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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bachmann 于 2012-5-24 14:29 发表 轮子的报道并非都不可信。

因为这是轮子转载南方周末的报道

“通海大地震”亲历记

http://www.infzm.com/content/42685

作者： 杨杨

1970年云南省通海县发生7.8级大地震，史称“通海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大地震。在那个“红色”年代，大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年我还不到7岁，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父亲把我和母亲、姐姐、弟弟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

作家刘心武发现了一封“密信”

1970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心武从同事那里借来一本描写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生活的小说《日子》。同事“不慎”在书中夹了一封家书。那是一封从云南省通海县寄来的“密信”，内容是向他们在北京工作的亲人报丧的，说的是这一年的1月5日深夜家乡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倒平了，埋死了很多人。信中提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姓名，从家族中类似哥嫂、侄甥、舅父、叔姨那样的至亲，到邻里同窗，列出了很长的一串名单。

三十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刘心武，对那封可怕的“密信”仍记忆犹新。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也没那么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大地震，仅同事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个地区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事实上，不仅是刘心武无法知晓那次大地震的真相，在当年，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发生在云南通海的那场大地震，都没有多少了解。

被保密了三十余年的惊世大地震

我是1970年通海7.8级大地震的亲历者。我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调查记忆中的那场大地震，想方设法收集有关图片和史料，走遍了当年的地震灾区，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这些年来，我常常漫游在这片不平凡的土地上，那股来自地下的巨大力量已经悄无声息，但遗留在地表的地震断层，虽经风雨剥蚀，仍然让我真切感受到40年前那一瞬间大地扭动的痛苦。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列入国家机密范畴，这个规定直到2005年才废止。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翻开云南省档案馆所藏1970年6月15日《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看到如下数据：总死亡数：15621人；死绝户数：836户；重伤人数：5648人；房屋全倒数：166117间；遗下孤老孤儿数：261人。这份统计材料在当时和后来的三十余年间，作为“绝密”材料封存在档案馆中，一直没有正式向社会公开过。我还发现，那次大地震波及的范围虽然很大，但震害涉及的面积却只有8881平方公里，其中重灾区面积仅2400平方公里，极震区分布在通海、建水、峨山三县交界处，即曲江两岸824平方公里内，这三个县的震亡人数却高达14917人，占死亡总数的95%以上，其中建水县震亡7479人，通海县震亡4426人，峨山县震亡3012人，尤其以高大、曲溪、东山、红旗、九街、小街、峨山城关镇等村镇死人最多，近30个村庄的死亡人数占到震前总人数的20%到50%左右。

这是一次惊世大地震，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次地震的震级和震灾被严密地封锁了三十多年，几乎与公众绝缘。

地大震，人大干！

中央发来慰问电啦！

有人告诫：死人这事不能乱说

地震那年，我还不到7岁。在我的记忆里，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充斥了巨大的声响，随后陷入了万籁俱寂之中。不过，这份宁静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开始听到哭声，还有狗叫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有，无法分辨，全乱了。我到现在也说不清父亲当时是怎样把我和母亲、姐姐、弟弟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来，只记得我们一家人找不到大门，也找不到天井，摸不着出路，我们原来所熟悉的一切什么都没有了。父母带着我们在黑暗中摸索，认准一个方向，不断从这家的屋顶爬到那家的屋顶，一直往村外逃命。我在爬的时候，好多次碰到死人的手、脚，或者是死人的头、脸。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人埋得并不深，有的是被土坯砸死，或被钉子戳死的。

天亮后我才发现聚集在晒谷场上的男女老幼，全部变了模样，每个人的面孔、嘴巴和耳朵里全是黑黑的尘垢，鼻子已被尘灰塞满，脸是黑了，如同黑人。牙齿也没有一个人是白的，一张口就露出了黑牙。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还觉得非常好笑，哈，怎么每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父母一再叮嘱我不许走出晒谷场。然而，不久之后，我管不住自己，就悄悄走出那个场子，看到场子外面的路上，到处是横一条、竖一条的死尸。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索性放任自己，走近那些各式各样的尸体，有的头被砸开了，到处是血和脑浆；有的手和脚折断了，身体扭曲着；有的看上去好像并没受到什么伤害，闭着眼睛，像睡着了，其实是死了。更可怕的是，大人们还不停地把那样的死人，一个一个地背着、抱着或拖着，添加在更多的死人中间，堆得越来越多。我悄悄一数，有八九十个。以后几天据说好像接到了什么通知，就不允许我们说这个数字了，不允许说死了多少人，也不允许过问。有人告诫我们，死人这个事情不能乱说，不能掰着指头算账。

地震中死去的一万多个生命

1995年8月，我开始着手调查通海大地震。我感到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在地震中死去的一万多个生命。

大地震发生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分37秒，震中在通海县高大乡五街村附近，震中烈度为十度强，震源深度约13公里。受灾地区包括玉溪、通海、峨山和华宁等地。这一切，我都记录在我的“调查笔记”中。

余家河坎村坐落在一条干涸的河床旁边，地震时约26万立方米的坝体向东南方向低凹的梯田滑移，向东滑移120米，向南滑移约200米，使这一段地面下陷2米 多，田地碎裂成数段，就像乱刀之下的豆腐一般。河堤上的大树连根拔倒，河旁的村庄有16户人家近50间房屋，随着地表、道路、树木、农田，向东南方向滑移100-150余米之后，全部倒毁。周围尽是深沟大槽，不堪入目。村中438人，死105人，重伤71人。

曲江两岸的高大乡，8000多人中竟有2300余人震亡。仅普丛村70户人家，就有10户全部死难，全村死亡613人。位于震中位置的五街村，原有597人，194人死难，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槽子村原有25人，20人死难，仅留下两位老人、一位妇女和两个小孩。老茅村，原有150余人，有近50％的人死亡。

驻扎在高大乡的公路建设七团，有15个刚下夜班的民工到厨房里吃饭、烤火。地震时，一堵粗厚的土墙向他们压去，未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情，许多站立着的人就被墙体从头压向脚掌。当人们把他们刨出来后，看到的是这样一幅被地震定格了的惨状：15个人变成了15团肉饼，变形的嘴里还含着饭菜，烤火的人则被烧成了焦尸。

峨山县城有逢5赶集的习惯，1月4日下午就从四面八方汇集了许多前来赶集的旅客和农民，两层楼的大旅社爆满，还在过道上加了地铺。地震时，绝大多数旅客遇难，竟死亡200余人。

昆明工学院140多名教职工，从省城昆明来到峨山县小街公社“五·七干校”学习，接受政治洗礼。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在这140多人中，有90多人是“革命群众”，有40多人属于罪该万死的“牛鬼蛇神”。90多名“革命群众”住在条件较好的农场大仓库里，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而那40多个被打入另册的专政对象，则住在低矮的“牛棚”里。地震发生时，大仓库里的90多名“革命群众”，被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齐齐地打死在床上，无一幸免。

共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现锦屏乡）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刚刚在1969年冬季征兵中光荣入伍，军装上还未正式佩戴领章帽徽，她们正在这里接受集训。大地震发生的顷刻，姑娘们以军人的速度飞快地奔出营房。在寒冷的夜空下，她们仅穿着内衣和内裤，发呆地站着。只听一声哨响，部队首长发出了“保护油库”的动员令。这时，女兵们才发觉自己穿得这么少，羞涩之心使她们涨红了脸。她们看看自己的营房尚存，就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须臾间，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营房顿时全部垮塌，女兵们就这样全部惨死在屋里。

通海县城一位苏氏老太太回忆说，地震那年，他们已有5个儿子，大儿子苏文怡刚15岁，而最小的儿子苏文俊还不到7岁。那天晚上，他们带着5个儿子在家纺石棉，一直纺到12时。他们刚躺下，大地震就发生了。夫妇俩焦急万分地呼喊着儿子们的名字，一直熬到天亮。共军来了，从深深的废墟里，刨出了5具被压得奇形怪状的尸体。

观音村的钱学德，1月4日结婚，夜里正在闹新房的时候，地震发生了。他匆忙拉住新娘子的手往外跑。跑到天井时，一根木头正好打中新娘的头部。在地震中，他家死了4男4女，只剩下他和父亲、小妹三个人。埋葬亲人的时候，他和父亲用皮带拴着尸体，抬上山，匆匆埋下。8具尸体，父子俩花了4天时间，挖了8个洞，来回上山8次。

代办村有一个妇女，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个男孩。地震时，这位妇女和婴孩不幸遇难，人们把这娘儿俩刨出来放在一块。当他们掩埋完其他死尸再返回来埋这娘儿俩时，突然发现，那个婴孩已经醒来，不哭不叫，正扑在他娘的尸体上吸食乳汁。

在地震废墟面前忆苦思甜

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大量的毛泽东选集、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

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大量的毛泽东选集、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

灾区人民手举红宝书高呼抗震救灾口号

中央慰问团到通海地震灾区慰问

地震学家曾目睹震前之异象

1969年冬，贯穿建水、通海、峨山的曲江河谷，出现了气候反常现象。这个全长120公里的地区，被地震学家称为“曲江断裂带”。在中国地震学界，最早把目光投向西南的，是中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早在1965年，李四光先生就亲自指导组建了西南地震地质大队，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云南地质构造上断裂带的研究，而这些断裂带有不少仍然在频繁活动。到了1968年12月，李四光再次提出，要认真研究西南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地区，要加强监测工作。1969年11月底，遵照李四光先生的指示，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就派人下来进行实地考察了。他们分成4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被分派到通海。他们于1969年12月初到达通海，并选定陶茂村的一幢新房子作为他们的“革命根据地”。事实上，他们所住的陶茂村，距离后来通海大地震发生时的震中五街村，已经很近很近了，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他们一直在张老村和姑娘村一带考察，白天在山坡上采石头，晚上带回来敲敲打打。那一段时间，他们看到房前屋后的竹子忽然开了花，一串串紫蓝紫蓝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似乎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秘密？村前村后的桃花、梨花，也在这个寒冬季节绽开了花蕾。山坡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也竞相开放，百花灿烂，争奇斗艳。对于这些美丽景象，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相反他们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和不安起来，眼前的百花越鲜艳，树木越苍翠，他们心中愈发感到压抑。因为他们知道，树木在这个季节开花结果，一定是由于地下温度增高，唤醒了处于冬眠状态的植物。但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他们无法确定这一带将有大地震发生。

这个地质考察小组在通海考察了1个多月。当他们收兵回营，悄然撤出高大公社时，已是1970年1月4日。他们回到县城，入住通海县人民旅社。在人民旅社里，那个姓刘的女服务员从井里打不出水来，仔细一看，原来井里已没有水，全是一股股涌动的白沙。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水井。姓刘的女服务员为此非常焦急，不知所措。地质考察小组的几名队员便帮助她一块儿淘井，淘啊淘啊，竟然淘出了两推车白沙，但最后还是没有水。当时，他们也没意识到要地震，淘不出水来就算了。于是，他们回到房间休息，接着又整理考察资料，准备回昆明后就立即向中央地震工作小组汇报通海的情况。到了晚上，他们在房间里感到非常闷热，在屋里简直无法待下去，就相约到街上溜达。1970年的时候，通海县城还有一段老城墙，他们就沿着老城墙闲走，当他们走到十字街（现新华书店一带）时，看到一位老汉在那里爆玉米花，香气扑面扑来。同时，他们也发现街上的老鼠特别多，而且特别大，一群一群地跑出来，四处逃散。围在老汉身边等待玉米花的人们，见了老鼠也不打，眼睁睁地望着大老鼠们从自己的脚下或身边跑过。他们感到很奇怪，街上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大老鼠呢？其中一个考察队员解释说，你看那个老大爷爆出的玉米花多香，把大老鼠也引诱出洞了，见人也不怕。当天夜里，也就是5日凌晨1点，大地震发生了。

地震后以为是核战争爆发了

地震发生的那天夜里，我们恰恰遇上了一个怪天气，震前热得大家无法入睡，震后却又变得寒冷不堪。当时，我们看见村子周围到处是村民们上山打来的柴火，父母就弄来一堆放在场子中央，点燃起来取暖。但很快就有几个民兵赶来，命令大家赶快把火灭掉。民兵说，上面来通知，战争爆发了，敌人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如果我们这里有火，就会被敌机发现，敌机就会往我们这里扔炸弹，村庄就要遭殃。说着，民兵们一起动手，把火打熄了。

其实，那一年，广播里说要打仗了，大人们也都说要打仗了，都忙着到山下挖防空洞。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心中。所以大地震发生后，有不少人都认为是中苏之间爆发了核战争。在人们的想象中，只有核战争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才会造成那么多人的伤亡。当时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说：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

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地震发生时，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我挣扎着爬出去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土块瓦砾，哭泣、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当时想，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投进来了，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五街的普秀英说：地震后，有人来叫我们上山去躲起来，不准哭，不准点火。天亮后，又不准我们穿红衣裳。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五街村的皮绍汉说，由于认为是战争爆发，怕敌机来轰炸，所以夜间不准点火，到处漆黑一团，我们怎么救人？当时，我们村有315人埋在土堆瓦砾下，大家摸黑救出了121人，许多人由于来不及救而被土埋死了。如果允许点火的话，我们村至少还可以救出60多人。

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是大批量的，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记得地震发生后，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不停地高呼“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地震失去的，我们要加倍让地球偿还”之类的口号。高呼这样的口号时，大家好像真的坚强起来了，什么困难都不存在了，什么灾难都不用惧怕了。但在口号呼完之后，人们还得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园，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重建家园的困难，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哭起来，悲恸的呜咽、呼天叫地的嚎哭之声，此起彼伏。采访时，五街下村的吴光贵曾对我说，地震后，全村人民饿着肚子没粮食吃，他心里很急，与生产队的领导商量后到公社粮站借了500斤大米，把受灾群众集中起来熬大锅稀粥喝，一直喝到春节后。第二年秋天，家家户户凑了一点粮食来，才把粮站的500斤大米还清了。另外，地震后，灾民所住的房子是临时建的草棚，一住就是一两年。草棚容易起火，有不少灾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后，又遭受了火灾。我亲眼看见，长河大队晒谷场上的几十家草棚，在一个夜晚失火了，烧了一个多小时，灾民从地震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一点点衣被、粮食、水桶、锅碗，一烧而光，许多灾民绝望得呼天叫地。

难忘北京医疗队

1月5日，北京方面火速召集了第一批医疗队，当夜72名队员乘专机到达昆明，随即乘汽车赶到通海。我清晰地记得，北京医疗队来到六一村后，很快就在小学校前边的一块大操场和晒谷场上，搭建帐篷、油毛毡房，那些昏迷不醒的、手断了的、脖子抬不起来的、不能走路的遇难者，统统送到了医疗队。那时，对于偏远地区的云南来说，来自北京的医疗队，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医术和药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医生拉着伤员和村民的手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派我们来抢救你们，来给你们治病的。”“我们是一家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许多村民一听，就赶紧感谢毛主席，赶紧高呼“毛主席万岁！”

当年那些医生让受伤的病人住进帐篷里，而自己在外露宿。有的医生还亲自用手为解不出大便的伤员掏肛门。一些女医生还把自己的大衣送给受冻的灾民穿。当遇到需要输血的伤员时，全体医务人员都会争先恐后地要求为伤员献血。

这些，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村民至今仍然记得。

2010年2月于云南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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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海大地震：文革抗震救灾实录

 

 

    1970年1月5日凌晨，云南通海、峨山、建水等地，发生了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五千人的7.8级大地震。通海大地震与唐山地震、汶川地震一起，构成了新中国三次死亡超过万人的震殇。而在这三起天灾中，通海大地震因处于文革中期，被尘封了30年，直到2000年才公之于众，其救助也更多具备了文革时期的特色，成为了人类救灾史上罕有的悲剧

 

    本刊特约撰稿/刘若南

 

    1970年春，从朋友家借书回宿舍阅读的刘心武，偶然间从书的夹页处看到一封家书，他读完后“不禁从床上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信中写着，云南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

 

    彼时只有29岁的刘心武尚非知名作家，那天晚上，他捏着一封别人的报丧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么广播过。”

 

    “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一切都从40年前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开始。

 

    阿正旺一天最兴奋的时候在晚上，1970年1月4日20时许，他所在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大寨村召开社员斗争大会。他只有14岁，还在小学读书，虽然每天读毛主席语录，并在自家正堂前供奉的领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但对于全国的政治形势仍是懵懵懂懂，他只是觉得好玩。

 

    这一天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早上在学校正常上课，下午去山上烧干草为土地积肥。阿正旺家一共四口人，如果不算1968年牺牲的烈士哥哥的话。晚上的批斗会持续了3个小时才结束，他回到家就和妈妈在一间屋子里睡着了，哥哥和父亲则在另一个房间。

 

    1月4日的《云南日报》，右上角照例是一条毛泽东语录，说得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下面则多了一则毛主席最新指示，其内容包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当时，全国人民正绷着一根弦，防范“美帝国主义”与“苏联修正主义”的侵犯。在距通海县大寨村数里远的高大公社陶茂村，39岁的生产队长曾杰发比阿正旺更多地感受到战争如泰山压顶的紧迫感。

 

    与促战备同样强调的是促生产。1月4日，曾杰发带领全村社员在铲草皮开荒，他们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7点多。晚饭后，天上红彤彤的，是当地人所说的“鱼鳞河天”，全村的社员们开年终生产结算会，一直到午夜12点才散会。

 

    在此前后，1月5日的《云南日报》已经付印。这一期的毛主席语录改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下面同样强调“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对原子弹侵略，从现在起要有所准备等)。

 

    曾杰发一家八口人住在一个二层楼房内。他的小女儿那天刚好生病，被妻子带到岳母家去了。他一个人住在楼上，母亲和其他4个孩子住楼下。“当晚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害怕。”他说，“我把平时不关的楼门都关上了，并且用木棍顶了起来。”

 

    “苏修放了原子弹”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0分34秒，曾杰发醒来的时候，他家的两层楼房已经坍塌，一根梁柱正压在他的腰间。他大声喊叫，被隔壁邻居从废墟中救出。这时他发现，几乎整个村子都倒掉了。

 

    晚上没有月亮，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到处是哭声。而曾杰发首先想到的是住在一楼的家人，但“埋得太深了，看不到，喊也不应”。他和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地震，以为是“苏修放了原子弹”。

 

    几乎与此同时，阿正旺听见父母在喊他的小名，他答应着，一家人慌乱中找到了一个梯子，从废墟的一个出口处爬了出去。他住的那间土坯房，有小半边墙倒塌了，但没有压到床。

 

    顺着梯子爬出来，然后跳下去，顺路就到了房后的晒谷场。阿正旺听见父亲说：是不是美帝搞的鬼？但也有乡亲说，或许是地里的大力士搞鬼。每过几分钟，大地就摇晃一阵。那是余震，阿正旺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心里害怕，和十几个乡亲们一起在晒谷场不敢动，连小便都就地解决。

 

    阿正旺是幸运的，他一家人都活了下来。曾杰发睡在一楼的五个家属，却没有再看到天明的曙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因为在岳母家侥幸生还。这一晚，曾杰发担任生产队长的陶茂村，有167人丢掉了性命。阿正旺所在的大寨村情况好些，死了39人。

 

    邻近的峨山县小街公社，有40多名“牛鬼蛇神”因祸得福。他们从昆明工学院来到这里的五七干校学习，被同行的革命群众安置在低矮的牛棚里。这一次地震，昆明工学院死了120人，几乎都是住在条件较好房屋中的革命群众。

 

    当时在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王凤起和他的同事，于1月5日凌晨赶到峨山县小街公社。“峨山旅馆最惨了，楼房几乎全部倒掉了，其中一个人躺在床上，上半身被悬在半空中，下半身则埋在废墟中，人已经死了。”王凤起说，当天正是赶集日，很多人住在旅馆里遇难。路边已经有了很多尸体，尸身上最多盖张席子，其中一个母亲侧身抱着孩子，孩子至死仍保持偎依妈妈的姿态，母子面孔都呈紫色，一看就是闷死的。

 

    给王凤起印象较深的，还有位于峨山县的某部队营房的惨况。据了解，该营房内有1969年冬季刚刚入伍的136名女兵，地震开始时房屋并未立即倒塌，她们身着内衣快速奔出营房，但一声哨响后，部队首长发出“保护油库”的动员令，准备集合的女兵开始进屋穿衣，随即被余震导致的垮塌掩埋。

 

    地震波及了7个县，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建水县，官方事后公布的数字为7451人。而通海地震共造成15621人死亡，其中死绝户数为836户，而受伤总数是26783人。该死伤人数统计依据的是1970年4月15日各县上报的数据。而记者查档发现，在4月15日之后，峨山县与建水县均曾上报过修正的死亡人数，两者相加较此前多了180名逝者。亦即，此次死亡总数至少应为15801人。

 

    毛主席思想指引救灾

 

    天亮之后，在村里的晒谷场上，阿正旺和乡亲们看到有飞机在上空巡视。有些村民误认为是敌机前来轰炸，事实上是得知消息的政府利用飞机在空投食品。

 

    战争一触即发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而防震的知识则匮乏得近于零，以至于地震发生的当晚，很多村落不敢点火照明，更多人跑到山上躲藏，失却了救人的第一先机。村民们的互救由亲属邻里开始，待到部队陆续赶到，这个千疮百孔的震区才开始稳住救灾的阵脚。救人、埋尸、医伤、发粮、建房……这中间流传着很多感人的事迹。“我们什么考虑都没有，只想能多活几天。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曾杰发因此内心充满感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场从天而降的灾害，有时可以消弭日常的派系之争。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内部曾进行过激烈的武斗，其地震台的山头曾被武斗者占领，还埋了地雷。但是据当时在该所一室地震地质组工作的王凤起回忆，得知地震的消息后，对立的两派都集中精力奔赴灾区考察。但在灾区，阶级斗争的影子仍或隐或现，通海县的杨家荣说，他家邻居一个老太太当晚坐在半塌的屋顶上呼救，但没人管她，他希望自己的父亲能施以援手，但父亲甩了一句“她是地主婆”后就没有任何动作，是共军天明后赶来才把她救下。

 

    14岁的阿正旺也记得，政府在发衣服的时候，会给贫农两套，而富农只有一套，盖房时也会先照顾根正苗红的家庭。甚至于在其他省市支援灾区的红宝书上，有些都特地注明捐给受灾的贫下中农。

 

    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的发放，带有更多的仪式性。灾区几乎拒绝了所有的物质援助，还抓紧生产备荒备战，同时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新高潮，除了不再跳忠字舞，灾区集体性的早请示、晚汇报恢复如旧。精神援助成为各个慰问团发放的主要物品。地震发生后，灾区先后收到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数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十多万封慰问信……通海县高大乡政府至今还留存着十余袋当年未曾发完的红宝书。

 

    1月7日的慰问电是党中央唯一一次公开表示对灾区的慰问，毛泽东、林彪并没有公开为此讲过话，但救灾的基调在1月9日的《云南日报》上已经奠定，称“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主席思想指引，我们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战胜地震灾害，也被认为是“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件大事”。

 

    没有中央领导前来慰问，仅有的一份慰问电在灾区广泛宣扬，灾民拿着红宝书，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特殊时期，除了《云南日报》，其他省市的报道中很难看到与地震有关的只语片言。1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仅有的一篇关于云南大地震的消息，但报道中并没有提及震级和伤亡人数，甚至连震区也仅笼统称为“昆明以南地区”。

 

    事实上，中央早已接到7.8级的震级报告。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王凤起回忆，地震之初，的确只初略估计震中在“昆明以南地区”，但当天赶到震区后，已将地震命名为“通海峨山地震”，后来更进一步知道建水县灾情更为严重，但考虑到“通海峨山建水地震”过于冗长，就没再更名。而民间为了简便，也简称是“通海地震”。

 

    至于地震死亡人数的统计，虽然在1970年就已完成，但正式的对外发布则是在震后30周年纪念日，即2000年。

 

    通海大地震后，美国等国家曾要求来震区考察。王凤起说，美国的要求最初被回绝了，后来伊朗获得批准，还是他与外办人员陪同他们到指定的重建较好的地方考察，“也有很多要求，不让带这个，不让带那个。”

 

    地震预报的新起点

 

    通海大地震也将地震预报正式推上了前台。地震后不到两周，1970年1月17日至2月9日，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再次表态，要“走到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中去，认真开展工作”。

 

    李四光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力排众议的“地震可以预测预报”观念，开始成为中国地震业界的显学，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全国范围内开始践行“群测群防”；这是一个迄今仍有争议的研究方向……

 

    据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王凤起介绍，“当时中国大陆只有北京、兰州和昆明三个地球物理研究所。我们国家是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才开始搞预报的，但云南是在1970年通海地震后才开始。”

 

    地震后，王凤起和同事开始去震区考察，发现震前有很多异常现象发生，只是因为“之前没搞这个工作，所以没人反映”。

 

    在经过原玉溪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教育革命办公室5人调查小组的两个多月的搜集之后，1970年4月汇编成册的材料中，录取了191起震前异常现象。

 

    譬如在震前十几天至临震，先在极震区后在外围地区，普遍发现狗狂吠乱叫甚至咬主人、打洞、爬梯、上房顶、不进屋的异常现象。地下水的变异情况也很突出，如峨山县小海洽兴旺村，一口从未干过的井突然水干见底，与此井相距数十米处的一坝塘内水位却相应升高，震后水井和坝塘内的水位都恢复原状。

 

    这些调查结果强化了中央关于地震有前兆的认知。专业的地震预报机构开始成立，深入民间的“群测群防”运动开始推广。这个思路在当时也曾受到过质疑，云南省地震局有个叫张郁弘的人，就因持反对立场而受到广泛的批斗。“他说群测群防的成绩是零，甚至是负数，白花钱，很浪费。”王凤起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