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多次提到洋人写的这本书 有电驴下载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rar他们的耻辱，更是我们的耻辱
——也谈火烧圆明园
芦笛
火烧圆明园乃是大陆人家喻户晓的国耻，然而恐怕没有多少大陆人真正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真实过程，而且当局至今还不准他们知道真相。2006年初，袁伟时教授在《冰点》周刊发表了《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一文，试图还原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真相，然而该文刊出后却连累得《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一时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篇幅限制，袁文只是简略介绍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起因和大沽口战役，在论证“火烧圆明园本可避免”时也不够缜密。不熟悉历史的读者可能会因此认为，火烧圆明园是1859年英法公使进京换约时，在大沽遭到僧格林沁的偷袭引起的。窃以为，那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只是一系列原因中的一个，比这更严重的原因多的是。而且，大沽口之战到底能否算成偷袭还有待商榷。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个简单介绍，并就袁教授提到的大沽口之战略抒己见，以就教于袁先生和其他海内外高明。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茅海建教授已有翔实的专著《苦命天子》。这儿只能撮要简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该书。
诚如袁伟时教授引用的香港历史教科书所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是：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69－270页，转引自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中国历史课程网
http://hist.cersp.com/kczy/sxdt/200510/140.html ）。下面分别介绍。
1）外人入城
1842年签订的《江宁条约》（通称《中英南京条约》）规定：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1页，三联书店）
据此条款，英国人便要求进入通商的五口居住。其他城市都没有太大问题，广州人民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两广总督耆英劝说百姓无效，只好一味向英人推搪。拖到1847年，英国人实在不耐烦，挥军攻陷虎门，进逼广州，耆英这才答应两年后允许他们入城。两年期满后，英国人又来要求入城。此时总督换成了徐广缙，他和巡抚叶名琛一道组织了10万民团，准备武力违约，阻止英人入城。当时英国人并未准备打仗，便声明暂时搁置此事，但保留入城权利。
此事竟被朝野视为重大胜利，以为英国人黔驴技穷，“南人不复反矣”。道光特地赏了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还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林则徐也极度亢奋，效法徐、叶的榜样，在福州大搞“反入城斗争”，察看地形，张罗“调兵演炮”。天幸汉奸徐继畬在那儿当巡抚，才没让他惹出大祸来。
此后徐广缙被调去打发匪，叶名琛升任两广总督兼钦差五口通商大臣，那兼职便相当于今日之外交部长，盖当时朝廷不承认西洋各国与中国是平等关系，不许各国在京开使馆，而是让一个远离北京的地方官员去办理“夷务”，以确保天朝唯我独尊、君临万国的“国体”不受到挑战。
叶名琛以“反入城”起家，轻松愉快地当上了民族英雄。他总结的成功经验便是“以不变应万变”——不管鬼子提出什么要求，只需一律拒绝即可。他“反入城”的革命立场甚至坚定到这个地步：“亚罗号”事件（详见下）发生后，英军攻破广州，在城外持续炮轰总督官署，官署每五六分钟就被炮击一次。就在这种危急时刻，叶名琛还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从容镇静地坐在官署里，反复拒绝英军司令发来的要求入城的照会，最后更断然拒绝英国公使进城来和他会谈。在给包伶的照会中，他强调指出，“不准外国人进城是根据广东全省人民的一致的公意”，还说英国人已在1847年放弃了进城的要求，所谓同意延期两年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体面下台；在1849年他们就更是完全放弃了那要求，云云（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483页）。
在中国历史上，我还从未见过哪位民族英雄的胆气有他那么充沛，立场有他那么坚定。然而到底为什么？就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违反外交条约？
2）修约问题
1854年春，英国公使包伶援引《中美望厦条约》的12年后可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的最惠国待遇规定，照会叶名琛，要求修订《中英南京条约》与《中英虎门条约》。美国人根据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尽管条约尚未满期，也提出修约要求。
根据茅海建教授的研究，这要求并无法理依据，因为《中英虎门条约》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是给人民而不是国家的，何况修约并不在最惠国待遇之内（茅海建：《苦命天子》，157-158页）。因此，这个要求本可通过谈判驳回。但当时举国无一人懂法律，遑论国际法。叶名琛覆照拒绝了照会中的其他要求，但对修约的要求则故意不答，并拒绝在广州城内与包伶会谈。
因为叶名琛打交道毫无结果，英美两国的代表只好去上海与当局交涉，江苏巡抚告尔杭阿接见了他们，表示自己无权处理，要他们回广州去找叶名琛。于是他们北上到了天津白河口外（白河即今日之海河），得到两位低级官员接见。那俩官员宣布自己无权处理此事，只是来听取意见，但又拒绝了英美的修约要求。使节们于是怏怏南返，深信“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贸易情况的改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468 页）
3）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搜查了名为“亚罗号”的一艘香港船，逮捕了船上12名水手。英国领事巴夏礼赶到现场，要求水师把人交给领事馆审判，但水师拒绝了，带走了嫌犯。巴夏礼随即照会叶名琛，说“亚罗号”是在香港登记的船只，受香港政府保护，要求中方当着领事的面把被捕的人送回亚罗号。如果水手们被指控犯罪，应该送往英国领事馆，由他与中方官员会审。他还对中国水师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表示强烈抗议，要求中方为此道歉。
叶名琛覆照说，水师是到该船逮捕一个臭名昭著的海盗李明太，其他水手也牵连在内。亚罗号船主乃是中国人，无权悬挂英国国旗，何况当时该船并未悬挂英国国旗，不存在扯下的问题。
经过一番公文争辩后，巴夏礼于10月21日给叶名琛下了24小时的最后通牒。叶名琛被迫送回了逮捕的12名水手，但没有道歉。巴夏礼抓住叶未按他的吩咐将人当着他的面送回亚罗号，以及叶没有道歉这两个借口，把事情转给了香港总督兼英国海军上将包伶，后者下令香港英军进攻广州。
10月25日，英军攻到广州城下，并占领了海珠炮台。叶名琛下令停止对外贸易。27日，英军司令照会叶名琛，要求道歉以及履行允许外人入城的条约义务。叶不予理睬，于是英军便炮轰城内总督衙门。叶镇静地坐在官署里，下令悬赏杀死英军。28日英军轰塌了广州城墙，攻入广州，并列队进入总督衙门，以此来羞辱叶。叶当时恰好出外，幸免于辱。英军因为人数太少，随即从城内撤出，但仍然持续炮轰广州城。英军司令连续发来照会，要求入城，包伶也赶来要求入城与叶会谈，但都被他拒绝了。此后英军因兵力不足，便暂时撤离广州地区，攻占了附近的所有的炮台，使得广州成了一个孤城。叶名琛的对策是提高赏格，号召军民杀死夷人和汉奸。据英国人内部通讯，中方还焚烧了广州十三行，并在香港的面包中投毒（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489-490页）。此后战事时断时续，直到次年12月间英法联军大举前来，再度攻入并占领了广州。
在我看来，亚罗号事件完全是巴夏礼无理取闹。该船虽然在香港登记过，但执照已于该年9月27日过期，不能算是英国船只，其船员不该由中英方会审。就算该船确实是英国船，那按《中英虎门条约》第九款，巴夏礼也不能运用领事裁判权，盖该条款规定的是英国官员必须交出逃匿于英国船只内的中国罪犯，并没有授予英国领事审判此类罪犯的权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478页）。
而且，因为执照过期，亚罗号无权悬挂英国国旗。即使水师扯下了英国国旗，那也不能算是侮辱英国，只能看成是打假。茅海建教授认为亚罗号因为停在港内，当时不可能悬挂英国国旗，所谓“扯下国旗”云云乃是英方的伪证（茅海建：《苦命天子》，165页）。我觉得此说理由不足，也没有必要去研究此类问题 ——就算英国人说的是真的，那从中国船上扯下英国国旗也是无可指责的事。
总而言之，亚罗号事件完全是英方无理，叶名琛在此事上并未做错什么，既没有违约，更没有无故启衅。客观来看，这事件乃是英国人发难的借口，其真正的动机很复杂，既有扩大侵略的意图，又想为解决悬案施加压力，更是藉此发泄他们长期积累下来的挫折感，而叶名琛正是专门制造悬案的高手，是英国人挫折感的主要来源。
4）马赖神父事件
此事袁伟时教授已经在那篇文章里介绍过了（请参看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马赖是法国传教士，从1842年起便到广西西林传教，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杀死。在法国公使追查此事时，张竟然矢口抵赖。法国公使多次向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赔偿道歉，叶名琛或是置之不理，或是拒绝，于是便给法国用兵提供了口实。
根据中法于1844年10月签订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马在《黄埔条约》签订后留在西林，固然是违约行为，但西林地方官员杀他也是违约行为，何况中方始终没有出示马犯了死罪的证据。因此，我同意袁教授的评论：“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此乃晚清最典型的愚民昏官联手祸国的例证。
亚罗号事件传到英国后，英国国会下院通过提案，谴责英国在华官员擅用武力，这是英国人民良知的再一次辉煌表现。首相巴麦尊立即解散下院，重新大选并获胜。以后的事便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重演：1857年3月20日，战争贩子巴麦尊派额尔金作专使，准备正式动武。4月间，因马神父事件迟迟不得解决，法国政府也作出类似决定。11月间，英法联军在香港附近集结。12月12日，英法专使分别照会叶名琛，要求：（一）准许进入广州城；（二）赔偿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造成的所有损失。限十天内同意，否则联军就要进攻广州。叶名琛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于是联军于12月29日攻陷广州。
城破时，叶名琛临大节而不屈，拒绝逃走，于1月4日被英军抓到。被捕时他还保持着“上官威仪”。他后来被英国人送到加尔各答囚禁，在那儿绝食而死，壮烈殉国。而发起反入城斗争的英勇的广州人民则在英法傀儡政权统治下，乖乖做了将近4年的亡国奴，早着台湾、东北之先鞭。
占领广州后，英法联合照会中国政府，说两国的全权公使准备在上海与朝廷派出的全权大臣谈判，以便修改条约，满足英法以下要求：公使驻扎北京；外国人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增开通商口岸；改定内地税章；按期修订关税税率；剿灭海盗，保护基督教徒。照会警告说，若三月内中国不派全权大臣到上海开始谈判，或所派的大臣没有足够权限，或是他拒绝以上条件，则英法将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照会交给江苏巡抚后不到一个月，两江总督和巡抚就联衔复函，传达朝廷的答复：叶名琛因处理失当已被革职，他原来的职务由黄宗汉接替。朝廷禁止朝臣与外国人接触，因此使节们应该返回广州，去和黄宗汉谈判。当时美国虽不想发动战争，但也想改约，而俄国则想获得英美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获得的权益，于是英法俄美四国使节便决定效第一次鸦片战争故事，撇开不能作主的地方官员，直捣白河口（亦即海河口，著名的大沽口炮台就在那里），以期直接和清廷谈判。
1858年4月24日，四国使节齐集海河口，照会中国政府，限六天之内派全权大臣来谈判，解决一切悬案，否则英法海军就要占领大沽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这里必须说明，我还真不知道该把这种慢性迁延的奇怪战事定在哪一天发生，如果定于广州被攻破，则广州先后被攻破两次，到底该算哪一次？这场战事的特殊性，不但在于它时断时续，延时极长，由中英冲突变为中方与英法的冲突，而且始终表现出明显的局部冲突性质：无论是在广州打，在大沽打，还是在北京打，始终都是局部战争，与全国其他地方毫无关系。除了战火延烧之处，其他地方都是舞照跳，马照跑，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其中尤以上海最为有趣——在整个战争期间，当地官员都与英法官员保持良好关系，上海港成了英法舰队的补给基地和转运站。因此实在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开战时刻。而且，无论是中方还是英法，似乎都不曾宣战。想来想去，还是只有将英法在白河口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当成是战争的正式起点。
二、第一次签约
至此读者应能领悟，中外冲突只能靠外交谈判解决，但这儿有两种外交方式：
一种是民国职业外交家们的外交：中外关系一旦出了问题，立即就与对方谈判，力求及时化解误会，解决分歧，在尊重国际法与国际惯例、信守国际条约的前提下，尽可能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文明国家之间的外交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提出的要求一般是可以谈判的，不至于是一方强加条件，另一方被迫全部接受。哪怕就是二十一条，民国也不曾完全接受，而且后来还改约成功，收回了丧失的权益。
另一种则是叶名琛的爱国主义外交，亦即蓄意违反已有条约，对鬼子的照会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驳回，并坚决拒绝在城里与之会谈。于是所有的纠葛都只能积压下来形成悬案，使得鬼子忍无可忍，最后带兵上门，强迫中国与之谈判。一旦动用军队，立即就有军费问题，对方必然在要求解决所有悬案之外，还要求军费赔偿。此时中国就只能无条件接受对方全部要求。若不同意，人家就要动武。一旦开打，则赔款立即上升，变成层层加码的局面——打的时间越长，伤亡越大，则对方的赔偿要求也就越高，中方吃亏也就越大。
因此，说到底，这儿只有两种谈判方式可供选择：要么和平谈判，要么在刺刀下乖乖签字画押。任何长了脑袋的人都能看出来，作为弱国，中国只能采用第一种外交方式。然而不幸的是，国人奇特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咱们认为第二种方式才是英雄行为。于是中国“外交”便成了这种恶性循环：
拒绝谈判——对方动武——中国屈从，签订条约——反悔——对方再打，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再度屈从，再度签订条约——再反悔——再打——循环往复以至于鬼子攻入北京。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虽有十多年的间隔，但不过是这个循环过程的持续展开，可以视为一场拖延了的战争，它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庚子拳乱。中方这种反复讨打的德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暴露得最明显。奇怪的是，咱们竟然会把这种愚不可及的蠢事，当成神圣的爱国主义与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反复歌颂，足足歌颂了一个半世纪，于今尤烈。
因此，当英法专使1858年4月间带着舰队来到海河口之时，气概就完全不是当初在广州与叶大帅打交道时那样了。如今主客之势完全倒转，轮到他们来颐指气使，好把在叶大帅那儿积下的多年恶气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当直隶总督谭廷襄赶来和他们谈判时，英法专使便使出叶大帅那手来，借口他没有全权代表资格，拒绝会见。他们打的主意就是要教训教训中国，使之知道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5月2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通牒到期后，联军随即发起进攻，以1200人轻易击溃9000清军，没有死多少人便占领了南北炮台，主要伤亡是火药库爆炸引起的。5月26日，联军刀不血刃，轻取天津。5月30日，四国使节到达天津，接到中方照会，告诉他们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已前来谈判。二人到达后，便与四国使节谈判，先后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与《中法天津条约》。
前两个条约中方都未损失太大利权。俄、美都没有带兵来，所以不存在赔款问题。俄国获得了类似英国的在华待遇；美国则主要是强调“利益均沾”的最惠国待遇，并增加了潮州（后改为汕头）以及台南两个通商口岸。
中英和中法之间的谈判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中英的条约由英国专使额尔金提出，一个字都不许改动。中英、中法签订的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英法在京开设使馆，通商各口设领馆。
2．英法人士得前往内地游历通商，中国政府应保护传教士。
3．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府（即今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即今海口）、南京及镇江、汉口、九江为通商口岸。英法商船得驶入长江至长江沿岸各口岸经商；兵船亦得进入各通商口岸。
4．对领事裁判权作了更详细的规定。
5．协定关税，规定了内地子口税的税率。
6．最惠国待遇。
7．赔偿英国400万两白银，法国200万两；赔款缴清，方将广州城交还。
以上诸条款，只有兵船可入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是不平等的。赔款属于丧失利权，但那是当时的国际惯例，无话可说。增加新通商口岸与内地向外人开放反倒有益无害。然而当时朝野的心态正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一样，并不在乎那些丧失利权的条款。相反，公使驻京、增加通商口岸以及外人进入内地这三条，因为违反了传统的文明优越与权势优越心态以及种族隔离政策，被朝野视为奇耻大辱。咸丰最害怕的是公使驻京这条，以后所有灾难都是他这心病引发的。
中英条约的炮制者额尔金本人的评论是：
“条约中从中国政府所取得的各种特许权，就其本身来说并不为过分；除了领事裁判权的重要原则以外，并不超过各商业国家在习惯上相互自由让与的那些条件。但是，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些特权的让与等于一种革命，它涉及到在帝国传统政策上的某些最宝贵的原则的放弃。因此，这些让与的权利乃是从中国的恐惧中强取来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629-630页）
此话当然有轻描淡写之处——除了领事裁判权外，兵船能开进长江也损害了中国主权。但我觉得此话仍不失客观。国人所谓不平等条约，我看主要还是它们的签订违反了中国意愿，并不是真给中国带来什么灾难。就连领事裁判权与兵船进入通商口岸也不是毫无原因，前者是因为鬼子无法接受中国的野蛮司法，后者则是中国政府无法保护外国人的安全。考虑到当时中国处于内战，而且许多地区都有土匪暴乱，鬼子提出这条也是有原因的。
桂良知道，若不同意这些要求，鬼子就要打进北京去，而中国根本抵挡不住，因此乖乖在条约上签了字。英法舰队随即撤出津沽地区。
至此，中外冲突已经结束。如果中国此后信守条约，则也就不会有英法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提出更加苛刻的和约等一系列事件了。然而朝廷根本就不拿国际条约当回事，认为那是随时可以赖掉的一纸空文。桂良竟然向咸丰建议：
“此时英、佛（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样，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尚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第966页，转引自《苦命天子》201页）
咸丰打的也是赖账的主意，尽管他在条约上批了“依议”的朱批，等于他本人也签了字，然而当联军撤走，桂良回京请训时，他竟然指示桂良在与鬼子谈判关税时，以免去一切关税和允许鸦片合法输入，来取消条约规定的公使驻京、内地通商等条款。后来他更命令桂良在与英法谈判关税时，一举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外人至内地游历以及赔款付清前由英法占领广州作为抵押的四项条约规定！
由此可见，“礼义之邦”的君臣毫无信义观念，都把签订和约当成缓兵之计。这也倒罢了，但问题在于，这兵究竟要缓到几时？总不能永远缓下去吧？背信弃义撕毁条约，人家再度兴兵问罪，又该如何抵挡？满朝文武竟然无一人会想到这连白痴都能想到的问题！
此后发生的事决不是神智正常者能理解的。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这本是国际惯例。英法之所以要规定在北京换约，乃是因为他们占领广州后，在总督衙门里找到了中国与英、法、美签订的所有条约。这些重要文件竟然由地方官员保管，令他们极不放心。他们以为，如果条约在北京交换，就能由中央政府妥善保存。鬼子毕竟不懂中国的事。后来中国第一个外交部总理衙门成立，文件保管照样一塌糊涂。曾纪泽就曾发现，必须立即转报朝廷的重大外交文件以及含有重大机密的使节函电，竟然杂乱地扔在衙门里，任何人想看都不是问题。
鬼子大概再也没想到，进京换约给咸丰带来了无穷恐惧和烦恼：鬼子使节进京，必然要朝见皇帝，而鬼子绝不会实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就意味着由他这个“ 天下共主”君临万国的神话再也无法绷下去，传统礼教势必崩摧。这还得了？所以，当时的“外交”的中心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防止使节进京换约。
根据条约规定，英、法、美都任命了驻华公使，由他们代表政府与中国换约。1859年6月间，三国公使到达上海。桂良力劝他们不要进京，但英国公使卜鲁斯通知他，一年的限期快到了，在换约之前不考虑与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接着便与法国公使一道率舰队北上，准备按前年走熟的老路，由渤海经海河，取道天津进京。接下来发生的事，便是咱们永恒的骄傲：大沽口战役。
三、大沽口战役：半心半意的偷袭
袁伟时教授认为，大沽口战役乃是僧格林沁奉咸丰之命偷袭（“悄悄击之”）英法使团，最终导致火烧圆明园，他的结论是：
“1． 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 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 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愚以为，这些话似有过于简化之嫌。偷袭使团当然是咸丰想出来的馊主意，大沽炮战也具有明显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发难的特点，但是否可作简单道义判断，则有待商榷。
如前所述，英法使节进京换约，乃是咸丰最大的恐惧。为了防止这噩梦成真，他命令桂良力争改为在上海换约，但为额尔金拒绝。咸丰最后只好让了步，同意公使入京换约，但必须按藩属朝见的常例办理，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并陈列仪仗，换约后立刻离京南下。
待到英国公使卜鲁斯上任时，桂良又反复力劝，让他不要北上。但英国政府早给卜鲁斯下了详细指令，规定他必须由“充足的海军武力”伴随，确保在北京能享受“ 光荣的接见仪式”，拒绝一切隐含贬低他的地位的礼仪，以及要他在其他地方换约的要求（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648页）。
鬼子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他们早就腻透了我大清的天朝心态，想以此举让清廷明白，他们并不是天朝藩属，而是平等的国家，因此应该受到相称的礼遇，如同他们后来接待中国使节郭嵩焘、李鸿章等人一般。这就是人家对“国家尊严”的理解。当时这种观念并不存在于国人心中，乃是让鬼子用武力教会咱们的。缺乏这观念，把鬼子当成进城的乡巴佬，恰是两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无法劝阻，桂良等人只好照会英法公使，保证他们将得到友好接待，但请使团把战船停在海河口的拦江沙以外，再带着少量行装和适当数目的随员进京（ibid，650页）。
因此，英法使团进京前已经得到中方明确指示，不能将战船开入海河，必须将之留在外洋。英法使团无视这一通知，擅自将战船开入中国内河，属于违反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方偷袭驶入海河的战船，也无可指责。
却说一年前英法轻取天津，吓坏了咸丰。此后他将清廷唯一的悍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派到大沽，负责加强该地的防卫。该地驻军增加到一万人，增设了几十门重炮和上百门小炮。僧格林沁更在海河中设置重重障碍，堵塞了航道，以防英法故伎重演。他还非常关注部队的训练演习，奖励那些射击准确的炮手，极大地改善了驻军的战斗力。有趣的是，他还首创我军的地雷战，却被郭嵩焘嘲笑了一番：
“北塘营垒过小而不得地势，有建议环村为城以守者，舍此更无良法。僧邸撤防，而伏地雷其中，此小作戏剧耳。海滨斥卤苦湿，埋之掘之，至于数四。即令夷人悉数陷此而机发，极其量伤毙数十人而止。一巴夏礼不足为夷存亡，数十夷率足为夷轻重乎？李麟遇支销军费，且果足名雷否？使有触即发，埋之掘之，至于数四，不如是之悄寂矣。”（ibid，407）
这意思是说，北塘的营垒太小，而且地势不利，有人建议筑城固守。僧格林沁考虑之后，撤走了驻军，却在军营里埋下地雷。海滨地湿，埋下去又挖出来，反复多次。郭嵩焘认为这完全是儿戏：就算夷人全部踩上地雷，顶多也只能炸死炸伤几十人，无关大局。花钱买来的地雷是否伪劣假冒只有天知道。如果真有效，那么埋挖多次，早就给触发爆炸了。
然而人民战争从来是咱们祖传的克敌制胜法宝。当咸丰听说英法公使不听劝阻启程来京后，当即把这高招使出来，这就是袁教授引用过的郭嵩焘的记录：
“怡邸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仍由水陆达通州入京，以此间防堵方严，不能听其径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大抵此次为入京第一次，由何路入口，在途并入京仪节，须与定约。后有违言，即为背约。中国稍以礼自处，而有辞以声夷人之罪，以战亦为有名。今之忽悔忽和，持论不决，追念去岁燕山相国诸公主款之议，遗憾岂有穷也。” （《郭嵩焘日记》第一卷，233页，标点符号由我准其文意作了改动。）
这意思是说，怡亲王到僧营传达密旨，说如果夷人不按藩属朝贡仪式，硬要将战船驶入海河的话，就派兵化装为乡勇偷袭。在座的郭嵩焘说，凡事都得名正言顺，这计谋得从长计议（那意思就是委婉表示不妥）。僧格林沁和大家商量了许久，觉得内河已被阻断，不能让夷船开入。最后商定给皇帝上奏，建议让使团在北塘登陆，从陆路入京。郭嵩焘还附片说明，这是夷人第一次进京，最好事先约定在何处入口，走哪条路，礼仪规定什么。以后若夷人不遵循，那就是背约，中国就有了问罪的理由。即使是战，也师出有名。不能一会儿要和，一会儿又反悔，重蹈去年夷人打到天津、被迫签约的覆辙。
这里必须说明，因为古文是原始语言，又不加标点，所以那“附片”是谁写的，其内容是前面的话还是后面的话，只有天知道。原来“附片奏明”前面是逗号，后面是句号。如此则后面那些话完全成了郭嵩焘在日记中发的感慨，而不是向皇帝的进言。我揣摩再三，认为那是写在奏折附片里的话，而那附片是郭嵩焘写的。但这揣测有待档案证据验证。
如果我的揣测正确，则郭嵩焘其实打消了咸丰发动人民战争偷袭使团的念头。咸丰接受了僧格林沁让使团在北塘上岸，取陆路入京的建议，同时也接受了郭 “先礼后兵”的建议，所以才会连下十几道诏书，让僧格林沁去晓谕夷人，请他们改道。如果英法使团接受了中方要求，如美国公使一样在北塘登陆，轻车简从入京，则也不至于有大沽口之战。
不过英法使团不可能同意咸丰的要求。前文已经讲过，卜鲁斯接到的指令是要由海军随行，以确保得到与其身份相称的礼遇。美国公使按中方要求做了，被中方用骡车拉到北京，受到变相软禁，而且未能在北京换约，却被送回北塘，在登船前才匆匆换约。他受到的接待被西方认作严重侮辱。因此，即使英法使团按中方要求做了，也只会因自觉受辱而再度武力报复。
总而言之，无论是咸丰还是僧格林沁，处理此事都毫无章法，正如郭嵩焘说的“忽悔忽和，持论不决”。让使团在北塘登陆，取陆路进京的建议是僧格林沁提出的，但他在接到皇帝的十多份诏书后，在夷船抵达海河口多日后，仍迟迟不去通知夷人，请他们在北塘上岸，由陆路入京。迟至6月25日早9时，卜鲁斯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让他改道的照会，但24日英国舰队司令何伯已经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此时何伯正在河道中准备发动强行通行。而卜鲁斯此时正在外洋的大船上，距何伯所在的炮艇约有八九英里，不可能及时通知何伯（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658页）。
不仅如此，僧格林沁还严格执行了咸丰爷发动人民战争的号召，甚至蓄意不让英法知道咸丰指定的进京路线。早在6月16日，何伯就想向当地官员预告公使到来，却被化装为民团的官兵拦阻，未能上岸。他求见当地官员，却被告知当地并无官员也无官兵，只有民团，河道也是百姓为防奸细，自己花钱阻塞的。20日何伯再度试图登陆，查明是否已为公使开放通道，但被化装的官兵再度拦阻，他们再度否认当地有官员，说自己是民团不是官军（ibid，650-651页）。
奇怪的是，6月24日，美国公使的翻译却又被允许登陆。一伙衣破褴褛的丐帮专门在码头上恭候他，其中两个“叫花子”用官员的口气通知他，去天津的河道已被阻断，直隶总督恒福正在十英里之外的北塘等着接见公使。美国公使因此得以在北塘登陆，受到恒福接见，并被送到北京去（ibid，652页）。
美国公使享受到的不同待遇，提示中方在此使用了祖传的“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统战策略，蓄意不许英法人员登陆，并故意不通知他们在北塘上岸、由陆路入京的安排。但这到底是谁的决定就无从查考了。然而既然决定偷袭，直隶总督恒福又何必通知卜鲁斯改道？看来唯一的解释是中方不仅“忽悔忽和，持论不决 ”，而且毫无统一部署，互不通气，以致最后弄成个“半偷袭”。
眼见河道被重重铁链与木桩封锁，英法公使会商后觉得，进京换约早就多次通告了中国政府，如果被拦阻即放弃有损国家威信，因此必要时必须强行开道，挫败僧格林沁将他们阻于河外的企图，以打击主战派，让主和派意见抬头。为此，卜鲁斯以英法公使的联合名义，下令让舰队司令何伯清除障碍，打开河道（ibid，651-652页）。
何伯24日送了一份最后通牒到岸上去，25日早10点开始强行拆除障碍。此时清军使出了骄敌之计，炮台上既无旗帜也无官兵（平时都有大旗，至少每十名兵就有一杆旗），好像都给放弃了。僧格林沁的阻塞工程卓有成效。英军拆除障碍相当困难。下午三点，海军陆战队和工兵准备护送卜鲁斯登陆，但因退潮失败。炮战就在此时爆发了。
究竟是哪方先开炮，双方各执一词。我看明摆着是清军突然发难，否则此前他们不会故意作出放弃炮台的模样来，也不会坐视英军拆除河道障碍，长达5小时之久而不去交涉。不管怎样，僧王爷在练兵上花的功夫没有白费，清军炮击异乎寻常地准确，使得英军遭受重创，4只炮艇被击沉，2只失去作战能力，25名水兵和64名海军陆战队员被打死，93名水兵与252明海军陆战队员受伤，伤亡总数434人，占登陆军队半数以上，舰队司令何伯也受了重伤。法国巡洋舰也参加了战斗，但收效甚微。
目睹此景，美国巡洋舰长达特纳尔喊着“血浓于水”的口号，指挥他乘坐的轮船“道义丸号”参与了战地救护，但并未如我党宣传的那样以军舰参加了战斗，而且，那是他个人的行为，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美国公使历来强调本国的中立立场，登陆也是乘坐包租的轮船而非军舰前去的。
英法舰队遭受重创之后，狼狈撤退，逃回上海。尽管被击沉击伤的只是炮艇，大船因为吃水较深，无法开入河道，但此役乃是自鸦片战争一来中国取得的唯一一次大捷。捷报传至神京，举朝腾欢，人人歌颂僧王爷神武，却丝毫想不到击沉了几艘炮艇，并不是在人家本国扔下灭门的超级氢弹。英法吃此大亏，绝不会善罢甘休，必然要以十倍的疯狂卷土重来，那时便无法再靠人民战争的暗算取胜了。
尽管大沽炮战是中方突然袭击，而且事前搞了许多欺骗花招（所谓“兵不厌诈”是也），但从道义而言，我并不认为中方理亏。前文已经说过，英法公使还在上海时，桂良等人就已经给他们发过照会，要他们把战船留在口外，轻装简从入京。他们无视这一正当要求，违反中国主权，擅自将炮艇开入中国内河，中方当然有权采取任何手段制止之。
而且，就连具有相当明显的感情倾向的马士都承认，卜鲁斯所奉的英国政府训令明确规定了他进京的路线是通过白河口、天津再到北京，最恰当的方式是乘坐一艘英国兵船到天津，英国政府已为此命令舰队司令给他派一支足够的海军到白河口。因此，英国内阁实际上已经预见到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并曾命令他“坚决地但要温和地去抵抗任何（企图制止他前往北京）的提议”。所以，即使卜鲁斯及时接到中国政府通知并能立刻通知何伯，他也不大可能遵令改道（ibid，658页）。
更何况中式三韬六略只有改善自我感觉的心理效应，其实蒙骗不了鬼子。连鬼子的历史学家都承认：
“这位英国海军上将早知道炮台已经武装起来，该河的通路已被阻塞。……有些参与何伯海军上将行动的英国官员，曾公开否认中方有任何背信行为，或是有过出乎他们所料的计谋。他们说，他们完全明白，炮台将抵抗公使们强行开路沿河上驶的行动。”（麦卡瑟：《现代史》（Justin McCarthy：A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第三卷，第二六六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655-656。芦注：因为译文太蹩脚，引用时作了适当润色，以便读者理解。）
因此，如马士所说，英法公使犯的错误，不是受骗，而是轻敌（ibid，659页）。我可以补充的就是，中国在此事上犯下的错误是智力上的，不是道义上的。它虽然在法理上无可厚非，但只能引来巨大灾难。偷袭之所以荒唐，不仅在于它的严重恶果，更在于那令人无法置信的“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的龟孙子兵法——国人哪来这种底气，认定鬼子个个是白痴，所以会相信那俩官员真是乞丐，河道阻塞工程也是百姓自己掏钱完成的？而全民对这种“小作戏剧”的狂热爱好，何以到今天还不能放弃？国人始终不明白，搞这些骗不了人的小动作，只会让外人心生厌恶与鄙夷，危害中外邦交。在那个时代只能诱导列强得出这结论：中国人毫无荣誉感，只懂拳头一门语言。
四、火烧圆明园
1860年3月8日，英法公使给清廷大学士和军机处下了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无条件接受四项要求：1）就大沽炮战道歉。2）在北京换约，使节们可以乘坐本国船只前往天津。3）全面执行《天津条约》，特别是支付赔款。4）对签约后发生的事件另作赔偿。通牒由两江总督何桂清代递。
4月5日，英法公使收到何转来的军机处的回答。它不是给公使们的照会，却是军机处给何总督的回复。该文充满了道义优越感和必胜信念，拒绝了公使们的要求，要他们如美国公使一样，不带兵船，轻装简从入京换约。该函还附有给总督的指示，要他在公使们北上前设法改约，而何桂清竟然也就把这内部指示照转给英法公使！
最后通牒被拒绝后，英法便再次对中国悍然发动战争。这次英军出动了79艘军舰，2万陆军；法国出动军舰40艘，陆军7600人。4月21日，英军占领定海。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6月4日，法军占领烟台。至此，英法联军已完成对京沽地区的战略包围。6月26日，英法通知各国政府，它们已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
中国这边也加强了防卫。驻防天津、大沽、山海关的清军增至2.9万人，其中大沽驻军1万人（双方兵力据《苦命天子》，209页）。
所谓大沽炮台，其实是一个海岸炮台集群，位于海河口南北两侧，分别称为“南炮台”与“北炮台”（读者可在谷歌搜索中打入“大沽炮台”字样，找出卫星地图来）。一年前联军吃过苦头，知道大沽炮台防守严密，炮火猛烈准确，而大船又无法驶入河口，以小炮艇应战只有挨打的份。于是此次联军便使用《孙子兵法》说的“避实击虚”（大概是看了传教士从中国偷去的古籍）。8月1日建军节那天，联军在离大沽炮台约十多英里的北面的北塘登陆（也就是头年咸丰给使团指定的登陆地点）。该地毫无防卫，联军在彼从容登陆，从容休整。
8月12日，联军开始进攻，在攻占新河时击败了六七千蒙古骑兵冒着炮火的英勇冲锋。14日，联军占领了塘沽，完成了从后面进攻大沽北炮台的准备。 21日，联军克服了清军的顽强抵抗，先攻占了上炮台，然后居高临下（大概也是从中国古籍中偷学去的兵法），用上炮台的大炮轰击据守下炮台的清军，使之投降。下午，火力更强大的南炮台一炮未放便投降。联军一共俘获五百多门大炮，打死打伤清军2千多人，英军伤亡200，法军伤亡130人。
联军登陆后，清廷才知道害怕了。8月6日，直隶总督恒福致函英国专使额尔金，说他欣闻贵使前来换约，他本人奉命与贵使商谈有关事宜，请英法使节指定一个时间以便会晤。联军占领塘沽那天。恒福再度照会额尔金，说他不明白联军为何要开始敌对行动，并告知额尔金，皇上已指派了一位钦差大臣，在北京恭候专使们前来谈判。16日，他再度致函额尔金，说钦差已经奉命前来大沽谈判，请求对方停战。17日与18日，他连续致函额尔金，说两位钦差已为换约的事专程前来北塘，问专使们准备何时前往北京，中方好安排接待。
此后他几乎每天一封信，基本精神都差不多，那就是好像1859年6月间的事从未发生过（或1859年根本就不存在，待考），这次联军是特地来换约的。这种兵法来自于哪本没被鬼子盗走的古籍，我尚未考证出来。只是在大沽炮台陷落那天，他发给额尔金的信才有点不同。他说，北炮台陷落已经显示了联军的优越武力，清军已被打败，请求投降，并已自南炮台撤出，他呼吁停止敌对行动，请专使们由大沽口沿河前往北京（670-671页）。
额尔金哪会去理睬他的绝望呼吁？这些“外交”的唯一效果，便是让后人慨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些信要是在一年前发出，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么？
尽管21日天降暴雨（大概是诸葛军师祭东风使然），联军仍然继续推进。8月25日，英军再度兵不血刃进入业已撤防的天津。9月8日，英军向通州方向挺进，先头部队于13日抵达河西务。
天津乃是直隶总督衙门所在。舰队司令何伯到达该城后，即把恒福以及两位钦差文俊和恒祺召到他的旗舰上，对他们宣布，该城已处于联军军管之下，文官仿照广州的办法留任。按清制，总督是军政大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如同后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因此恒福在联军看来不属于文官，在罢免之列。恒福抗议说他仍然是当地最高当局，但何伯根本不理。恒福不知道，他没变成战俘就算上上大吉了。何伯接着宣布巴夏礼临时管理天津。
读者可能还记得，这巴夏礼原是广州领事，乃是“亚罗号”事件的主角。广州被占领后，他充当所谓市政委员，其实是柏贵的太上皇。因为他汉语流利，额尔金此次北征就特地把他调来，充当英军翻译，他常代替额尔金参与谈判，在谈判中非常活跃。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中方官员都倾向于和他交谈，以为他是“夷酋 ”。
8月25日，桂良照会英法专使，说他和恒福奉命前来换约，并就最后通牒举行谈判。英法复文说，最后通牒乃是3月份的事，早就过期了。如今的条件是：将赔款增加到英法各8百万两；开放天津作为通商口岸。9月2日，钦差大臣们复文接受条件。但英法却根据复文中“容再核议”一语，认为钦差们的授权不充分，借此中断谈判，宣布到达通州前不再恢复和谈。
9月11日，随军前进的专使们在杨村收到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穆荫的紧急照会，说他们已被派为全权钦差大臣，请专使们免去前往通州的鞍马劳顿，率军返回天津，在那儿举行谈判。专使们重申不到通州不谈判的方针。此后载垣和穆荫接连照会英法专使，请求他们停止前进。13日，全权钦差们终于发文表示接受各项条件，请求联军不要越过河西务。专使们可以带一小队非武装护卫前来通州会商，拟定条约，再到北京换约。
收到此文后，额尔金决定派巴夏礼与威妥玛（也是个中国通，后来担任英国公使，以发明“威妥玛拼音”为汉语注音而知名，退休回国后任剑桥大学教授）前往通州，会晤钦差大臣们，查明他们的真实意图。两人发现两位钦差特别是怡亲王极端客气，毫无过去天朝官员对夷人趾高气扬、纡尊降贵的作派。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钦差们终于接受了英法的所有条件，包括英法专使可带一千名武装卫兵入京，以及联军在张家湾以南停止前进的修正条款。
巴夏礼和威妥玛把钦差们的复文带回来以后。英法专使觉得，所有能提出来的条件都已经得到满足。而且，他们知道怡亲王深受皇帝宠信，拥有实权，由他经手达成的协定大概能算数，于是就回信同意了钦差们的复文。
至此战争即将结束，只待双方正式签约。不料巴夏礼等人带着专使们的复文于9月17日返回通州时，钦差们的态度却大变。他们强烈抗议英方提出的额尔金必须觐见咸丰皇帝，并向他呈递英国女王的国书。这是咸丰最大的心病，钦差们宁死也不会同意。
早在通州谈判开始前的9月14日，咸丰就曾下旨给怡亲王，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芦按：指通州），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筹办夷务始末》第7册，2290页）。
此时“夷酋”竟然提出天朝万万不能接受的条款，当然只能遵旨将其擒住，“以杜奸计”。于是怡亲王立即通知僧格林沁派兵埋伏在来路上。巴夏礼一行在返回英营途中就被抓了起来。
咸丰认为巴夏礼乃是夷酋，抓住他作为人质，自然对方就会屈服，此乃中国古籍上早就传授过的兵法，据《史记•刺客列传》：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这个曹沬，也就是初三语文教科书上《曹刿论战》那个能远谋的素食主义者。他率领鲁军和齐军打仗，三战三北。鲁庄公只好割地求和，齐桓公同意了。两国元首就在柯这个地方会见，筑坛告天，以彰信守。曹沬却冲到坛上去，劫持了齐桓公，用匕首威逼他退还所有的土地，齐桓公同意了。曹沬就扔下匕首，回到了臣子们的位置上。齐桓公想变卦，管仲告诉他，说话不算话，会失信于诸侯，以后有事人家就不会来帮齐国了。于是齐桓公就把侵占的土地全部还给了鲁国。诸侯因此觉得齐国很讲信义，纷纷归附。两年后桓公在甄这个地方大会诸侯，开始称霸。
可惜巴夏礼并非齐桓公，而额尔金也非管仲。当巴夏礼被俘时，英军前锋按和约规定的停火线，前往张家湾，却发现僧格林沁两万人的部队埋伏在那儿，并修筑了炮台，于是开战。英军只有4000人，但装备先进，炮火猛烈，大败僧军。
午夜，额尔金接到巴夏礼被抓的消息，大为震怒，觉得中国背信弃义，在停火协议达成后，又在指定由英军占领的地域设伏，并抓捕打着白旗的谈判代表团。于是他会见英法两军司令，说中国人的背信弃义已经解除了他们的停火义务，只有进攻才能保障巴夏礼等人的安全。两位司令都同意他的看法，于是联军向北京挺进。
9月21日，5000联军与僧格林沁率领的3万清军在距北京8里地的八里桥遭遇，再度大败清军，通往北京的道路就此打开。但因为接连交战，联军的军火已经消耗殆尽，于是联军便驻扎在通州，等待天津运来补给。
9月22日，英法收到恭亲王奕发来的照会，说他受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要求英法停火。英法复文表示，不放回俘虏就不能停火，更不能恢复谈判。恭亲王复文表示所有的俘虏都平安，但要等到和议达成后才能释放他们。25日，英法专使照会恭亲王，若中方能在三天内交回俘虏、愿在通州达成的和约上签字、并在北京交换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则联军将退回天津，在那儿停留到春天。否则联军将“向北京挺进，并采取步骤以证明国际法是不容任意破坏的”。
如果恭亲王就此让步，那么就算战争不至此结束，起码火烧圆明园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惜恭亲王坚持要在和议达成后才交回俘虏，并要求英法在觐见皇帝一事上让步。
英法使节不知道接受鬼使觐见乃是咸丰最大的噩梦。天朝并无西式国家利益概念，只讲究“不失国体”（也就是政府不能丢脸），只要不违反这神圣原则，则“什么都可以谈” ，至今仍然如此。若是他们同意不再去和咸丰敖包相会，只怕巴夏礼等人立刻就给放了回来，而且再追加多少赔款都不是问题，反正我大清有的是钱。
可惜鬼子不懂人事，竟然回复说他们并不坚持朝见皇帝，但只有见到皇帝，他们才能呈递各自的君主（当时法国由拿破仑三世统治）的国书。这TMD也是屁话，此时咸丰早逃到避暑山庄去了，第二年就咽了气，再没活着回京。鬼佬们想看他的英俊面容，只有等到自己也下地狱那天。后来国书乃是恭亲王代接的。
双方就这么不得要领地鱼雁往还了两个礼拜。在此期间，联军得到了足够的休整补充与增援。10月5日，联军接到情报，皇帝正在圆明园，而僧格林沁则率军驻扎在海淀拱卫之。联军当即向僧格林沁发动进攻，清军不战而退。右翼法国陆军和英军的一支骑兵部队推进到圆明园，立即被宫内无数奇珍异宝眩花了眼睛。第一天他们就放手开抢，抢劫持续了好几天。据英军某上校回忆，参与抢劫的主要是法军官兵和英军军官，英军士兵因为驻扎在几英里之外，没有获得抢劫机会（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684页）。
如同跟着狮子吃死尸的鬣狗一般，一大群中国烂仔紧跟在联军之后入园抢劫。据那个英军上校说，中国人抢劫的赃物比联军抢劫的还多（ibid，684 页）。他们抢完后还放火烧园，只是未能遍烧全宫，还留下了两百多所建筑（ibid，690页）。因此，不幸的是，圆明园的第一把火乃是中国人放的。
10月7日，联军给钦差恒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遣返俘虏，否则要猛攻京城。但若中方照办，则英法愿意签订通州谈判拟定的协定，并交换1858 年《天津条约》的批准书。为了防止中国背信弃义，他们要求在专使进入北京前把安定门交给他们。恭亲王屈服了，10月8日，巴夏礼和其他7名幸存者被送回联军军营。10月13日，联军通过大开的安定门进入北京。
被捕的巴夏礼一行共39人。尽管恭亲王曾在照会中保证过他们的安全，但最后放回的只有19人，其余的20人都被折磨死了，幸存者也备受虐待。道义姑不论，即以中国人最精通的“利益博弈”而言，这也大概属于人类干的最蠢的事之一：你既然要绑票讹诈对方屈服，哪能轻易撕票涅？撕了肉票，还有讹诈的资本么？干这种蠢事的人，怎么就会想不到如何善后？到时交不出人质，对方变脸又该如何抵挡？
对方果然变脸了，英法专使和司令们商议如何惩罚中国人。英国专使额尔金建议毁坏圆明园，因为他认为有的俘虏曾在那儿被虐待；法国专使则认为圆明园不过是个别墅，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应该去毁灭皇宫，让中国皇帝彻底丢脸。法军司令曾亲眼目睹自己所率的军队疯狂劫掠圆明园，此时却出来支持他的上司，说毁灭圆明园是毁灭文化的暴行，而英军司令也支持他的上级，认为中国人既然接受最后通牒，交出了安定门，再去破坏皇宫就属于背信行为。于是英军司令便发布了毁坏圆明园的命令。10月18日，英军在司令格兰特的指挥下在园内到处放火，训练有素的军队当然要比中国烂仔更有效，于是幸存下来的两百多所精美建筑便统统化为青烟。
10月24日，英国专使在大批卫队簇拥下，耀武扬威地通过排满了英军的街道，前往礼部，在那儿与恭亲王签订了《北京条约》，并互换了1858年的《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次日，法国专使以同样的派头重演了这一幕。十一月间，英法军队撤出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的相同条款是：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赔款800万两；允许两国招募华工出国。不同条款是英国“永租”九龙司，而法国则获得在各地的传教权，中国还必须将过去没收的天主教产赔还法国， “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引号内的这句话并不见于法文文本，只见于中文文本，乃是负责中文翻译的法国传教士私自加入的。可见精通三韬六略的天朝是何等地容易糊弄，连个传教士都能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条烂规定让天主教在各省获得巨大权力，为后来的教案作了铺垫。
咸丰皇帝为了维护“天朝国体”的神圣原则，使尽了龟孙子兵法，最后不但增加了战争赔款，失去了九龙司，而且让“万园之园”化为青烟，无数奇珍异宝、名人字画、孤本秘籍就此散入五大洲。他这面可真难见。汉语中常说见谁谁的“金面”，我看他那面比英国女皇皇冠上的钻石还值钱。
五、他们的耻辱和我们的耻辱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双方都是耻辱。火烧圆明园的罪恶勾当，是英法永远也洗不去的耻辱，暴露了那两个所谓“文明国家”乃是毁灭文化的强盗。有的西方学者为之辩护说，既然中国违反国际公法，抓捕、虐待并杀害和谈代表，当然理应受到惩罚。这种辩护完全是对程序正义的无情践踏——以更大的罪行去惩罚罪行，乃是对西方法治精神的无情嘲笑。
退一万步说，就算火烧圆明园是justifiable的，那此前的抢劫又算什么事？那时联军还不知道39名人质已有20人丧生，而且恭亲王也答应了战后释放他们，联军还有什么理由去抢劫那些稀世珍宝？抢走了那么多横财，还有什么脸要求战争赔偿？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罪行，咱们也足足谴责了一个半世纪了。然而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火烧圆明园也同样是我们的耻辱，它暴露了中国人敢于自杀善于自杀的令人无从置信的惊天动地的愚蠢。这在我看来比英法的兽行还更丢脸——人家好歹是伤害外人，并不是施施然、恬恬然、昏昏然、大义凛凛然地伤害自身。
可惜国人只会自欺，唯一的智能便是抓替罪羊。150年过去了，咱们能总结出来的 “教训”，一共也就是两条。
第一条是斯大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咱们认为，帝国主义本是不讲道理的豺狼，奉行的乃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中国的全部过错就在于自家落后，所以唯一要做的，便是富国强兵，却不知道中国挨打绝不只是落后使然，在很大程度上更是自己去招惹来的。因此，在那名言之后，恐怕还得加一句：“弱而好自傲、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就要讨打”，这才算是比较客观全面的总结。
另一个替罪羊当然是鞑子皇帝。在许多国人心目中，如今满人正在取代官方宣传中帝国主义的经典替罪羊角色。据说一切灾难都是满洲人造成的，如果汉人当家就绝不会有那一系列耻辱。
的确，连白痴都看得出来，如果不是咸丰皇帝莫名其妙地害怕见“鬼”，怕到真的去见了鬼，则根本也就不会发生那一系列灾难。
不幸的是，若用传统礼教来衡量，咸丰皇帝非但一点错都没有，而且还是以身殉教的名教楷模，君臣之礼乃是天理大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万世而不朽。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不对皇帝行跪拜大礼的臣子。咸丰难道能去开那罪恶先例，作万世笑骂的昏君？如此名教罪人，非但死了见不得祖宗，而且必然遗臭万年。满清皇帝的敬业精神可不是明朝昏君能比的，虽然才干不一，但个个兢兢业业，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咸丰也不例外。他深明大义，能在这种原则问题上马虎过去么？
所以，要抓替罪羊，最后只能抓到礼教头上去。可惜老芦无学，还不知道孔老二原来是骚鞑子，更不知道林则徐、叶名琛乃至义和团等前仆后继的民族英雄们都是哈迷蚩后人。这倒是个学术攻关课题。在我看来，义和团绝对是胡人后裔，我早就用语音学证明过北方人多是胡人后代了。中科院某院士领导的线粒体DNA 研究报告，其发现与我的结论完全一致。林、叶则比较难些，一是福建人，一是湖北人。孔丘就更不用说了，他虽然是俺们山东老乡，可惜那阵子哈迷蚩好像没来得及出世呢。
事实上，如果当时是汉族当家，情况只会更糟糕。幸亏满鞑子是归化移民，在传统文化里没扎下太深的根，因此还没有汉人那么僵化，还保留了一点应变的智能。我早就有这种感觉，记得曾写在《中国ABC》中。后来看到西方学者的专著，其论点跟我的观点完全一致：最初采取应变措施的还是满族高官，诸如恭亲王奕与文祥。两人都是洋务运动的最先推动者。恭亲王初步破除了天朝心态，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外交部总理衙门，并以之为基地，发动了最初的改革。没有他在中枢主持，则洋务运动根本不可能得到朝廷批准。
文盲的意淫谬论不足论，当年肃亲王早就驳过了。民初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内外交困，把外蒙西藏都丢了。肃亲王乃问民国某高官曰：你们说我们不行，丧权辱国，我们于是逊位让国，请你们来治理，现在怎么样了啊？问得那高官无言可对。他还不知道后世民族英雄毛泽东、周恩来拱手相让万里河山，主动割让外蒙，放弃藏南和滇西领土，向外国赠送的金钱恐怕超过清朝全部战争赔款的总和；江泽民放弃唐努乌梁海；胡锦涛放弃东海油气田主权……。这些人到底是伟大的汉人，还是哈迷蚩的后代啊？
说到底，可悲可耻之处，不在于过去的失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是国人至今只有寻找替罪羊的“智能”，却死也看不出中国在近现代遭受的一切灾难与耻辱，其内因就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全民惊人的低智商。
这可不是我以现代眼光作事后诸葛亮，乃是先知先觉郭嵩焘的深刻观察。他没能预见到的是，150年后，这种“文化诱导性智障”（Culture-induced mental handicap）仍无痊愈模样。
郭嵩焘于1859年被咸丰派去协助僧格林沁加强大沽口的防务。到任不久，他就针对咸丰让英法使团把兵船停在拦江沙外、再轻车简从入京的指示，提出必须吸取1858年英法轻取天津的教训，事前作通盘谋划，考虑好一系列问题：夷船来后，怎么去晓谕他们？如果夷人不听，坚持要把兵船开入海河，又该怎么处置？是战还是和？如果战败，该怎么收场？如果战胜，又该怎么保持常胜不败？先得做好整体战略策划，请示朝廷后定下来，再按那基本战略行事，到时根据情况作战术和策略上的变通，不能毫无长远战略，走一步算一步。那样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都只会“理势俱穷”（《郭嵩焘日记》卷一，218页）。
今天来看这些话，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清廷最醒目的蠢处，乃是根本就没有个长远战略，丝毫不想后事，只会临时应付，如同坐在着火的房子里，烧热了就挪个位置，绝不会想到必须冲出门去，遑论想法救火。最绝的是，打了个胜仗就举国如狂，丝毫想不到人家会来大举报复！
然而郭嵩焘的所谓先见之明，其实不过是任何正常人都有的常智罢了。可满朝文武就是没有。他言者谆谆，僧格林沁、瑞麟等人听者藐藐。等到夷船来了，便演出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那场闹剧：
“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语瑞秋帆学士云：在军无所赞益，安危大局，稍能见及，不敢不言。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圣心优勤如此，岂可乘骄愤以贸天下之名哉。学士取顺僧邸之意，不能用也。”（ibid，406-407页。）
可惜他的日记中恰好缺了大沽炮战前后几个月的记录，于是后人便无从确知僧格林沁具体是怎么“诱击”夷人的。夷人败退后，僧格林沁决定北塘撤防，他极力反对无效。读者或许还记得，联军后来就是在北塘登陆的，而僧格林沁埋下的地雷似乎并未见效。
此后他郁郁不得志，遂于1860年告病还乡。当他听到京城失陷的噩耗后，悲愤万分，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痛悼无已。僧邸之罪，杀之不足蔽其辜矣！世人愦愦，至今未能省悟也，悲哉！”（ibid，401页）
那么，世人该省悟什么？郭嵩焘极其精辟地指出了：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ibid，第469页）
这“怕”、“诈”、“蛮”、“蠢”四字真言，便是咱们的爱国主义真谛。
所谓“怕”，就是恐外症，鬼话称为xenophobia者。当时国人对鬼子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认定华夷杂处是什么亡国大祸，必须坚持种族隔离的神圣原则，因此将对外通商与夷人进入内地看成是大祸临头，一有机会就想毁约。这种恐惧心理的极端表现，便是咸丰“怕见鬼症”。它其实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乃至拳乱爆发的主要主观原因。
这毛病被鬼子动用武力一度治愈，但在毛时代又大规模复发，中国再度被密封在罐头里，就连有点“海外关系”也成了“内控对象”。即使改革开放也不曾完全医好这毛病，国内封网就是证明。
郭嵩焘指出，这种恐惧没有什么依据。夷人占领了广州后，与督抚比邻而居，并未加以杀害（这不完全是事实，两广总督叶名琛可是被当成战俘抓到加尔各答去了。不过他是制军，算成战俘也说得过去。然而夷人又没有抓走直隶总督恒福。因此，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恨透了傲慢不逊的叶名琛）；占领了天津后，与道台知府比邻而居，也不曾杀害他们；占领了北京也是这样（郭不知道，欧洲的传统是占领军必须负责维持治安）。夷人不过是想来做生意，不是想抢走中国土地，残杀中国人民，而中国人反过来玩弄欺负人家，完全不拿人家当回事。士大夫不知以此为耻，坚决主战，耻于言和，这错得也太离谱了（《郭嵩焘日记》卷一，403页。为了节省篇幅，此处只作白话转述）。
所谓“诈”，就是国人最自豪的诸葛亮式神机妙算，诸如官兵化装为乡勇、官员装成乞丐之类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勾当（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来，当年在《说东道西》，有个“秀才”网友说，国人的智力大概有毛病，要不怎么会有“此地无银”、“掩耳盗铃”一类成语？）。这点鬼子早就看透了。当年大清海关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他有个助手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乃是美国人，哈佛毕业生。在中国呆了许多年，写出了经典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在其中评论中方在大沽炮战采用的韬略：
“中国官员们是按一套中国特有的方式行事，这种方式显示出孩童式的狡黠，却丝毫不能骗人：他们说当地没有负责官员，想让双方关系破裂表现为觉醒了的愤怒的人民的自发行动。那样无论胜败，中方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其实只有鬼才会相信，如此精心准备的重要行动，而且靠的还是帝国的炮垒，竟会没有得到自皇帝以下的政府的完全支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655-656页。芦注：因为译文蹩脚到了看不懂的地步，笔者不得不作了改写。）
马士用的“孩童式的狡黠”，竟与郭嵩焘用的“小作戏剧”不谋而合，可见那完全是人类常识。诸葛式神机妙算，其基本假设就是夷人个个是白痴。
可惜马士不知道，比这更令人哭笑不得的名堂还有的是。据郭嵩焘说，大沽炮战前，僧格林沁觉得处处设防太贵，不如重点防卫，因此准备撤去汲沟营的防卫，把牛庄的防卫与田庄台并在一处。但此前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牛庄是通商港口，不能再在那儿设防。于是帮办大沽口防务的瑞麟与骆望如便拟稿上奏朝廷，建议欺骗鬼子，把要撤防的汲沟营说成是牛庄。郭嵩焘认为这太荒唐：要遵守和约，就不能去通商口岸防堵鬼子。硬指汲沟营为牛庄，人家怎么会相信？就算一时上当，两地不过相距百余里，迟早人家要发现真相。到时人家来问罪，又该怎么办？但瑞麟乃是内阁大学士，官比他大多了，于是他只能缄口不言，情知朝廷只会照准，只有叹息而已（ibid，225页）。
这难道不是真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掩耳盗铃”？秀才网友说的那话，或许有点道理，要不别的民族咋没此类成语涅？
如此玩弄小聪明，自以为得计，只能讨打，绝非自全之道。郭嵩焘早就在大沽炮战前预见到这点了：
“自古外夷之患，未有若今日。而言计者动务欺之诳之，能乎？否乎？班固言：制御夷彝之道，当使曲在彼。程子亦曰：与夷狄相接，常使理足于我。此道今人不讲久矣，所以终无自全之道也。”（ibid，218页）
所谓“蛮”，就是不讲道理胡来，“本非辱也，而视以为大辱若不可忍者”，处处看见“侮辱”，时时过度反应，令外人深恶痛绝。广州人民惊天动地的“反入城斗争”、近年的反日风潮、武力押运奥运圣火、抵制家乐福等等，都是这种弱者心态的充分暴露。
所谓“蠢”，就是我上面说的“文化诱导性智障”，其最主要、危害最大、也最顽固的表现，就是彻底缺乏人类常识，没有金刚钻，专揽瓷器活；没有那个肚，偏喝那碗醋，不知道弱国只能避战，决不能让强国抓到动武借口，更不能主动去挑衅甚至攻击人家，否则就是祸国以逞。郭嵩焘也早就指出了：
“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必能自立者。……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ibid，393页）
最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文化诱导性智障，使得全民不知祸福利害，不识好歹，不辨忠奸，专把那种“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的祸国戏子捧起来作民族英雄，把老成谋国之士诸如曾国藩、徐继畬、郭嵩焘骂成汉奸，于今仍然如此。
更难得的是，郭嵩焘还看到了那是宋明理学流行六七百年的恶果：
“自汉唐以来，所以控驭夷狄者，皆颇能知其节要，而觉南宋以后，议论世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ibid，400）
因为士绅集团从来代表传统社会的民意，所以，在理学变成士大夫一致的宗教信仰之后，便造成了民意劫持官府、甚至劫持朝廷、把国家连续拖入灾难的荒谬局面：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其成祸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也。”（ibid，403页）
等到惹出大祸来之后，当初那些胆气如虹的壮士便一个个抱头鼠窜：
“夷人通商网利，并邻国交际之谊，亦无可言者。疆吏失抚绥之宜，诓诈无礼，以为所劫持，二十年如出一辙。圣人独心忧之，求所以消弭其患，而在廷士大夫哆口言战，千百为群，其立言不过主尊朝廷、攘夷狄，以议论相高。本非辱也，而视以为大辱若不可忍者。朝廷为议论所持，旁皇迷乱，莫知所措，僧邸乃遂以无道行之，以速成其祸。士大夫之无识，贻祸天下固有余哉！今主且辱矣，僧邸以其兵退扎古北口，朝官纷纷出都，其能死者谁也？！（芦注：孔教主张“主辱臣死 ”，所以郭作此质问）南宋诸君子之议论，非以遗毒后世，而遗毒有明以至今者，士大夫之无识为之也，可胜浩叹！”（ibid，402）
这些观察又一次与马士不谋而合：
“事实上，已经发生的事件，正是中国每次与任何一个外国的争执结束后都必然要发生的事件——那就是，外国在对付了整个中国政府之后，还要对付那个不妥协的和拒绝接受由战争裁决作为最后结果的主战派。因此，每个结束战争的条约，都不过是下次谈判的基础，是走向最后解决的一个步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656页）
尽管我在引用时作了改写，但读者可能还是难以理解西式表述。他是说，大沽炮战这种事件是必定要发生的。因为外国与清廷签订了条约后还不行，还必须迫使下面信守条约，为此又得发动新的战争，去胁迫中国守约。这结果就是不断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为了迫使中方信守上次签订的和约，而它结束时签订的新的和约又要被违反，从而构成了下次战争的原因，如此循环下去，直到通向“最后解决”。
他虽然没说那“最后解决”是怎么回事，我的理解就是八国联军入侵。那在本质上就是列强“武力执法”，强迫中国信守签订了几十年的保护传教士的条约，最后终于制服了中国。
尽管咱们基于感情立场难以接受这话，但我认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直到八国联军入侵，确实可以视为一个本质相同的过程的不断重复：不是毁约引起战争，就是战争导致必将被破坏的新和约，只有中日战争和中法战争大概是例外。
这过程之所以长达60年，其发生机制郭嵩焘已经指出了，就是以顽固官僚为首领、以士绅集团为核心、以无知愚民为炮灰，实行了“三结合”的中国人民，忠于传统生活方式，持续反抗列强把西方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沛然莫之能御的民意劫持了朝廷，最后甚至将之席卷而去。这就是官方宣传反复歌颂的“ 英勇的中国人民奋起抗暴”，至今还为许多国人引为自豪。
官方宣传其实也没怎么说错，可惜只说了前半截：要中国人民在安全时奋起抗暴乃是天下第二容易的事，第一容易的事则是当暴真的来了后，人民跑得比兔子他爹还快，把国家扔在灾难里。无论是广州人民英勇的反入城斗争，是拳匪痛杀大毛子和二毛子，还是“逼蒋抗日”的热血愤青，抑或是六四的民主斗士们，用的都是同一本戏谱，历时百年毫未走样。
这只是事实陈述，至于这些现象究竟是光荣还是耻辱，当然是见仁见智，由读者自己去作判断吧。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