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一审被判处死刑，这样的结果是没有出乎我的意料的。但重庆老百姓获知文强被判死刑又开始拍手听快，倒有点出乎我意料。都二十一世纪了，中国很多地方都长进了，例如鸡的屁，高速铁路，以及房子的价格，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及意识却没有长进。几千年了，老百姓的意识停留在中世纪，正如朱维峥先生所说，到现在都没有走出中世纪。中国的老百姓太容易感动与满足，曾记得单位因为兴建办公楼，检察长属于楼建起来了，领导倒下去的那种，那天在大会上宣布对他进行双规的时候，那干警们持久、雷鸣般的掌声，估计过三十年，我还记得非常之清楚。文强与曾经的领导只是大小雁荡山之别。文强之死、重庆的老百姓、唱红打黑的领导其实都是中国历史悲喜剧中小丑角，在自抚自慰中，体验痛楚与快感。
黄炎培曾经与老毛有个隆中对，敢问中共诸君能否逃脱中国历史周期率？黄是太天真了，没有傅斯年那样聪明与洒脱。吏治的腐败、皇权政治、万众暴民其实才是中国历史的最为重要的真相，这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可谓是真正的三位一体。官吏的贪腐与无能，让万众暴民的日子处于水深火热中，于是万众暴民希望救世主的出现，领导广大暴民去杀那些令人可恨的贪官。500年王者出来了，带领导广大暴民杀了贪官，万众暴民感恩戴德，把王者捧上了神坛，红太阳终于升起了，万众暴民解放了，重获了新生，把自已的一切权利、财富交给了像父亲般的救世主。救世主领导广大官僚又开始了贪腐，等待着下一个王者归来。这就是中国历史最为基本的逻辑。
文强案也是这样，王者领导打文强，救万众于水火，万众把王者推向神坛，接下来便会出现下一个文强。不断地从终点回到起来，大家不停地折腾，那样的高兴，那样乐此不疲。推动这个循环的基本动力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理性精神和契约精神，所以在中国这个国度再折腾一百年（已经折腾了一百年）也不会有法治，也不会有宪政。
万众暴民理性精神以及契约精神的缺失，是中国盛衰周期的根源，也是中国没有能力建设法治社会以及宪政政府的根源。关于这点，我这等山野村夫是自信的！自信我的看法比毛泽东高明了上百倍，虽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阴谋诡计、宫庭秘史比他老人家了解、掌握、运用低明了几千万倍，甚至几亿万倍。老毛说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其实就是他自己来监督政府），不管老毛怎样理解民主，我是不相信民主的。虽然，民主很是让人疯狂，但我的经历告诉我民主只是个传说。
大多数中国缺乏理性精神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建设中我们要求每年都要增长，并且一直要增长下去，即使经济本身不能够增长，我们也要刺激它增长，以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三面红旗，大跃进的责任绝对不能够归罪于我党，我党客观地说的确是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的确为急所广大人民之所急，我们是穷怕了，穷疯了，对物质占有的欲望，让上帝都没有办法理解。物质占有程度决定你人生的成功的高度。政治生活，万众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各种运动中，WG其实是就暴民的集体狂欢。当初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一夜成为万众批判的对象，暴民以前的自卑感、失落感在批斗过程中，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那种快感估计钱是买不来的。正如文强案给重庆广大老百姓带来的快感一样。社会生活中有这样的热，那样的热，我们拼着命地赶着各种时髦，不停地造出各式各样的神出来，真他妈的是牛鬼蛇神。
同样绝大多中国人是没有契约精神的。契约精神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尊重自己以及他人的权利，二是立约人的地位的平等，三是恪守自己的承诺，即诚实信用。以这种契约精神来衡量中国人，估计是没有几个人有契约精神。在国家层面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国家观念，绝对不是契约型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性质说得好听点是，暴力工具，说得难听点就是抢劫犯罪集团。打天下，座天下以成几十亿炎黄子孙的共识。国家在中国从来不是公器，而是某家、某党的私器，是谋取某家、某党利益最好用的工具。在社会层面以及对他人观念评价来看，一个有契约精神的人，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傻子，就是神精病。随意侵犯他人权利，无处不在的岐视，谎言与欺骗是人在江湖混最基本的常识。这个国度只有一个人是人，那就皇帝（包括真皇帝、假皇帝、有名的皇帝，无名的皇帝，大皇帝、小皇帝等等）其他都不是人，都是狗与狼的混合体。对上面的权力者是条温顺可爱的狗，对下面的就是凶相毕露的狼。
我一直好奇，中国人为什么那样缺乏理性精神和契约精神。韦伯说清教徒精神成就了资本主义。我在想也许清教徒的精神成就了理性精神和契约精神。在上帝面前，万众的人格是平等的。万众在上帝面前立约，信守上帝的戒律，上帝保证子民繁荣与幸福。虽然上帝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办法证明的问题（康德言），但一个假设能够带好那样好的结果，我们为什么却不信呢？我们把一切交给了魔鬼，其实就是把自已变成了魔鬼。
文强死去了，千万个文强一定会在神州站起来。丧钟为谁而鸣，不是只是为文强而鸣，而是为缺乏理性精神和契约精神的万众暴民而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