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克莱因曾被认为是摄影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30位摄影家之一，他敢于冲破陈旧的摄影条框，反对任何权威的存在，在纪实摄影领域造就了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在他的摄影作品中“有着其他人没有的粗暴，刺目，甚至不协调”（亚历山大·里波曼，纽约《时装》杂志美术指导），我们甚至找不到哪怕是一点的精致和优雅。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主任约翰·萨柯夫斯基是这样评价克莱因：“……，在二十世纪50年代中，他的作品最不妥协，表现得形式最勇敢，和通常人们所描绘的摄影标准相差甚远。这些有点不堪入目的照片中，却真实地再现了我们生活的本来面目，丰富了我们的摄影艺术和表现手法……。”
　　
　　这幅1954年在纽约百老汇第103号街（Broadway and 103rd Street）拍摄的《枪》，被公认为是克莱因全部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画面中手持枪械、面目凶狠的人，虽然看上去是那么的年轻，但给我们的感受却充满着暴力和仇恨。
　　
　　“他只有11岁，却已经学会了一切狰狞。”克莱因回忆说：“当然，他手里拿的只是一把假枪，他正玩的也不过是美国孩子街头巷尾司空见怪的游戏。但在我看，这一瞬间早已不再是儿童的游戏。”
　　
　　这幅作品很好的反映了克莱因独特的拍摄风格，那几乎抵着镜头的枪口，已经超出了成像的清晰范围，但夸张模糊的、黑洞洞枪口，直至观众的视线，令人发指，彷佛在这一刻，子弹已经出膛，射穿了我们的心房。
　　
　　枪口后面那副令人难忘的神色，反映出了美国年轻一代心目中的暴力倾向，预示着这个国家的社会问题。克莱因就是在这种平常人不以为然的生活场景中，用“不这么成功”的摄影手法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并揭示了本质。
　　
　　克莱因似乎从来没有为自己拍摄的画面颗粒太粗、成像发虚、构图不正、取景不全而担心过，相反，他在貌似这一切传统的教条中大刀阔斧地前进，为当时已达颠峰似无进展的纪实摄影开辟了一条新路。
　　
　　克莱因的这种不拘一格、我行我素的风格主要受他的绘画导师——法国著名画家费尔南·莱热的影响。莱热是一位藐视老传统的创新一派画家，他认为过去的方式和经验都不能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因此他的作品完全抛弃了素描和色彩运用的规律，把毫不相干的事物主观地结合在一起。
　　
　　在莱热的这种“无拘束精神”指导下，克莱因在创作精神上获得到很多的启示，他的作品开始在欧洲各地展出，同时为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建筑物绘制了抽象风格的壁画，他的摄影也就是在为这些壁画拍照存底中开始尝试应用的。由于拍摄这些装在转轴上的壁画需要转动，因此不经意中拍摄下了模糊不清的画面，面对这些旁人认为失败的照片，习惯于从影像画面中表现自我的克莱因却从中获得了新的灵感。
　　
　　回到纽约后，摄影开始成为克莱因地主要创作手段，但是和其他人恰恰不同的是，他拒绝自己在摄影上成熟和完美，不关心技术也不理会技巧，“我承认自己有一台莱卡相机，但是我并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它，也搞不懂拍摄时应该使用何种菲林、镜头和滤镜……。”“我最关心的是怎么样在底片上高出自己想要的影像，然后把它送到放大机里去。”
　　
　　对于技术和技巧的一知半解，恰恰给了克莱因一个跳出摄影条框的机会，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自由自在游荡在摄影这番广阔天地里，从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摄影创作的理念和精神上，由此我们看到了他的和绘画相同的一面，那就是图像画面的本质——视觉符号所隐含的内在意义。
　　
　　对于布勒松“决定性瞬间”理论不屑一顾的摄影师大有人在，克莱因就是其中的一位。受到巴黎达达主义思想的影响，克莱因在创作中存在着“反艺术”的倾向，一切以自己表现的目地作为最终的追求，不顾是什么方式和手段。他的这种风格不仅在纪实摄影中，在他的时装摄影、电影中都有真实的展现。

空间裂缝没见过，娘们裂缝倒是见过一些