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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林昭拍了张照片

我为林昭拍了张照片

2009-3-5  房文斋


 


我为林昭拍了张照片

  □房文斋
  

    与林昭(1932-1968)君相识,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那颗罪恶的子弹,已让美丽的生命化为尘土。不过,关于林昭辉耀夜空流星般的坎崎人生,关于她惊醒世人的惨烈冤死,至今依然萦回心中,挥之难去。
  本人与林昭有过一段近距离接触,却始终噤若寒蝉,从没敢写下一言半语。年近八秩,再不会有22载锦绣年华,“奉献”给苦役鞭笞。头脑枯竭,心脏病疲,更经不住再一次炼狱蒸煮。除了强迫自己遗忘,哪有别的选择?
  年前从互联网和报纸上接连读到几篇回忆林昭的文章,唤醒了尘封的记忆,也给我注入了勇气。我终于壮起胆子,用颤抖的枯手,写下这篇残缺不全的悼念文字。


                      从北大来了个“林妹妹”
  1957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班学习,当班上26名同学有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时,我直接找党支部书记于恩光个别谈话,指责他们“率性胡来,伤害好人”,违背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并愤怒地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反右运动,坚决与党支部划清界限!”殊不知,此时“引蛇出洞”的“阳谋”已在内部发布,只是普通党团员尚被蒙在鼓里。
  时任人大新闻系党总支书记的章某,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觉悟自然了得。他决心超过法律系,做人民大学的反右英雄。法律系由于出了个全国闻名的右派学生林希翎,流毒广布,右派比例也最高。章总支书记昼夜部署,东挂西连,一再增补,终于如愿以偿当上“冠军”。包庇右派就是右派!我赤膊上阵,自投罗网,顺理成章荣登右榜。最终落得个“留校查看”的“宽大处分”。从此摧眉折腰,自咒忏悔,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58年秋天,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忽然并入人大新闻系。据说,新闻事业乃是党的喉舌,必须设立在最革命、最纯洁无瑕的地方。有着“中央第二高级党校”之誉的人民大学,正符合这样的条件。北大新闻专业的并入,不仅使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右派分子的队伍也更加壮大,其中就有个著名的女右派林昭。听说此人不仅与北大头号学生右派谭天荣齐名,而且堪与林希翎媲美。她说话简洁犀利,诗文俱佳,曾是北大校刊《红楼》的编委。鸣放时,她以《组织与良心》为题,作过一次激情洋溢的讲演,反响十分强烈。当“鸣放”变成反右,她许久沉默。有一天,一个同学在大会上遭到围攻,她忍无可忍,竟然跳上桌子,严词反驳无限上纲、搞人身攻击的积极分子。她的超常行动,惊呆了冲锋陷阵的勇士。有人恐吓地质问:“你是什么人,敢给右派分子辩护?”她凛然作答:“我是为真理辩护的人!”“你敢说出姓名吗?”“有啥不敢的?本人是中文系学生,姓林名昭。双木林,日旁刀下之口的昭!”如此不顾利害自蹈陷阱的“癫狂”举动,一时间成了北大的特大新闻。更加令人惊异的是,右派帽子已经戴到头上,她却毫无忏悔之意,认为自己真理在手,无错可认。
  听到这位女性的“异端邪行”,我暗暗感叹:原来,自动跳出来为右派辩护、自投罗网的傻瓜蛋,不止我一人。同病相怜,我对这位跟自己一样引火烧身的林姑娘,充满了好奇。
  机会终于来了。班上的同学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去了,右派自然不配作教育者,我跟甘粹、伍伯涵、江泽纯、雷凡等被安排到系资料室帮忙,为正在编辑的《新闻大事记》搜集资料。去之前即听说,大名鼎鼎的林昭也在其中。原来认为,她跟本人一样,是个性格粗犷的李逵式人物。一见之下不由大感意外,站在面前的竟是一位身材瘦削,满口吴侬软语的弱女子。头发浓密,两只粗粗的短辫子垂在脑后。脸色苍白,双唇线条明晰,一双大眼睛特别明亮,但目光并不专注,常常是倏忽一瞥,眉头一蹙,然后轻嗽几声,目光移向别处。后来听说,她在北大“落网”前,曾有“林妹妹”的昵称。追求她的不止一人。有人形容她“娴静似娇花流水,行动似弱柳迎风,泪光点点,娇喘嘘嘘……”也有人说她有肺病,因此偷偷称她“病西施”。我十分纳闷,如此瘦弱的身躯,哪来如许凛然无惧的胆量、语惊四座的雄辩言辞?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只为当初一念差



 


  右派学生在资料室帮忙,主要是翻阅1949前的旧报纸合订本。记得有《大公报》、《新闻日报》、《中央日报》等,上面刊登的有关新闻方面的资料,统统摘录下来做成卡片备用。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是资料室副主任王前。此时的右派,人人希望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自然是谨言慎行,积极卖力。王前对我等似乎也很满意,不仅和颜悦色,而且嘘寒问暖。课外活动时间,常常“撵”我们:“同学们,别闷在屋子里,出去活动活动。”自从“堕落”成另类,虽然蒙恩继续留在学校学习,但做人的尊严早已荡然无存,除了蔑视白眼,就是吆喝斥责。现在碰到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大家心里满怀感激。心想能永远留在她的治下作个资料员,不再回去做“大学生”,实在是难得的造化。
王前对惟一的女右派林昭,更是刮目相看,竟将她安排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对桌而坐。我们当时都不解,反右已经快一年了,同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她与那位章总支书记,为何差别就这么大呢?
  有一天晚饭前,别的同类都出去“活动”了,我一个人靠在椅子上发呆。“吱呦”一声门响,林昭翩然而至。不等我打招呼,她已经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端详了我一阵子,用低低的探询语气问道,别人都出去玩,你一个人在想什么?是想老爹老妈,还是想念爱人孩子?我颓然答道:“自身尚且难保,哪儿顾得上父母妻孥!”她略显吃惊地问道:“老兄为何如此悲观?”我反问道:“怕是你们太乐观吧?”她许久没言语,然后掉转话题说道,你是个很聪明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用不着我提醒。你干嘛犯糊涂呀?
  这话触到了我的痛处。于是迳直告诉她,自己13岁当儿童团长,14岁正式参加革命,22岁就混上了区营级(后来称科级)。处处一帆风顺。无奈,心比天高,不知安分,不顾组织一再挽留,坚决要求“深造”,竟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人大新闻系。录取名单在《大众日报》上一公布,同事惊诧,亲友欢呼。自己也像范进中了举人,差一点得了疯癫之症。谁能料到,得意的时光不到一年,便“堕落”成千夫所指的异类。如果不考什么劳什子大学,留在机关当我的小干部,轮到下面鸣放时,“阳谋”已经昭然,我再傻也不会自投罗网。况且,我出身贫农,历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又被评过优秀工作者,“内定右派”的事,绝对轮不到自己头上。正是可恶的大学,才使我名列另册,沉入地狱。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失足成千古恨!
  林昭听罢,长叹一声劝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你的处分轻,很快会摘掉帽子,千万不可自暴自弃。我迳直反驳道:“我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莽李逵,不要说情急之下会说出无错无罪之类离经叛道的话,就是低眉顺眼做得不到家,一番努力也要化为乌有———摘帽子等到猴年马月!”沉默一阵子,她说了自己的情况。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曾是留英学生,归国后一心想为乡民谋福祉,便报名参加江苏省县长考试。结果以全省第一名的资格高中,被任命为吴县县长。可是,圣贤门徒不是尔虞我诈的政客们的对手,很快便衔恨而去。母亲许宪民也是位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作过苏州市政协委员。她中学毕业后,父亲坚持送她到美国读书,她不但坚决不答应,而且与地下党偷偷来往,以致与家庭反目,被亲友疏远。大军一过江,她就参加了革命。先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读书,然后志得意满地参加了土改。当时,一些苏北干部到了苏南便竞相换老婆,她看不惯,骂他们是陈世美,因而挨过严厉的批评。无奈本性难移,反右之初,就钻进了右派的队伍。“你看,我不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莽李逵吗?我的肺子有病,但我还要好好活下去,把花花世界都看个明白。”我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她摸过面前的卡片纸,拿起蘸水钢笔,低头写下一首诗,顺手递给我。我一看是顺治皇帝的一首出家诗: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初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缘何落在帝王家?
  我抬头问道:“莫非,你也后悔当初那一念之差?”“不,不穿上黄袍,怎能对贫苦的农民做那件大好事呢。”“没去美国留学呢,也不后悔?”我追根问底。没等她作出回答,别的同学回来了,她转身离去。


 


替朋友严守秘密



  资料室副主任王前,是一位略显忧郁的女人。身材苗条,线条柔和。虽然人到中年,却风韵不减当年。脸色虽然有些苍白,却细嫩得“吹弹得破”,加之衣衫得体,风度翩翩,谁见了也要多瞟上几眼。她是人大副校长聂真的妻子。聂真身材中等,脸色黝黑,态度和蔼,作起报告来像拉家常。我们都纳闷,年轻漂亮的王前,怎么能看上个年近六旬、有些婆婆妈妈的老头子?后来才得知,她本是刘少奇的前妻。与刘少奇离婚后,才嫁给了内室空缺的聂真。
  大概是曾经离异的缘故,王前总给人一种柳眉颦蹙、百无聊赖的感觉。可能认为右派自身难保不会告密,王前经常跟林昭讲一些心里的苦衷。此时,林昭跟单身汉甘粹正谈着恋爱。甘粹多次向她打听“新闻”。林昭严守自己的承诺,除了摇头叹气,只有一句“一言难尽!”至于细节,丝毫不肯透露。甘粹觉得林昭对我印象不错,让我试试“挖点新闻”。我不识时务,竟然遵命不爽,偷偷地询问林昭,结果可想而知。虽然碰了一个软钉子,却从心里敬佩她忠于友谊的诚信精神。


 


右派有啥资格谈恋爱?


 


人大新闻系最初招生有三个前提条件:党团员,历史清白,三年以上革命历史。因此在资料室帮忙的右派,都是调干生,而且年龄偏大,有的已三十多岁,大都成了家,只有林昭与甘粹是单身。日久生情,不知什么时候,两人谈起了恋爱。为了不影响改造,开始极端秘密,连我这个好朋友也不知情。一个礼拜天,甘粹悄悄约我出去玩。当时的政治气候,右派结伴外出,有臭味相投甚至密谋破坏的嫌疑。要想结伴,只能分头行动,然后到约定地点会合。甘粹突然相邀,我仍然认为是为了避嫌。可是到了游人稀少的景山公园,发现他与林昭已经候在了大门里面高阁的后面。林昭并不扭捏,坦率地告诉我,他们在恋爱,约我出来,一来是相信我,二来认为我的摄影课学得有点样子,想请我给他们拍几张纪念照。我慨然从命,用学校发给实习的苏联相机,给他们认真拍了几张。然后转到北海公园南门外的团城又拍了几张。分手时,甘粹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自然是守口如瓶。
不幸,他们谈恋爱的事,很快就被上面知道了,并传下话来:立即停止非法活动,集中精力改造,不然后果自负!这反倒激怒了林昭,从此不仅公开与甘粹接触,而且“顶风而上”,公然在党总支门前,亲密地携手漫步。不用说,更加严厉的警告随之降临。林昭更加愤怒,索性拉上甘粹,径直到总支办公室,要求开介绍信登记结婚。总支书记章某一阵冷笑:“右派有什么资格结婚?异想天开!”“我们有公民权,为什么不能结婚?”林昭理直气壮地质问。章某凛然作答:“你认为给你们公民权,就是公民吗?别忘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
  “反扑”如此猖狂,付出的代价自然是无比惨烈。甘粹立即被发配到新疆农建三师劳改农场,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年逾半百方才被赦回,差一点将小命扔在大沙漠里喂了野狼。对学生右派下如此狠手,在人民大学也是绝无仅有。林昭则因肺结核日渐严重,被撵回苏州老家“治病”。
  十年浩劫期间,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不肯认罪,有期变无期,最后被秘密处死。司法人员去她家索要五分钱“子弹费”,家人才知道亲人已经遇害,但不告诉尸体扔在哪里。林昭的冤案平反后,亲友同学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苏州郊外为她建墓立碑。我打听墓地在哪里,打算去祭吊。听说墓中并没有她的骨灰,只有她的一绺头发和她生前用过的一枝钢笔。既然找不到林昭的长眠地,我打消了亲去祭奠的念头。
  十年前,摄影家胡杰自费拍成一部短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有幸得到了这张影碟的拷贝。在林昭的遗像中,有一张在北京景山公园高阁下与甘粹的合影。那正是50年前鄙人的作品。是甘粹从地狱回到人间后,特地写信向我索去的。照片上,林昭穿着一件素花旗袍,挽着甘粹的手臂,两个26岁的年轻人,脸上都绽露着天使般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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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在人大与青春的甘粹(铁狮子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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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粹摄于他与林昭朝夕相对的人大资料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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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粹向祭园守园人介绍林昭遗照,册页右中即为房先生文中所说的那张照片。

不是别人高大,而是因为人家站着,自个跪着。也许注定要跪着生存,但也要尝试着站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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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这样的文章,心里都沉甸甸的,堵得慌。
希望后来者,不仅要继承她百折不挠的风骨,也要学习她的才情,风度。
不是别人高大,而是因为人家站着,自个跪着。也许注定要跪着生存,但也要尝试着站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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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发转发地址了,抱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dcf1140100coh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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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再转一篇,因为这篇和上篇都是南方周末3月5日 D23版的文章。也很不错。
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


作者:程树榛





  1969年年初,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这时,一个绝密的通知从上边传达到位于黑龙江北满的某大型钢厂的革命核心领导小组。内容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九大”)即将在北京召开,要求这个工厂选派一名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参加大会。这当然是件大事。因为上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八大”)从1956年召开之后,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一般人都知道,根据党章规定:党代会应该5年召开一次,为什么“九大”迟迟没有按时召开,一般人都不了解。现在突然要开会了,选派代表的事就迫在眉睫了。

  这样重要的大会让谁去参加呢?要是在往常,当然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希望去出席的。可是,现在是工厂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准备在近期正式成立厂革命委员会,造反派的骨干们都想在革命委员会中得到一个重要位置,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工厂,那些重要位置可就没有你的份了。再者,很多造反派虽然掌权,但要么不是党员,要么不是炼钢工人,不符合上面的条件。因此,讨论了很久,这个代表名额总是落实不下来。眼看开会的日期临近了,上边催得很紧,要求尽快上报。怎么办呢?经过核心组多次反复商讨,最后决定选派一个绰号为“王八蛋”的造反派出席大会。

  当然,“王八蛋”并不是此人的真实姓名。他本名叫王白旦,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闯关东的农民。当时,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好多人都吃不饱饭,甚至连树根树皮都扒下来充饥,还是解决不了饿肚皮的问题,于是,人们便纷纷外逃,寻找生路。那时,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地多人少,成了人们逃荒的首选之地。王白旦就是这样随大流来到北大荒的。正好赶上某钢厂刚刚兴建,需要大批劳力。于是,王白旦就这样幸运地进入了某钢厂。开始时,让他在炼钢炉前搬运材料,干的是纯粹力气活。后来,他跟炼钢工们混熟了,人们觉得他干活肯卖力气,在家里还读过两年书,就给他“升格”当了“炉前工”。不过,这个人的性格有点“二愣子”,名字王白旦又和“王八蛋”谐音,所以人们便以此称呼他,时间久了,他自己也习惯了,别人这样叫他,他也就顺口应承,原来的名字反倒没有人叫了。

  “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成为正式工人,不知从哪里获得的灵感,竟然是首先跟着一些人起来造厂领导反的先知先觉者,算得上响当当的造反派了。但是他不是核心组成员,不掌握实权,以后也没有多大的竞争力。

  然而,选派“九大”代表,他却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泽东还说过“工业以钢为纲”,王白旦既是炼钢工人、党员,又是造反派,完全合乎上边要求。阴差阳错,王白旦就这样成了“九大”代表。

  由于当年“九大”是秘密召开的,因此,送代表进京也没有多大动静,人们都不知道。

  过了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的新闻公报,人们才知道不久前在北京召开了这样隆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公报除了宣布毛主席仍是党的主席、林彪是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之外,还宣布了新一届党中央委员的名单;令某钢厂职工大吃一惊的是:中央委员名单中居然有王白旦的大名。一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岔了名字———凭他这块料,怎么会攀上那样神圣的职位?可是连续听了几遍之后,便确信无疑了。于是,有好事者便奔走相告:听见广播没有?“王八蛋”一步登天,被选为中央委员了!

  不几天,新任中央委员衣锦荣归。整个钢厂和工厂所在的小城,倾城出动,欢迎王白旦的回厂。人们现在当然对他刮目相看了,核心组的人都有些后悔了:当初怎么这样缺乏远见,竟然把这样的好机会放掉!

  有些与王白旦平日比较接近的人不由好奇地问他:这样天大的好事怎么会轮到你老兄的头上?

  王白旦做了这样的解释:在大会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传达了这样一条最高指示:这次中央委员中应该有来自基层的产业工人参加。一经摸底:王白旦正合这个条件:本人身在钢厂,又是炉前工,特别是最早起来造反的,足见政治觉悟是很高的。因此,立即被大会有关部门挑选上了,经过“无记名”投票,以“全票”当选。

  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其身价自然陡然高涨起来。于是,省、市的革命委员会都挂上了衔;钢厂更不用说,也应该有其独特的重要位置。这种平步青云的幸遇,令多少和他一起造反的人羡慕得嘴里流哈喇子;核心组成员们吃的后悔药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群众却不管这一套:仍然称他为“王八蛋”,实在有些不恭了。

  特别是,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北京,飞进了中央常委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觉得这个绰号实在是不雅,有损中央委员的崇高威望。凭着他天才的脑瓜,想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就在召开某次中央全会时,他对王白旦说:白旦同志,你这个名字的发音容易引起不大好听的谐音,影响中央和你的声誉,我想替你的名字改一个字,把旦字下面加上一竖变成“早”字,合起来叫王白早,你看好不好?

  王白旦一听,顿然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好,太好了!我完全同意。

  王白旦变成王白早,于是,“王八蛋”中央委员,就此成为历史了。

  可是,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时隔不久,陈伯达因追随林副主席炮制“天才论”,惹恼了最高领袖,受到点名批判,很快便垮台了。中央委员王白早和他虽然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批陈”和他也沾不上边;可是,他的名字是陈伯达给改的。他为此很苦恼。

  幸好,他的“苦恼”被“文革旗手”江青知道了。旗手当然是最珍爱造反派战友的,一向急造反派所急,想造反派所想。就在另一次中央全会上,亲切地接见了王白早,说:陈伯达给你改的那个名字不能再叫了,我来给你改一下:把“白”改成“百”,把“早”改成“得”,以后就叫王百得吧!

  王白旦听了,当然无比高兴:能够得到旗手亲自改名,那是多么荣幸!

  于是,中央委员王白早立刻变成王百得,并且很快传播开来。理所当然,在他荣归“故里”时,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因为他的头上又罩上了一道新的光环,那样地璀璨,那样地荣耀。可是,有许多人对此却嗤之以鼻,他们挖苦地说:这个名字改得好啊!名副其实,他就是“白得”一个中央委员嘛!王百得非常大度,听到这样的议论,一笑置之。偶尔还说上一句:你说白得就白得吧,有能耐你也白得一个让我看看。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76年10月6日,“伟大旗手”和她的另外3位亲密战友,突然被赶下了台,成了万人唾骂的“四人帮”。这使王百得深为焦虑,他饮食不安,坐卧不宁,深怕有人会追究此事。万幸的是,他和“旗手”仅有如此一面“改名”之交,在此后清查“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时,并没有发现王白得和他们有多少牵连;另外,他虽然身居“高位”,也没做什么大的坏事。过不多久,清查告一段落,仅仅免去他兼任的那些重要挂名职务,王百得还原为王白旦,又当他的炉前工去了。

  这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作者退休前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57-1983年在黑龙江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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