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伊朗首次承认经济制裁对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造成了大量的损害，部份人士相信，这表明制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此前，缅甸逐渐摆脱军事独裁统治，开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也被很多人认为是经济制裁取得的成果。

虽然经济制裁从1914年就开始存在，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广泛使用。根据调查，大部分制裁的对象都是专制或非民主国家地区。小布什曾经在2005年说道：“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找和支持民主化运动，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世界上消灭暴政。”那制裁作为使用率最高的一种武器，能否有效地打击独裁政权呢？

从历史数据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胡弗鲍尔是彼得森国际经济学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在他与人合著的《经济制裁再思考》一书中，考察了20世纪发生的几乎所有制裁案例，得出结论是制裁的有效率仅有34%。而其中针对独裁政权的制裁成功率，还要更低。

就此，巴塞罗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艾贝尔和其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艾贝尔指出，要了解制裁对独裁政权的效果，需要首先了解独裁政权的生存之道。早期学者往往认为压迫是独裁政权维持统治的主要武器。但是近20多年的研究表明，胡萝卜加大棒主义的独裁者才能长久，独裁政权不仅需要对反对者进行压迫，还需要建立培养自己的支持集团，通过向这些群体给予一定的利益，以收买和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这个基础上，独裁政权被分为了三类，即个人独裁、党派独裁和军事独裁。其中，在个人独裁体制下，独裁者的支持者主要是与其有家庭、血缘和宗族关系的小群体组成，而群体之外的大部分人都处于贫困或被压迫之中，很难从独裁政权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只要推翻独裁者的收益大于风险，独裁者的位置就很危险。军事独裁则最看重军队的凝聚力和状态，因此大量的资金也都用于军费开支，只要军队内部不发生变化，独裁者的地位就很稳固。而党派独裁在这三类政权中，具有最广泛的支持者和统治合法性，尽管这种支持和合法性可能是表面的。在该政体下，独裁政权的支持者会获得共同的利益，并形成既得利益团体，通过合作来维护整个政权。此外，为了维持统治合法性，该类政权也会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和利润转移等手段，来满足城市阶层的一定需求，以巩固统治。

艾贝尔随后选取了1960-1990年的大部分制裁案例，研究这三种政权面对制裁时，在公共支出组成、税收和非税收收入、压迫程度等方面的区别。艾贝尔发现，在个人独裁体制下，由于独裁者的资金来源手段单一，在其收入来源受到限制时，只能通过降低公共支出和增加压迫来维护统治。军事独裁者则可以通过对货物和服务增加收费等，为军队提供更多的资金。而类似的，党派独裁政体也可以通过增加补贴、提高税收、利润转移等手段，将更多的利润输送到其支持者手中，由于变革可能会使政权支持者丧失利益，因此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都会维护独裁者的统治地位。也因为如此，对于后两种政体，在面对制裁时，独裁者仅需少量地提升压迫程度即可。通过比较，艾贝尔等人得出结论，经济制裁仅对个人独裁政权有效，而对军事独裁和党派独裁，几乎没有效果。

除了独裁政体的不同，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制裁的效果。牛津大学的安格斯博士认为，在所有可控的因素中，制裁想要成功，就必须要让被制裁者感到足够的经济痛苦，并且有准确和可实现的制裁目标，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例如，停止核实验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但结束独裁政体则是不可能的任务。另外，广泛的国际合作则要求世界上几乎所有有一定经济分量的国家都参与到制裁中。而要同时满足上述三个因素，可以说非常困难。

最后，上述学者都没有提到，由于独裁政体通常掌控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因此可以很容易通过制裁所带来的民生问题，煽动利益受损民众的对外敌对情绪，以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维护自己的政权。例如，虽然医疗药品并不在对伊朗的制裁范围之内，但面对制裁，独裁者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在维护统治上，因此伊朗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药品短缺，而伊朗政府可以很容易的将这种短缺归结于制裁国家的阴谋。事实上，就在伊朗承认制裁带来严重经济损失之后，伊朗工商业部长迈赫迪接受采访表示，西方制裁的真正原因是伊朗人民不愿意屈从于西方敌对势力的淫威之下，并声称这些敌对势力意在瘫痪伊朗的经济，以压迫和挟持伊朗人民。

由于制裁的上述局限性，因此实施制裁，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政治倾向和国际责任，而其真正的作用却比想象的要弱小得多。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让制裁得以实施，通常是比让制裁发挥功效更重要的目标。”同样，制裁也并非缅甸开始改革的主要原因，对于缅甸人来讲，制裁充其量也只是那最后一根稻草，而骆驼身上的其它重物，都需要自己亲手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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