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学学历史真的不错，至少可以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而现在最宝贵的是什么？
听说基地一向自由民主，我申明是无党派人士，也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发现基地现在的言论越来越反对当政的***，我们做个假设，如果没有马列主义，还是青天白日那个当政的话，现在的生活会怎么样呢？
1.政治民主方面，三民主义的军队就是这样的：
中国近代史上4大惨案，不知道大家都清楚吗？
一二·一血案 “双十协定”的公布，给渴望和平民主的人民带来一点希望，但立即被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所扑灭。这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1945年11月25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学生6 000人在西南联大召开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反动派派军警包围会场，开枪开炮，进行恫吓。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11月26日，昆明三十余所学校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罢课委员会”，领导学生进行罢课斗争，并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30日后，学生分组展开街头宣传，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呼声响彻了昆明全城。市民群众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特别是工人也在酝酿罢工。反动派便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 12月1日上午11时，昆明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其“军官总队”的队员四百多人和大批特务，向各校学生进攻。他们冲进师范学院、昆华工校后向学生掷手榴弹。师院学生李鲁连、工校学生张华昌被炸殉难；已受伤的师院女生潘琰奋不顾身，向前扑救别人时，被暴徒连戳数刀，壮烈牺牲。同一时间，西南联大新校舍处，有特务向校内投手榴弹。南菁中学的教员于再以身阻止这个特务将手榴弹投进校园，但自己却被炸而英勇捐躯。这一天，法西斯暴徒杀死要求和平民主的教师、学生四人，打伤学生二十余人。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血案。在血案发生以后，屠杀案的直接指挥人、国民党的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公然说：“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也有开枪的自由。”这就是国民党坚持内战，屠杀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的专横凶暴的写照。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迫害，不仅不能阻止学生的反内战运动，反而更加激起各界人民的公愤，掀起了更高的爱国民主运动。
较场口血案 1946年2月2日，由协进会等19个团体发起，定于10日上午9时，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推选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二十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陈立夫召集方治、叶秀峰、王思诚等人开会，密谋破坏。10日晨，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拼凑的另外一个所谓“主席团”成员吴人初(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周德侯(重庆市商会理事)等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两侧布满了特务打手。周德侯叫嚷：要刘野樵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六十余人也被打伤。这就是“较场口血案”。
下关惨案 1946年6月23日，上海10万群众集会游行反对内战，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驻华美军立即撤退”、“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援助”。并选派上海工、学、商等各界人民团体代表马叙伦、阎宝航、林汉达、盛丕华、张伯、雷洁琼、包达三、陈震中等十余人赴南京请愿。当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国民党特务凶殴，马叙伦、阎宝航等多人受伤。这就是“下关惨案”。
李闻惨案 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和平。虽然民主同盟一再声称自己并非暴力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反对暗杀和暴动。但南京国民政府却密令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等机关：“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宜处置。”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奉令后，拟定了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的名单。其中李公朴先生被列为第一名，闻一多先生为第二名。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于外出归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翌日晨逝世。时隔四天，15日下午，闻一多也遭杀害。这就是“李闻惨案”。18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制造血案的罪行。他指出：李、闻被杀，是和平民主运动中的一种反动逆流，是反动派想用这种卑鄙手段吓退民主人士。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
2.经济方面：
（一）举借外债，发行内债。为了应付庞大的军事、行政开支，国民政府连年依靠借债维持。1937年到1944年，中国借债共1.5亿英镑、10.4亿美圆、10.3亿法郎、1.2亿法币。同时，借抗战之名，发行公债15种，共计130多亿法币、2亿美圆、2000万英镑。1944年，国民政府债台高筑，外债达438亿元，内债223亿元。由于发行公债采用强征、摊派的办法，按票面额还付，可是由于物价飞涨，几乎等于是无偿强征。
（二）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抗战8年，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03190亿元，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光在1944年一年就比上年上升了250%。
（三）实行专卖，独占商业。从1941年4月开始，国民政府对食盐、卷烟、茶叶、火柴、酒、糖继而又对粮食、食油、棉花、燃料、纸张实行官职和配给制度，结果，没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利益，反而给官僚资本和投机倒把者提供了谋取暴利的条件。 这些所谓的“战时财经政策”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急剧膨胀，财富更加集中。根据《中央银行月报》的披露，全国银行外币和黄金的储蓄，“四行二局”所占的比例，1940年为1%，1942年为16%，1943年为26%。1944年为32%，1945年达到75%。根据1944年5月19日《大公报》的估计，从1942年起，国民政府光对食盐、糖、烟、火柴4类商品专卖所得，两年半到三年间总额达到100亿元，而其中“归国库者仅十分之一二，饱入私囊者约十分之八九”。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二）抗战初期曾经获得短暂发展的民族工业，困难重重，时刻面临停产、倒闭和破产的威胁。根据1943年12月24日的重庆《商务日报》报道：该市871家工厂，停工减产者达270家。22家钢铁厂中15家停工，7家勉强维持生产状态。 （三）通货恶性膨胀，城乡人民生活积聚恶化，尤以工薪收入者为甚。抗战8年，法币发行量增加509.7倍，物价上涨2129倍。法币购买指数以1937年1至6月为100，以后逐年下降，1938年为69.49，1940年为12.3，1941年为5.04，1943年为0.61，1945年更降到了0.04。而以重庆各业的工作人员1943年与1937年的工薪指数比较，公务人员下降90%，教师下降了83%，服务人员下降了43%，产业工人下降31%。这就是说公务人员的名义工资尚且没有增长许多，而通货的膨胀，导致了他们的实际工资还不到战前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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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ruohuo 于 2009-5-11 10:14 PM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