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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的博客
先说几句题外话。
最近几篇博文，笔者感谢读者的青睐。但也有读者呵斥。只要是有道理的批评，笔者都诚恳地接受，哪怕言辞激烈，也虔诚捧纳。对无聊的漫骂则懒得理睬，但也从不主动删除。倒是有些斥责，让笔者啼笑皆非，比如涉及某些敏感话题，就逼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场了？亲眼见到的？给我拿出证据来！”必须承认，笔者不是孙悟空，可以嚼几把毫毛到处挥撒，无数化身就钻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和大家一样，笔者绝大部分的消息来源，自然源于各种传媒；笔者也只能抱着对传媒信赖的心态去了解、体验大千社会。所以，笔者写杂文时，绝大部分资料都是来自各种媒体。不过，当浩如瀚海的传媒信息扑面而来后，“截录”甚至“抄袭”些什么资料作为自己有所感悟的证据，却是自己的选择。所以，如果“截录”甚至“抄袭”了虚假资料而贻误看官，那就只能证明笔者有眼无珠、脑袋残废，活该炮打。
再过一天，北京奥运会将结束她的辉煌而人走席散。尽管时日不多，美俄也似乎并无高招紧逼上来，金牌榜上，中国仍然笑傲群雄，稳据第一。
特别是当赛场上“国球”乒乓又一次同时升起三面国旗时，笔者喝高了。
酒意未醒，笔者再次清点了一下金牌榜：1，中国，47；2，美国，31；3英国，18；4，俄罗斯，17；5，德国，14；6，澳大利亚，12；7，韩国，10；8，日本，9；……前八强，基本都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所以，也就成为了金牌大国。
不禁醺醺然……
但过不久，浏览网上讯息，一篇佚名的文章《金牌大国的崩溃：回归正常的德国》，却又将笔者从醉醺的情景中拉回，让笔者感悟到了些什么。
文章介绍说，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仅仅是现在德国的一半，却曾经是奥运会上的金牌大国，仅仅次于当时的超级大国美国、苏联。
笔者孤陋寡闻，这倒是没有想到的。
这篇文章说，东德曾经是奥运会历史上一等一的金牌大户，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楷模。这个国家面积不到11万平方公里，跟浙江省面积相当，人口在1989年时约1700万，相当于现在深圳市的人口。但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在奥运会历史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获得了9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5，同届西德获金牌5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东德开始发力，获得20枚金牌，紧跟美苏两大国之后，位列第3，同届东道主西德获金牌13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紧随苏联位列金牌榜第二，同届西德仅获金牌10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抵制（西德当然也没有参加），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德达到顶峰，共获47枚金牌，苏联则获得80枚金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东德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苏联一起抵制；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获得37枚金牌，以1枚的优势力压美国，又位列金牌榜亚军；西德获得11枚金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统一后的德国以东德运动员为主体，获得了33枚金牌，列金牌榜第3位……
文章说，在长达20年时间里，东德曾是与美苏鼎足而立的体育竞技大国，所夺奥运奖牌数量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苏。但是，德国统一后，神话破灭了：自1996年开始，德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就一届不如一届了，1996年20枚，2000年13枚，2004年13枚……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截至目前德国获得为14枚金牌，名列第5。文章分析道，从老二退居老五，与其说是德国体育江河日下，倒不如说是德国体育的正常回归。
一直以来，西德的体育制度是很健康的，不过分追求奥运会的金牌数，而让国民的身体素质得到自由发展，所以每次奥运会金牌得10枚左右就满足。
反观东德，为了在与西德的对比中显示出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采用“举国体制”办体育。所谓“举国体制”，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了短时间内形成突破，从而采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换句话说，“举国体制”就是调动全社会资源来协助操练少数精英运动员，尽最大努力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这种体制有如下三大特点：
第一，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每年花费巨额国民财富用于培养精英运动员，但轻视国民大众的体育兴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求。
第二，选拔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但目的只是让少数体育尖子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伤害，毁了他们的一生。
第三，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使“举国体制”成为体坛腐败的催化剂。
不仅如此。西方禁药丑闻一般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东德“举国体制”下则是一种官方行为。东德政府甚至曾经要求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当局还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和实施。
禁药，使东德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
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
不过，尽管东德曾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金牌战绩，最后也避免不了被西德吞并的下场；尽管获得了100多枚金牌，但最后却如昙花一样地迅速衰败。
统一后的德国，虽然从奥运会金牌榜的亚军、季军滑落到今天的老五，可谁都不会否认今天的德国是个体育大国。现在，德国不仅在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中（如足球，篮球，田径，游泳，赛车，网球等）具备不俗的甚至是顶尖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大量民间的体育协会。据悉，仅仅在德国体育联合总会中，就有8万5千多个分会，注册会员达到了2600万人，体育协会的会员占到总人口的32%；而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有1200万人。所以，说德国是一个全民体育的国度，一点也不为过。
今天，奥运金牌榜上那虚幻的辉煌，已与德国人渐行渐远。
但体育，已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东德的例子，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当然，不排除上述文章是反华分子的捏造，以企图影射中国、抹黑中国，用心险恶。
明目张胆地用心险恶的，是美帝国主义。
为了故意抹黑中国，美国《洛杉矶时报》居然发表了一篇对中国退役运动员生活的报道，说其中不少人生活难得到保障，众多没能取得成绩的运动员，结局是找不到工作，甚至落得残疾。
《洛杉矶时报》别有用心地胡说什么，在中国，运动员的全部训练费用都由国家承担。优秀运动员，都必须服从领导和组织的调遣，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国争光。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把职业运动生涯看作是脱贫的最佳途径，因而也愿意为此牺牲个人。但运动员们长期重复的身体训练和缺乏适当的文化教育，让他们在这个新的经济社会里成了最差的竞争对象。
报道说，能够成功地再造辉煌的运动员，通常是在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冠军们。
最有名的，就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勇夺六块奖牌，其中包括三块金牌的体操运动员李宁，他现在是一家大型体育运动服饰企业的大老板。另外，曾获得过2000年悉尼奥运会金牌的体操运动员刘璇走进大学，毕业后，现在成了一名流行歌手。
然而，在每一个成功故事的背后，却是大批既不能出人头地、又很难维持生存的运动员。去年，当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来自曝在一家公共浴室靠为人搓背赚取微薄的收入来为生时，中国老百姓都为之震惊。
《洛杉矶时报》为进一步达到其险恶攻击目的，另外还拿出前马拉松冠军郭萍来说事。
报道说，郭萍刚满九岁就开始进行马拉松训练，十六岁时成了职业选手。那时每天早上，她4点钟就起床开始训练，有时一天要跑上40英里，脚肿得经常连鞋子都塞不进去。但郭萍怀着能参加奥运夺取奖牌的梦想，和队友们在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情况下，刻苦训练。
报道说，郭萍26岁退役时，除了小学文化程度和因运动受伤垮掉的身体之外，什么都没有。而且，郭萍和队友们还指责教练拿走了政府发给运动员的工资并拒绝还给她们。于是郭萍和另外两个前队友一起把自己的教练告上了法庭。
报道中，《洛杉矶时报》很狡猾地说，这个案例是给中国的体制提了个醒。
罪恶的《洛杉矶时报》，为掩盖其不良居心，还援引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学者徐本立的话说，“这些运动员是旧体制的牺牲品，在那种体制下，获胜是运动员训练的唯一目的。现在，这个体制正在逐步得到改进。”
尽管笔者保持高度的政治觉悟，对西方媒体的报道，除歌功颂德者外，一律采取痛斥的的态度，但对自己国家的报纸、自己国家的官员却满怀信赖和崇拜。因此，对照一下自己国家的报纸、自己国家的官员的表达，就不禁迷惑起来，似乎，罪恶的《洛杉矶时报》并不非常地罪恶，用心也并不万分地险恶。
《中国体育报》曾经报道说，80％的运动员退休后因为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身疾病，甚至成为残废。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估计，每年退役的专业运动员达6000人，其中大约有40%的人很难找到工作。
而且，前速滑运动员、北京2008奥运会奥组委成员、1994年冬奥会奖牌获得者叶乔波，也曾经呼吁全国人大给予退役运动员以退伍军人同等待遇。叶乔波说：“运动员在退出体育后必须选择第二个职业，他们中很多人是由于受伤病困扰而退役的。” 叶乔波还呼吁，“当举国上下第一次观看在自己家门口举行的奥运会、并为运动员拿到更多金牌而欢呼雀跃时，我们也应更多地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问题。”
香港媒体说，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注重发展“软实力”，尽量向邻国与西方推销中国的“世界大同”、“和而不同”等柔性文化，以软实力化解外国对中国的疑虑。奥运，是中国彰显软权力的绝佳平台。一个国家的卓越体育成就，可能是“软实力”的最佳发挥。毕竟体育不分国界，而且中国的奥运明星，从郭晶晶到林丹都颇为可爱。
但香港媒体又说，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在体坛的崛起却是权力的产物，是把炮制金牌选手作为“国家意志”，而遍布全国的“金牌训练基地”是中国庞大“国家机器”的一部份。虽然中国人均GDP还停留在发展国家之列，但政府不惜动用可媲美美国的资源来发展体育，目的正是如当年东德政府一样，用耀眼的金牌来证明制度的优越性。
8月22日，美国《侨报》发表时事评论文章说，北京奥运会得相对于中国，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同样也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结束。当奥运会像一道绚丽的彩虹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也就预示着中国的“后奥运时代”即将到来。中西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的总体背景下，中国人越是希望通过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西方则越是希望借机改变中国；由此，便注定了北京奥运会实际上不仅是赛场上的较量。
美国《侨报》还说，北京奥运会为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了良好的大国形象，“硬实力”得到了充分表达。“后奥运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的考验并不亚于奥运会。如果把北京奥运会比作中国的“成年礼”，就应该正视它的时代分隔意义。当奥运会拉下帷幕，西方的“反华效应”再不会起到团结中国人的作用的时候，人们的表达方式也就会随着大环境迅速改变。这时候，凝聚民心、集中民力的最佳途径要寻找一个政策的释放点。而推动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增加国民的幸福感，尽快促使社会利益的分配更加公平。
现在，最令国民骄傲的当然是爆棚的金牌数目。
在笔者醉醺醺地清点金牌数目的同时，看到了以上来自各地的杂乱无章的讯息，并趁着酒精的力量将它们罗列出来，不管它是别有用心还是苦口婆心。记得台湾国民党在大选中战胜民进党，一举夺回政权，岛内蓝营一片欢腾时，胜利既得利益者马英九却淡淡地说了句：胜利了，高兴一个晚上就好，要做的事情还有好多。
笔者因此，酒醉后童心大发，唱起儿歌来：
金牌光，银牌亮，铜牌也不错；
碰个杯，跳个舞，学学小马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