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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新知】程恩富：严格一胎政策将提升民众幸福感，中国总人口控制到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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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称实施严格一胎政策将提升民众幸福感

　　2011年03月15日01:28人民网

　　二胎能放开吗？
　　
　　是一胎，还是二胎？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认为，实施严格的“一胎化”将全面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两会现场报道
　　
　　“我依然坚持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尽快提升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3月7日，在今年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见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时，再次“旗帜鲜明”表明了他饱受争议的观点。
　　
　　引起全国争论的“建议”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即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他坚持的“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观点，并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11期《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
　　
　　但对于他的观点，赞同者寥寥，反对声一片。有人将其观点称之为“断子绝孙”的建议；更有甚者，将“一胎化”比作“‘民族自宫’行为”。
　　
　　时至今日，面对质疑、甚至是谩骂之声，程恩富仍坚称：“30年来，‘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近4亿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但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坚持，而不是改变‘一胎化’政策。”程恩富强调说，“这个问题引起大的探讨和争论是件好事，因为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
　　
　　“‘一胎化’我提了两年，到现在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找我辩论，我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敢于大胆同我辩驳，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程恩富说，“谁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一条条驳我嘛，观点的交锋也是有好处的。”
　　
　　不过，程恩富发现，两年来并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向他“对阵”。为此，他特意收集了散布于各个媒体及网络各反对方的观点，归纳出十大方面，然后他逐一予以驳斥，列出了约2万字的10点答疑。
　　
　　程恩富忧心忡忡地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但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以至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分歧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不同选择。”
　　
　　“先控后减”
　　
　　延续30年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宽的歧见，近年又为此出现了“大规模争论”。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是继续“严格实行一胎”政策，还是“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放开二胎”的呼声，程恩富依然态度明朗。
　　
　　他称，“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我国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应坚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积极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程恩富态度坚决地表示。
　　
　　他分析认为，2008年底中国人口为13.28亿，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正向现有可高效利用资源的人口极限规模推进。
　　
　　“不断膨胀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引起的社会需要扩张已难以单靠发展生产和粗放式发展方式来满足。必须倚靠人口规模的严格控制和缩减，才能使主要矛盾和就业压力不因人口总量过快增长而加剧。”
　　
　　“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程恩富坦言。
　　
　　面对眼下全国出现的普遍性的“用工荒”，不少人担忧“一胎化”将会带来劳动力补给的“严重不足”，而不是“就业难”的问题。
　　
　　对此，程恩富分析认为，“用工荒”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非公有制企业工资待遇提不上去，工作环境恶劣，导致招不到工人；同时，中央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可以综合考虑是否要外出打工。另一种“用工荒”，缺的是技术型人才，这就要求企业和教育机构加强专业人才教育，为社会提供需要的技术工人。
　　
　　“如果把‘用工荒’归咎于‘一胎化’的政策上，这显然是个误判。”程恩富表示。
　　
　　“变罚为奖”
　　
　　“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这‘三型社会’完整地体现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从而为根本转变对内对外发展方式，缓减内外资源战、环境战、生态战、贸易战和移民战等奠定基础。”程恩富强调。
　　
　　因此，程恩富认为，应积极提倡“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尽快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从而尽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力，全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幸福指数，进而尽快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众多问题。
　　
　　为此，程恩富提议，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像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样，广泛通过立法、政策、宣传、教育等配套措施，尽快大力推行“先控后减”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新政，积极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为保障“一胎化”的尽快施行，程恩富建议：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违纪超生的家庭不保，变处罚为奖励。（奖励无胎 ）



　　同时，国家一方面要把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及时投入到老龄人口工作及生活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人的寿命提高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消除让劳动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实际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业的不良局面。
　　
　　“此外，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程恩富补充说。（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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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http://news.qq.com/a/20110315/0000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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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诗人”李小平的“三个绝招”
　　
　　何亚福
　　
　　最近，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李小平（网名“半个诗人”）在网络上发表了很多篇人口文章，提出了如下的观点：“中国长远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应大致定为：1) 在2100年将人口总量降到8-10亿，力求8亿；2) 在2200年将人口降到3-5亿，力求3亿。”为了论证大量减少中国人口的“好处”，他运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证手法。下面归纳一下他在文章中比较常用的“三个绝招”：
　　
　　第一招：精心选择国家。本来，世界各国中，富裕的国家既有人口密度大的，也有人口密度小的；贫穷的国家既有人口密度小的，也有人口密度大的。然而，在“半个诗人”文章中所举的例子中，凡是富裕国家，就选人口密度小的；凡是贫穷国家，就选人口密度大的。他把人口密度小的富国（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与人口密度大的穷国（例如印度、孟加拉国）进行比较，于是他就得出结论说：人口少才容易富裕起来。他举例说：“孟加拉人口1.35亿，澳大利亚不到2千万，其国土和耕地面积分别是孟加拉的53倍和7.2倍。孟加拉人均收入只有几百美元，澳大利亚则上万美元；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也只及澳大利亚的五分之一，人多何益？”
　　
　　这一招是很拙劣的，只能骗一些对世界地理知识一窍不通的人。要反驳“半个诗人”的这一招其实也很容易，按照“半个诗人”的逻辑，我们可以假设：有另一位“半个人口学家”把人口密度大的富国（例如日本、德国）与人口密度小的穷国（例如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进行比较，能不能得出结论说：人口多才容易富裕起来？
　　
　　第二招：地里能自动长出钞票来。李小平说：“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人口经济情况相比，日本人口从长远看应该至少减半。即便日本经济不再有任何增长，人口减半也可使人均GDP提高一倍”。按照李小平的“人口减半可使人均GDP提高一倍”的逻辑，如果美国人口减少一半，是不是人均GDP也可以提高一倍？如果美国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4，是不是人均GDP继续提高？如果美国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10，人均GDP是不是比原来提高很多倍了？然而，假如美国人口真的减少到现在的十分之一，美国不过是另一个加拿大而已。而加拿大的人均GDP还比不上美国。
　　
　　我们来看一下世界上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简称“西方七国”）的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按国土面积的排列次序为：加拿大、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按人口数量的排列次序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其中法国、英国、意大利这三国的人口数量很接近，都是六千万左右。而西方七国的经济总量基本上也是按照人口数量排列的，而不是按国土面积排列的。西方七国之中，加拿大面积最大，但人口排在末尾，所以经济总量也排在末尾。
　　
　　有人说：“中国的人口数量比美国多几倍，为什么经济总量还比不上美国？”其实，决定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而与人口密度或人口数量没有多大关系。西方七国的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相差不大，所以人均收入也相差不大。而中国的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与美国相差很大，没有可比性。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越多，经济总量越大。我们从上述的事实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假如现在日本人口减少一半，而其它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日本经济总量也会减少一半，人均GDP仍然不变。
　　
　　第三招：说梦话。李小平说：“有些国家可以在老龄人口比例高达40-50%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劳动力真实短缺的问题。”他说这种话有什么根据呢？现在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老龄人口比例也没有超过22%，就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了。当然，现在中国的老龄人口比例还没有达到40-50%，所以你并没有100%的事实来反驳他，权当他这句话是梦话而已。
　　
　　李小平的另一句梦话是：“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潜在替代能力来说，未来100年绝对不会存在劳动力的真实短缺。” 100年以后，现在活着的人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劳动力再短缺，又关“半个诗人”什么事？路易十五早就说过了：“我死后，那管它洪水滔天！”所以，“半个诗人”是很精明的，他说一些“老龄人口比例高达40-50%”以及“未来100年”之类的梦话，让你现在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而“半个诗人”则把这些梦话当成真理，来论述把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的“好处”。就算将来的事实证明“半个诗人”是彻头彻尾错误的，但他都不知到哪里去了，你能奈他何？

 

　　第一届诺贝尔人口学奖推荐名单
　　
　　何亚福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只有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这几个奖项，没有人口学奖。然而，鉴于中国人口专家对人口学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中国计划生育对世界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正如计生委官员所指出的：“正是由于中国的不懈努力，‘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被推迟了四年”），笔者认为诺贝尔奖应增设人口学奖；笔者并郑重推荐以下人口专家作为第一届诺贝尔人口学奖的候选人：
　　
　　推荐候选人1：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网名“半个诗人”）
　　推荐理由：李小平主张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把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以达到他臆想中的“最佳的数量模式”。他在一次搜狐访谈中对网民们说：“我从美国回来跟我的家人说不想要孩子，因为我养孩子是死赔到底，养一个孩子一辆豪华车没有了，而且我要一生为孩子操责任。”他说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养孩子是死赔到底，是亏本生意。所以，他宁要车子不要孩子。
　　
　　推荐候选人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
　　推荐理由：2009年5月，翟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约1/3，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4，为社会和国家节约抚养费约17万亿元。”不过，笔者还有几个小小的疑问想请教翟教授：难道实行计划生育少生的孩子都是废物吗？难道孩子长大之后不会创造出比抚养费更大的价值吗？如果少生孩子就是“节约抚养费”，那么一个孩子都不生，岂不是节约更多的抚养费？
　　
　　推荐候选人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
　　推荐理由：2006年11月，程院长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高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2009年3月，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出“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建议。不过，笔者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请教程院长：假设绝大部分夫妇都想“对祖国发展有贡献”而响应程院长的号召当丁克，那么几十年之后，这个国家绝大部分人都是老人了，没有多少人能工作，这应该享受的“高保”又如何兑现呢？
　　
　　推荐候选人4：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
　　推荐理由：李建民在《生育的外部性与生育权利的部分渡让》一文中认为：“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即所谓‘搭便车’，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不过，笔者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请教李所长：难道现在中国的公共资源是按人头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吗？
　　
　　推荐候选人5：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
　　推荐理由：郑教授认为：“鉴于控制人口规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些严重超生和其他破坏人口控制工作的行为对社会危害很大，而经济和行政处罚的作用有限，建议国家在刑法中增设相应条款，对这类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他写了《某农民生十个孩子后累死》和《大老板生9孩，怎么办？》等文章来论证“超生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不过，郑教授在文章中并没有说明这些极端的特例究竟占人口的多大比例？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妇女尼科拉•普里德汉姆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中，她一共生下了20名儿女，是不是说英国更加应该实行“超生追究刑事责任”？

 

　　隆重推荐人口专家“半个诗人”李小平的高论！
　　
　　何亚福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研究员李小平（网名“半个诗人”）是我国当代最著名的人口学家之一，他主张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把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以达到他臆想中的“最佳的数量模式”。近年来，他频频有人口学文章和诗歌发表于报刊和网络上，并频频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提出了一系列极为高深莫测的人口理论，下面仅举几例：
　　
　　其一，宁要车子不要孩子。在一次搜狐访谈中，他对网民们说：“我从美国回来跟我的家人说不想要孩子，因为我养孩子是死赔到底，养一个孩子一辆豪华车没有了，而且我要一生为孩子操责任。”他说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养孩子是死赔到底，是亏本生意。既然一般人都不愿意做亏本生意，因此，如果有社会养老保障，那么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减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真理。按照日本和德国现在的生育率发展下去，在一百年之内，如果没有外来移民，人口就会减少一半。然而，李小平的另一段话又与这种观点自相矛盾了：“一个人口从一个数量减到一半，恐怕一百年都不行，如果没有强制力，自发是不可能的。”
　　
　　其二，珍稀动物的知音。李小平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从今日起100年内有一半的城市家庭不要孩子，那无疑是农民的福音，也是中国的福音：农村孩子得以到城里读书，剩余劳动力就可以更大规模地定居城镇，补充劳动力的短缺，而许多穷山恶水可以退耕还林，留在农村的家庭就经营机械化大农场。如果熊猫和老虎出没地区的农民优先迁出来，则熊猫老虎等珍稀动物的稀缺状况就可以大大改变了。”可见，李小平实在是“大慈大悲”，为了能让熊猫和老虎有更多的生存空间，他希望有一半的城市家庭不要孩子。
　　
　　其三，唐朝诗人孟郊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诗篇《游子吟》来歌颂母爱，最后两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然而，李小平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首诗《妈妈，我并不感谢你》，在这首诗中，李小平说：“妈妈，我并不感谢你，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才把我送到这个世界里。妈妈，我并不想来到这个世界里，因为这个世界，使我沉重和忧郁。妈妈，我很怜悯你，因为我和你一样，看透了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可见，李小平不但是杰出的人口学家，而且还是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看透了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李小平一举解决了老龄化问题和生死问题。世界上步入老龄化的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以缓解老龄化问题。李小平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大作断言道：“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那么，李小平有何妙法解决世界各国都头痛的老龄化问题呢？他写了一首题为《笑迎人口老龄化，老来我自有安排》的诗：“车到山前必有路，无路我就跳大江。反正早晚是一死，人生不过梦一场。”原来如此！李小平果然不愧是杰出的人口学家和哲学家，他讲出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要认识到“人生不过梦一场”，还怕什么老龄化呢？人总是要死的嘛！“无路我就跳大江”，不就可以彻底解决老龄化问题了吗？
　　
　　不过，半个诗人后来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善意的劝告：真话应少说》：“既生在中国，真话应少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另一首是《理直气壮说假话》：“志新因言割喉管，罗克因语脑开花。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这两首诗又令我大惑不解了：究竟李小平的人口理论是他的真心话还是“理直气壮的假话”？这要问李小平自己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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