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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敝乡青岛民生考察报告》（一）

 

小衲同志衣锦还乡，上我老家青岛市走马观花地考察了一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民生状况，应芦区窄小反革命群众要求，发表了考察报告，引起本特首的强烈兴趣，攻读至再，谨此发表点读后感，盲人摸象，小马过河，窥测一下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现况。

所谓“我老家青岛”云云，乃是被“人在天涯”网友逼迫作出的坦白交代，以让他心满意足。据这位同志检举，最先持此说的乃是《华夏文摘》编辑。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人《华夏文摘》编辑还是颇讲职业道德的，并不曾披露过任何投稿人的私人信息。最先揭发我是烟台人的乃是马悲鸣，他散发的本人CV至今还在网上流传，以致前段某位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还郑而重之地问我，我是不是人家的学长，弄得我哭笑不得——我怎敢指望在那种吓死人的名校卒业？那是Nash的去处，不是我的。

据我所知，第一个揭发我是青岛人的乃是六者，人家可是作了点水不漏的考证，该文就在《罕见奇谈》旧帖里，我也并未如那位革命同志说的矢口抵赖。当时是怎么答复他的，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有兴趣作此类调查的不妨用文章搜索找出六者那篇文章来看我的回帖是怎么说的。

但在六者系统考证之前，似乎就有人持此说了。那阵子我写了散文《邑水寒》（后改名《家乡的河》），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在异国他乡，夜夜合眼就见我那无限温馨的故乡。梦中的河永远是我涉水而过的那条，河水清清的，冷冷的，河底的细沙挠得脚心痒痒的。布被秋宵梦觉，那冷冷的痒痒的感觉还依稀留在腿上。看着窗外远处峨特式教堂的尖顶，乡思便如潮水般袭来，只想再入梦境，去寻回我那故乡的河。”

贴出去后立即就有人跟帖，笑道：嘻，老芦露了马脚了。全国除了青岛外，哪还有峨特式教堂的尖顶？可见他就是青岛人，还死不承认。这也算是一种考证吧，似乎比人在天涯网友的推理还严密得多。

既然广大革命群众要我做青岛人，那做一回又何妨？老实说吧，老芦平生的遗憾，就是没能娶个青岛姑娘。北方姑娘似乎没有江南或四川一带的漂亮，但比后者长的大气，而且，而且，而且更sexy一些，比湖南、两广（特别是广东）批量出产的夜叉就更别说了。爱你喂，我第一喜欢东北姑娘，第二喜欢山西或山东姑娘，可惜本满遗为了避免血统被胡人血液污染，特地娶了个南方姑娘。这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痛。当然，老朽发此类感慨，已经为时过晚。来世再说吧，希望总是有的。

废话够多了，言归正传。小衲同志的考察报告，与老金同志的介绍基本精神一致。结合我从其他途径特别是从娶的那个南方前姑娘（她不像我，频繁回国）听到的信息，似乎可以总结于下：


一、生活水平


城市居民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我对农村情况不了解，以下说的全是城市居民。

衣：

穿着光鲜华美，中低档次的服装花样繁多，价格适宜，大概与西方差不多。年轻人追逐名牌成风，价格大概比西方还贵，是以小留们出国后竞相抢购名牌时装，理由是比国内便宜。

食：

花样繁多，远远超过国外。与国外的区别是，超市有活鱼出售。价钱相对便宜。烹调名堂之多就更不用说了——吃从来是中国人唯一悉心钻研并可以传授、具有可持续发展潜能的例外学科。唯一的缺点是假货太多。但国人心态皮实，根本不当回事。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那位南方前姑娘回去就多次买到假货，例如烂肉做的假火腿、二氧化硫漂白的木耳等等，还曾因吃了这种假货上吐下泻卧病数日。不过许多国人也炼出了火眼金睛，能及时识破。海外赤佬就很笨，只有上当的份。

住：

平均居住面积似乎已经超过欧洲，大概在人均80-100平米范围内吧，正在接近美国。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房产，许多人（不是个别人）还有不止一处。装修豪华恶俗。为了提供如此之多的居住面积，全国急剧地城市化了。如今的省城的面积已经等于或甚至大于伦敦、纽约那种大都市，地级市大于毛时代的省城，县城面积接近或等于毛时代的中级城市。不管是哪一级的城市，都在如同恶性肿瘤似的疯狂扩张，城市似乎已经不再有过去的“城乡结合部”。若要看到农田，起码要驱车上百公里。

无论是哪一级的城市，国人都以建筑恶俗丑陋的摩天大楼为自豪，似乎那就是现代化的最直接表征。中国处处是曼哈顿，个个城市一模一样，毫无个性特色，去过一个城市就等于去过所有的城市。过去中国的城市分两类：租界类：天津、青岛、汉口、上海，建筑风格是西洋外来的，但各有各的特色。古城类：北京、西安、成都、武昌，虽然基本格局雷同——都是棋盘格子，但毕竟仍有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如今这分界已彻底打破。即使远至乌鲁木齐，您也别指望看到什么异国情调或是地方风情，那城市与内地所有的城市一模一样，只有规模的区别，毫无外表差异。

这就是我不想回乡的缘故——记忆中那个温馨无限、风景全国甚至全世界第一的小城已经灰飞烟灭，所有记忆中的美景都已被狰狞恶俗的玻璃钢蒙面的水泥怪兽吞噬。此所以我每每看到万润南兄怀乡时就禁不住摇头叹息：他自89年仓惶去国后就再没回去，因此一直生活在记忆中，不知道他的家乡早就化为乌有了。不回去远远强过回去——不回去，那记忆还永远新鲜，回去后看到那些concrete，连记忆都要被破坏无遗。

我说这话可是有充分依据D。例如山城重庆吧。那城市在我记忆中相当之美（虽然仍远远、远远不及我的家乡）。记得在黄昏时分华灯初放时凭高眺望，江面上传来悠扬的轮船汽笛声，脚下万家灯火层层叠叠，如百宝楼台一般，令人神迷心醉。可2001年我回去看，山城居然TMD消失不见了！Can you believe it？！歪？因为全TMD是摩天大楼，高度远远高出原来的山丘，因此一比衬，地基的起伏不平就给泯灭了。原有的山城的轮廓线（鬼话所谓skyline）完全被摩天楼的skyline取代，让你觉得那个城市并不是建在山上而是在平地上，跟其他城市的区别，也就只是建在江边上而已。它和武汉一样是江城（这点倒没法改变，thank God），但不再是山城了。

那么，政府保留下来的风景区又如何？千万别去，否则会毁了你的美好回忆。我太太上次回去特地去寻梦，上那些魂牵梦萦的风景区走了一圈，回来后大叹晦气，说真不该去。过去那些古刹名山，全TMD成了游乐场。当然，庙宇仍在，菩萨仍在，然而多出了大量的伪劣假冒假古迹，还被大量的西式商场与游乐场包围，完全成了购物中心。

简言之，建议所有像老万那样害了怀乡病又无法回国的同志前往曼哈顿旅游观光，那就是诸位的家乡。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海外赤佬才会有的感觉。国人对此巨变心花怒放而且极度自豪。他们虽多是爱国者，其实比我辈汉奸更崇洋媚外，丝毫不知道珍惜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西方恶俗的资本主义景观彻底扫荡了传统人文景观，在他们看来不是文化毁灭而是伟大的社会进步。所以奉劝诸位一定要跟着他们衷心赞美那literally改天换地的奇迹，否则定会被他们理解为不想让他们过好日子的嫉妒心理。而且，我辈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看到的是突变，他们看到的是渐变，因此并无我辈的震撼感。

行：

首先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极大地改善了。我在旧作中说，东北铁路网至今是全国最密集的。此话已经过时。请诸位去查网上的全国铁路图，津浦线一带的铁路网之密集似乎超过了东北地区。我出国时全国无一条高速公路，现在高速公路和国道纵横全国，四通八达。

其次是私家车辆的极大普及，我最后一次回国是2001年，那时私车还很少。直到2002年，我家才有人开始买车，还是国产车（记不住牌子了，反正是经济车）。但就在过去七八年中，all of a sudden，城市居民一夜醒来，基本上都成了有车阶级，而且好车的比例似乎还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当真是令人咄咄称奇的奇迹。

前段我在网上看到云南某县一个恶警因为倒车撞了某居民的车，人家出来跟他理论时，他竟然开枪杀人。那消息最令我惊诧的是，那是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小县城，而云南在我心目中历来是化外不毛之地，然而就连那种地方的小员工居然也有了私车！

又如昨前天重庆发大水，老邢贴出来的照片中就有个停车场被淹的照片，此类建筑在本世纪初还根本没有，可见现在车辆已经多到需要西式立体停车场了。

小衲说青岛的交通还行。这和我的家乡似乎是两回事。听太太说，家乡现在的车辆比国外还拥挤。唯一畅通时是逢年过节，盖现在的人过节是开车往乡下跑，而所谓乡下起码也是离城百公里以外。

除了衣食住行，反映民生水平的还有别的东西，例如电讯。我的感觉是城市电讯水平似乎比国外还发达，人手一个手机，而且手机功能俱全，可以拍照摄像，这似乎比国外还先进。手提电脑也非常之发达，连民工都玩这玩意，不过他们多半是用来看视频，其实是拿来当电视或电话用。

总而言之，就城市而言，老邓在改革开放之初定下的“两步走”的目标已经实现，城市中国已经构成了发达国家的一员。这是我党上台后许下的无数宏愿中唯一实现的一次。

农村情况我不了解，但似乎也极大地改善了。前段在《凯迪》网上看见有人贴出云南农村的照片，到处是洋楼。即使那些照片是沿公路拍摄的，并无普遍代表性，那也很了不起了——当年全国奉养的大寨也绝无那水平的百分之一。


二、贫富差距


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当然非常之大。高薪阶层的大概是国企老总和大型民企资本家，其次是所谓“公务员”也就是官僚，以及大学教授和专业人士们。我的同学在国内者如今年薪约在20万-50万这个档次上，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跟老金或金老也差不多吧。

正因为此，现在待嫁姑娘们对未婚夫婿的期待要么是考公务员，要么是考研。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准确说来是“唯有做官高”。因此考公务员是首选，退而求其次则是做高薪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高知”，高的是薪水而不是知识）。公务员小北已经介绍过了，不但是铁饭碗，而且是人上人。

一般工薪阶层的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了。模糊印象中似乎是大型国企和外企的待遇最高最稳定。最差的大概是民工。所谓“民工”也就是农民进城打工。它其实是个大杂烩。最低下者大概是捡垃圾的，高档者则是各种包工头。那些人虽然土，但并不穷。前天我在凯迪上看到一个律师抱怨某个民工赖了他的律师费，那官司也是涉及几十万的债务官司，可见这些人也相当有钱。

总而言之，如小衲所说，即使是城市的低收入者，多数似乎也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不是如同“民运”人士们宣传的那样，挣扎在死亡线上，随时准备揭竿而起。即使是穷，现在的“穷”也和过去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上了一个大台阶，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穷了。盖现代城市居民的支出比较多。例如月薪1000-1500元，如果按过去的生活方式，只会主要用于衣食。如果这收入全部用于衣食，则该人可以过的相当好。但问题是他还必须购房、交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如果结婚还要考虑孩子的学费。这些支出都是过去没有的，但一加起来就不得了，根本活不下去或是活得相当 紧张。

当然生活相当困难的还是有的。我在旧作中说过了。我厂当年的一对青工夫妇，后来落魄到连电费与自来水费都出不起，连洗菜都只能拿到受严重污染的池塘河沟里去。但这种情况似乎不是太多。关键还是看年龄。那对青工夫妇的苦难遭遇，主要是因为厂子被政府送给原来的厂长后失了业造成的。而我那些哥们中年龄比较大的则逃过了这不幸。盖他们在此前已经退休，于是便由国家社保局承担养活，成了所谓“低保人员”。他们的房子是原来厂里分的，不必交房租或分期付款养房，因此一点退休金用来吃喝也完全能活下去。除此之外还能去搞点廉价旅游，在附近走走。据我太太说，一个个都还活得相当海皮。

总而言之，就我个人在万里之外的道听途说，感觉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的城市居民已经过上了发达国家的日子，即使是穷人也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到民不聊生、必须揭竿而起的地步。

再说一遍：这是万里之外的道听途说，很可能谬以千里，竭诚欢迎国内网友炮轰火烧油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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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环境


上面已经说过，我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数次回国，后来就再没回去了。当时的污染已到了恐怖状态，北京城从来见不到蓝天丽日，永远处于不阴不晴的第三态，头上是望不透的肮脏浑浊的天空，阳光却又能透下来，证明那并非阴天。城里动辄大雾弥漫。这完全是工业污染造成的，盖干燥的华北不是水汽蒸蒸的南国，过去从来不会下雾。1999年，为了纪念“建国”50周年，政府在一个多月前便关闭了京郊所有的工厂，还使用人工降雨，总算人为造出了短暂的蓝天。“国庆”过后我回家，当飞机徐徐滑入跑道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旅伴惊呼道：“啊！远处有山！我在首都机场坐过无数次飞机，看到远处的山还是第一次！”可见空气是何等污浊。

另外一个问题是北京市的沙漠化更加严重了，动辄飞沙走石，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这俩问题还不限于北国。敝乡历来是丽日蓝天明山净水，过去风里从无沙子，乃是道道地地的“清风”，当然不一定是“徐来”，也常常是“疾来”，但那风绝对是干净的，并不夹带尘埃。可在90年代末天空也成了不阴不晴的第三态（当然没北京那么严重，北京是我所居住过的城市中最讨厌的一个，倒不是说人而是说地方。那地方真是烂地方，应该由联合国明令通告世界该地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且当年纯洁的清风也有点类似北京的尘暴了。令我说不出的沮丧。

这情况似乎得到了极大改善。据小衲说，如今北京也能见到蓝天了。这和我家乡的进步一致。听拙荆汇报，家乡的天空又恢复了往日模样，只是地面还是那无比丑陋狰狞的石屎森林。可见改天容易换地难。污染的天空可以恢复原状，被高楼污染的大地却再也无法重光了，又何其痛也！我赶快追问清风是否恢复原来的纯洁，答曰，还是那样，风乍起，吹得人人灰头土脸。

不管咋说，这应该是极大进步吧。小衲说，蓝天并不等于空气质量好，但起码比不阴不晴的脏天的空气质量好得多吧？只是江湖河流的污染还非常严重，淡水鱼虾也没人敢吃，甚至无法如当年一样，跟随毛主席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自来水也不能作为饮用水。我过去回乡，乡亲们家家弄了个净化器，要不就是买瓶装水。我至今还记得那广告：“太子水，上帝喝的水。”据拙荆说，水质污染仍然是严重问题，至今无改善模样。倒是58年大炼钢铁砍秃的童山有的还栽上了树。这也算一个可喜的进步吧。


四、国民心态


小衲说，他“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回去几天就想回来，到了美国反而有了“回家”感。这小子令我惊奇的是：他怎么到现在才会有这种感觉？我每次回国前都非常雀跃，急着回到那日思夜想的家国去。但每次回去后都觉得与周遭环境乃至亲友扞格不入，觉得自己冒昧闯入了一场没有我的角色的戏剧，说不出的难受。于是反而盼着“回国”，也就是回外国。待到出了飞机场，听到客客气气的洋腔洋调，竟会觉得无比亲切，这才如释重负，从心底浮上了“总算到家了”的感觉。

我也曾琢磨这种感觉是怎么产生的，结论是因素很多。首先是自己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早就脱离了国内同胞的生活环境，无法切入。人家关心的事你莫名其妙，你关心的事人家也觉得莫名其妙。人家在忙活什么，高兴什么，忧愁什么，着急什么，根本就没你这不知哪儿夹进来的过客的什么事，你根本就无法理解，无从过问，正如旅客无法介入客店老板一家的日常生活一般。

其次是彼此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有了很大的差别。出国前，我和兄姐们心意相通到了根本就不需要语言的地步：一个手势，一个神情，一个眼色便知道对方的意思，跟连体胎也差不多了。但后来我回去后却在不同程度上觉得他们成了陌生人。90年代那阵子商品经济大潮最烈之时尤其如此。我过去无比珍视的亲情，认为是丝毫不可动摇不能腐蚀的亲情，似乎也有了微妙的裂痕。那阵子国内的人对金钱的重视，让我实在是无法适应。当然我家或许是最好的了，可亲情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微妙的影响，再没过去那么完美无缺了。

还有一条就是实在无法忍受国内那些乌烟瘴气。这点我已经说过了。我回国去与先父送终，在医院的耳闻目睹，让我觉得神话中的地狱恐怕也不过如此，党神话中刘文彩的收租院就更是小巫见大巫。这感慨已经写在小说《虎子的天空》与《满纸荒唐言》中了。那阵子的医院三天一结账，交不出钱来立马拔针管赶出病房去。那么决绝，那么狠辣，让你看了不由得从头到脚打冷噤。先父害的是绝症，本来根本也就无所谓医疗了，无非是尽量维持生命，减轻痛苦。但那些白衣魔鬼为了创收，三天两头开外国进口的治疗癌症的贵重药物，到最后大家实在扛不住了，只好去找关系，不是求大夫治病救人，而是求大夫不要再死宰我们了。但尽管找了主任大夫送了礼，他也多次关照过，然而那主治大夫根本就不理睬，照样死开贵重药物。我还真无法想象世上有比那些禽兽更丧尽天良的东西。

此外就是国人的势利。这我也写在旧作里了。医院里的护工根本就不是人，谁都可以欺负。饭店的侍者也是这样，谁都可以喝斥，令我时时难堪甚至愤怒。当然小衲说他没有遇见这种情况。但愿这下烂毛病已经开始痊愈了吧。要么是他回去的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注意到，又或者是他家大人是高知教授，住在所谓高干病房里，因此那儿的护工的待遇要比普通病房文明得多。

总而言之，我的感觉是，如今为朝野共同信奉的事实上的国教，跟晚清时也差不多，仍然是严复《天演论》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胜利者必然是优秀者，失败者就是窳劣者，理当被淘汰，并不值得同情。用阿随的话来说就是，羊生下来就是给狼吃的，狼吃羊其实对羊有好处，因为它避免了羊群过度繁殖，破坏了生态平衡。

现代国人与晚清先贤的区别，只在于晚清先贤用它来解释国际竞争，这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确实有相当高的吻合率。他们的用心是唤醒国人的危机感，推动自强运动，其实是相当必要的。而且，先贤并不将它用于国内。在国内搞的还是孔孟那一套，虽然也谈不上什么人道主义，但毕竟不是赤裸裸的“狼道主义”。

现代国人则不但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国际关系，而且用它来处理国内的阶级关系与人际关系。在这点上，官方和许多识字分子的认识高度一致，都认定以下三个恒等式：社会进步＝汰弱留强，同情弱者＝保护落后，公正＝效率低下。前段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将这点说的非常清楚，他认为国内出口行业遭受的经济危机对中小业主的打击是难得的崛起机遇，是“腾笼换鸟”的千古良机，声称“广东决不保护落后生产力”，这其实是朱镕基的思路，即用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只看到企业效率，无视民间疾苦。

这是官方的公开言行，百姓又如何？似乎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前些天“人在天涯”网友对通钢事件的评论似乎就有这种倾向。“锦瑟华年”网友也说，他“几次回去看到媒体学校都在鼓吹这种论调，教唆蛊惑年轻人，说比他们老的那辈下岗人是自己不努力懒惰，所以他们贫困可耻不值得可怜，官方没明说，但至少默认和鼓励这种冷血自私的混帐想法”。其实我90年代回国就有知识分子跟我说，朱镕基搞那套是应该的，国家就是应该无情扔掉那些包袱。

我是大学77级的，那届学生的特点是老少同堂，年龄差别高达14岁。有位老同学是老河那样的“烂菜帮”，好像是57年生的。她告诉我，每逢老同学聚会，她都把儿子带去，用老同学来作活教材。当中学同学聚会时，她回来后便告诉孩子：看见了吗？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只有做丐帮的命。大学同学聚会后她也要及时教育孩子：看见了吗？如果你好好学习，将来就能和妈妈的同学们一样，工作轻松还能赚大钱。

这种心态的产生我觉得是必然的：一方面，为了打破大锅饭，官方以相当粗暴无情突兀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的竞争观念引入民间；另一方面，贫富急剧分化与新的等级社会的迅速出现，也为全民作了“优胜劣败”的正反两方面的强化示范。似乎可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我党用实际行动注入百姓灵魂中去的。它比当年毛共的洗脑还有效。

当然，说这是全民信奉的国教，有可能夸张了。网友dxk10001就说，他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尚未形成思潮。但我觉得这并非个别现象。实际上，爱国者们的帖子全是这个调调，不但用“狼羊律”来分析国际问题，而且用它来看待国内社会问题。前天我在凯迪上看到一位律师上贴抱怨某农民客户赖掉了他的律师费，使用了“中国农民的真面目”之类的副标题（并非原话，大意如此），引起了许多共鸣，都说农民其实不是好东西，不能同情。

这就是令我担心的地方。网友WSM说：

“再说对外关系上。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是否具备了做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公民的各种条件呢？过去国力不强时，没有办法，只好不出头，照着别人定的规则做。现在国力强了，能够参与制定规则了。还会愿意照别人的规则做吗，或者制定出更好的规则吗？我想这是很多国家都可能有的疑虑。但有些做法似乎不是在消除，而是在增强这样的疑虑。”

这也是我的忧虑。如所周知，社会达尔文主义乃是法西斯主义的“科学执政基础”，其特点就是信奉“强权即公理”。而这恰是大多数爱国愤青的坚定共识。他们认为游戏规则都是强者制定的，根本没有什么是非可言，谁的拳头大，真理就在谁的手里。因此，不能说他这不祥之感毫无道理，特别是中国今日因为空前富强，国民极度自信乃至自傲，就更有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可能，最后遭到国际文明社会的联手膺惩。

当然，我也说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引出大乱子的可能性毕竟很小——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从来是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君不见今日中国国力空前强大，中共还拉都拉不住地要急切地把藏南领土送给印度？中国即使走上法西斯道路，也只会是米洛舍维奇那种内向型法西斯道路。我担忧的是，大多数国人，包括那些民运垃圾或亲民运垃圾如胡安宁、安魂曲、方应看等人在内，都把少数民族当成了那只该让汉族尽情享用的小羊，这必然要在将来引出大祸患来。

即使不引出大乱子来，如果这事实国教真的主宰了大多数国民，那中国就没有可能走上民主道路。“优胜劣败”的conviction，只会导致国民否定“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等现代民主理论的基本公设，认定等级社会才符合“宇宙运行规律”。

另外一个隐忧是，国人把厚黑学当成了人生最高智慧，这种价值观也足以令人担忧。只要注意一下畅销书，立即就能发现这种趋势。例如易中天先生写的《品三国》卖成了天价，而他写的介绍美国民主制度的著作似乎无人问津。读者的这种选择令我觉得很不舒服。说实在的，我对易中天先生的评价不错，但《品三国》我实在看不下去，盖那完全是钩沉发挥古人的阴谋诡计与深沉心术，极大地投合了如今在国人中最走红的“利益博弈”理论。中国古代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就是这套东西，实在不需要人再来叫卖了。

这也是欺世盗名的宋鸿兵（据他的高中同学揭发，他根本不是什么金融业内人士，本科学的是教育，留美拿了个教育和计算机硕士，在房利美当过程序员，与从事金融业完全是两回事）何以会因为那本《货币战争》烂书暴得大名——它投合了国人喜欢作阴暗心理分析的倾向。如果一个国家有相当比例的“精英”热衷于钻研此类卑下心术，则这个国家绝对不会有什么光明前途。

国人心态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因为经济空前繁荣而获得了空前的自信与自豪，觉得中国再也没有必要学习西方了，转而去崇拜莫须有的“传统文化”，认定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我最近经常在国内网站潜水，发现连某些出过国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有位自称曾经负笈西方、学贯中西、大彻大悟的网人，说出来的那些话让人不知今夕何夕，绝对就是我上面列举的那些：狼羊律是宇宙运行规律，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本质都是一回事，民主其实是欺骗，而且只能带来灾难，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乃是人类智慧顶峰，等等，而且他的followers还不是一般的多。

这就是我为何说芦文是为小众写的，中国人大规模启蒙的时代已经错过了。那就是80年代，其时举国认定西方是中国的学习榜样。可惜那阵子谁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什么样子，却让柴玲、吾尔开希那些烂仔一劳永逸地砸了西方文化特别是民主的招牌。如果芦文在80年代推出，我敢说一定会引起巨大轰动，然而现在却只会遭到大众唾弃。此无他，它与国人虚矫心态不兼容。国人本来追求的就是西式物质繁荣，至于制度文化上的差异，大众看不见也不会在乎。

网友dxk10001指出，国人并不见得愚蠢，只是没有发表机会。我倒认为，现在国内网络的发表机会是过去不能想象的，什么话都能见到。但大多数异议人士只是感性发泄，无论是左愤还是右愤，其实都对他们信仰的东西毫无认知。国学崇拜者就更别提了——他们崇拜的不过是自己的梦象，从来也就不曾存在过。当然确有不少在80年代或90年代根本无法梦见的青年才俊，令我不能不暗自佩服——别说我在他们的年龄绝无可能有那见识，就是出国前也未必有那水平。可惜我不能不承认，这些人虽然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批冒出来的先知先觉，可惜不过仍然在知识分子里还是小众。我不认为他们的存在真能对社会发展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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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齐飞佯谬”


这“佯谬”翻译得真TMD糟，就是英文的paradox，现在译为“悖论”，也就是“貌似矛盾但其实不矛盾”的意思。这词多用于物理学，齐飞是物理高手，当然没有误解问题，我这解释是为文科同志考虑。

齐飞佯谬的正规表述是：

“国内的情况有点诡异，大多数城市里有稳定工作的人似乎不怎么觉得存在社会危机，除了对腐败有所不满 外，基本上都在埋头挣钱过日子，对未来还是很抱希望的。但有时候看到一些学者或记者调查研究的文章，又让人感觉到社会问题非常严重，似乎那火山随时会爆 发。所以说‘两个中国’的说法是很准确很形象的。”

这感觉大概许多人都有吧？也就是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为何还有秦晖、王力雄等先知先觉出来大声疾呼社会危机严重？

我的感觉是，那个社会的组建方式非常病态，非常畸形，因此尽管它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内里的骨子仍然很烂很糟糕。有识之士看到深层的腐烂，当然要觉得不安，而一般同志只看到华丽的外表，因此觉得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个人认为，当今的社会的构建有以下烂污特点：

第一，严格实行按权力分配财富，因此达到了全民腐败的理想境界。

一切按权力实行分配，乃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其分配内容囊括了一切，不但是经济收入、物质享受等等，甚至包括了信息的占有权。毛社会也如此，只有高干出差才能坐软卧，看《大参考》，住高级宾馆等等。但当时的社会普遍很穷，一般民众不知道高干的特权享受，也毫无权利观念，并不认为统治集团剥夺公民的权利有什么不合理，因此并不构成社会危机。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那样，由于三大硬件和八大软件的效应，毛共社会虽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却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社会。

后毛共社会与毛共社会的最突出的区别，是引入了私有制，而又在这过程中实行按权力分配财富，“人为合成”了社会的贫富两极。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是费厄泼赖的竞争形成的，而咱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党各级官员动用权力人为制造的。我看过份资料，谓资本主义国家平均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自然产生一个亿万富翁，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短短20年内就产生了世界一流的亿万富翁，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如所周知，美国历史上的摩根财团、福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大资本家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发起来的，而现在中国堪与他们比肩的富豪有的是，可从未听说过那些人如摩根、福特、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一般，有什么过人的本事或是对社会做出了类似的贡献。

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我原来在的那个厂子也出过个亿万富翁。此人是个老转，初中文化（还是文革中的初中），毫无本事，其唯一的贡献就是把原来还能混下去的工厂偷到要垮的地步，于是上级就将厂子作价两三百万卖给了他。他买下来后并不生产，而是出售地皮、厂房与设备，光是地皮就卖了上亿。就这样，我党动用权力，一举制造了一个亿万富翁和几百个生活毫无保障的平民。网友dxk10001也作过类似介绍。稀副统帅也介绍了某个大企业是怎么严格按地位分配股权的。可见这种烂污私有化非常普遍。这烂污过程至今还在延续，通钢事件就是最新演示。

一个社会的统治集团竟然动用政治权力有意人为制造贫富分化，这种社会难道还不是腐恶社会？这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先例。

更可怕的是这“权力”从政治领域里泛化渗透入一切领域，从而造成了全民腐败。这趋势其实发轫于毛社会，当时就连售货员都能“大权在握”，刁难侮辱虐待顾客。这在历史上也是一种创新。广大群众学着“掌权用权”，也就是及时发现自己的行业能提供的一切拿捏别人的优势所在，充分利用那“权力”为自己谋求好处，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勃兴，使得如今的售货员成了人下人，再也没有拿捏别人的“权力”了。然而这概念却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推行，过去是琢磨怎么用自己的职业刁难他人，现在是琢磨怎么用自己的职业创收，于是所有的事业单位都成了大生意：开学校不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生方想法地用出售教材、开班等等为教员创收；开医院不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如何逮住每一个病人“小病大治”、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榨取他/她的钱财；就连矿山的安全保护都成了有关人员的生财之道。前段在网上看到一份国有矿山矿工写的帖子，说负责检查矿山操作安全规范的人员把他们的权力卓有成效地化为“合法伤害权”，利用那行业敲诈勒索，以贿赂量作为“安全生产”的指标，读来令人发指，但非常可信，盖这是全民思维行事方式。既然连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都这么干，难道能指望矿山安全干部例外不成？

这种全民腐败在中国历史上从无先例。吴思先生在《潜规则》、《血酬律》中揭示的“合法伤害权”，过去也就只适用于衙门胥吏，并非全民从事的人民战争。传统社会历来是腐败社会，但腐败只限于官场，并不会渗透入一切领域特别是学术界。可如今“合法创收”竟然成了全民富起来的金光大道，所有的行业都踊跃投入，这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早在80年代末，我回去为先母送终时，就跟一位大夫说，全世界的医院都是一种慈善机构，目的是治病救人而不是追求暴利。你们既然把这当成大生意做，何不把医院统统改为高级宾馆？90年代末我回去为先父送终，发现医院的生意做得更大更红火了。我家的经历就不说了。我上一位老同学家去玩，他两口子都是主任大夫，家里摆满了病人送来的礼物。据他自己说，他平时根本不开伙，一日三餐都让病人家属包养了，据说那叫“应酬”。从dxk10001网友介绍似乎可以看出，又是10年过去了，医院那大生意还在方兴未艾，红火着呢。

学术界似乎也是这样，卖教材收回扣，也就只是中小学教员的小打小闹。“高知”们可看不上这种小儿科。据网友介绍，郎咸平演讲一次就是十几万的报酬。那天在《天涯》的《煮酒论史》上看网友讨论如今中国怎么会没有民国那些大学问家，七嘴八舌说了很多原因。我看最主要的一条还是如今的人财迷心窍，有谁会沉得下心来，如王国维那样去做学问？过去是“学而优则仕”，如今是“学而优则富”，稍微有了点名声，立刻就要去把它兑换为滚滚财源。这还能出大学问家或大科学家？

腐败既然成了全民生活方式，那就是无从根治或起码是难以根治的了。国家再设置什么廉政机构也是白搭，反而为官员开辟了财源。前段见《多维》文章，谓今日之纪检委员会成了明代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锦衣卫与东西厂。这话并不夸张。我有位同学的先生就是纪检会的官员，她嫁给那人后立即便从县城调到了省城，而且成了最早的有车阶级（当然是公车而非私车，dxk10001网友已经介绍过了。我一位中学同学当了区委书记，配置了专车和司机，其实衙门离他家也就百来米，上班照样车来车往，盖那是一种身份的表现）。

第二，等级社会的外在标志变得非常明显，连盲人都不至于错过。

如上所述，按斯大林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本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但该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在不同程度上剥夺公民权利。缺乏权利意识的百姓一般看不到这些。从剥夺公民权利而言，现代的等级社会其实比过去要平等得多（当然只是相对而言），但它的不平等集中表现在按权力分配社会财富与地位上，于是便变得非常醒目。

恶化了这个问题的是国民的普遍势利心态。毛时代官方欺骗宣传还很有效，文革造反更使得老当们心惊胆颤，不敢作威作福，现在则完全撕下了一切伪装，从伪君子变成了真小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行赤裸裸的见人下菜碟。网友转贴的某位“一叶知秋”先生的归国观感就说：

“上饭店吃饭，从进门到电梯，到包间，一路上都有服务员驻足问安，‘您好！’‘谢谢光临！’‘专为领导服务！’‘专为老板服务！’等等，不一而足，让人听了舒服。”

我觉得此乃大实话，从虚伪的“为人民服务”变成了真诚的“专为领导服务”与“专为老板服务”，也算是个社会进步吧。

但问题在于，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可都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欺骗宣传中长大的。如今政府从伪君子变成了真小人，他们可不会认为那是社会进步，只会认为是社会倒退。这就是毛左大量涌现的原因。有位国内网友跟我说，他过去很喜欢芦文，但现在国内的情况让他觉得我对毛的评价有失客观。毛泽东不是治国白痴，也不是瞎折腾，他是真心为了人民当家作主，是个伟大的平民政治家，云云。

我无话可说，只好请他去看我纪念五一六通知的长文，告诉他我从来也没认为毛是个毫无信念的政客，反倒一直告诉大家毛是个狂热偏执的理想主义者，而他给人民带来的最大灾难，恰是他想让百姓用暴力手段去“当家作主”。如果中国没出过那种民粹主义政治家，则今日也未必会有这种赤裸裸的“专为领导服务”、“专为老板服务”的官僚社会。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走向反面”。

与全民腐败一样，这森严的等级也渗透到了一切领域，包括学术界在内。用老金生动的描绘来说便是，中国乃是一层层爬满了猢狲的大树，上面的猴子看下来全是“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屁股”，下面的猴子看上去则是红屁股汇成的红海洋。

有趣的是，老金介绍国情的文章引起了下面的猴子的愤怒反弹。有的国内网友就说，老金是个大学阀（当然没用那话，这是我自己用的表述），屁股决定脑袋，从自己的地位看社会，自然要美化现实。其实老金已经说清楚了，“学阀”们把研究生当会说话的工具，无情驱策利用之，而研究生们出国后还来信感谢老师的严格要求。其实那感谢未必是真心的，那位愤怒抨击老金的网友似乎就是学界的底层劳力。但问题是，整个国家都是如此建构的，学界岂能例外？你要靠个人操守去与潮流相抗，最后只会按吴思说的“清官淘汰律”那样，得罪所有的人，自己被淘汰出局。我要是留在国内，大概也要像老同学们那样，变成了学阀吧。

第三，社会缺乏化解危机的手段。

这个问题也反复说过。江总所谓“稳定”，胡温所谓“和谐”，使的都是传统帝王的“消防”手段，了无新意，就连胡温对地方大吏实行的“问责制”，也是原模原样抄袭传统帝王。我已经在《漫话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中介绍过，过去朝廷对封疆大吏的要求只有两条：完粮纳税与维护治安。一旦地方发生暴乱，则方面大员不是杀头就是充军，传统“问责制”可是比如今结棍多了。

这种“稳定”“和谐”，似乎可以更准确地称为“消防心态”，其实质是把人民看成潜在的敌人，把防止他们的反对或甚至武力反抗当成了治国首要鹄的。这防止的方法则是革命的两手，软的那一手是由政府扮演体恤下情的包青天，对弱势集团单向施恩，改善他们的境遇，避免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硬的那手则是剥夺他们和平抗争的一切权利，将所有的抗议行为都定为非法，一旦逾越这界限，立即铁腕打击。

如所周知，西方民主社会之所以能有效化解社会危机，乃是人家治国的思路完全不同，他们不把“反对”等同于“敌意颠覆”，而是将它程序化与制度化，变成化解社会矛盾、达成各派利益平衡的基本杠杆。所谓社会矛盾，也就是全民分赃不均引起的冲突。它之所以产生，说到底就是某个或某些阶层后集团觉得分配不公，起来争吃打闹，直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于是社会矛盾也就暂时化解了。

中国的治国之道则与此截然相反，谁胆敢抗争，谁就是大逆不道的阶级敌人，就一定要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予以无情镇压。弱势集团改善境遇的唯一指望，是朝廷单向施恩，决无可能是通过双向谈判争来的。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只在于传统社会还容许百姓和平请愿，而现代官府连这都要看成是造反，以致人民居然发明了“散步”这种和平示威手段，这在世界史上大概还是独一份吧，在“人民国家”居然会有这种烂事，其讽刺意味大过了前苏联所有政治笑话的总和。

这结果，就是取消了百姓通过合法抗争手段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一切手段，使得制造社会矛盾的社会弊病无从根治，矛盾只能积累而不能化解。这种背时治国手段，使得“群体事件”成了百姓实现诉求的常规手段，让国家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邦乱邦，反过去更强化了统治集团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更不敢放手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人民和统治者的潜在敌对状态，也使得统治集团的“阶级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成了历史上捍卫自身利益意识最明确、最自觉、最主动的统治者。据中国广播网6月17日披露，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却被开发商建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当记者前往采访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逯军居然拔掉了采访机话筒，质问记者：“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类似地，戴秉国最近在美国发表的谈话，也特别强调了统治集团自觉捍卫其利益的坚强决心。他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由此可见，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最重要的还是维护那烂污制度一万年不走样。和这比起来，连国家主权、领土乃至国家利益都是可以牺牲的。

最令人无奈的是，这种烂污治国之道竟然获得广大海外华人的衷心拥护。就连在本坛都这样。每逢国内出了“群体事件”，“法制派”们便出来援引西方镇压暴乱的例子，给我党打气，要求他们出重手镇压，却看不到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百姓维权的合法手段，百姓只有乖乖做顺民一条路，更看不到“按狼”不可能是永久的，历史上除了秦朝那个短短的时代，从无哪个帝王光用革命的硬的那一手来求长治久安。

第四、“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成了维持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此乃老邓的治国思路，也就是用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的百姓普遍富裕来缓解社会危机，维护统治，古话所谓“买静求安”。

30年来的经验证明，这治国之道确有神效，最强烈的对照是苏东的政治改革之路。中国最不稳定的时代乃是“风波”以后。90年代初我回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骂娘。那时若有外敌入侵，我看人民必然起来配合，中共立刻垮台。但经过这些年来的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据说是已经进入唐虞盛世了。

这也不难理解。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乃是外来货，中国人对它没有什么理解，略有所知的人也认为那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过去一个半世纪先贤追求的就是“民富国强”，如今大多数城市居民总算过上了海皮日子，当然要感到极大的心满意足。此外，中央政府拥有了空前的财力，也可以用施恩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救济弱势集团，以防他们活不下去，揭竿而起。于是经济繁荣的规模效应便使得大多数百姓生活水平获得了改善，贫困化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但这思路的潜在前提是两个：第一，国民经济可以无限发展。第二，人民有口饭吃就不会起来造反。

这两个前提我看都值得推敲。

关于第一条我已经说过了，那其实是美国道路，未必适用于中国那种资源小国，人口大国。当资源消耗殆尽之后，发展就会停滞下来，甚至大幅度衰退。如果要继续学美国，就只能对外输出资本，让外国普罗大众为本国资本家打工，但要完成从“世界打工仔”到“世界大雇主”的转变，其难度恐怕要远远大于个人发生此类转变，就算能完成这转变，也必然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而在此前能否维持社会稳定还在未定之天。

第二条我也说过了，不平心理的出现，有如说是与经济增长有关，莫如说是与分配有关。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对不平心态发生的基本原因的深入观察。毛时代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解放前”极大地下降了。国民党蒋匪帮说毛共掌权后“富者成了赤贫，贫者更穷”，不是所谓“反共八股”，而是事实陈述。但那时大家都心满意足，即使是在大饥荒中也不曾有过大规模的揭竿而起，比起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完全是两回事。那阵子大概是我党当国以来最丧失民心的时代。

因此，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把经济发展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手段，使得国家的稳定变得非常脆弱（vulnerable），缺乏对经济危机打击的承受力。同样程度的经济萧条或衰退，西方人可能处变不惊，而在中国就完全可能引出动乱。

第五、社会发生了严重断裂。

这也说过了，识字分子完全成了逐利动物，被官方的高官厚禄收买，既没有西方知识分子力薄儒们（小诚别生气啊）的人道关怀，又彻底丧失了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的仁义传统，对弱势集团普罗大众的遭遇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苦难。只有个别优秀知识分子如秦晖、王力雄等人才看到了深重的潜在的危机（请注意那是潜在的，并没有到外显的程度），于是出来大声疾呼，这就是苏轼说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过那“暖”字必须改成“冷”字，也就是他说的：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故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以上就是我对“齐飞佯谬”的解释，其核心是：中国建构社会的方式很不正常，缺乏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设计；国人的心态很不正常，朝野都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正义”。这种国家的统治集团当然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但它的稳定是建筑在持续经济增长，国民生活不断改善之上的，一旦这前提不复存在，则社会难免大乱，而因为国人心态失常，那将是很残酷无情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