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彭德怀将军！

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中国朝臣们不断地重复着韩愈因言获罪的命运。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中央主席毛泽东，申论会议讨论中的未尽之意，批评大跃进及党的领导的思想作风。由此招致毛的严厉批判，彭德怀怀最终冤死监中。
   　　
   在蒙冤受辱的日子里，在专案组一次次的提审中，彭德怀写了几份简历材料，尤以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６日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一封长信（后以“八万言书”著名）最为详尽。１９７９年彭德怀平反，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些材料编成《彭德怀自述》一书，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发行数百万册，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
   　　
   这本书有一种特殊的叙述方法。处于受审查、被批判的境遇，彭的每一句话都会受到严格的查证，可以认为，这本书有高度的真实性。由于在毛与彭３０多年的共事生涯中，他们的合作与“对立”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对半分，是庐山会议上毛与彭的争执的要点之一，因此彭在记忆中对其与毛一致的方面多作突出，并尽量对毛多作颂扬，哪怕当时他对毛并不衷心认同。既要为自己辩护又要维护毛的一贯正确，阶下囚的屈辱也表现在一种刻意的修辞上。“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真实记录彭德怀元帅光辉一生传奇经历的《彭德怀自传》近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彭德怀自传》是彭德怀元帅亲手所写。其内容有他对自己童年和少年苦难遭遇的回忆，有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特殊经历的真实描述。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传记读物。全书真实、准确地记录了彭德怀近半个世纪横刀立马、南征北战的光辉一生。书中的一些珍贵史料再现了彭德怀元帅的磊落胸怀和伟人风采。

《解放军报》 2002年12月05日

本书收录了彭德怀的自传及万言书全文。

提供两种版本供收藏。带有评论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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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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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１ 童年记忆
   　　
   政治家也是有感情的人，但他的感情通常都经过理智的洗礼和权力关系的编排。就此而言，彭不是一个老练的中国式的政治家，而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普通人。
   　　
   彭与毛有一个惊人的相似，这就是早在童年时代，他们的人格就已形成，童年经验在他们一生中都有鲜明印记。
   　　
   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
   　　
   正月初一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我立在门坎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家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７０年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柱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Ｐ２）
   　　
   童年的经验真是太深刻了，６０年代，身陷囹圄的他还这样说：“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Ｐ２）当然要流泪伤心，童年时代生为穷人所承受的欺负和困顿，极盛时期因为农民说话而横遭残害，革命成功并未使彭这样的农民摆脱２０世纪苦难。
   　　
   中国革命最初由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发动，但革命的主力，则是像彭这样的底层农民，他们的阶级意识、政治立场、斗争精神主要源自童年时期就深刻体验过的贫富对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革命者的回忆几乎都有这种体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只是赋予他们的意识、情感、行动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整合。彭的特点在于，当大多数农民出生的官员已经用这种意识形态代替了原初的农民感情时，他仍然记忆着童年苦难。一般认为，邓发、项英、彭德怀是党内最为艰苦朴素有清教徒气质的领导人，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都同样不为毛所喜欢。
   　　
   １９４９年４、５月间，彭从西北到北京汇报，有一次在周恩来办公室，他“对我们先入城市的同志提了些意见，指出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崐毯，又是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最后对总理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１）也许彭确实相信革命就是为了劳动人民，因此对革命者的享受看不惯。其实还在１９３９年年底，邓
   发从新疆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经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就相当气愤：“我们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２）
   　　
   １９５９年７月，“彭德怀在去庐山的火车上，吃饭极少，保健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吃这样少，是不是在车上睡眠不好？’他用手向窗外指了指，‘看看外边，这叫人怎么能吃得下去。’原来远处站着许多人，衣衫褴褛，蓬首垢面，手把栅栏，呆望着车厢。”（３）也许此时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彭童年时即不爱讲假话（不是招财童子而是讨饭花子），此后也以此赢得荣誉和遭受失败。他不喜欢的“洋顾问”李德也说：“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他自从１９２８年带着他的部队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军队的当然领导人。但这并不是说，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耗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４）但说真话不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者的特点，对他知之甚深的黄克诚就说：“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５）直言犯上，党内唯一能管得住他的毛泽东对他猜忌极深，曾对他说：老总，咱们定个君子协定，我死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彭如此动情地回忆童年说明他还保留着常人之情，这也是中国政治家的大忌。党内斗争的另一个失败者瞿秋白也和彭差不多，１９２４年１月８日，瞿在给恋人的信中说：“我不知怎的，近来又很能动情的，很真挚地想着我的父亲，想着我已死的母亲，甚至我六、七岁时看见过的外祖母，我已经又能很悲酸的为他们堕泪。”（６）相反，毛在向斯诺谈到自己的童年时，津津乐道的只是当年与父斗的喜悦。
   　　
   ２ 爱憎分明
   　　
   彭不是一个善于修饰感情的人，他的爱憎是直接的。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彭因杀了恶霸而被追捕，在易家湾的湘江河岸，一个叫罗六十老倌不要他的钱就把他送过河：
   　　
   船抵西岸时，我将汗衫交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将汗衫丢在船上说：他日相逢，留作纪念吧！（Ｐ２０）
   　　
   １９３０年７月，彭率七三军团攻占长沙，戎马倥偬之际，他没有忘记去找这位罗六十老倌，将没收土豪的粮物送了他一些，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Ｐ１５５）
   　　
   有爱就有恨。第一次打长沙，国民党省主席何健逃脱，彭写道：
   　　
   何健这只老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Ｐ１５４）
   　　
   １９６９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批判他不要根据地，彭甚为恼怒。在详细叙述了当时突围的经过后，他以农民式的口语责骂文章的作者：
   　　
   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胡说八道去吧，谨慎点罢，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Ｐ１１８）
   　　
   党内有不少老干部以骂娘著称，敢骂人被视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其最初起源是穷人对穷人的天然感情、对富人的本能敌意。用贫富二分来分析社会并提炼感情，是革命动员的法宝，它是有力的，但又必然是粗线条的。不是爱就是憎，舍弃了人类感情的许多方面自然也就使爱憎抽象化，这是许多农民出生的革命家实施暴力革命、认同领袖集权和极端政策的心理根源。
   　　
   实际上，不但社会整体，就是在党内，是非曲折也并不明确，黄克诚就发现，彭“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７）爱憎分明与无处不在的“关系”是不相容的。这或许是彭个性的局限的，只是中国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有什么正面价值？为什么每个人都得要适应这种恶劣的“关系”？把彭打倒的结果，是党内失去了忠义敢言之士，妥协、迁就、无原则的“顾全大局”、逢迎、拍马之风日盛。
   　　
   ３ 知识分子与工农
   　　
   １９１６年３月，彭参加湘军，开始了他壮烈的军旅生涯。湘军是地方军阀的部队，士兵多为贫苦的农民，但也有知识分子，一类是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一类是中学生，彭对他们的评价是：
   　　
   保定青年军官来部队充当见习官、排长、连长，他们来时朝气逢勃，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编写了不少军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他们也讲得痛哭流涕。他们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什么爱国爱民完全置于脑后，如何升官发财，却成为他们一切闲谈的话题。
   　　
   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发奋图强，廉洁奉功，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彭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三军军长和红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艺工人，老实纯真，容易接受打富济贫，灭财主、灭洋人的思想。到１９２１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贫会，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牺牲了。这批人没有一个叛变的。（Ｐ２９─３０）
   　　
   知识分子之所以腐化堕落，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当官的可能性大，而普通的工农子弟因为没有文化只能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革命性的坚定性与否与个人在现实环境中选择性的多少成反比，这似乎是人之常情。
   　　
   不过，对于革命，特别对于彻底破坏现存社会秩序、颠覆传统价值体系的中国革命来说，“人之常情”恰恰不能解释。事实上，彭发动平江起义时的一些核心人物，除黄、李外，其他的如贺国中、邓萍、黄纯一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革命立场都很坚定。黄纯一的部下李聚奎记得：黄“外表像个文雅的书生，但性格刚毅，遇事沉着果断，作战勇敢，对士兵胜似手足，对革命忠贞不渝。”（８）同样，彭德怀结交的士兵朋友没有一个叛变，而工农革命者并不都是立场坚定的，比如皮匠出身的师长郭炳生１９３３年就在广昌叛变。正如同是党的总书记，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英勇就义而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却最终叛变、被蒋介石像狗一
   样杀掉的。所以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在革命性的差异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经过极端贫苦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当兵到军官，彭体会了工农兵的实际生活，建立了朴素的阶级感情。这种感情使他对底层民众有较多的关怀，对革命进程中过火的烧杀政策有不满情绪，并在关键的时刻客观上充当“为民请命”的角色。但也是这种阶级感情，使他对知识分子的较难认同。庐山会议上他坦承：“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看作关公投降，无礼貌。在敌我斗争中，我是坚决的。”（P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