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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溪,98排华

红溪,98排华

引自几篇不同的文章,排版可能乱点,大家将就着看吧


 


 


红溪惨案

Angke Massacre

1740年10月,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侨的事件。因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为红溪惨案。

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雅加达,当地劳动力甚缺,荷兰殖民者不择手段从各地诱骗华侨,甚至到中国东南沿海掳掠人口,供其役使。后殖民者嫉视华侨在发展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又怕他们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转而采取严格限制入境,乃至推行排华政策。1727年和 1736年作出规定,逮捕“失业”和无居留证的华侨。1740年7月,殖民当局下令捉拿被诬为窃贼的华侨。有些无辜被捕的华侨或被虐杀,或被投入大海。城内华侨纷纷逃往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进攻巴达维亚城。但走漏消息,殖民当局有所准备。

10月9日,殖民者以搜查军火为名,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荷军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华侨进行血腥洗劫。屠杀持续7天,城内华侨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150人,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达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城外华侨在黄班指挥下,与荷军激战,伤亡千余人,后转战中爪哇,斗争持续到1743年。


 


 


 


 


 


 


 



 


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据古籍文献的记载以及出土文物的考察,华人移居印尼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也就是说,远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华人就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分布在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出售从中国运来的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等货物,收购当地出产的香料、药材、珠宝等土特产,并将中国先进的种植、养蚕、酿酒、制糖、制绢、冶练、铸造等生产技术和古老的文化传到了印尼,为印度尼西亚生产力的原始开拓、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岁月里,华人在印度尼西亚与当地各民族同甘共苦、和睦相处、息息相关、生死与共,从移民走向定居,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据统计,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约有三分之二属于在当地出生的华裔,其中有43%以上的华人家庭已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三代以上,有些古老的华人家庭在印度尼西亚繁衍定居历史更达数百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华裔占该国华人总人口的比例达到80%,绝大多数华人家庭都已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至少三代。如今,印度尼西亚已成为世界上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度之一,目前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的总人口约为800万,占全印尼人口总数的3.5%左右。其中,95%以上已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从而使印度尼西亚华人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国民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是有史可鉴,有目共睹,并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公认和肯定的。但是,印度尼西亚却是世界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排华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度之一。据文献记载,从1740年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的“红溪惨案”开始,印度尼西亚曾发生过许多起大规模的排斥、屠杀、迫害华侨华人的惨剧。如194511月的泗水惨案、19463月的万隆惨案、同年6月的文登惨案、8月山口洋惨案、9月的巴眼亚底惨案、19471月巨港惨案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印度尼西亚仍经常发生许多较大规模的反华、排华动乱,如1963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1965年至1967年全印尼性的排华浪潮、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种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在印尼各地上演。19985月,本是一场反对当时印尼总统苏哈托的政治运动也演变成为一场震骇世人的排华暴乱。据不完全统计,暴乱期间,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约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同时发生在梭罗、巨港、楠榜、泗水、棉兰等地的类似暴乱所造成的华人生命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1999年,棉兰华人的数十艘渔船和数十辆卡车被焚毁,5000多吨货物被抢劫;万隆的一家华人纺织厂被焚烧。20005月骚乱二周年之际,数以千计的暴徒集结雅加达,对华人商店进行了攻击和抢劫。
  1998年在印尼被屠杀的华裔>>



  

   历史上,排华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殖民主义者。

   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是和平移民。他们或出于通商贸易、或出于躲避灾荒战乱、或出于被拐骗劫掠、或出于追求新生活而离乡背井来到印度尼西亚,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披荆斩棘,流汗洒血,进行开发和建设。可以说,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原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各族人民之间是一种同劳动,共患难,互通有无,友好合作的关系,相互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冲突。而且,正如印尼前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所指出的,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许多中国商人、工人、手工业者”“不仅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中国的技术和古老的文化”,(《人民日报》195563日)因而在印度尼西亚岛屿城乡间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并享有相应的威望。公元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度尼西亚时,也曾清醒地意识到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无数岛屿的开发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任荷兰驻巴达维亚首任总督的彼德逊·昆曾在其给上司的信中写道:华人是“辛勤劳动,没有武装,不用害怕的人”,“这个‘新兴共和国’里无论什么民族都可以容纳,但华侨人口必须永远占绝对多数,这个国家才能生存。”(《彼德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卷二,702页)为此,他曾对万丹实施封锁,迫使在当地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两千多名华侨迁至巴城。彼德逊·昆声称为了在殖民地“攫取更多的利益”,“在世界上对我们最有用的莫如中国人。”他在1623年离职时劝戒其继任者“利用此时印度洋的季节风,派遣舰队到中国沿海去,尽可能把男女幼童掳掠回来。这是最要紧的事。”(Mac NairChinese Abrood,p.52)为此,荷兰殖民者曾以武力侵占我国的领土澎湖列岛和台湾,进而到厦门、海澄等沿海地区大肆掳掠中国人,辗转运到巴达维亚当作奴隶出售。同时,荷兰殖民者不惜派船舰封锁马尼拉、澳门以及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诱使甚至劫持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贸易。殖民当局训令其官员“优厚接待”“经商的华侨,并大量发给华侨自由入境证,欢迎他们来巴城。”凡来自中国的商船,只要每艘交纳550里亚尔后,“不论其只数多寡,船舶大小,货载贵贱”,一律不加“盘查干扰”。(『荷』鲍乐史:《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中国商船除带来丝绸、纺织品、茶叶、瓷器、铁器等印度尼西亚人民生活必需品外,还带来许多因生活窘迫而不得不移居印尼谋生的华人“新客”。据外国史籍记载,至1739年,居住在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人人口已达14962人。当时整个印度尼西亚包括巴达维亚在内仍是野兽横行的荒凉未垦的处女地,“华侨担任的工作是酿酒、割草、伐树、挑水、烧窑、制砖、打铁、制造木具、种植蔬菜和培植牡蛎等”。(『荷』费缪伦:《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和1740年动乱》第8页)“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做生意的人,然而他们的手工艺比任何一位(东)印度人都更高明;他们大部分从事于打鱼和耕作,尤其是种稻、种蔗和种玉米;有些人虽然仍以打鱼为业,但主要还在于做买卖。”(约翰.纽霍夫:《东印度的非凡航行和旅行》)也就是说,华侨活动的经济领域囊括了农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开发建设的各个方面。故而有人赞道:“巴城如果没有华侨,几乎不能存在。”(弗列格:《东印度群岛史》)因此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华侨,而要使东印度获得辉煌的成就,提供丰富的物资,创造幸福的生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巴城寄荷文牍案卷》1744年第二卷)
 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政策,不仅是出于劳动力的需要,而且也出于掠夺财富的需要。当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人口的增长以及华侨在印度尼西亚经济活动的发展危及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垄断地位和利益时,荷兰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政策就转化为限制、排挤和打击。1606年,荷兰当局宣布:“除荷兰东印度公司外,禁止其他(商旅)私自与印度尼西亚东部贸易。”(《荷印布告汇编》卷一)之后,又陆续颁布禁令,禁止中国商船到除巴达维亚外的印尼各岛屿及港口贸易。从162012月开始,荷兰殖民当局对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尤其是华侨蔗农实施各种项目繁多的横征暴敛,并强迫华商将运来的商品和收购到的土特产按照他们规定的低贱价格卖给东印度公司。1619年,荷兰殖民当局在印度尼西亚实行华侨甲必丹制度,加强对华侨的控制和管理,华侨必须在自己头领的管理下集体居住在指定的地方,以便“分而治之”。之后,荷兰当局还实行通行证制度和居留区制度,对华侨人口的迁移、流动、居住进行限制。1690年,印尼荷兰殖民当局颁布公告,规定船只运载华人新客入境的限额,超过限额者则要被罚款、服苦役和遣返。(《荷印布告汇编》卷三)1717年范·斯窝尔(Van Swoll )就任总督后还曾一度下令停止对华贸易,禁止华人新客入境。进入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亚因失业陷入贫困的华侨日益增多,荷兰当局害怕这些无业的华人会危害他们的殖民统治,即将其拘捕流放到锡兰、班达、好望角等殖民地充当种植园的苦力。这些无辜的华人往往在途中就被杀害或抛弃海中。一些不愿坐以待毙的华侨纷纷逃往城外,聚集在一起,组成一支近五千人的抗荷队伍,以图自救。1740109日,荷兰殖民者借口华侨要进攻巴达维亚,下令荷军在巴城内挨门逐户拘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一时“悲号之声,耳不忍闻”。(许云樵、《开吧历代史记》)在殖民者的纵恿、悬赏下,荷兰雇佣兵和当地歹徒放火焚毁了华人街,并对城内华侨进行疯狂的大洗劫。据史料记载,从109日至12日,城内华侨被屠杀者近万人,连关在监狱和卧病住在医院的华侨亦惨遭屠刀。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参见《红溪惨案本末》)由于这场针对华侨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发生在巴城内红溪河畔华人区,因此被后代史家称为“红溪惨案”。
   红溪惨案震惊了印度尼西亚、中国和欧洲。荷兰本国和巴达维亚殖民当局都害怕清政府会因此采取报复措施,曾派出专使乘专船携带“说帖”前往北京活动。此时中国正当所谓的“乾隆盛世”,但清朝统治者竟认为“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并没有对荷方使者严词谴责,也没有向杀人凶手兴师问罪,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华侨进行保护,致使这场针对中国侨民的血腥大屠杀最后不了了之。然而红溪惨案发生后,巴达维亚城内的华人几被屠杀殆尽,该城的经济也因此承受到沉重的恶果。粮食不足,砂糖奇缺,商业萧条,税收锐减,物价上涨,日用工业品和铁匠、木匠、泥水匠、裁缝等手工艺人均告缺乏,不但严重地影响巴达维亚市民的生活,也使荷兰东印度公司蒙受很大的损失。荷兰政府出于殖民统治利益的需要及对华人的依赖,排华反华的政策不得不暂时有所缓和收敛,但其对华侨歧视、限制、排挤、压迫、打击、掠夺的态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十九世纪初,巴达维亚议会给荷兰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虽然中国人作为最勤劳的移民应该是最有用的,但是,恰恰相反,他们已经成为非常危险的人。”(『英』莱佛士:《爪哇史》卷一,250页)因此,一方面,荷兰殖民政府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引诱、拐骗甚至掳掠大量的契约华工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邦加、勿里洞、日里等地的种植园和矿场充当苦力,利用华人对殖民地进行原始开发,榨取他们的劳动。另一方面,却依然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等诸方面对华人实行限制、排挤和打击。在种植园和矿场工作的契约华工被强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得组织工会,不许集会结社。1880年,荷兰殖民当局以“第133号政府公告”的形式颁布了《苦力条例》(Koeli Ordonnantie Von 1880 Juli 13),其中第八条规定:“劳工私逃或拒绝工作,处以最多三个月的无偿劳役,如果重犯,除监禁外,还处以三至十二个月的强迫劳役。”(『荷』莫德曼:《日里种植园主联合会纪念册》第30页)据荷印官方统计资料,自1929年至1932年,邦加锡矿的契约华工中,受到《苦力条例》刑罚的各年百分比分别为73%72%56%56%。(卡德:《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第207页)契约华工受到残酷虐待,动辄被殴,没有丝毫的人身安全保障。191986日,民国政府侨工事务局曾在槟港荣和矿区查询一位年仅二十余岁的矿工陈广。该矿工“形容愁惨”,“询之,初不肯言,再三慰问,始言到此三月,无日不在藤鞭木棍之下;示其背,伤痕血迹,几无完肤。”(中华民国国务院侨工事务局《南洋和属网甲岛华工情形调查书》,1920年,第6页)华工被暴力鞭打致死者,更是不计其数。对于经商的华侨,则课以各种苛捐杂税。“各种税率之中,中国人要特别加重。如西人一张书台每年只课三元的家私税,中国人非倍至六元不可;西人一间很舒服的洋房子,每年课十元至十五元的屋顶税便了,中国人一间老旧的残屋,非课五十元至一百元不可。”(梁绍文:《南洋旅行漫记》,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184-185 页)而且“华人开设商店,经营业务,不必有违犯法律之证据,驻在官得任意命令拆毁或停止之。”(羲皇正胤:《南洋华侨史略》第6页)华侨的居住通行及侨商的经济活动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华人居留地以十里为范围,不得出其圈限外,或与荷人及土人同居处,......华人欲之何处,必须请给旅券,至其目的地,限二十四小时内报告地正,否则有罪。”(同上)“华人来往本岛贸易,必领路票,使费之外,仍缴印花银若干;到一处又须挂号,再缴银若干。如一日到三五处,则到处亦须三五次。挂漏查出则重罚。”(《清史稿.邦交志七》,上册,620页)1804年,荷印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华侨“只能以二盘商或三盘商的身份”从事贸易活动,将华商限制为当地欧洲大商人与印尼人之间的中介商。(《荷印布告汇编》卷14,第7页)1808年,荷印政府颁布《禁止中国人在农村租赁或拥有土地和对农作物付给贷款的条例》,禁止华侨拥有土地,迫使许多原来务农的贫苦华侨弃农转商,从事小商贩或家庭手工业等个体劳动。(同上,卷15,第4 9页)荷印当局还规定华侨不能到荷兰人的游泳池游泳,不能进荷兰人的娱乐场所,甚至不能穿西装。在法庭上,受审的华侨只能蹲着,不准坐下或站立,而且没有上诉的权利。荷兰人办的学校,只是在有余额的情况下才允许华侨子女入学,而且还必须通晓荷语,交纳昂贵的学费,个别能到荷兰人的学校就读的华侨子女,也备受欺负侮辱。为了限制华侨自己创办的华侨教育事业发展,荷印殖民政府则1932年制定公布了《取缔私立学校条例》,对华侨学校的创办、管理、经费、教学内容、教员资格、居留等等都规定了严厉苛刻的条件。(见荷属东印度政府公告第494号)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9月至1930年10月,被荷印殖民当局以“入境时查出新时代教科书”,“教授含有政治意味书籍”,“学生作文有抵触法律”等藉口而停教职并递解出境的华侨教员达33人。(钱鹤:《南洋华侨学校的调查与统计》)1935年4月,荷印当局对曾向中国政府侨务委员会立案的华侨学校发出通令,声称“中国政府为各华校注册之根据,适与‘学校中无政治’之原则相背驰”,因此决定“停止经中国政府立案各华校教员教职,逐出荷印领土。”(《新亚细亚》第20卷第5 期)1935年5月,印度尼西亚华文报刊披露,遭荷印政府明令禁止的华文书籍达十二类六百余种之多。(同上)荷印殖民当局所有这些带歧视性和侮辱性的排华反华措施,使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华侨深受排挤和迫害,从而也大大激发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印度尼西亚各华埠的华侨社会在外力的挤压下走向团结共济的同时,也陷入了自我封闭的圈子,自我孤立于当地社会之外,与当地民族形成了隔阂。从而被殖民主义者蓄意利用,造成当地人对华侨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误解与偏见,扩大了二者之间政治、经济、思想的矛盾,阻止了华人与当地民族的认同,进而为日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排华反华浪潮的兴起埋下了祸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尼西亚被日本侵占。二战后,印度尼西亚走向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然而,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反华浪潮不但没有因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解放而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甚至演化成一系列流血的大规模的暴力活动。


 




   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反华势力由来已久。早在1911年,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同盟”成立伊始,就公开宣布要改善原住民商人的地位,反对华商。日本侵略印尼时,蓄意挑拔原住民与华侨之间的种族仇恨,放纵印尼人大肆抢劫与杀害华侨,使两族之间关系更加恶化,敌意更深。1945年到1950年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印尼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独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家视华侨经济力量为“殖民时代的残余”,更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以激进立法的形式,从各方面对华侨进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在苏加诺时代,印尼政府出台的限制、排斥华侨经济的法案达30个左右,对华商经营的国内贸易、进口企业、汽车商行、碾米业、木材业等加以限制和监督,并禁止华侨在乡村从事零售业。特别是苏加诺政府于1959年颁布的第10号总统令,明令从1960年起禁止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县级以下地区经商。这道法令被印尼某些地区的军事掌权者发展为不准华侨在县级以下地区居住,结果造成印度尼西亚50多万华侨失去生计,有的甚至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1965930日印度尼西亚爆发的“九·三O”事件中,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印尼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戮。苏哈托政府上台后,便下令以“支那”一词来取代“中华”,把印尼居民分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将华人归为非原住民,并在其身份证上注上特殊记号,赤裸裸地将对华人的歧视公开化、合法化。从1966年起,苏哈托政府颁布了数十项排华反华的法令法规,主要有:关于解决华人问题基本政策的内阁主席团1967年第37号政令,关于华人问题的内阁主席团1967年第6号通告,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的1967年第14号总统令,关于成立华人事务参谋处的1967年第15号总统令,关于华人问题统筹委员会的国家情报局长1978年第31号决定书,关于禁止华人印刷品进口、发行及买卖的商业部长1978年第286号决定书,有关向商贩发放贷款的印度尼西亚银行总裁1973年第6号通知,关于整顿华人庙宇的内政部长1985年第4552360号政令,关于禁止印刷与发行华人书刊及广告的新闻部长1988年第2号政令等。(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127日)这些法令法规的实质,是剥夺华人作为印尼公民应享有的政治文化权利,强迫华人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苏哈托政府的内政部、司法部甚至多次颁发专令,要求印尼华人改名换姓,彻底放弃自己的中文名字,改用印尼化的姓名。华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举行庆祝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各种节日活动,与中华文化有关的各项祭祀仪式和活动只能在家庭或个人的范围内进行。苏哈托政府特别压制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孔教,要求华人皈依伊斯兰教或得到印尼官方承认的佛教,不许华人以孔教名义进行结婚登记。19665月,印尼政府下令关闭全印尼的667所华文中小学,之后,又相继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从1967年起,印尼政府基本上不再批准新的华人移民入境,并不允许华侨华裔回中国大陆探亲旅游。七十年代中期,苏哈托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对华人资本在企业中的股份比例及经营范围进行限制,禁止华人企业使用中文招牌。198712月,雅加达市政府命令企业的华人与华人客商都必须使用印尼语会话。在苏哈托执政的32年里,华人被排除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职业领域以外,不能进入政府部门、军队以及国立学校工作,只能在经济领域从事工商业,或在体育界求发展。但即使是为印度尼西亚赢得世界荣誉的华裔体育明星,也常常受到印尼政府机关的歧视和种种有意刁难。

   印尼当局所实行的这些排华政策,属于一种以血统和文化为基点的狭隘民族主义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种族歧视政策。由于这种排华政策已上升为政府行为并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得到实施,所以给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造成的伤害就特别严重。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对华人的歧视和迫害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而且经久不息,一直没有停止过。针对华人的骚乱和暴乱,几乎成了印尼社会一个反复发作的病症。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作为一个曾对印度尼西亚的开拓与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和保护,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公民权、生存权乃至基本人权受到任意践踏,没有任何保障。印尼社会稍有风吹草动,印尼华人便首当其冲,成为印度尼西亚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牺牲品,成为印度尼西亚极端民族主义者发泄不满情绪的替罪羊。可以说,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命运史上,充满着血泪斑斑的苦难。



  
   中国有句古话:“物极必反。”19985月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华骚乱,将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苦难推向深渊。尽管印尼军警要员在血腥的事实面前矢口抵赖,尽管受害的华人在威胁恐吓之下忍辱沉默,但印度尼西亚华人悲惨的遭遇终于被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与强大压力之下,接替苏哈托担任印尼总统的哈比比不得不亲自到雅加达华人聚居区视察民情,正式表态“代表印尼政府和全国人民”谴责五月骚乱期间一些地区伤害华人及强暴妇女事件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承诺严加调查,将暴徒和凶手绳之以法,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哈比比政府表示对包括华人在内的所有印尼人一视同仁,下令停止在华人身份证上加盖特别注明字样,取消对华人的特别行政管制和一些歧视性法规。199910月瓦希德总统组成新政府后,印尼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先后担任总统的的瓦希德和梅加瓦蒂都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华人境遇的措施。如参加联合国废除种族歧视的公约,取消歧视华人的措施,立法保护华人,允许华人享有同其他国民一样的信仰、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允许华人发展本族文化,使用华文华语,恢复华刊、华教和华校,将华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主流,将汉语与英语、日语同列为第二语言,指定大学开设高级汉语班,国家的行政、司法、检察、教育等机构全部职位向华人开放,承认孔教为合法宗教,准许华人自由举办宗教信仰或民俗活动等。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以及印尼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还多次参加了印度尼西亚华人举办的春节庆典和元霄节联欢大会。抚今追昔,痛定思痛。反思历史,人们不禁要问,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的命运为何如此多灾多难?印度尼西亚历史上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发生排华反华浪潮呢?

   第一、殖民主义势力是造成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罪魁祸首和历史原因。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一直是友好邻邦,两国之间的交往关系渊源流长。华人因通商贸易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原因移居印尼群岛,带去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受到印度尼西亚历代政权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普遍欢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和发展当地经济,是印度尼西亚社会历史进步的主流。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印度尼西亚各岛从未发生过排华反华的事件。十七世纪荷兰殖民者侵占印度尼西亚后,印度尼西亚曾先后沦为荷兰、法国、英国、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期,各国殖民当局为了维护其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和殖民利益,不但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华侨进行利用、限制、排挤、掠夺乃至屠戮,而且对华人华侨和印尼当地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阻止华人与印尼当地民族的认同,处心积虑地破坏二者之间原本和睦融洽的关系,在华人华侨和印尼当地民族之间制造隔阂、偏见和敌意,煽动种族仇恨,在印尼当地人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排华反华的潜意识。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印尼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实行的排华反华政策和措施,基本上都沿袭了原殖民主义者的一些排华反华的思想与做法。




   第二、极端民族主义是形成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思想根源。印度尼西亚“建国五项原则”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便是民族主义。印度尼西亚的民族领袖曾把民族主义作为团结号召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建设国家的旗帜。但是,民族主义发展到了极端,便会形成盲目的排外倾向,将华人经济当作外国资本对印尼经济的控制,将作为移民和移民后裔的华人当作排斥和打击的对象,从而制定和实施一些极端的排华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华人实行全面的限制,以保护原住民狭隘的民族特权和利益。从二战结束延续到七十年代的东西方的冷战对峙,更对印度尼西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度尼西亚一些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将华人视为中国的“第五纵队”、“中国共产党颠覆当地政权的力量”,加以暴力迫害和大规模的驱逐。尤其是当政府的各项政策遭遇失败,印尼社会问题成堆,陷入政治经济危机,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积聚到极点时,印度尼西亚一些别有用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就会将华人当作替罪羊,煽动民族矛盾,将造成印度尼西亚当地人生活贫困和苦难的原因归咎于华人,把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转移到华人身上,掀起大规模的排华反华浪潮,将政治经济问题转化为种族暴乱和骚乱,以转移视线,转嫁危机。认真剖析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接二连三地发生的排华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次排华事件背后都有印度尼西亚当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在兴风作浪,暴力骚乱往往爆发于群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激动至登峰造极之时。


 




   第三、经济收入的差异是诱发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尼西亚,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大部分印度尼西亚人民并没有在国家独立后摆脱贫困的状态,反而生活日益窘迫,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的贫民阶层,成为印尼社会动乱的潜在威胁。与当地民族一样,印度尼西亚华人中的大多数也属于劳动人民,也处于印尼社会的中下层。但华人以其特殊的商业才能和辛勤的劳动,加上历史的、职业的和其他种种因素,在工商业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形成一个华人工商业群体,在经济生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从人口比例看,华人中产阶级的确要多一些。从总体看,华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也明显地高于当地人家庭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一部分华人大企业家与印尼政府上层人物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利用这种密切关系官商合作、利益分享从而成为暴发户,生活奢侈,非常惹人注目。因此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中普遍存在这么一种印象,即华人富有,华人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与财富,剥削当地民族,当地人的贫穷是由于华人的剥削造成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自然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印度尼西亚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未能从华人经济中分享到好处的利益集团也耿耿于怀,加上政治家和宣传工具的大肆鼓噪与夸张宣扬,当政局稍有动荡时,贫苦的人民群众对贫富不均的不满与愤怒便会象火山一样喷发,与他们经济收入有差别的华人便会首先受到冲击。著名华人史学家王赓武先生就认为:“华人和本地人民之间的经济差距仍然是今天双方关系遭到阻挠和隐藏着冲突的主要根源。”(《王赓武教授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205页)他甚至断言,如果经济上的差距得不到缩小,华人就永远无法真正与当地民族建立和睦相处的融洽关系。


 




   第四、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也都是排华反华浪潮形成的因素之一。印度尼西亚华人与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印度尼西亚独立前后,随着印尼当地民族民族主义的发展,华人的民族主义也迅速高涨,结果形成印尼各华埠华校林立,华人社团纷涌,学习汉语普通的热潮风靡家家户户。华人民族主义膨胀到顶峰时便与急速兴起的当地人的民族主义冲突,使当地政权产生猜忌、恐惧与疑虑,因而利用国家力量对华人的民族主义采取限制压抑和强迫同化的措施,以利当地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很令遍布海外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豪,产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优越感,以及对移居地民族文化风俗的轻视心理,从而招致当地民族的反感与敌意。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华校、华报、华人社团相继遭到封闭,中文汉语相继被禁,华侨华人的风俗活动受到限制,被迫学习自己曾经藐视的当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固然首先应是印尼政府种族歧视政策错误的责任,但也不能说与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一度普遍存在的那种民族优越感的过分张扬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流露对当地人的刺激不无一点关系。此外,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十分纷繁复杂,各种宗教,包括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在全世界流行的宗教,如大乘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在印尼华人中拥有为数众多的信徒。同时,印尼华人还崇尚祖先崇拜,古今中外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和传说中的人物也都成为他们崇拜和尊奉的对象,如孔子、关羽、郑和、财神、钟魁等。此外,来自不同地区、通行不同方言、从事不同行业、有着不同姓氏的华人群体又各自信奉特殊的神灵,如客家人信奉大伯公,闽南人信奉妈祖,海南人信奉天后娘娘,木匠尊奉鲁班祖师等。印度尼西亚虽然也是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度,然自十九世纪末,伊斯兰教逐渐在印尼社会中占取了绝对的优势。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由于得到印尼政府的扶持和鼓励,伊斯兰教在印尼社会中的影响更是急遽扩张,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伊斯兰教是一个排他性较强的宗教,其教义的核心是只能信仰安拉,“除安拉外,别无神灵。”越是虔诚保守的穆斯林,对其他宗教文化的容忍越是有限,自然也无法与华人所信奉的众多神灵相安无事。故而宗教分歧冲突也常成为诱使印尼社会中排华骚乱爆发的一个极为敏感的潜在因素。第五、参政维权意识薄弱也是印尼华人容易受到伤害的原因之一。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大多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国的动机是谋生,追求的目标是赚钱,最高理想是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由于文化语言的差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华侨都没有认同当地社会,而是以家族、宗族、地域、行业为纽带,自成体系,组成一个相对独立于当地社会的华人社会,并不关心当地政治,更谈不上参与当地政治。同时,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的殖民政权和当地民族政权对华侨华人采取排斥的政策,不许华人参政,华人也一直处于印尼社会的权力圈外,无法参与当地政治。由于缺乏华人政党组织,政治权力机构中没有华人代表,印度尼西亚华人在政治上如同一盘散沙,丧失了发言权,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维护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在反华排华法案提出时无人挺身而出,捍卫华人平等的民族地位,华人的经济利益也得不到完全保障。尤其是政局发生变化或社会发生动荡时,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的华人更容易成为统治集团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暴徒们任意欺凌和强暴的对象。

   第六、中国政府护侨政策措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移居海外的所有炎黄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心声,就是希望中国强盛。因为他们相信祖国的强弱与自己在移居地的安危和地位息息相关。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上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印度尼西亚各岛政权敬仰中国是文明之邦,对给他们带去先进文化技术和生活商品的华侨华人一直是礼遇有加,友好相待。然而自明清以降,中国封建专制政权将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视为“背弃祖宗庐墓”、“自弃化外”的“莠民”,对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甚至持敌视态度。华侨华人沦为海外孤儿,得不到中国政府的保护,任人杀戮而无人过问。晚清民国时中国政府虽制定了一系列护侨政策,但由于我国国势衰弱,对保护华侨华人实际上并无大作为,遭人轻视,印尼排华势力凌辱华人无所顾忌,故而猖獗。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印尼与中国之间有相当长时期内断绝了外交关系,印尼政府禁止印尼华人与中国来往联系,中国政府无法真正做到保护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有段时间受到错误路线的影响和严重破坏,出现了一些失误,尤其是印尼动乱和骚乱发生时中国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华侨华人生命财产安全,也是造成近数十年来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肆无忌惮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印度尼西亚是个屡屡掀起排华浪潮的国家,各种全国性、局部性的大大小小的排华反华事件不时发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比如苏哈托执政的年代,印度尼西亚对华人的歧视、排斥、打击甚至是公开的、合法的、赤裸裸的。有人据此认为印度尼西亚“具有排华传统”,断言“印度尼西亚人和华人本来就不能永远团结在一起。”(曹云华:《东南亚华人青年如何看待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东南亚研究》1994年第4 期)前印尼总统苏哈托的一位顾问曾说道:“华人与印尼人之间的不满情绪已深埋在人们的意识里,一点小事都可以引发冲突,这是印尼社会最大的不幸!”(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第84页)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真的不可调和吗?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反华浪潮真的不可遏止吗?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苦难命运难道永无止境?不。


   首先,从历史看,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的传统关系其实是一种休戚与共,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关系。正是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当地其他各族人民并肩携手,团结互助,共同对印尼群岛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原始岛屿进行开发和建设,才促进了印度尼西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繁荣与现代化。在外国殖民者侵入印尼群岛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印度尼西亚从未发生过排华反华事件。在外国殖民者统治期间所发生的排华事件中,策划者也是殖民侵略者,而不是印度尼西亚当地人民。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当地民族曾共同遭受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曾共同英勇反抗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曾共同为争取印度尼西亚独立和其他进步事业团结奋斗。说明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印度尼西亚的当地人民是能够友好团结合作的,而且二者之间曾有过长期友好团结合作的历史。

   其次,从现实看,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当地各民族正在调整关系,互相适应、互相容忍、互相接受、互相认同、互相融合,往良好方面发展转化。一方面,印度尼西亚95%以上的华人已参加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已经或者正在演变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中的一员,备受争议的印尼华人经济也无可争辩地成为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各种歧视排斥华人的法律法规已被取消,种族歧视在印尼已受到社会的谴责,至少不能再公开化、合法化。印尼华人的社会处境也得到了改善,并成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华人政党,积极参与印尼国家事务,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同时,华人的祖籍国——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在日益强盛,对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增强,势必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产生影响。


   从根本上说,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各民族的人民都是印度尼西亚公民,共同在一个国家生存,有着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和平、繁荣与进步。虽说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导致许多矛盾和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也不是非要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暴力行动。和则共荣,斗则两伤,这是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当地绝大多数人民都已明白的道理。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化提高,随着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将会被彻底遏止,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印度尼西亚所有民族必将共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5月,阳光明媚的5月,对在印尼的华裔来说,却成了黑色的、灾难的5月。









13日至15日,在短短的50小时内,人口1000万的首都雅加达市内有27个地区发生暴乱,全市有5000多家华人商店和房屋被烧毁,近1200人死亡,468名妇女遭强奸最小的年仅9岁。


当时,由于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尼政坛的变动上,所以并没有重视暴乱的实质。过后,消息逐渐传出,指出暴乱的目标是针对当地居少数的华裔,暴徒所到之处打、砸、烧,对华人区进行有步骤的种族大清洗,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华人妇女施暴。


●全世界被震怒了!


全世界华夏子孙齐声呐喊:


抗议印尼暴徒迫害华人的滔天罪行!


印尼当局应采取有效行动,结束对华人华侨的歧视!


全世界华人正密切注视着此事的调查结果。


今日的印尼暴徒竟然重蹈当年侵华日军的兽行--印尼暴徒暴行天理难容!


6月,印尼一名华侨把一封求援信寄至某报,揭露了印尼暴乱期间,暴徒的无耻行为。这名华侨在信中说,印尼暴乱期间暴徒劫掠财物和集体强奸妇女之事绝非偶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该名华侨指出,暴徒们穿着军靴,被人用军用卡车运来。他们点着汽车轮胎和合板墙,把人群从贫民区中引出来。然后他们高喊“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这些中国狗”,接着开始抢劫商店和超级市场,如芝勒杜商场、查蒂内加拉商场和日惹超级市场。穷人跟在他们后面。暴徒把商店财物抢掠一空后,便把数以百计的妇女集中起来,然后强行脱光她们的衣服,进行集体轮奸,有些不幸虚脱而死,更有些妇女被奸后遭抛进火坑烧死,惨不忍睹。但他表示,警察到达事发现场时并未加以镇压,且倒像是保护暴徒似的,令暴徒在两小时内完成兽行,显示当中的“警民合作”。


这名华侨基于印尼政府对此事缄口不提,故借此信把事实公告天下,希望全球华人伸出援助之手,并向国际安全理事会和人权协会投诉,希望能还华人一个公道。


接着,印尼一个华人团体发出《告全世界同胞书》,呼吁全球华人就月前印尼暴乱中华人的遭遇,向印尼驻各国使馆抗议,同时敦促各地华人社区要求世界人权组织主持公道,同声谴责印尼当局。


这封由署名为“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族群”发出的信件指出,5月13日及14日在雅加达爆发的暴乱,“是印尼有组织反华集团针对华裔居民抢劫、屠杀、纵火焚烧房屋、商店、当众强奸华裔妇女”。信件特别指责暴徒“集体轮奸妇女及小女孩,并把部分受害人活活烧死”。信件又指责印尼当局并无派遣军队到场镇压,并质疑当局有无参与其事。信中又说,根据整理出来的报告,单在雅加达便有300多名妇女或女童被强奸。


印尼一个志愿人权组织则发表调查数字,指在暴乱期间,印尼全国共有168名妇女被强奸及虐待,其中有确实证据证明其中20人被谋杀或烧死。


另外,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人权及妇女援助组织一份报告称,印尼上月发生暴乱期间,有数以百计的10岁至55岁华裔女子被有组织的暴徒殴打、集体强奸及杀害,并怀疑行凶者中有军队的成员。


事实上,由社会工作者基督教桑迪亚万神父统筹的义工队,6月初首次向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呈交的报告书,就详细列举了强奸的例证,使军方无法再辩称是“个别事件”。报告书初步结论显示,雅加达、梭罗、棉兰、泗水及巨港等地,被强奸的华妇计168人,其中20多人已死亡。但妇运领袖、印尼大学教授卡尔丽纳指出,实际受害人数要多得多,只因大部分不敢或不愿投诉。雅加达《改革之声》也报道,单在巨港,即发生224宗各种形式的性侵犯事件。


集体强暴事件后,来自印尼和其他地区的华人,纷纷通过因特网、传真、邮递电话的方式,向全球喊冤和求救,网络上也陆续出现华人妇女遭凌辱的图片,血泪斑斑的创痕震憾人心,在全球华人社会引起公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从5月底开始接到投诉,并已着手调查。被海外华人称为“娘家”的中国政府,也正式表示对事件密切关注。


桑迪亚万及其义工队在暴乱后一周内就搜集到集体强暴的证据,但当局不予注。直至《纽约时报》首先报道,印尼媒体大量跟踪报道,事件才逐渐曝光,并在国际上形成风暴。


治安首长及妇女部长都蒂·阿拉薇娅和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司令员维兰托都曾多次否认,理由是没有受害者或家属向当局投诉。


维兰托7月初还发表了与阿拉薇娅相似的谈话,但第二天,雅加达北区宋德村就发生一名华裔女大学生被乘坐吉普车的三名男子轮奸及虐待事件,一周后梭罗一名华商被5名男子抢劫,其待婚妹妹惨遭强奸。


7月20日一批美国南加州印尼华侨成立“救援印尼人权委员会”,并决定寻找印尼暴乱的受害者到华盛顿作证,从而促使印尼当局审讯强暴华裔妇女的暴徒。


委员会总召集人洪深表示,他们共有40人,要求美国人权组织把受害人带到华府作证,及向印尼政府施压,以促成当局把暴徒绳之以法。


另外,马来西亚行动党秘书兼国会议员林吉祥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华裔妇女在暴乱中被轮奸及屠杀事件,并将结果呈交国际罪行法庭审讯。


印尼气氛紧张,华裔妇女为免遭污辱,纷纷寻找门路离开,甚至应征嫁往国外。


妇女部设立热线电话后接到大量投诉,民间反应热烈及展开救援后,阿拉薇娅特地到《罗盘报》去求证强奸案的消息,接着才承认确有其事。《亚洲周刊》获悉,一些非政府组织成员抱怨,当他们会见有关官员,谈到华人女性遭性侵犯时,“他们却爱理不理”,令人气愤。


在国内国际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印尼国会决定成立两个实情调查团,就最近报道的种族歧视和华人妇女被奸杀事件,展开调查。


虽然官方的调查行动终于开始,但仍无法消除华人的恐惧感。6月底开始,雅加达北区及中心区有些华人收到内容恶毒的传单,传单标题是“要回被华人掠夺的祖宗遗产”,其中说“你们华人已来日无多,可以趁早尽情享乐”,“我们要在短期内收回祖宗留下的财产,所用方法包括烧毁华人商店住宅,割掉华人男子的阳具及强奸华人女子;为了消除华人的傲慢,除此别无他法”。在其他大城市也流传类似传单。


到7月底华裔妇女仍继续受到迫害,最近印尼有恐吓信流传,内容为“祝福”华人好好地享受“余下的时日”,并称他们特别要用旗杆插入“支那女人”的下体,以免“弄脏了”印尼男性的阳具。事实上,有人在国际电脑网络上就曾发出印尼暴乱期间,有一名妇女遭暴徒以扫把柄插入下体致死的图片,以证明印尼暴徒的暴行。此类恐吓令华人十分恐慌,况且,过去两个月,雅加达和中爪哇一些城市都传出华裔妇女在当地出现排华传单后,不久就被暴徒强奸的消息。


由于印尼万隆一名华裔女大学生最近在众目睽睽下遭强暴,印尼华人担心暴徒再度对他们赶尽杀绝。


7月24日傍晚,该女生从学校乘巴士回家途中遭暴徒强行拖落车,然后当众强奸。


此暴行显示华人又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此外,当地民间传言总统哈比比无力控制各方势力,印尼很可能在8月17日国庆当天爆发另一次暴乱。


负责调查印尼暴乱兽行的人权工作者指出,他们与受害妇女都曾受到不明男子恐吓,有些受害者不堪心灵创伤而最后自行了断,他们相信,当时的强暴行为是经过组织及计划的,更令人发指的是受害者中,有些年纪只有9岁,而性攻击以华人为主要目标。


印尼除了受官方控制的华裔宗亲会之外,没有什么华人社团,所以听不到华人抗议声音,只有新近成立的印尼中华改革党会见国会武装部队系议员,要求政府积极调查暴乱及强奸事件真相,将幕后策划者及行事者绳之以法。


●你该被强奸,因为你是华人,而不是穆斯林


据悉,在骚乱期间,印尼全国几十个城市都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人们哀叹:在印尼,道德堕落,天良丧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怪在雅加达举行抗议游行的印尼妇女高举的标语牌上写着“印尼已成为一个恐怖的共和国,强奸的共和国”。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棉兰等城市,年轻的暴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几百名看热闹人的面,撕下华裔妇女的衣服当众进行奸污,简直丧尽天良,禽兽不如。有的妇女连乘坐公共汽车时也难逃厄运。有一次,一个12岁的华裔小姑娘竟遭到七八个男人的玷污,她的全身都是抓伤。


暴徒们干下猪狗不如的事情,还有荒唐的说辞。据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一名印尼暴徒曾对受害者说,“因为你是华人,所以被强奸”。国际舆论愤怒地指出,这同30年代德国法西斯反犹排犹没有两样。


事情总是按照相同的模式进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往往剪了短发,一拥而上进入华人开的商店。他们把一切打得粉碎。他们把在场的女子中较年轻的(往往只有10岁或者11岁)抓过来,当着其他人的面,在她们的母亲、父亲、丈夫和兄弟的面前施以暴行,三次到五次。然后放火烧掉房子。“你该被强奸,因为你是华人,而不是穆斯林”。雅加达华人商业区大街上有人这么说。在棉兰和其他省城,发生了极为残酷的暴行。究竟有多少华人女子受到玷污,至今还不清楚,几乎没有人敢向警察报案,医院材料来得很慢。自救组织说,仅仅在1000万人口的雅加达就有100-500名受害者。一家杂志报道,一个父亲被迫当着一家人的面亵渎自己的14岁女儿。一个妇女小组说,罪犯的行为“像野兽”。


耶稣教会神甫桑迪亚万说:“有一些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活活被烧死,但是无论是武装部队还是救火队还是救护车都不来救援。”他还说:“有一个家庭的大女儿说,大火熊熊,她的两个妹妹被强奸。”一个妹妹被扔进火中,然后轮到她遭侮辱。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也有妇女被强奸。有一次一个12岁的姑娘竟然遭到七八个男人玷污。她全身都是抓伤。真是禽兽一般。


由于受害者因感到羞耻或是害怕遭到歹徒的报复而不敢声张,甚至已有许多人用各种自杀方式结束了生命。


一些受害者表示,事发时,警方和军人就近在咫尺,不过,他们却对呼救声置之不理。同时,印尼一个全国性委员会指出,由于不信任政府,而且害怕别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所以很少有受害妇女向警方报案。暴徒们在施暴后总是警告她们,不要向媒体透露此事,否则没有好下场。


一些华裔也反映,如果对妇女被强暴事件愤起声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地造成印尼人新一轮报复。一些庇护团体也因协助华裔受害妇女而遭到威胁。


向人权组织控诉的温先生说,他朋友的太太50多岁了,因在丈夫面前遭到轮奸想不开,3天后服毒自尽。居住在雅加达城区格木尼安第一街的梁夫人,两个女儿惨遭强奸后被暴徒投入燃烧的住房中烧死。目前,梁夫人神经失常,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受害的妇女在羞愤之下,有的当场自尽,有的昏迷醒来后,不是得了自闭症,就是精神处于分裂状态。


然而,5月的暴行调查还没有结果,7月24日,万隆又传出一名华裔女大学生被施暴的消息。环境变得没有安全感,华人女性纷纷寻求出国避难,她们向外国学校申请短期进修,或者申请对外劳工签证。目前由于印尼盾剧贬,华人女性即使是拥有高学历、高收入,也达不到移民外国的门槛,付不起大多数西方国家留学的学费。


在5月13日下午3时,暴徒开始烧车及进行连续破坏活动;翌日,雅加达陷入疯狂状态,到晚上,暴乱达到顶峰,据目击者和受害人描述,暴徒们非常有组织,他们分成数组,每组4到7人,由警车和军用卡车载到现场。


各地暴乱事件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歹徒先带头抢掠,然后趁其他人加入抢掠时,就地对商店里的华人女性施暴,完事后顺手牵羊,将商店或民宅内值钱的东西掠走,再由车子送离作案地点。歹徒对受害人的家庭、身世似乎都有所了解,得手以后还不忘抢走受害人的身份证、户口证。在被强暴的女性当中,90%以上是华裔女性,而华人仅占印尼人口的3.5%。分析家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行动。


有人说,暴徒在施暴前,还可能注射过兴奋剂,完全丧失了人性。事后,不少暴徒感到体力严重衰退,因此到私人诊所求诊,引起了医生的怀疑。据称,很多暴徒事前都曾在军方单位受过训,有些暴徒身材结实,蓄着与军人一样的平头发型,因此,又有人怀疑,有军人参与其中。


还有消息说,暴徒强奸一名华人妇女,就能得到2万盾(约合2.5美元)作为酬。暴徒公开提出的口号是,宁愿让印尼倒退20年,也要把华人赶走。


事后,在雅加达救援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接到电话恐吓,甚至还收到邮包炸弹,威胁人们停止调查和对受害人援助。


集体强奸,其中发生在雅加达北部华人殡仪馆对面的MitraBahari大厦内最多,该幢簇新的住宅大厦已十室九空,目前雇有持枪警卫看守。


印尼华人分析,轮奸暴行是有组织、有策划的,手法同出一辙、一模一样,千篇一律,只是地点不同而已。


●要“支那”人道歉,因为强奸“支那”女人弄脏了穆斯林的性器


5月12日印尼首都雅加达暴乱持续72小时陷于无政府状态,军人袖手旁观,在同一时间内同时爆发集体有组织的轮奸华人妇女惨案,暴乱平息后强奸、轮奸依旧继续。


6月28日一封署名“原住民斗士”的恐吓信,被扔进雅加达顺德华人村里,恐吓信指出,要强奸“支那”女人(这是对华人的贬称),要阉割“支那”男人,使男的沦为车夫,女的沦为佣人,要放火烧房,要消灭华人的傲慢气焰,华人的财富本是印尼人祖宗留下的。


“原住民斗士”说,已准备就绪,正等待时机,中华人好好善用余生,赶快在有生之时拜访亲戚朋友。


恐吓信指出,强奸“支那”女人只会弄脏他们的性器,有朝一日,要“支那”人向原住民道歉。恐吓信结尾叫华人自行传播该信。


印尼继两个月前发生的连串暴乱事件后,近日当地华侨又再广泛盛传军队会在8月17日国庆日,发动另一次暴乱,更扬言要割掉华裔男性的生殖器官,令其绝子绝孙。消息人士声称,整个证明万隆排华团体发出的“来吧!我们烧焦‘支那'”恫吓传单,并非纯属危言耸听,事实上暴徒已开始“有所行动”。


另据《印尼人民观察家报》报道,在雅加达调查5月有组织强奸活动的人权机构工作人员说,他们和强奸案受害者受到了身份不明男子的恐吓。


调查人员还说,一些受害者因受到恐吓而不敢再出声,另外有谣言说,还会发生新一轮的攻击和强奸浪潮。还有一些人已经自杀。他们说,在发生暴乱之后的几个星期中,他们还不断接到有人被强奸的报告。


面对灾难,华人无力制止。处在风声鹤唳之中的华人父辈担心再度遭到暴徒袭击,为了子女,他们倾囊筹款,纷纷离开印尼。


走为上策。暴乱过后,家产荡然,华人惟有刻苦节俭,筹款先把子女送往外地。例如陈先生便十分担心现年13岁幼女的安全,故现正筹备送女儿到马来西亚读书。他说虽花一大笔钱,但是值得。他忧心忡忡地表示,很多华人妇女被暴徒奸污,令他不禁担心小女儿的安全,所以还是走为上策。


●全世界发出抗议之声


这些血迹斑斑的暴行,激起全世界华人的公愤,许多国家的舆论更是一片谴责之声,抗议书纷纷飞向雅加达。


纽约地区对印尼暴徒残害印尼华侨感到无比愤慨的华人团体发起万人签名和示威抗议运动,强烈谴责丧心病狂残害印尼华侨的暴行,大力支持声援受难同胞。


由多个侨团组成的“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已经连续两个星期天在华人聚集的纽约华埠、法拉盛和布碌仑八大道展开“万人签名”活动,获得华人同胞的热烈响应。签名者对印尼暴徒在5月暴乱中对印尼华人进行掳掠抢劫、焚烧商店,强暴杀害华人妇女等种种暴行,无不感到愤慨,强烈要求印尼当局追查启肇凶徒,绳之以法,还给印尼华人公道,为他们雪耻。


“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与多个侨团和社团于7月3日在华埠新银宫举行筹备会议,呼吁社区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同仇敌忾,举行抗议印尼暴徒排华残害同胞的活动。


筹备会议共同商讨发动示威行动的计划和步骤,准备向印尼政府发出措词强硬的抗议信;到印尼驻纽约使馆门前举行大示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国会及议员呼吁,向印尼当局施加压力,谴责印尼暴徒暴行。


筹备会议呼吁华人社区参加在印尼使馆前的大示威,希望全体华人团结一致,不分省籍、不分政见、不分宗教、不分劳资,共同谴责印尼虐华暴行,声援受害的华人同胞。


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朱天长说,他在报纸上看到显示印尼暴徒禽兽暴行的图片,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现代人能够做得出来的。他呼吁所有华人联合起来,向印尼政府抗议,要求严惩元凶。


崇正会主席何石养表示,印尼华人在当地辛勤工作,挣到了一点钱,却遭人抢掠。如果我们不提出抗议,他们就以为华人好欺负。


福建同乡会主席郑德禄和福建公所主席均表示,印尼的华人中有很多都是福建人,例如印尼首富林绍良。当他们听到印尼排华的消息后却很难过。不知道当地华人的命运如何。日前他们在报纸只看到由电脑传出来的图片,感到震惊,令人想起“南京大屠杀”的惨景。


华人社区各界人士和团体均热烈响应和支持这次签名和示威行动。有的客户和社团已经表示,愿意捐款帮助出动巴士运载侨胞到印尼使馆前示威。


香港40多名妇女团体代表及80多名印尼华侨先在铜锣湾一百货公司集合,然后游行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示威,沿途高叫口号,谴责印尼暴徒抢掠及强暴华人妇女行为十分可耻,又抗议印尼政府在暴乱期间,未能保障华人生命与财产,甚至歧视华人。示威者抬着象征被强暴女性的模型,向领事馆递交抗议声明。


印尼华侨妇女被欺压的消息也引起了香港特区政府关注,60名议员亦联署一封信给印尼总统哈比比,表示立法会对当地华侨被侵犯及人权遭践踏的关注。


8月3日为访查印尼华裔妇女受暴真相,台湾民间团体代表组成的“关怀印尼受暴妇女访查团”在领队王清峰带领下启程前往印尼,访查团在印尼除了通过印尼民间救援组织与受暴华裔妇女进行接触外,也将拜会相关官方机构,要求印尼政府有效遏止悲剧重演,并对受害者提供妥善保护与照顾。


成员包括领队王清峰律师、励声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终止童妓协会秘书长李丽芬、台北市妇援会执行长何碧珍及台湾人权协会顾问黄默在内的访查团。访查团行前表示,在印尼停留期间除了与受害妇女直接接触之外,将拜会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鲁斯曼、妇女部及社会福利部等官方机构,希望藉由官方的介入,让这类的悲剧不再重演。


励声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收集印尼暴动期间,华裔妇女受凌虐的资讯,并希望能通过民间救援组织及妇女团体,搭起联络与救援的通道。


“立即停止排华暴行”、“严惩凶犯”、“我们要正义”……8月8日上午,在华盛顿的印度尼西亚驻美使馆门前,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近千名华夏子孙聚集在这里,抗议印尼暴徒今年5月在骚乱中对华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印尼使馆对面的人行道上,示威者举着“惩罚杀人犯!”、“印尼政府,世界在注视着你!”等标语牌,胸前戴着黄布条或小白花,表示对死难者的哀悼;街道边的一条条横幅上写着:“反对种族歧视!反对种族暴行!”、“停止对华人暴!”;人行道的一条长桌上,摆满了印尼暴徒对华人妇女施暴的照片,那不堪入目的镜头,触目惊心。


10时30分,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声援印尼华人人权联盟”召集人王楚以沉痛的心情宣布,向印尼暴乱中的受迫害至死的同胞默哀一分钟。


王楚讲话说,“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王楚讲话后,示威者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破了使馆区平日的寂静。


中午12时,示威者的代表将一封由数百人签署的抗议信递交给印尼使馆的工作人员。抗议信在列举了今年5月印尼暴乱分子对华人施暴的大量事实后说,历史正正进入21世纪,但印尼却发生了类似二次世界大战争中大屠杀的残暴行为。


在印尼使馆前的大道上,来往车辆的司机有的鸣笛,表示支持示威活动,一些美国人也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一位叫敦·斯泰龙的高个子美国人举着“惩办杀人犯”的标语牌,也随着人群高叫口号。他对记者说,“印尼暴徒对华人的蹂躏无异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实在是难以容忍,应该设立国际法庭审判犯罪分子。”示威活动持续到下午一点多。此前成立的“声援印尼华人人权联盟”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示威者来自华盛顿地区的40多个华人团体,他们是为了一个目的来的,那就是“为受害的印尼华人伸张正义,保护印尼华人的一切权益。”秘鲁华侨组织“中华通惠总局”最近在华侨华人社会发起签名运动,抗议印尼暴徒残害、凌虐华人。秘鲁首都利马和内地7个城市的华侨参加了这一签名运动。到目前止,仅利马的签名者就已超过1300人。在利马的签名处门口,张贴着强烈抗议印尼暴徒凌虐华人的标语。前往签名的侨胞看到这里张贴的印尼华人被残害和凌虐的图片,都感到无比愤怒。连日来,秘鲁华侨报纸也刊登文章,揭露印尼暴徒凌虐华人的暴行。


由英国各界华人组成的支援印尼华人委员会也在伦敦唐人街发起签名运动,抗议迫害印尼华人、奸杀华人妇女的野蛮暴行,强烈要求印尼政府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当地华人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支援印尼华人委员会将前往印尼驻英大使馆缔交签名抗议信。此外,全英华人社团妇女联合总会也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印尼暴徒残害华人。英国扬州同乡会等4个英国华人社团还于近日联合发表致英国及欧洲全体华人书,呼吁他们采取行动,敦促所在国政府要求印尼政府切实维护法纪,保护华人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会长张征雄率领多位总会领导人,把不久前交给印尼使馆的抗议备忘录副本,转交联合国驻马来西亚办事处,同时附上函件,分别转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秘书长安南。


张征雄对记者说,华总在7月24日已代表200个社团机构,提交三份抗议备忘录给印尼驻马来西亚使馆,表达马来西亚人民对印尼暴徒的不满,现在又把副本提交给联合国驻马来西亚办事处以及附上函件给秘书长安南,主要是希望把讯息传达给联合国,由这个世界最高组织去采取必要的行动。


他也呼吁有良知的人都能一致发出正义之声,阻止暴徒继续残害无辜人民。同时也吁请马来西亚华裔关注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必须站在正义一边共同谴责这种暴行。


由华总会长张征雄代表署名的公文函件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期望他促使联合国直接介入对印尼华裔遭受残暴杀害的事件,确实进行调查,确保行凶者都受到法律制裁。


海外一些华人社团、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最近纷纷发表声明、文章和讲话,强烈谴责印尼5月骚乱中不法之徒残害印尼华人的罪恶行径。


泰国中华总商会代表泰国华人华侨日前发表声明说,印尼华人华侨被奸杀者数以计,此等惨状,令人愤慨。声明希望印尼当局迅速制止迫害华人华侨的暴行,并严惩暴徒。


菲律宾中华总商会、善举总会等组织近日纷纷发表声明和公开信,对迫害印尼华人的罪行表示极大愤慨。菲律宾的一些华人华侨组织正在筹办对印尼华人的救援活动,准备向身处苦难的印尼华人提供救济资金。菲律宾华人华侨各界代表近百人在马尼拉举行集会,呼吁全世界华人华侨行动起来,帮助惨遭不幸的印尼华人,并敦促印尼政府认真调查华人妇女被强暴事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7月底东盟在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和地区论坛会议期间,菲律宾华人华侨还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东盟和联合国等地区和国际组织敦促印尼当局查处残害印尼华人的不法之徒。


菲律宾的华人报纸也连续发表文章,谴责践踏印尼华人的暴行。《商报》7月4日发表文章指出,印尼5月发生的残害华人的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于这种野蛮的行为,如不制止,印尼华人今后还会遭受苦难。《世界日报》发表的评论说,印尼5月骚乱期间发生的暴行是对全人类的耻辱,“理所当然要引起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们的愤慨和强烈谴责。”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7月25日发表讲话,谴责印尼华人遭受强暴和危害的事件,他说,正义必须获得申张,马政府对于印尼发生的暴行深表关注。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马来西亚华人总会副会长黄家定也发表声明,要求印尼当局对暴徒处以重刑,并切实保障华裔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前不久,马来西亚国内77个团体联合向印尼驻马大使馆递交抗议书,对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事件表示强烈抗议。马来西亚华人总会、13州中华大会堂和7大乡团代表马来西亚国内230个华人社团,分别向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强烈谴责和抗议印尼华人华侨被强暴和杀害事件。


新加坡妇女行动和研究会向印尼驻新大使馆递交一封抗议信。信中对印尼华裔妇女被凌辱表示震惊和极度关注,要求印尼政府将暴徒绳之以法。


在印尼暴乱中华人被迫害事件已引起世界各国关注。驻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就印尼发生集体屠杀、强奸华裔妇女及残害华人事件作出调查,结果将公布并交印尼政府,要求印尼关注华人被迫害问题。


 


 


 


 


 


 


 


 


 


 


 


 


 


 


 


 


 


 


 


 


 


 


 


 


 


海啸,我没捐款,这也是我唯一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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