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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89年的几件国家大事，比如决定召开最高决策会议、罢黜赵紫阳职务、决定首都戒严、指定李鹏为国家临时“CEO”等等事项，都是1989年5月17日在一个退休老人的客厅做出的，既无任何法律上的程序，也无任何执政党内部的程序。这当然是一次“非法会议”。但他本人对这次“非法会议”没有表示异议，还带头参加、带头发言，虽不认同“非法会议”的决策而在当晚提出书面辞职，但对“非法会议”本身没表示异议，没有质疑、没有抵制。这说明他本人当时是认同这种非民主、非法制的轨道的。”

这就是中国大陆官场上伟大的“潜规则”，如果连基本的“潜规则”都做不到，他就不可能坐到那么高的位置上！让当年的老赵开口对着客厅里的政治局委员还有那位老人说，“你们这样开会是非法的！”——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和结果？

那么中央就可以很旗帜宣明地给老赵定罪，戴上“政变”的帽子，因为枪杆子并不在老赵手上，而在党的手上，也就是实际在老邓掌控之中。

“四人帮”的罪名可是“阴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篡党夺权”，现在看来无比可笑，但在当时却是非常严肃的“尚方宝剑”。

当初老赵不请老邓继续担任垂帘听政，难道老邓就真拿他没辙了？真是笑话了！——想当年光绪皇帝也设法不让老佛爷垂帘听政，又怎么样了呢？

在我看来，一个极度集权与专制的国家，要想彻底政治改革，只有靠伟大的自然法则——再牛B的人都会老的，也会死的，比如 只有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才可能干掉贝利亚上台作“二十大报告”

想起在茶馆看到过的一个前苏联笑话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暴行时，台下有人递条子上去。
　　赫鲁晓夫当场宣读了条子的内容：“赫鲁晓夫同志，当时你在干什么？”。
　　然后问道：“这是谁写的，请站出来！”。
　　连问三次，台下一直没有人站出来。
　　于是赫鲁晓夫说：“现在让我来回答你吧，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老赵在89期间的“一系列行为，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促使运动早日平息下来”。在我看来，这就是政治的妥协艺术。对于民间的反抗，GCD从来就不知道有“对话”这么一个机制，而往往妄断为“别有用心”的一小撮煽动，是对自身统治政权的一个极大的威胁，务必及早清楚而快之。

老赵开了一个好头，但是GCD却当作“反面典型”来批判，甚至以此给他定性定罪，蒙上千古奇冤。

而政治改革，“自上而下”的渐进式和平演变，肯定比“自下而上”的激烈革命对社会造成的总体伤害要小得多，这一点，老赵是过来人，想必也比你我都更清楚，当年他那样做其实也在挽救GCD，可惜天不遂人愿。

当前中国大陆面临的问题则是，GCD正在努力断绝“自上而下”政治改革的所有途径，逼迫民众不得不走上“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这才是不幸的中国之大大不幸也！

——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