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竹清华（台湾），每周五上午在上黄春兴老师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日常生活里，我们经常和别人讨论的问题，在这门课上都可以找到答案或者有找到答案的可能。今天上课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每周上课的内容整理一下呢？或许可以对尚在怀疑和思考中的人有一些影响。我希望这些整理，或者能激起一些人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兴趣，或者能帮大家梳理一些基本理论。>>

黄春兴

    课程已经是第七讲了，之前是更为基础的内容，如主观主义、知识论、资本等。但我不打算从头开始整理，因为以我个人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讨论是最好的进入奥派学习的管道。>

    今天讨论的是社会主义，让我们来谈谈，为什么不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本文写作努力不用反讽的手法，所以只要没有明确说，便不涉及对错判断。

    社会主义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我们从这里开始。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是以解决“工程问题”的思路来处理社会上的“经济问题”（救灾问题暂不谈）。所谓工程问题，黄老师这么说的：“在市场给定的价格下，寻找最好的技术或最低的成本，以实现单一的目标”。比如战争时期的全国总动员，是典型的处理工程问题；比如富士康就手上已有的各种资源、资本来完成Apple的订单。

    经济问题则是“设法满足独立存在的不同目标”。Jobs领导他的公司推出新产品，开创新的市场；富士康去争取Apple的订单；王大叔早上7点上街头卖手抓饼；这些都是在处理经济问题。工程问题是在给定的条件和目标下，去完成；经济问题是在不确定的条件和目标中，去寻找目标和条件，再去完成。在我看来，工程问题其实是经济问题技术层面的问题。

    这两种思路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把所有问题当做工程问题来解决，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旗帜鲜明的目标，然后动用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来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他们排斥与他们目标对立的目标。

    为什么会这样呢？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这样的，他们认为：1.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一致的目标社会秩序会混乱；2.社会秩序可以按照理性/计划来建设；3.社会秩序更需要以正义原则去改造。

    反映在事实上：纳粹、苏维埃、环保主义、动保主义、平均主义，是不是都这样？他们不信任人们自我安排、对自己负责的社会生活，觉得放任之会导致高等民族的堕落、资本家的剥削、环境的破坏和浪费、物种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公平。他们相信由他们掌握国家机器来限制人们的自由，可以建构出更符合他们主张的社会秩序。他们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正义的，而对立主张是邪恶的，且按照他们的改造能够实现更高的社会正义。

    这其中的思路是什么呢？是自负。他们的思路只考虑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他们相信按照他们的安排，事情的发展就会取得如何如何的结果。自由主义者不同，因为我们坚持的考虑是尽可能考虑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

    这两种思路的关系很吊诡，因为在事实上没人可以完全认知结果，自然不可能直接从结果来考察必要条件是什么，也不可能从已有条件直接推论某种必然的结果来证明其充分性。但我们可以努力接近理想中的必要条件或者充分条件，越接近，差异变越大。

    为了更好理解，举个例子。我们都希望在社会中实现“善”。社会主义者会将某种价值设定为善，比如环境保护，然后制定一套匹配的规则，比如每幢大楼的用电限额，限制汽车的排量，惩罚浪费行为，淘汰落后工艺生产的产品（炽光灯、火电站），然后，他们相信只要这些规则得到贯彻，环保的目标就能实现或很大程度上实现。这些是社会主义者关于善的一方面（环境保护）的考虑。

    自由主义者呢？我们会先考虑什么是善的内在要求（必要条件）。有哪些要求是善的内在要求，违背这些要求，结果如何都不可被称为善。我们认为善的首要要求是自愿。强迫别人或者被别人强迫做“好事”，那都不是善了。这就是必要条件的思路。当然，也有功利的自由主义者，在此不列。

    回来社会主义者的世界。他们的思维决定了他们的实现方式：1.以社会/正义/集体之名去控制社会资源；2.藉助权力集中的中央计划局（各种委员会、监管会），去解决资源、手段在竞争目标下的分配。说到这补充下，如果连资源和手段的稀缺性都不承认，就请往右上移动鼠标，单击关闭页面的按钮。

    顺着以上思路，会出现两种社会主义：

    一是普罗社会主义，以消除资源分配、阶级、性别、种族的不平均为主要诉求。

    一是贵族社会主义，以实现“正义”为主要诉求。

    前者很常见，他们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他们希望改善弱势者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他们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再分配”，对富人征税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事情。更激进一些的人，会主张一定形式或者不同程度的集体所有制，以此来支配别人的财产，典型的是各种工会组织。如果他们取得了国家机器，苏维埃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会是他们的安乐窝。

    后者是少数，他们是精神上自认的贵族，他们的主张很难得到广泛支持。他们希望用正义的理念去改造社会，目标是实现真善美的人间社会。常见的是各种宗教组织、环保组织、动保组织，另外，3K党、纳粹也是。他们会组织共同理念的人，根据其集体目标设定行为准则，并依靠成员的相互监督来落实。他们未必会在乎社会成员差距的缩小，但他们一定会去获取控制社会的权力，以实现他们的理想。

    以上两种社会主义常常会以混合的面目出现。实现方式都离不开集体主义的名目和社会生产的集中。具体怎么执行？中央计划。怎么破？破中央计划。

    在破之前先谈谈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出发点往往是好的，比如帮扶弱者，环境保护，爱护动物，减少浪费等。自由主义者抱着这些理想的，不在少数。区别是我们只把这些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去寻找志同道合者，一同去追求和实现。

    社会主义者不然，他们或许要将这个目标强加给所有人，或许要将实现这个目标的所有成本分派给所有人。他们否定其他的目标，这导致他们在逻辑上的混乱和冲突。社会主义者是不可能在逻辑上从一而终的。他们自负地认为自己可以成为逻辑一致之上的主宰者，他们可以决定哪里用什么逻辑，哪里不用什么逻辑。

    他们认为社会平等是重要的，只有他们才能实现社会平等，哪怕这本身就是不平等；他们认为什么动物需要保护由他们决定，生命的逻辑在物种之间是不一样的；他们相当肯定，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价值高于一切，其他的价值都是罪恶和丑陋的。

    理想上大家并无太多对立，自由主义反对的点在于实现方式。如果他们能放弃这种无法自洽的思维多好啊，他们的理念也因此更有实现的可能和机会。

    回来计划。不是管天管地还管拉屎放屁等方方面面的计划才叫计划，计划就是计划。况且，计划一般也不是坏词。区别是中央计划和个人计划。

    所有的领域都由中央安排，是中央计划；单一的领域由中央安排，还是中央计划。而对自己合法财产支配下的计划，都是个人的或者自愿的计划。

    社会主义者支持中央计划，也必然依靠中央计划。但很多社会主义的鼓吹者，根本不懂中央计划，就在鼓吹。

    计划论者和一般均衡理论是紧密联系的，简单说来，他们相信只要中央机构掌握足够的相关信息，并满足均衡条件，就能决定物品的均衡数量。用例子最好说明。在世界大战中，举国上下只有一个目标，所有活动都为了一个明确可见的目标：打赢战争。这让人们误以为，不需要价格的信号（管制/计划中的社会是没有价格或者价格严重扭曲的），中央就可以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生产和提供均衡数量的基本产品和服务。然后不用价格和价值的计算，中央能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军事，打赢战争。

    回头来看，这就是解决“工程问题”的做法吧？苏维埃的情况类似，他们大幅度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国有化，全力发展工业部门，头三次的五年计划经济成长惊人，1940年工业产出增加了十倍。

    这些例子，共同的情形有两点，一是单一的社会目标，二是可供参考的价值计算。战争状态下，人民的基本生活数据是很容易计算的；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工业，因为有其他发达国家的参照，他们才可能对生产数据进行有效的安排。

   当单一社会目标消失，原先的计划就不再奏效，西方各国不得不回到私有产权的经济规则中。当然自由和强制两股力量的斗争中，从来没有一方完全胜出。苏维埃，他们用大力发展工业部门的新目标取代之前的目标，在计划经济中走得越来越远。但是结果却是，工业产值上来之后，之前的价值参考失去效力了，苏维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生产结构，自此中央计划疲态尽显无疑。从1951年起，每次五年计划的经济成长率是5.6%、4.9%、5.1%、3.0%、2.3%、0.6%。再然后，1986年，计划停止了。

    单一目标是当代社会主义者继受的理念，虽然临时拼凑起来，社会主义团体看起来有很多元的目标，但是就单个目标所在的领域内，他们都只奉行自己的。我们直接破单一目标下的计划。

    社会主义者的计算和计划，连理性都不可能，更别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了。

    某个行业的大部份知识，都是默会的、独立的存在于个人。这种非组织的知识和默会技术都因人而异，呈现出零碎、分散、对立的特点。不同知识的拥有者，必然有着不同的目标和实现手段。

    中央计划局要掌握和支配这些知识，只能任意设定（在掌握知识的个人看来）。所有人的知识都为这个单一设定的目的和没有价值参考的规则服务时，在动态上，社会不再前进；静态上，生产结构扭曲，大量的浪费和错误投资，换来经济的萧条和衰退。

    计划极少指向未来和创新，有的部份，也只是失败率极高的试错。但创新却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内容。

    黄老师举的例子是麦当劳。麦当劳就企业内部来说，显然是中央计划的；但在社会层面不是，因为它只是竞争市场中的一个参与者。麦当劳在美国的东北海岸某个城市长期只卖他们的金牌产品——牛肉汉堡。在一般性的知识经验下，牛肉汉堡横扫全国，势不可挡；但对海岸城市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参考。果然牛肉汉堡在那里卖不动，麦当劳后来只好让当地的团队自己研发。原来当地人习惯吃鱼，应该推出鱼汉堡才有市场。后来全球的麦当劳都多了个新产品，麦香鱼。

    这是计划的成功，显然（本来计划也是每一个人对于未知的未来挑战的唯一方式）。但细加考察，计划中指向成功创新的部份是试错。试错依靠的是具体的市场中的知识、在地的知识、现场性的知识。印度的佛教徒不会发明牛肉汉堡，就好像内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不可能发明鳕鱼堡。

    再看试错，看文章的各位亲们，你们所在城市的麦当劳，是不是每一季都推出新的产品呢？为什么这些产品都只存在一季？当然，现代商业远比计划和试错复杂的多，但背后的原理至少这点是一致的：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创新，创新离不开不断试错。把稀缺的资源和手段交给一个无法计算成本收益、无法掌握社会上的异质知识的中央计划局，我们试错的机会也基本断送了。

    至此，社会主义者们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我们都认同的）无法通过他们的主张实现，就证明完毕了。为什么不要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希望本文由给你一些启发，或者梳理。如果这些东西引起你的哪怕一点对之前的怀疑，请你继续打开自由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书本，那里会有你想要的答案，也等着你给出更多、更深刻的见解。

     源自：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hp?mod=view&aid=3392

你说的那种爱的本能，人和畜生都有，畜生刚出世的时候，幼畜依恋母畜，母畜含辛茹苦喂养幼畜，人怎能连畜生都不如呢。

对呀，我已经说是西方的了。

貌似共产党标榜的是党性，对于人性，它好像没太涉及，我只记得无产阶级相互的爱，具体怎么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集体大于个人，集体财产受损失，个人牺牲生命也得去救。

看来人人都懂爱了？教育的功能只是有可能压抑爱？泯灭爱？我承认大陆教育有这种功能，欧美也这样？

照你这么说，爱的世界很好建立，不教育（这方面），按照本能来，就行？自私算爱吗？私有制有爱还是公有制有爱？

王志明（转自维基百科）

       王志明（1907年－1973年12月29日），中国基督教牧师，云南武定人，苗族。 

       生平

       王志明出生在中国云南省武定县下长冲。云南北部以武定洒普山为中心的地区是中国内地会的一个重要传教区，信徒以苗族为主。

       1913年到1924年间，王志明在武定大阱和洒普山中国内地会为当地苗族人所办的教会学校里接受教育，毕业后成为教会学校的教员，从教19个年头。

       1940年起任滇北地区内地会洒普山总堂传道员，1948年按立为洒普山总堂牧师，成为当地教会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王志明继续负责当地教会。

       他虽然忠于国家，但拒绝参加当地的批斗地主和反对外国人的活动。

       文革开始后，在1969年，包括王志明在内的当地21名基督教领袖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逮捕，1973年12月29日，66岁的王志明被中国判处死刑，在当地万人批斗会上被枪决。

      身后     西敏寺教堂

      1980年12月1日，王志明得到中国政府的公开平反。

      1998年7月9日，英女王宣布20世纪世界十大基督教殉道者，包括波兰神父圣国柏（St. Maximilian Kolbe; 1894—1941年）、因信仰被父母杀死的南非原住民少女梅思默拉（Manche Masemola；1913—1928）、乌干达圣公会大主教鲁温（Janani Luwum；1922—1977年、俄国的圣伊丽莎白（St. Elizabeth of Russia；1864～1918）、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及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年）等，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志明，他的塑像被雕在伦敦西敏寺的西门上，成为西敏寺唯一纪念的中国人。

这些是历史？还是隐喻？你不能用表层意思来解读吧。

咱们一查处赌博就没收麻将，麻将冤不冤？马克思提出理论难道还要但如此重大的责任？早期信的教也一并株连？有的花花草草就不能放，就不该长？

责任归了马克思，基督教，延安这帮家伙轻松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