻“小户”负担。在这次会议上，蒋氏毫不掩饰他对“地主富绅”的厌恶：“现在各地兵役……大多数仍旧是平民的子弟居多，甚至很多鳏老寡妇不惜他孤子单丁，送他来当兵服役，而富绅地主有多数的子弟反而设法躲避，不肯应征，一般保甲长又从而庇护舞弊。各位看这种地主富绅，如果将他们冷酷自私的事实揭露出来，该是何等的羞耻”；“（地主和富绅）若果征粮再逃避，不肯依照法令应征，遭逢国家这种大难，看到同胞流血牺牲，而他们连自己所多余的粮食都不肯贡献一点。这种不知自爱自助，而只知自私自利的人，不要说不能作民众的表率，就是作一个现代普通人民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蒋氏要求在座的各省主管粮政的官员必须做到让“富绅地主”更多地出粮：“今年政府的粮政工作，为求合乎平等和平均的二大原则，必须实行累进的比率，使粮多者多征购，粮少者少征购。惟其如此，我们对于一般富绅地主，格外要尽其督导劝谕的职责，要使他们知道自己责任之所在，明白他们对于国家贡献粮食的意义之重大。”
同时，对一些官员所反映的征粮难问题，蒋氏认为真问题在于粮食的分配不合理，而非粮食的总量不够：“须知目前的粮食问题，并不是粮食有无的问题，而是粮食供求不能适当的配合，以致产粮的地方粮食太多，而歉粮的地方则民食不足，……所以此次，对于以后粮食供求的计划，粮食运储的方法与技术，应切实讲求改进，总要使人民虽劳不怨，这就要我们粮政人员上下一致的殚精竭虑，苦心焦思的来如何减少人民的痛苦。”（《蒋介石：对于粮政的期望与感想》）
此次会议召开时，河南虽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灾，蒋氏也尚未得到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河南军、政两家给了蒋介石两份矛盾的河南灾情报告
1942年9月9日，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军事会议。军粮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河南的军粮问题也列入讨论议题。蒋氏再度强调须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
同时，针对地方粮政官员的诉苦，蒋氏在会上再度施加压力：“现在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而发生，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之所致。我们地方政府与粮政局军粮局等，都是要负责的。当然，现行制度的运用，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制度决非主要症结之所在。……如果说机构运用不灵，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而不是法规的问题。”为督促地方官员征粮的积极性，蒋氏在会上宣布新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
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蒋氏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回忆：“（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于氏的说法，蒋铭三、刘书霖给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的灾情，而李培基则反之。刘书霖晚年也有回忆：“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
军、政两种报告，蒋氏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氏似乎取了折中值。一方面，“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另一方面，则如前引，蒋氏在总结性的《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中，再度强调“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所谓“此项办法”，即对“富绅地主”们的粮食加大控制力度。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氏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
西安军事会议，本是一个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极好的机会，此时灾情初发，河南军政要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向蒋介石报告真相。但因为军、政两方对灾情认知的冲突，这次机会被遗憾地错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