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傅大炮”也颇有来头，他曾当过北大校长，当过国民政府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行宪立法委员，以敢言知名，尤其他对前行政院长、广东省主席宋子文误国误事的批评文章，更是传颂一时而获得“傅大炮”的赞誉。他于1949年1月受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这一天，省参议会举行第五次会议，下午的议程是教育报告与质询，由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两年的傅斯年做报告。傅斯年报告完后，进行冗长的质询。下午六时，轮到郭国基质询时，他总共提了五个问题，其中与台大有关的问题有两个，一为台大为什么存有三千箱联合国捐赠的教育器材，却任其被窃？一为台大为什么不多多录取台籍的青年学生，是不是有省籍歧视？傅斯年先否认教育器材是联合国所捐，数量不是三千箱，只有四十余箱，窃案已破，收回赃物80%；接着，他又否认有省籍歧视，而且“本人一向对有才能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绝对尽力扶植他们”。但是，郭国基反驳他，以行政命令加分优惠外省籍学生入学，排挤台籍青年学生，就是省籍歧视。
接着，又开始激辩学校建筑经费用途的问题。傅斯年表示，因为华侨、外省学生为数众多，无处可住，所以将先兴建学生宿舍予以收容。郭国基认为他的政策错误，当时的校舍严重不足，校方既然拿的是台湾钱，应先盖敎室以应全体学生之需，岂可在经费相当拮据之际却优先照顾华侨、外省学生。
双方虽然一来一往充满火药味，但是，整个过程都很正常。等到散会后，当时的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连战的父亲），才发现傅斯年面色发红，双手冰冷，紧急通知台大医院调派医生及医疗设备前往省参议会，在议场内进行急救，确认是脑溢血发作，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抢救无效，终于病逝在省参议会议场。
“傅大炮”碰到“郭大炮”，又是在省参议会接受“郭大炮”质询后去世，于是，消息立刻传遍全岛，次日的报纸刊载了省参议会副议长（代理议长）李万居的谈话，“傅校长是位真正懂得办教育的学者，想不到今天竟会在参议会‘气死’，这种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傅斯年罹患高血压多年，质询当天他的血压再度升高，原本可以请假不出席的，可是，他坚持抱病列席备询。可是，副议长李万居的北京话又不够标准，他会后吿诉场外记者说傅校长“弃世”，却被记者听成“气死”，致使以讹传讹酿成大风波。
台大学生根据报纸“郭国基气死傅斯年”的报导，发动了抗议。12月21日，400多名学生高举“痛失良师”、“要打死郭国基，为老师报仇”的白布条，包围省参议会，情绪非常激昂，台北市警局长亲自率大批员警到场维持秩序，郭国基则由宪兵保护由议会后门离开。学生的抗议一直延续到下午三时，才在省教育厅长陈雪屏的安抚下散去。郭国基的长子郭拔山后来在为他父亲撰写的传记中说，“台大学生次日包围省参议会欲打郭国基。当时我正就读台大机械系二年级，不敢让人家知道我是郭国基之子。”
事实上，傅斯年原本身体就不好。况且，郭国基的质询也没错，当年的台大入学考试，台籍学生确实在录取名额及命题方式等方面吃亏了。同时，在学生福利方面，外省籍学生和本省籍学生之间差异也极为明显，与2019年暴露的山东大学优待黑人学生的问题类似。台大的原因是内战造成的，国民党以台湾资源支援它在大陆内战，而且优先照顾它带来的“同胞”。在郭国基看来，就是不公不义的歧视。郭国基事后接受记者访问时，高度评价傅斯年说：“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我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巧得很。郭国基1969年参选了增补立委选举，竟然在12月20日这天当选。当选后不到半年于1970年5月28日去世，应了他自己说的“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三，乞丐赶庙公
“乞丐赶庙公”的意思是说：昔时庙宇常是乞丐聚集的地方，如夜晚或遇雨，庙方会让乞丐在屋檐下歇脚，久而久之，乞丐竟然喧宾夺主，将管理庙产的庙公赶出去而占为他们的地盘，就是“鹊巢鸠占”。
郭国基号称“郭大炮”，竞选宣传车上都会架设一门大炮，识别度和噱头都百分之百。1957年台湾举办临时省议会第三届竞选，4月14日，郭国基席在台湾警察学校大礼堂举行的公办政见发表会上，用台语抨击当局的司法，“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还指责“中华民国万万税”。这时，突然有十几个外省人突然站起来，指责郭国基不该使用台语演讲、违反选举法规定。事实上，其他候选人也有使用台语发表政见的，不过，这些人并未提出抗议，显然他们是特别针对郭国基而来的，因此，郭国基当场请选务人员解释，经过翻查选举法规，并无禁止使用台语的规定后，这些人不罢休还扩大鼓噪，让郭国基无法继续演讲，他只好作罢离开现场。
第二天，国民党控制的媒体一面倒地抨击郭国基。于是，他在当天的政见发表会上说：“三百年前，我的祖先追随郑成功来台湾，在此普遍使用台湾话，我用台湾话演讲有何不可？日本政府还不敢禁止咱讲台湾话。台湾人在台湾，不准讲台湾话？而今竟有十几位外省兄弟反对无党籍人士讲台湾话，岂不是‘乞丐赶庙公’的笑话？关老爷借荆州占荆州，豆油借你搵（即用），连碟子都拿去。”
结果，“乞丐赶庙公”一词再度引起轩然大波，国民党媒体展开穷追猛打，指责郭国基的政见内容有煽动台独及分化本省人与外省人感情之嫌。国民党控制的选举监察小组向记者表示：将对郭国基的“诋毁政府、违背国策”言论，送请治安机关依法办理；还威胁说，即使当选了，也会被取消资格等等。4月21日投票，郭国基却以台北市的第二高票当选。一位化名为张诚的台北市民向台北地检处控告，指称郭国基选举期间的演说涉及“诋毁政府、违背法律”。1957年5月30日，郭国基遭到台北地检处传讯，检方指控：一、有煽动台湾独立嫌疑；二、蓄意破坏团结，挑拨分化本省籍、外省籍感情；三、蓄意污蔑法院威信。国民党政权企图利用司法手段让郭国基丧失当选资格。
郭国基共被传讯两次，为了摆脱官司，他被迫解释在警察学校的那场政见发表会，是为了“增强外省兄弟对当前国力不断增强之信心，以及鼓舞大众反攻大陆重建家园之情绪”，所以，才提起当天报导有关新加坡独立的消息，意在说明“新加坡之独立，间接亦为我中华民国国力增强之象征”。至于说到马来西亚也即将宣布独立一事，则是要提醒“吾人今后责任之加重”。他一再强调，绝无外传以新加坡独立之事实，“鼓吹”不利于国家民族之狭隘观念。再者，如果他有散布这种言论的企图，何以不选择本省兄弟众多的龙山寺或台北大桥等处，而选择警察学校及当日外省兄弟特多并有录音装置的场合？至于“乞丐赶庙公”一词，并没有挑拨、离间省籍感情之意，而只是针对当天闹场强要他不能使用台湾话的十多位外省籍兄弟。事实遭到无谓的扭曲，都是报纸报导及评论的误导、渲染，造成以讹传讹。这件官司在台北地检处悬宕将近半年，国民党政权经过一番痛苦的党政运作之后，才在同年的9月26日裁定不起诉。《自治》半月刊等报刊都予以了报道。
此后，“乞丐赶庙公”成了禁词，只能在民间流传运用，不能形之于文字，即使郭国基的后代在一九七七年出版《郭国基选坛驰骋录》，提到这次事件时，仍以“ＸＸ赶ＸＸ”代替，连写到“借荆州占荆州”、“有钱判生、无钱判死”、“中华民国万万税”都成了禁词。
台湾人被外来统治压得表面屈服了，明知“乞食赶庙公”之不可忍受，却继续噤声，只敢私下抱怨。郭国基回忆：“自陈仪长官时代，在议坛里，我就喊出反对‘慢慢就好的，马马虎虎的，没有办法了’这三大毛病。因为这三大毛病，是败国亡族的作风。”
郭议员问政犀利，咄咄逼人，常为选民所爱戴。即使深陷狱中仍以省参议员身分提书面质询，要求“二二八事件已、未判决人犯，须早设法予以优待办法赦免”，继而在省议员任期内不断呼吁：绝对尊重言论自由、健全政党政治；建立陪审制度，施行冤狱赔偿法；贫户育子五名以上者、国家给予育儿费；实行中学义务敎育；加强向南方新兴国家通商贸易、振兴造船航海事业……，都是基于台湾主体发展，深具宏观视野的卓见。其问政常受知识分子执著之影响，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为省府首长最难应付之人物之一。
郭国基对于党国不分的“国民党党歌”兼“国歌”深不以为然。他曾在省议会质询主张将“吾党所宗”改为“吾国所宗”，在省议会里引起风潮，但无结果。每逢省议会开议唱“国歌”时，他绝不起立，他说那不是国歌，而是国民党党歌。有一次有外宾来省议会参观，引起议长黄朝琴紧张，拜托郭国基在唱“国歌”时勿再坐着，否则外宾问起，实在不知如何解释。郭国基给了黄朝琴面子，答应可以不坐着，但绝不肃立，只站一只脚。果然，唱“国歌”时，记者们的眼睛都在注意郭国基的脚，郭果然只站一只脚，喧腾一时。
1960年第二届台湾省议会议员选举，郭国基以最高票连任。1963年竞选第三届省议员，郭国基以些微票数落选。1968年，郭国基回到高雄竞选第四届省议员，成功当选。969年，郭国基因直肠癌赴台大医院手术。同年当选立法委员。在立法委员就职典礼上，记者问他到国会后第一件事要争取什么。郭国基不假思索回答“成立反对党：没有反对党，说是民主政治，是欺世盗名。”1970年5月28日病逝于台大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